The Engine That Could 原本威力十足的引擎

連接法國和英國的“歐洲之星”


原本威力十足的引擎、、、The Engine That Could

2009年5月20日Newsweek “Economics” 新聞周刊經濟專欄
（Christopher Dickey撰文，撰文資訊提供來自紐約市的Rana Foroohar和柏林的Stefan Theil）

次標題：當經濟效應反映在生活層次時，歐洲緩慢穩定的模式，證明除了超速成長，生活中還有其他更多的東西。

龜兔比賽跑到最後，至少17世紀的法國寓言家Jean de La Fontaine是這樣道出這個故事的，烏龜大喊：“我贏了！而假如你是背著寄居殼的那隻烏龜呢？”

當全球經濟艱困地走向尚不可測的危機盡頭，歐洲人期冀著終于可以面對美國人揚眉吐氣。他們緩慢穩定的步伐，好像就要贏得這一場馬拉松競賽，或者至少可以標示一個模式典範。當然，美國經濟向來以迅速成長馳名，因爲它解開了所謂“福利國度”，或是上帝的禁忌詞“社會主義”腳鐐的沉重。但是它卻也是最先被衝擊撞毀的。在這艱苦年代，有時候美國人好像真是絕望地探尋庇廕途徑。在歐洲大陸，特別是在法國人和德國人的眼中，甲殻才是長期運作成功的秘訣。甲殻在全球經濟的恐怖風暴中提供庇護，同時允許社會機能依然順利運行。


當然，這個譬喻只能到此爲止，可是即便是迄今漫不經心無拘無束的那隻資本主義野兔也開始關切歐洲大陸模式。在柴契爾時代捨棄沉重甲殻的英國人，面對目前災禍懊惱不已，乃至自由市場的護馬鎧甲《經濟學人周刊-The Economist》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雙雙為文讚頌“啊！法國、、、” 他們發現法國和德國的工人階級，即便是失業的那群，仍然生活高尚悠哉。免於欲望，免於恐懼，而且綽綽有餘以饗午餐還能夠上戲院看電影。

但是想要了解這個競賽進展，單純地描述昂貴的庇護主義 – 全方位的醫療保險，慷慨的失業救濟福利 – 這些歐洲經濟的屋頂支柱，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跟美國真正的差異在政府的支出和借貸的心態。這個差異在今日更加凸顯重要。特別是幾万億又是幾兆的今日：“美國人把債務視爲無用的垃圾支出，相形下歐洲人把債務視爲有用的投資。”一位協助拯救70年代瀕臨破產的紐約市，同時也是90年代美國駐法大使優秀的銀行家Felix Rohatyn說道“大多數美國人視政府爲敵人。”

這個現象早在危機出現就比比皆是。全美各地所有政府資金介入的基礎建設全都搖搖欲墜，“ 毫不誇張地，這個國家好像鬆垮了。” Rohatyn在他最近新出版的書中感嘆，書名：《九牛二虎之力：政府如何建設美國；而且爲何必須重建Bold Endeavors: How Our Government Built America, and Why it Must Rebuild Now.》曾經充分發揮政府承辦人的精神，傑弗森從法國得到了路易斯安娜领土，建設伊利運河和巴拿馬運河，把電力帶向鄉村社區，並且在二次世戰後授予美國大兵專科教育，這一連串創造私人企業成果的公共經營似乎都被遺忘了。

奧巴馬總統企圖改變心態，扭轉局勢。但是華盛頓和華爾街的沉屙難改。類似“社會主義”這樣的字眼被視若敝屣，已經用慣的排檔就不願換手。三十年來美國人接受的教誨是，歐洲人是一群遠離現實世界的傷感主義者，一隻手針對只想老老實實賺幾個歐元的生意人大肆課稅，另隻手卻甘冒“社會團結主義”之名，犧牲已然淌血的社會成本，抛擲資金救濟那群既窮困又懶惰的人。

如同許多諷刺社會團結主義漫畫的譏諷有幾許真實，但是卻偏離了事情的核心。事情的核心是，回到Rohatyn的用字“investment”，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投資”。歐洲人的著眼處，政府花費資金的目的在獲取資產，有形和無形的資產。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基礎財務會計學，也可説是企業報表：一份合理的損益表。在國内的層次，資產可能是高速公路或是橋梁，空軍基地或是核子反應爐。加上那些政府手下，其實大可以部分或整個私營化的大型國營企業，譬如法國電力公司都算做有形資產。比較難以計算出實際價值，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無形資產，譬如高等教育的國民；擁有公信力的警察和法院制度以確保生活和商業秩序；還有，是呀，醫療保險；還有，是呀，奢侈（以美國人的標準而言）的失業保險和各種社會福利金。這些無形資產無法在股票市場或是在拍賣會上估算出價值，但它們是真實的。你也可以把它們排列在報表裏“慈善”那一欄目。

在一次這樣的經濟危機裏，所有一切的元素就溶合發揮效應 – 或說它們應該發揮作用。而在大部分的西歐國家，也的確發揮了效應。一個常見的例子，在歐洲一個被裁掉的員工不會突然陷入絕境或驚恐一旦生病了怎麽辦。社會秩序不會崩潰，學校依然開放，商業繼續運作。示威抗議之聲此起彼落，毋庸置疑。但是跟過往天啓巨變在歐洲大陸上發生過的各種革命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即便最近在法國爆發“綁架老闆”事件，員工佔領辦公室，圍捕公司高階執行經理，他們的訴求不過是希望從即將關閉的國外工廠身上得到經濟補償。簡單地說，他們要“利用(exploit)”制度，而非“炸掉(explode)”制度。

精力充沛馳名于世的薩科齊2007年就任法國總統時還津津樂道盎格魯撒克遜式少一點政府干預，低一點的課稅政策。然而經驗和身為總統的責任感驅使，他開始珍惜歐洲烏龜式的智慧。他不僅僅大談國家資產和國家債務之間的差異，更有甚者，他開始重新思考什麽才是繁榮的主要表徵，是國民所得（GDP）的增長嗎？

2008年他邀請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領導一個研究委員會。研究重點在重新定義一個富有國家真正的指標。“薩科齊感受到人民要求環保，抵制噪音污染以及所有一切合乎生活品質的的議題；跟最大程度的提高國民所得的任務之間有一種對峙的張力。” 史迪格里茲說道“這兩者之間好像不相容，可是他覺得它們不須要是對立的目標。所以我們在探討一個測量富有指數更好的方法，一套兼容並蓄的計算系統。”

測量無形資產的經濟價值難度相當高。史迪格里茲說“但從概念上來説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套計算公式來代替國民所得的計算系統，但是我們要開始討論這個議題。一般政府通常有一種錯誤的財會概念，光只看債務數字，而不顧及資產。”

所有上述的討論並非鼓勵政府借貸，也不是說所有政府借貸都是明智的。許多開發中國家大量借貸浪費投資在錯誤的項目中。然後欠債龐大的壓力開始反擊社會服務和安全系統 – 這些本來是政府才該提供的無形資產。

危機開始之前，法國政府的國家債務翻滾成國民所得的66%，美國的情況雷同。政治領袖包括薩科齊開始擔憂債務壓力會減弱法國國家競爭力。但是一些法國經濟學家，其中包括Anton Brender譬如他出版的書《面向全球化的法國France Confronted With Globalization》議論道：“一旦你把債務和資產拿來做個直接比較，國家展望就前後判若兩人啦！”直到2007年末，法國政府的債務高達万億歐元，但是單單跟有形資產相比，還是遠遠落後。

如同一位法國經濟學家私底下說的，連歐洲許多評論家都言之鑿鑿警告每一個新誕生的嬰兒將背負多少債務。但他們不想一想誕生出來的每一位現代西方社會的嬰兒可以享受到多少既有的資產。歐洲人自己有時都忘記他們天之驕子的福利：“一名法國失業人領取的失業救濟金甚至高於全球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工資。”

接著我們的思維就墜入消費議題。歐洲那份不可思議的閑逸，有時令人跌破眼鏡的無動於衷。就在前幾個月，全球經濟好像無限制地滑落，擁有大量工人階級讀者的《法國人日報》竟然在首頁大剌剌地印出標題：“盛暑度假的時間到了！”借鑑於此，美國人好像錯失了最重要的經濟議題：在歐洲即便你失去了工作，你還是個消費者 - 即便面向每一個個人的經濟已然開始惡化。

美國目前的失業率高達8,9%，高於法國的8,3%，許多美國人陡然感覺家徒四壁。每一州的失業保險政策都不盡相同，但跟歐洲相比，基本上都是補給開始嫌晚，供給結束嫌早。一份康乃迪克州大學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研究報告計算美國的“慷慨指數”同時跟工業國家做個比較。美國竟然名列清單之末。指數的數字陳列不但包括領取失業救濟金金額高低，還包括 – 令人駭異地 – 潛在災難性的醫藥費用造成的社會衝擊。還加上跟資產權證券市場不可分割的退休金問題：一旦市場開始萎縮，美國的失業人口立即面臨短期和長期性未來的生活絕境。這個效應使得美國人在危機時刻，開始意識“儲蓄”的重要，而非“消費”。於是乎危機勢必愈演愈惡。

反觀眼下全球的諸端現象，很諷刺性地，許多美國人多年來抨擊歐洲揮金如土的社會投資，現在反而譏誵他們花錢花得不夠。事實是歐洲人已經為國民架設好一套庇護系統，廣泛的銀行管制，無需依賴低息貸款來鼓勵消費，歐洲國家無須注入金融市場同值大量資金。另外一個歐洲人不像美國人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的地方是軍備。單單美國政府對軍備投入的資金遠遠超過全球各國軍事預算的總值：每年超出五千億美元的軍事預算，這還不包括每週25億美元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所以，所有注入市場的資金可能會讓一些州政府或公司稍喘氣息，但是絕對無法達到造成一個健康消費者，在失業之後依然正常生活消費的效應。

所以龜兔比賽的寓言給予的道德啓示是什麽呢？在真實的世界裏不應該只有贏家輸家之別。而該是野兔從烏龜啓示學習一二，然後昂首前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