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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konom und Soziologe Max Weber (1864–1920) | © Hulton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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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毫不留情地闡述現代生活的種種矛盾。 150年前出生於埃爾富特（Erfurt）。他對現代的分析直至今日依然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筆者在弗蘭韋德市（奧德河畔）的Viadrina歐洲大學教近代文化史
1905年，當俄羅斯軍隊鎮壓沙皇帝國革命的當兒，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正在介紹德國讀者認識烏克蘭歷史學家Michail Dragomanow 。此人於1880年尋求各種方法，試圖以民主作爲基礎，達到「泛俄羅斯文化與個別國家文化自治理想狀態之統一」的和解。自由在沙皇帝國有希望嗎？韋伯那時以兩個長篇論文回答這個問題。
近來相關韋伯的傳記作家，Dirk Kaesler、 Jürgen Kaube 和 Joachim Radkau酷愛所謂「狂野馬克斯 wilder Max」，在他抑鬱狂躁性格、公民憤怒和色情覺醒記事之間搖擺不定。而韋伯的重要性其實必須拜謝於他的另類激情：譬如針對1905年的俄國革命而來一股莫大的衝動，他嘗試將其科學認知與當時情勢作出比對分析。
在既有的經濟條件之下，如何設計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框架？縱觀韋伯的一生總也爲此思維所驅動。他還涉獵古代農業資本主義、東亞世界宗教、以及現代歐洲合理化的生活形式 –這位集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大成於一身的學者，永恒地矢志專研當代診斷學（Gegenwartsdiagnostik）。
所以直至今日，每逢危機年代科研員和知識人就回到韋伯重新出發。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前不久，計劃舉行一個馬克斯·韋伯會議。 2009年，一位德黑蘭社會學家和領導改革政治家，因散播韋伯思想而受到被判死刑的威脅。當然，韋伯書籍並未提供各種世界危機藥方。然而他所關心的問題，都是我們的問題。而他如何斟酌拿捏這些問題，實具典範之效。
馬克斯·韋伯的一生經歷無數危及根本的斷裂動盪。他親眼目睹19世紀末大眾文化的崩裂，同時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誕生了。他也是尼采、畢加索、弗洛伊德、列寧，等於橫跨了倫理、美學、色情、政治激進變革的時代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