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台都市文化與公共空間

上海摩天大樓

記得去年我囘台去了101，不期然地就想要拿101來跟我也很熟悉的上海高樓做個比較。結論是上海的建築硬體到位、人文軟體不足。

4月27日的亞洲周刊登載的一篇李歐梵的“滬港台都市文化與公共空間”的體驗描述令我叫絕！也是我去年和今年三月整體對臺灣體驗與對港滬認知比較的最佳描述！

他說的“生活和文化肌理”理論，是一個絕佳人文都市的審核標準。文章很長，我摘錄論述其中對此三地分別描述的精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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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沒有公共空間，除非在上海長住，把私人空間和關係網建立起來，否則總覺得是被控制在一個現代大都市的牢籠裏面
，加上陰霾的天氣滲和了過多的污染，竟然令我渾身不舒適。上月赴上海參加一個文學節，地點在外灘一幢舊樓上的外國餐館中，討論完後賓主盡歡，吃飯時多喝了一杯紅酒，心情亢奮，告別主人後乘計程車返回浦東的旅館時，一路飛馳，司機也不停地按喇叭，我和妻子坐在車後座，驚看窗外一幢幢高樓大廈——包括正在興建的世界第一高樓，有一百多層——的陰影在窗外飛過，真是有如魅魑魍魎陰魂鬼怪，我們倆緊緊握著手，捏出一把冷汗。回到旅館，我身心俱瘁，好像病倒了。事後和上海友人談到這個經驗，他不禁在電話中大笑說：怎麼你也變成了一個弱不禁風的林黛玉？不錯，是上海的新「硬體」把我壓扁了。

動感之都 - 香港

香港：
香港是一個「逼」的城市，有全球最高人口密度的地方，可以想見政府城市規劃的困難，而且處處要注重疏通人群。

在這種功能主義掛帥之下，香港這個都市仍能保持一種高度的「動感」，並不容易。

相形之下，新加坡也作城市規劃，而且效率更超過香港，但從來沒有人說獅城是動感之都。問題是：如何把這種動感溶入整個都市的「肌理」之中。


這個字眼，英文或可譯作texture，或fabric，並非我所獨創；最近剛結束的「深圳香港建築雙年展」的香港展覽主題就叫做「refabrication」：如何把香港這個城市的「肌理」重新織造？

香港巷弄

什麼才是一個城市的「實際肌理」呢？

我一向有一個不成文的理論：除了本地市民生活的豐富性之外，一個大都市也應該讓外來遊客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甚至勾引出另一種集體回憶，才算有資格作為「國際大都會」。

生活和文化肌理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也許上海也有，但可能源自「老上海」），令我從遊客變成居民。

這種東西，是任何規劃都道不出來的。

台灣反殖民的再生文化

台北：
我驚覺台北的市民逐漸培養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政治的影響。譬如，有一次我和友人搭地鐵去音樂廳聽華格納的歌劇《萊茵河的黃金》，一出站就看到雨中的紅、綠兩軍互相對峙，但一進音樂廳，完全進入另一個世界——另一種公共空間，二者並行而不背，形成文化上的多元現象。

又有一次去台北開會，住在東區一家酒店，我不想吃酒店供應的早餐，一出門兩三步路就找到一家北方小館，旁邊是一家俄國餐館，新焙的麵包香味把我們引進去了，於是大快朵頤，吃了一餐別具風味的早餐，後來看餐牌，上面竟然有中文和俄文對照。

原來老板早年到過聖彼得堡，愛上俄國文化，連俄國道地的羅宋菜湯也帶進來了，我差一點想找他說俄文。招待我們的都像是學生模樣，而且溫文有禮，據說有的還會說點俄文。眾所周知，台北之所以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是尋常里巷裏的生活文化（相形之下上海的里弄將來又如何？），永康街附近的小巷非但有各式各樣的衣服和禮品小店，而且小吃可以從鼎泰豐的小籠包吃到巷子內的牛肉麵，還有一家非洲餐館。

這一切皆不顯眼，表面上看來亂七八糟，毫無規劃，為什麼這麼多遊客在此流連？原因無他，這種小街小巷讓外人直接進入台北文化的「肌理」，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這是任何豪華酒店都無法取代的。

總結：
「肌理」須要「織造」，織造不能單從工具理性或功能主義下手；織衣服須要穿針引線，「再織城市」也須要文化創意的針線，它和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為衣服是人穿的，城市也是現代人住的和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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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在思考...

為什麽台北（如同許多其他臺灣城市）能夠比較“完整”地揮灑織成它的城市文化肌理？50年來、20年來？

小店鋪的貼心

一來實在是沒有任何執政黨意欲瘋狂“改造”臺灣！
二來它跟臺灣的政治生態息息相關！

國民黨來到臺灣本非久留之地，反攻大陸才是要務。所以毋忘在莒，臥薪嘗膽。除了基本建設，毫無“打造”臺灣的動機。曾經12年的李登煇、加上執政八年的民進黨一再地、不顧一切地炒作“愛臺灣”以玩弄民粹政治，負面地撕裂民族感情，反而卻正面地造就了一個“反殖民的再生文化”！這，竟然是如此可喜？！

它，承前啓後地回首前瞻
它，反思認同卻從不斷層
它，篤定本位不暴力切割
它，從容以體制容納百川
它，提供一個文化新思維 - 那是本土！

民進黨的意欲切割，未能切割成功，大肆提倡的“愛臺灣”的同時。厚實草民兀自也造就了一個可愛多元的臺灣！

另，譬如總是自信高漲、大放厥詞的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 Syracuse University 香港中心客座教授。他的臺灣驚艷很淋漓盡致。

『較之香港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流動、複雜和模糊，台灣人的自我意識無疑確實、完整和清晰得多。這種自我意識建構了台灣獨特的都市風景和城市個性。跟香港不同，台灣沒有被一種壓倒一切的經濟理性所包圍，甚至吞噬；它的城市發展所遵從的，也不僅是市場的規律和賺錢的邏輯。所以在台灣生活就有這樣可愛：在土味十足中，於個性與怪癖之間，當你正在咒罵無能與落後之際；突然會發現珍貴、艷色和奇特，使你過目不忘，甚至如獲至寶；就好像百般無聊扭開收音機，竟然聽到喚起你最溫柔回憶的一首老歌。不管你把這種體驗，譯作「無心插柳」、「妙手偶得」、「不期而遇」還是「意外收穫」，總之在台灣，「serendipity」這個英文字，真的從字典裏跳了出來，大步大步的向生活走去。』

再回到前面說到的人文都市的生活文化肌理一說，必須說巷弄文化在香港是存在的。譬如我在今年柏林影展上看到的那部電影，香港片杜琪峰執導的“文雀（Sparrow）”。 這部電影真是不錯！主題是四個遊手好閒的哥兒們，專門以扒竊爲生。哥兒們的主子，也就是男主角，喜歡攝影。經常騎著單車穿梭香港狹窄市街，捕捉瞬間。一天竟然捕捉到一個美麗的倩影，故事開展了…

在這部電影裏，可以清晰見到杜琪峰以男主角攝影的足跡，清晰地透露他對香港巷弄深深的情感。李歐梵說：“香港是一個「逼」的城市”，也是正確之至。這就是香港和臺北巷弄文化的清楚分野。

香港的巷弄文化予人一份“逼”的動感！還有高效率的行政效能！
臺北的巷弄文化予人一份“不經心”的雅緻！還有一份“真誠”的貼心！

上海靜安區吳江路到石門一路那一大片被剷除的胡同

可惜上海的巷弄文化在急速地消失當中，最能代表老上海的吳江路到石門一路那一大片胡同，就是典型的申城巷弄。已于去年開始動工拆遷。

吾人數碼相機的速度可比得上那拆遷的挖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