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03

Habecks Rede zur Situation in Israel im Wortlaut 德國副總理哈貝克關於以色列局勢的演講全文

 2023112日 南德意志報


德國副總理,同時也是經濟部長的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希望以這篇演講釐清一場剪不斷理還亂的辯論。(照片: Chris Emil Janßen/Imago)
德國副總理,同時也是經濟部長的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
希望以這篇演講釐清一場剪不斷理還亂的社會辯論。
(照片: Chris Emil Janßen/Imago)


Habecks Rede zur Situation in Israel im Wortlaut 德國副總理哈貝克關於以色列局勢的演講全文 (deutsche Version)

在一段備受關注的影片中經濟部長發表他對德國反猶太主義和德國面對中東戰爭的立場。全文的中文版。

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發表一段不到十分鐘的影片引起了廣泛關注。該影片於週三晚間由他所在的部會上傳到 X(前 Twitter),截至週四上午已被觀看了四百多萬次。就連在野黨基民盟也對他關於德國反猶太主義、聲援以色列和對緊張微妙的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的言論大加讚賞。演講全文如下: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至今已近四周。至今發生了許多事情:政治上的,但最重要的是民間的,許多人的生活被恐懼和痛苦所吞噬。自恐怖攻擊發生以來,公眾辯論變得越加激烈,有時混亂無比。透過這段視頻,我想為釐清當前謎團做出一點貢獻。

在我看來,太多東西被快速地混淆不清。「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立國之本Israels Sicherheit ist deutsche Staatsräson」這句話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也絕不可成為一句空話。它的意思是,以色列的安全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是絕對必要的。與以色列的這種特殊關係起源於我們的歷史責任:正是我的祖父母那一代人想要摧毀猶太人在德國和歐洲的生活。猶太大屠殺之後,以色列國家的成立是保護猶太人的承諾 - 德國有義務協助這一承諾的實現。這正是這個共和國立國的歷史基礎。

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意味著猶太人可以在德國自由、安全地生活。他們永遠無須再害怕公開展示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然而正是這種恐懼現在又回來了。

猶太兒童不敢上學

我最近會見了法蘭克福市猶太社區的成員。在一次緊張而痛苦的談話中,社區代表告訴我,他們的孩子不敢上學,也不再參加體育活動,順從父母的建議把鑲有大衛之星的項鍊取下留在家裡。就在今天,就在德國,在大屠殺已經過了近 80 年後。

他們告訴我,他們再也不敢自己乘搭計程車了,寄信時信封也不再附上回信地址以保護收信人。就在今天,就在德國,在大屠殺過了近 80 年後。

一位猶太朋友告訴我他的恐懼、絕望和孤獨。猶太社區對他們的成員發出警告,為了自身安全,不要去某些地方。就在今天,就在德國,在大屠殺過了近 80 年後。

反猶太主義出現在示威遊行、言論、或是對猶太商店的攻擊和威脅。雖然也有聲援的浪潮,比如發生種族主義攻擊時,但是聲援以色列的浪潮突然變得脆弱無比。這就是所謂的「語境困難」。然而,語境溯源絕不能走向相對論。當然,在我們的辯論文化中,我們常常過於義憤填膺。然而於此,我們的憤怒遠遠不夠。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清晰而不是混淆。清晰意味著對任何形式反猶太主義的零容忍。

柏林和德國其他城市的伊斯蘭示威遊行規模之大令人無法接受,我們需要採取強硬的政治對策。穆斯林組織也需要動員起來。某些組織已經明確地與哈馬斯的恐怖行動和反猶太主義保持距離,並尋求對話。但並不是所有穆斯林組織都這樣,有些組織過於猶豫不決,我認為整體而言,表明正確立場的穆斯林組織太少了。

德國不容許任何對宗教不寬容的行徑

生活在這裡的穆斯林有權受到保護,免受右翼極端分子的暴力侵害 天經地義。當他們受到攻擊時,這種權利要求必須受到尊重。但是當猶太人受到攻擊時,穆斯林也必須明確無誤地與反猶太主義劃清界限,以免損害自己對宗教寬容的主張。德國不容許任何對宗教不寬容的行徑。在德國生活的人必須按照這個國家的規則生活。任何來到這裡的人都必須知道,這裡的規則就是這樣,而且會照章執行。

德國憲法保護並賦予權利,但同時也規定了每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兩者不可分割。於此,寬容不能容忍不寬容。這是我們在德國共同生活的核心。這意味著,焚燒以色列國旗是刑事犯罪,讚美哈馬斯恐怖行為也是刑事犯罪。任何德國人都必須在法庭上為此負責;任何非德國人將面臨失去居留身份的風險。任何還沒有居留證的人都有理由被驅逐出境。

然而,伊斯蘭反猶太主義者應該搞清楚,就是反猶太主義也根深蒂固地存在德國社會:只是右翼極端分子純粹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暫時按兵不動,以鼓動群體反對穆斯林罷了。把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權視爲小事一樁,不僅等同看待大屠殺,更是對受害者和倖存者的一記耳光。

每一位聽衆都可以而且必須知道這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針對猶太人所進行的滅絕戰爭。納粹政權的主要目標是滅絕歐洲的猶太人。一些是普丁朋友的右翼極端分子也聽清楚:普丁與哈馬斯和伊朗政府的代表合影,對加薩走廊的平民受害者表示遺憾,自己卻在烏克蘭製造平民受害者。普丁在德國的朋友當然也不會是猶太人的朋友。

死一個孩子都太多

然而,我也對部分政治左派中的反猶太主義也感到擔憂,不幸的是,年輕的活動家中也有反猶太主義的人。反殖民主義絕不能走向反猶太主義。在這方面,政治左派人士應該針對這一傾向重新審視自己的論調,質疑相關抗爭的宏大敘事。

「以巴雙方」的說法在此具有誤導性。哈馬斯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恐怖組織,它為消滅以色列國和殺死所有猶太人而戰。比如,「Fridays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德國分部與其國際友人相比,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這一點非常值得尊敬。(譯者:「Fridays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組織指責以色列進行 種族滅絕-- 但該組織的德國分部不同意且駁斥了這一點。)

最近我在土耳其的時候被告知,在德國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被禁止。還有,德國應為加薩人民提出人道主義的要求。我明確表示,在德國批評以色列當然是被允許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支持他們建國的權利也不被禁止。但是,呼籲對猶太人使用暴力或對猶太人使用暴力的歡呼是被禁止的,當然要禁止!

是的,在加薩的生活是一個沒有前景和貧窮的生活。是的,約旦河西的定居者運動加劇了在地衝突,剝奪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權利,也日益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戰爭期間平民遭受的苦難是一個事實,一個可怕的事實。每死一個孩子都太多了。我也在呼籲提供人道物資,爭取讓水、藥品和救濟物資到達加薩,讓難民得到保護。

我們與美國朋友的一道,一再向以色列強調, 保護平民人口至關重要。加薩人民目前所遭受的死亡和痛苦是可怕的。説出這個事實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然而,不因此可以讓針對猶太人的系統性暴力合法化。它也不能被用來為反猶太主義辯護。當然,以色列必須遵守國際法和國際標準。但不同的是:誰會對哈馬斯寄予這樣的期望?

哈馬斯希望滅絕以色列

最近,我在國外得悉,10 7 日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被淡化為 –-- 「不幸事件」,甚至對事實提出質疑,因此我想再次提醒各位: 是哈馬斯獸性大發,殺害了家中的兒童、父母和祖父母。是哈馬斯的戰士肢解屍體、綁架民眾,並嬉笑著當眾羞辱他們。這些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導,而哈馬斯恐怖襲擊卻被譽為自由運動?這是對事實的扭曲,我們完全不能容忍。

這就是我要說的最後一點:對以色列的攻擊發生在數個穆斯林國家正在向以色列靠攏的時候。以色列與該地區的穆斯林國家簽訂了《亞伯拉罕協議》。約旦和以色列正在合作一個大型飲用水計畫。沙烏地阿拉伯正朝著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方向邁進。但是,以色列與其鄰國、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的和平共處,兩國解決方案的前景 都是哈馬斯及其支持者,尤其是伊朗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他們想要摧毀這一切。

任何對加薩地區和平尚未放棄希望的人,任何堅信巴勒斯坦人的建國權利和真實願景的人 如同德國 -- 都必須在這未來數週内的情勢審判中作出區分。必須區分的是,哈馬斯的謀殺意在阻止和平。哈馬斯不想與以色列和解,而是要消滅以色列。這也是下面這句話無可撼動的原因:「以色列的生存權不允許被相對化了。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義務。德國深知這一點」。

2023-10-05

當代文學巨匠 Ein Meister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Jon Fosses 以戲劇環繞極富詩意的沉默的力量  
© Picture Alliance / dpa / Boris Roessler

當代文學巨匠 Ein Meister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德語版)

德國文化廣播台 Deutschlandfunkkultur|作者:Thomas David 18.10.2019

挪威人喬恩·弗斯是當代最成功的劇作家之一。他的戲劇以獨特的方式描述了人類生存的種種難言之隱。同時,他的小說和短篇小說也廣為人知。

「人們常問我寫作生涯是什麼樣子,我是如何進行寫作的。當然,我也反覆思考,想找出一個詞來描述它。

在奧斯陸 "挪威劇院"Det Norske Teatret)的大廳裡,挪威作家喬恩·弗斯Jon Fosse)談起了他那本小說《另個名字》(The Other Name)的創作過程。這是一個敘事項目的第一卷,總共分七個章節,長達1200多頁。

「最接近實際情況的一個詞就是 - 傾聽我只是坐下來,連準備都不用,就進入寫作。

當代成功的劇作家

挪威人喬恩·弗斯是當代最成功的劇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和敘事情節也被譽為當代文學的傑作。適逢弗斯 60 歲生日,以及本屆主賓國為挪威的法蘭克福書展開幕之際,《另個名字》一書的德文版也已出版。

喬恩·弗斯生 1959 9 29 日挪威西部海濱城市豪格松,在峽灣邊的弗斯村長大。 "Foss "意為 "瀑布""fosse "意為 "溪流"

1983 年出版處女作《紅與黑》以來,弗斯已出版了幾十部作品:小說、詩集、散文集和兒童讀物。他還創作了 30 多部劇本,成為世界上最多被搬上舞臺的劇作家之一。

從字裡行間傳來的聲音

他的戲劇環繞極富詩意的沉默的力量,以獨特的方式描述了人類生存中難以道盡的事物。

布魯塞爾弗蘭德皇家劇院(Royal Flemish Theatre)導演Luc Perceval 說:「對於弗斯來說,重要的不是說了什麼,而是沒說的是什麼,以及從字裡行間能聽到什麼。」他說:「他的文字裏頭最令我心儀的是:一切看似平庸。而平庸只是表面。如果你多看兩遍,就會發現這背後有一個非常巨大的維度」。

Perceval 奧斯陸的劇院Det Norske Teatret 為弗 60 歲生日舉辦的慶典上,上演了他的小說《三部曲Trilogy》的舞台版。

冥想般的散文

奧斯陸出版社 Det Norske Samlaget》的編輯Cecilie Seiness認為:「弗的散文釋放出一種靜謐的感覺,有一種波瀾不驚或冥想的力量。」出版社還順便說了一句,「喬恩·弗在《新挪威語》中出版的作品是用從19世紀中葉由挪威西部和中部的鄉村方言發展而來的“九種挪威語”撰寫的。」

關於他的新書七大章節的小說計畫,弗斯說:「當我開始寫作時,我早已多年從事戲劇寫作,且已耗盡了作為劇作家的所有能事。我想開始放鬆、深呼吸、慢慢地寫我所說的‘慢版散文’。」

弗斯也被認為是歐洲文學最偉大的神秘主義者之一,作為一位多產且多才多藝的作家,因為:

「……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樂趣:走進或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宇宙——一個以前不存在的、對我來說也是新的宇宙……」

譯者:喬恩·弗斯是202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23-10-02

一代德國漢學的破產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試圖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角度來了解中國,
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 北京的毛澤東畫像


一代德國漢學的破產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德語版)

Die fatalen Fehleinschätzungen der chinesischen Diktatur zeugen nicht bloss vom Versagen einzelner Sinologen, sondern sind eine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für die sie stehen.

對中國獨裁政權非常致命的錯誤判斷,不僅證明了個別漢學家的失敗,也宣告了他們所代表的漢學的破產。

兩位著名漢學家在 NZZ 發表關於新疆局勢正逐漸向好的方向轉變的論文遭到了批評。除了問題的矛盾之外,還有人指責過於相信文獻學的力量在政治上是盲目的。

作者:Kai Vogelsang

Elias Canetti 在他的小說《Die Blendung 眩光》中描述了一個不食人間烟火學者的原型:一位漢學教授彼得-基恩(Peter Kien),他是一位一絲不苟的語言學家和蛀書蟲,然而面對不屑一顧的現實時,他卻怪異地失敗了。

類似他的這種人似乎一直活到了今天。否則,如何解釋一些德國漢學家最近發表令人不安的言論?在聯邦議院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聽證會上,一位名譽教授冷酷地重複著共產黨的宣傳;還有一些人抨擊《Minima Sinica》雜誌上的"反華仇恨"和猖獗的"污衊中國",並嚴肅地為鎮壓香港民衆的《香港保安法》辯護。

最近,又有兩位傑出專家在對新疆進行正式訪問後宣布,維吾爾族人的一切都已恢復"正常",歐盟應"重新考慮"對中國的制裁(《新蘇黎世報》12.9.2023-- 而同時,維吾爾族同行卻因研究工作而身陷囹圄。曾經,「Schweigen der China-Kenner 中國問題專家的沉默」(《南德意志報》10.12.2010)因面對中國政權罪行的沉默遭受斥責,至今,人們真希望他們三緘其口。

敗在現實的面前

我並非在譴責這些言論,更無意從科學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批判(它們甚至經不起簡單的資料來源批判)。相反地,我暗忖:為什麼恰恰是中國傳統的專業專家,人們期望從他們的背景知識中獲得澄清過濾的分析,他們卻對現實不屑一顧,如此荒唐地敗在現實的面前?本該對中國獨裁政權的極權特徵瞭如指掌的人,卻始終無法認識到這一點,並對政權趨之若鶩?

如果傳統根本無法解釋當下呢?

當然,機會主義、老式左派情懷、良好的 "官場關係 "或經濟利益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卻都不足以解釋這一切。即便指責他們憤世嫉俗可能也無法公正地解決問題。真正的問題似乎不在於個人層面,而是學科本身的某些面向。

就如同《眩光》書中那位漢學老教授基恩一樣,今天的許多漢學家仍然把自己視為文獻學家,根據自己的考證來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他們關注的是 "已知的知識",正如語言學鼻祖奧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所說的: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用中國自己的語言來理解中國。自傳體的註釋尤有助於理解起源,而往往忽視西方術語和社會科學理論,有時甚至斷然拒絕使用,因為那不是中國的東西。

偏重文獻學

一方面相對於其他中國研究,這種專業化有助於提高漢學的地位。漢學家不限於日常政治的短期視角,而是能夠從傳統深處解釋中國的現狀;他們不依賴西方的解釋,而是能夠直接從文獻資料中汲取養分。

另一方面,漢學被理解為文獻學,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其認知的潛能。如果從傳統中根本無法解釋當下呢?如果傳統是編造出來的,概念站到對立面了呢?假如資料來源無法滔滔不絕呈現,而是被宣傳蒙蔽了呢?最遲在這個時候,文獻學的漢學家走到了盡頭。

鑑於現代趨勢,中國也是從打破傳統才開始走入現代化,而且往往遵循西方模式,此類漢學應該不得不三緘其口;他們不得不把分析極權主義的任務拱手讓出,正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指出的,"有組織性的謊言"對極權主義來說極其必然,絕非偶然。

如果漢學家出於文獻學專科本能,堅持一己的"中國視角",無視西方概念,執著地尋覓傳統,會出現什麽結果?從上述文章中可見一斑:他會先忠實地引用一位黨委書記的話,保證一切都會變得"正常",然後引用黨委關於"和諧""安全"的語術,最後又按照官方解釋,聲稱新疆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

并非犬儒

從根本上說,大多數漢學家所做的不過是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即根據中國人的自述,並藉助本土評論來理解中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言論絕非犬儒云云而是他們根本無法超越這個框架。他們對中國獨裁統治致命的誤判不僅是個人的失敗,更是對他們所代表漢學的破產宣言。

必須明確地指出,上述的同僚並不能夠代表漢學,就像他們的同事,那些共產黨代言人不能代表中國本身一樣。新一代漢學家早已成長起來,除了掌握文獻學的工具之外,他們還具有理論的敏銳性、概念的精確性和深度的批判眼光,他們跨學科工作,不僅能從內部而且能從比較性的角度分析中國文化。

他們證明,漢學家絕不需要成為 "中國專家 "或政權的辯護者。相反地,他們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批評者,評論中國現代化的起起伏伏。他們所要做的只是放聲説出來。


2023-07-08

"資本主義正在瓦解家庭 – 而且非常微妙地進行著"。


Dieter Thomä在他位於的西柏林公寓。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成為資本家。
這就形成了巨大的衝突”。

FAZ 15.12.2012

2023年六月德國第二電視臺晚間新聞Heute Journal引述德國統計局對獨居家庭統計出來的數字報導說:

“在德國四千萬家庭中,有41%都是單身獨居,早在1950年時,這個比例還只是19%。”

這個新聞讓我想起去年到舊金山居住了長達半年之久的二姐,電話中她驚訝地說:“周邊都是獨居人….。“

當時我簡單地回説:“資本主義使然啊!”這個現象的原因在談話中沒有得以深究。聽到德國國家統計數字的新聞,引起我莫大的興趣。於是找到了法蘭克福匯報刊登對哲學家Dieter Thomä進行的一篇訪談。這篇訪談的探討的是資本主義與家庭的相互關係。

接下來另篇文章由擔任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Max-Planck-Gesellschaft名譽所長Wolfgang Streek 所著作“資本主義是如何改變家庭的 Wie der Kapitalismus die Familie verändert文章原本標題是“資本主義和低迷的出生率”。這篇探討的則是由家庭出發,看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

"資本主義正在瓦解家庭 – 而且非常微妙地進行著"。Der Kapitalismus zersetzt die Familie - ganz subtil

Dieter Thomä說:“經濟要求個人具有最大的靈活性。然而建立家庭的基礎卻是穩定的力量 最終短板還是家庭”。

記者:托馬先生,在您看來,資本主義與家庭利益相互

衝突。為什麼?

T:資本主義和家庭之間存有一種典型的衝突:資本主義要每個人從自己的行為中獲得到的利益。這與家庭是不一致的,家庭的經營在於投入巨大努力以成就他人。

記者:一百年前就有偉大的經濟學家在指出類似的問題,但從未找到解決辦法。

T: 恰好正是資本主義的偉大捍衛者Joseph Schumpeter最後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形成個人主義的功利性最終會瓦解社會,從而瓦解家庭。這種功利主義不符合每個家庭必須走過的路徑,比如説維繫家庭也意味著被自己青春期的孩子不斷侮辱爲時兩年的光景。我們早已認知這種衝突。再説,有家累的人從來就不是自由之人......

記者:...不自由當然無法成爲一名資本家。

T: 當然不行。這是第二條衝突線。一個資本家希望自己是流動的。資本是流動的,生活也是流動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須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可變性。資本家害怕被定住了,就像河流害怕結霜冰凍了一樣。然而一個人如果選擇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他就把自己允諾給了家庭 -- 不光只是資本。

記者:也許家庭侷限了自由才是最大的問題。

2023-01-07

Chinas Wirtschaft droht eine "Zombifizierung“ 魏加宁 | 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风险

 Chinas Wirtschaft droht eine "Zombifizierung“ (chinesische Version)


Wei Jianing

2. Januar 2023, Autor: Wei, Jianing, Quelle: Sino US Times


http://www.sinoustimes.com/

https://yibaochina.com/?p=248922

Das 5. chinesische Forum für finanzielle Sicherheit fand am 24. Dezember 2022 statt, und Wei Jianing, wissenschaftlicher Berater und Chefökonom d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urde als Redner eingeladen.

Veröffentlicht in vollem Umfang von der Sino US Times mit Genehmigung.

I.     Die anhaltende Verlangsamung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ist zu einer der Hauptursachen für die Bedrohung der nationalen Wirtschaftssicherheit geworden.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st die Grundlage für "wirtschaftliche Sicherheit".
Die letzten beiden Berichte, die Sun Shangqing, der damalige Direktor des Entwicklungsforschungszentrums des Staatsrats, vor seinem Tod im April 1996 herausgab, waren die beiden von ihm in Auftrag gegebenen Studien zur nationalen Wirtschaftssicherheit.

Diese beiden Berichte machen deutlich, das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ie Grundlage für "wirtschaftliche Sicherheit" ist und dass es ohne Entwicklung überhaupt keine Sicherheit geben kann. In den Berichten wird auch die Analogie hergestellt, dass ein Land, je mehr es sich wirtschaftlich entwickelt, je größer es wird und je mehr Fläche es hat, desto wahrscheinlicher ist es, dass es Risiken ausgesetzt ist, aber auch desto widerstandsfähiger ist es gegenüber diesen Risiken.

Im Januar 2022 hielt ich auf dem New Supply Forum eine Rede, die in Finanzkreisen als "die beste Makrostrategie des Jahres" bezeichnet wurde. In meiner Rede warnte ich davor, dass bei einem weiteren Rückgang der Wirtschaft das Risiko eines "steilen Abstiegs" besteht, sobald eine bestimmte Schwelle überschritten wird. Als die Zahlen für April veröffentlicht wurden, kam es leider tatsächlich zu einem "steilen Fall", da Investitionen, Verbrauch und Exporte in allen Bereichen zurückgingen. Insbesondere die Finanzzahlen waren katastrophal, da sowohl die RMB- als auch die Fremdwährungskredite ein seltenes Phänomen von "weniger Wachstum" oder "mehr Rückgang" aufwiesen. Das Problem der Arbeitslosigkeit wurde noch deutlicher.

Im Jahr 2009 haben wir als Reaktion auf die Auswirkungen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einen "4-Billionen-Yuan-Investitionsplan" eingeführt, der im In- und Ausland für Aufsehen sorgte. Diesmal hat der 12-Billionen-Yuan-Rettungsplan noch nicht einmal einen nennenswerten Einfluss auf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gehabt.

II.    Das aktuelle Risiko einer "Zombifizier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Zusammen mit dem wirtschaftlichen Abschwung besteht das Risiko einer "Zombifizier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1.   Die Zombifizierung des Marktes verhindern

Zunächst ein Blick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Markt. Einerseits kehrt die Exportnachfrage, die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verschoben hat, aufgrund der allmählichen Eindämmung der Epidemie im Ausland zurück. Andererseits droht der internationale Markt zu schrumpfen, da aus dem "Handelskrieg" ein "Entkopplungskrieg" geworden ist. Im Jahr 2012, als Genosse Liu He, der damalige stellvertretende Direktor des CFO, die "Vergleichsstudie zu den beiden globalen Krisen" anführte, war unser Hauptanliegen die " Entglobalisierung". Jetzt, zehn Jahre später, im Jahr 2022, machen wir uns keine Sorgen über die " Entglobalisierung", sondern über die "entrussianisierte Globalisierung" - das heißt, die Menschen globalisieren weiter, aber "ohne uns (Russland und China)".

Betrachten wir noch einmal den heimischen Markt. Aufgrund der unberechenbaren Politik zur Pandemieprävention und -bekämpfung und des Wiederauflebens der Planwirtschaft wurde der Markt durch Gruppenkäufe ersetzt und künstlich segmentiert. In Verbindung mit der Abwärtsspirale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und der Verlangsamung des Einkommenswachstums zeigt der Inlandsmarkt Anzeichen von Schrumpfung. Anstatt zu wachsen, geht der Verbrauch zurück und schrumpft.

Manche sagen, selbst wenn der internationale Markt nicht funktioniert, haben wir einen riesigen Inlandsmarkt mit einer großen Bevölkerung, vor der wir uns nicht fürchten müssen. Das Problem ist, dass es in der Wirtschaft um die "effektive Nachfrage" geht, die "Nachfrage mit der Fähigkeit zu zahlen". Wenn die Wirtschaft weiter schrumpft und das Einkommen der Menschen sinkt, was nützt dann eine große Bevölkerung? Vergessen Sie nicht, dass es die Reformen und die Öffnung waren, die Chinas "demographische Last" in eine "demographische Dividende" verwandelt haben! Ohne Reformen und Öffnung wäre die Bevölkerungszahl kein Vorteil, sondern ein Nachteil.

2.   Die Zombifizierung von Unternehmen verhindern

Betrachten wir zunächst die staatlichen Unternehmen. Woher stammen die Gewinne staatlicher Unternehmen im Laufe der Jahre hauptsächlich? Zum einen aus der Untervergabe von Projekten. Private Unternehmen können keine Projekte bekommen, aber staatliche Unternehmen können leicht Projekte bekommen, die sie dann auf verschiedenen Ebenen weitervergeben, und nachdem sie abgeschlossen sind, bleiben sie lange Zeit mit den Zahlungen für Waren und Arbeiten im Rückstand. Der zweite Punkt ist die Untervergabe von Mitteln. Private Unternehmen können keine Kredite erhalten, staatliche Unternehmen nutzen den staatlichen Kredit als Garantie, mit sehr niedrigen Kosten (Zinssatz), um Kredite zu erhalten, und fügen dann ein paar Punkte des Zinssatzes hinzu, um an private Unternehmen weiter zu verleihen, wovon sie profitieren. Drittens: Monopolpreiserhöhung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sind die vorgelagerten Preise gestiegen und die nachgelagerten Preise gesunken. Staatliche Unternehmen konzentrieren sich meist auf den vorgelagerten Bereich und sind auf das Monopol angewiesen, um Gewinne aus Preiserhöhungen zu erzielen.

Dann schauen Sie sich den privaten Sektor an. Eine Reihe von Verlusten: Zusammenbruch von P2P-Plattformen, Konkurs von Unternehmen, Flucht vor Schulden. von Privatunternehmen liegen auf der faulen Haut: Weil das öffentliche Meinungsklima so schlecht und das politische Umfeld so wechselhaft ist, legen sich einige private Unternehmen einfach auf die faule Haut und tun nichts.  In jüngster Zeit ist ein noch nie dagewesenes Phänomen zu beobachten: Die Unternehmen "scheuen" sich vor der Kreditaufnahme.

3.   Die Zombifizierung von Banken verhindern

Schauen wir uns zunächst die großen staatlichen Geschäftsbanken an. Aufgrund des Inspektionseffekts zur Risikovermeidung ist die Kreditvergabebereitschaft der großen staatlichen Geschäftsbanken rückläufig. Es gibt das Phänomen der "Kreditunwilligkeit" oder sogar des "Kreditentzugs" (einige der privaten Immobiliengesellschaften, die noch in guter Verfassung sind, behaupten, dass die Banken die Kredite zurück ziehen); es gibt auch das Phänomen der "gefälschten Kredite", bei dem sich Banken und Unternehmen verschwören, den Unternehmen Kredite zu gewähren, um die ihnen von ihren Vorgesetzten übertragenen Aufgaben zu erfüllen, und die Unternehmen die Kredite dann ihrerseits bei den Banken einzahlen und die Zinsen kassieren.
 
Dann schauen Sie sich kleine und mittlere Privatbanken an. Einige kleine und mittelgroße Banken wurden von notleidenden Vermögenswerten geplagt, wie das jüngste "Henan Village Bank Fiasko". Infolgedessen ist die Kreditvergabekapazität kleiner und mittlerer Privatbanken rückläufig.

4.   Die Zombifizierung der Zentralbanken verhindern

Auf der einen Seite sind die Unternehmen "kreditscheu",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die Banken "kreditunwillig", was zu einem Versagen der Geldpolitik führt. Das übermäßig emittierte Geld kommt nicht in der Realwirtschaft an, sondern treibt die Preise in die Höhe, was schließlich zu einer "Stagflation" führen kann.

5.   Die Zombifizierung der Finanzen verhindern

In der Vergangenheit beruhte die Finanzpolitik des Landes vor allem auf den Haushaltsüberschüssen der südöstlichen Küstenprovinzen, insbesondere der Provinzen und Städte am Jangtse-Delta, die an andere arme Provinzen im Zentrum und im Westen überwiesen wurden. Seit diesem Jahr weisen auch die Provinzen und Städte entlang des Jangtse-Deltas große Defizite in ihren Haushaltsbilanzen auf. Infolgedessen ist es für die Steuerpolitik schwierig, eine positive Rolle zu spielen.

Nach der Analyse von Professor Huang Peihua ist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rseits der Anteil der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am BIP gestiegen, andererseits aber die Wachstumsrate des BIP gesunken. Die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sich die Wirkung der Investitionsanreize verschlechtert und der Multiplikatoreffekt der Investitionen abnimmt.

6.      Die Zombifizierung der Regierung verhindern

Der derzeitige hohe Schwerpunkt der Politik führt unweigerlich zu einem Schwanken der Politik von einem Extrem zum anderen. Es liegt an den Menschen, ob sie im Präventionsprozess flach liegen, und als Regierung sollten sie niemals flach liegen - weder in einer kapitalistischen noch in ein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Es gibt drei große Probleme mit dieser Liberalisierung der Null-Covid-Politik:

Erstens ist der Zeitpunkt nicht günstig. Der Winter ist bereits eine Jahreszeit, in der Infektionskrankheiten wie die Grippe auftreten können, und eine Liberalisierung zu diesem Zeitpunkt würde den Schaden nur noch vergrößern. Hätten wir es im April dieses Jahres, als die Epidemie in Schanghai ausbrach, freigelassen oder hätten wir es bis zum nächsten April, wenn der Frühling blüht, gerade rechtzeitig vor dem Sommer, beibehalten, wären die Symptome viel weniger schwerwiegend gewesen, selbst wenn die Epidemie ausgebrochen wäre.

Zweitens: Die Körperhaltung stimmt nicht. Plötzlich umdrehen, sich überrumpeln lassen und weglaufen. Es gibt keinen Plan, keine Schritte, keine Voraussicht. Als Singapur liberalisierte, geschah dies in vier Schritten, wir haben es in einem Schritt getan. Ich fürchte, das hat etwas mit unserer traditionellen Kultur zu tun: nur der Glaube an einen sicheren Sieg, keine Kompromissbereitschaft, kein Verständnis für einen Rückzug.

Schließlich war es der falsche Ansatz. Drei Jahre lang gab es keine Vorbereitungen, keine Krankenhausbetten, keine Medikamente und Impfstoffe, kein medizinisches Personal.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bereits im April 2020, zu Beginn des Ausbruchs der Epidemie, auf dem New Supply Forum darauf hinwies, dass "der dringende Bedarf nicht an neuer Infrastruktur, sondern an neuen Krankenhäusern besteht". Einer der Erfolge Japans bei der Bekämpfung der Epidemie bestand darin, die Intensivstationen in den Krankenhäusern immer weiter auszubauen und das medizinische und pflegerische Personal besser auszubilden, damit schwerkranke Patienten wirksam behandelt werden konnten. Wir hingegen haben viel Geld, Arbeitskraft und Energie für den Bau der Lazarette und für PCR-Tests verschwendet, und jetzt müssen wir sie alle wieder abreißen. Hätte man das Geld, das für den Bau der Lazarette und der PCR-Tests ausgegeben wurde, für den Bau des "neuen Krankenhauses", die Intensivstationen und die Ausbildung des regulären medizinischen Personals verwendet, stünden sie auch nach der Epidemie noch zur Verfügung und hätten den Standard der medizinischen Versorgung in China erheblich verbessert. Warum will niemand auf die Vorschläge hören, die wir im April 2020 gemacht haben? Was ist das, wenn nicht "Zombifizierung", wenn guter Rat nicht gehört wird?

III.  Die dringendste Aufgabe besteht derzeit darin, das Vertrauen der Anleger wiederherzustellen.

1.      1. Das jüngste starke Signal

In der letzten Zeit gab es immer stärkere Signale zur Wiederbelebung der Wirtschaft. Einerseits hat die Zentrale Wirtschaftsarbeitskonferenz positive Signale für private Unternehmen ausgesendet und klar vorgeschlagen, dass "die Forderung nach Gleichbehandlung von staatlichen und privaten Unternehmen aus dem System und dem Gesetz gestrichen werden sollte, die Entwicklung und das Wachstum der Privatwirtschaft und der privaten Unternehmen durch die Politik und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gefördert und unterstützt werden sollten und die Eigentumsrechte privater Unternehmen sowie die Rechte und Interessen der Unternehmer gemäß dem Gesetz geschützt werden sollten." Generalsekretär Xi Jinping betonte auf der Zentralen Wirtschaftskonferenz sogar, dass er selbst aus einer stärker entwickelten Privatwirtschaft in Fujian und Zhejiang stamme und daher "daran gewöhnt sei, private Unternehmen zu unterstütz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haben die jüngste Sitzung des zentralen Politbüros und die von der Zentralregierung herausgegebenen Dokumente wie der "Strategische Planungsrahmen für die Ausweitung der Binnennachfrage" nach und nach einige d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verfolgten Industriepolitiken geändert, einschließlich der Politiken für Plattformen und die allgemeine und berufliche Bildung, die allesamt positive Nachrichten brachten.

Es sollte gesagt werden, dass die politische Richtung zur Wiederbeleb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bereits sehr klar ist.

2.      2. Wie können die Anleger von der neuen politischen Ausrichtung überzeugt werden?

Die politischen Leitlinien der Zentralregierung sind bereits sehr klar. Die Frage ist, wie man die chinesische Wirtschaft wiederbeleben kann? Wie kann man die Investoren im In- und Ausland davon überzeugen, dass sich die politischen Leitlinien der Partei und des Staates nicht wieder ändern werden?!

Zunächst gilt es, das Vertrauen der Bevölkerung zu gewinnen. Bisher habe ich in diesem Jahr wie viele andere für die Privatwirtschaft plädiert und die falsche Industriepolitik der letzten Jahre kritisiert, was dazu geführt hat, dass meine Reden oft blockiert wurden, wie z.B. "Was ist das Hauptproblem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zur Zeit? Wie kann man Langfristigkeit erreichen" usw. Nun, da viele der in meinen Artikeln enthaltenen Vorschläge und Meinungen in Dokumente der Zentralregierung aufgenommen wurden, sollten die zuständigen Behörden nicht zuerst diese Artikel von mir freigeben? Wenn meine Artikel immer noch verboten sind, wie können die Menschen dann davon überzeugt werden, dass dieser Politikwechsel real ist? Und dass sie sich nicht wieder zurückentwickeln wird?

Zweitens: Der Informationsmarkt sollte liberalisiert werden. In letzter Zeit wurde im Internet viel darüber gesprochen, warum immer erst der letzte Knopf gedrückt wird, bevor man merkt, dass man sich vom ersten an geirrt hat! Meiner Meinung nach liegt das vor allem daran, dass es keinen Mechanismus zur Korrektur von Fehlern gibt. Die Medien sollen eine "Bremsvorrichtung" sein, aber heutzutage sind die offiziellen Medien vom "Bremsen" zum "Drosseln" übergegangen. -Stellen Sie sich ein schnell fahrendes Auto auf der Autobahn vor: Wenn die "Bremsen" entfernt werden, können sich die Menschen an Bord, einschließlich des Fahrers, dann sicher fühlen? Ich erinnere mich, dass die Sino US Times, als die neue Corona-Pandemie am 20. Januar 2020 zum ersten Mal angekündigt wurde, meine Rede auf dem New Supply Forum am 12. Januar zusammengestellt und unter dem Titel "Wuhan epidemic calls for an open information market" veröffentlicht hat. Ich wies damals darauf hin, dass im Zuge der Marktwirtschaft und der Globalisierung Waren, Kapital und Menschen frei beweglich sind, aber nur Informationen nicht frei. Was ist die Krise? Eine Krise ist die Aufdeckung von Unzulänglichkeiten. Das Fehlen eines freien Informationsflusses ist eine der Hauptursachen für diese neue Krise. Die Lehren daraus müssen sorgfältig gezogen werden, sonst werden sich ähnliche Katastrophen wiederholen. Nur durch die Öffnung des Informationsmarktes werden wir in der Lage sein, wiederholte Politikwechsel und andere politische Fehlschläge zu verhindern.

Wir sollten uns einmal mehr auf den Aufbau vo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konzentrieren. Einige Leute sagen, dass nach der Liberalisierung der Null-Covid-Politik der Schwerpunkt wieder auf den "wirtschaftlichen Aufbau als Zentrum" gelegt werden sollte.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wir nicht zum "wirtschaftlichen Aufbau als Zentrum" zurückkehren, sondern uns auf den "Aufbau der Rechtsstaatlichkeit als Zentrum" konzentrieren sollten. Denn das wichtigste Geschäftsumfeld für in- und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ist die Rechtsstaatlichkeit. Wenn die Rechtsstaatlichkeit in Ordnung ist, werden in- und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in Scharen kommen, auch ungebeten, und das Vertrauen der Investoren wird natürlich steigen, ebenso wie die Investitionen und der Verbrauch, und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wird ebenfalls zunehmen. Im Gegenteil, die positiven und negativen Erfahrungen der letzten Jahre haben bewiesen, dass ohne Rechtsstaatlichkeit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selbst wenn es vorhanden ist, wieder abnimmt und in- und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die kommen, wieder weglaufen. Es sollte anerkannt werden, dass gerade die Rechtsstaatlichkeit in den letzten Jahren am meisten gelitten hat. Wenn es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gelingt, die Rechtsstaatlichkeit von nun an ernst zu nehmen, wird Chinas Wirtschaft definitiv wieder auf den Weg des schnellen Wachstums zurückkehren.

Am Ende der SARS-Krise im Juni 2003 habe ich einmal einen Standpunkt in einer Zeitung veröffentlicht: "In der Zeit nach SARS sollten wir den Schmerz nicht vergessen, nachdem die Narben verheilt sind", und schlug vor, dass wir ernsthaft darüber nachdenken, die Lehren daraus ziehen und verhindern sollten, dass wir dieselben Fehler wiederholen. Leider besteht eines der Probleme, die wir Chinesen haben, darin, dass es leicht ist, den Schmerz zu vergessen, sobald eine Krise vorüber ist. Wären wir in der Lage gewesen, nach SARS im Jahr 2003 ernsthaft und gründlich nachzudenken, hätten wir diese "neue Corona-Krise" wohl nicht erlebt. Angesichts dessen hoffen wir aufrichtig, dass die Regierungen auf allen Ebenen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von nun an umfassende Überlegungen anstellen, die Rechtsverstöße gegen die nationalen Gesetze überprüfen und das Rechtsbewusstsein schärfen werden, um China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zu einem modernen Rechtsstaat aufzubauen. Dann wird die chinesische Wirtschaft sicher wieder an Fahrt gew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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