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um die Welt bald untergeht 為什麼世界即將毀滅

 

PayPal 創辦人兼科技億萬富翁彼得·提爾是川普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也可能是
矽谷最有權勢的人。©Klawe Rzeczy für DIE ZEIT

Warum die Welt bald untergeht 為什麼世界即將毀滅

接連四個晚上，科技億萬富翁彼得·提爾異常機密地向精心挑選出來的特權觀眾陳述了他的意識形態。這是將目光投向深淵的一瞥

作者：Nicolas Killian, 舊金山, 13. November 2025

當彼得·提爾走到閃閃發亮的講台談論世界末日前，四名肌肉發達的保鑣已經在這個木質鑲板的小型會議廳的角落就位。他們仔細打量約150名大多是男性的聽眾。在這個九月天的晚上，保鑣多次在觀眾席間檢查智慧型手機。任何影像、聲音都不得外流。

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前的河岸步道上，抗議者舉著標語牌：其中一塊牌子將提爾畫成長著兩隻角的撒旦。另塊牌子上寫著，他的公司 Palantir 是監控國家的工具。擴音器中傳來死亡金屬音樂，一名傳教士對著耳機大聲吼唸聖經經文。一群打扮成撒旦教徒的人則擺姿拍照。

俱樂部外面的宗教暗喻其實反映了會場內的主題。因為彼得·提爾在這裡舉行的並不是一場普通的演講。他的演講環繞著一個長期困擾他的聖經裏的人物：敵基督（Antichrist），可説是耶穌基督的對手，同時預言末日。

在這四個夜晚裡，這位科技億萬富翁將談論這個偽救世主。因為58歲的提爾深信：我們已經接近終結，敵基督的代理人早已存在你我之間。

兩年來，這位擁有 270 億美元資產的富豪在哈佛、牛津等大學以及神學院試驗過這個演講系列——總是在最小的圈內舉行，並嚴格保密。如今在舊金山，他向企業家和投資人提出自己的論點，其中包括矽谷一些最有權勢的人，試圖說服他們：這場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最著名的敵基督形象之一出自Luca Signorelli。這幅壁畫在16世紀初完成，
名為《敵基督的講道與行為》。©Dea/S. Vannini/De Agostini/Getty Images

當晚以及接下來數週的活動都使用嚴格保密規定約束參與者。在提爾所屬的基督教團體發出的邀請函中寫道：禁止拍照、錄影或錄音，否則將被請出會場。與會內容屬於「非公開（off the record）」，禁止引用。甚至連做筆記也被禁止，這是在活動前兩天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明確說明的。

《時代週報》的記者整整四個晚上都坐在觀眾席上。由於規定嚴格，《時代週報》不得引用演講內容。因此，本文中的所有陳述均取於公開來源。部分立場提爾已在公開訪談中闡述，有些演講片段也已經外洩。從中可以看出提爾對文明崩潰的想像——以及他認爲究竟什麼才能拯救我們的世界。

有人或許會把這位億萬富翁的神學探索視為古怪的癖好。然而，他的思想與信仰，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目標，對現實世界確實具有重要意義。提爾不僅追求形而上的認知，也追求世俗與政治權力。他還刻意幫助他人獲得重要職位與公職。

提爾本人雖然保持低調，但與他及其公司關係最密切的人卻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擔任核心職位。其中包括部長、副部長和幕僚長。他們既在國防部工作，也在強大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任職。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直接坐鎮白宮：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他職業生涯的每一個階段幾乎都是提爾安排的，范斯曾被提爾的公司僱用，並在競選中獲得破紀錄的資金支持。2021年，提爾介紹范斯認識了川普。如果川普在任內發生意外，范斯將會繼任他成爲總統。

提爾自稱，他的信仰是他世界觀的核心。他對敵基督近乎痴迷的興趣，遠不只是矽谷億萬富翁想要樹立思想家形象的虛榮心。它同時也是一種嘗試，為他的政治世界觀奠定神學基礎——因此他的政治投入帶有某種神聖使命的色彩。

沒有真正的雄心，卻恐懼異常

四場演講的第一個晚上，剛過下午六點，這位億萬富翁走上小舞台，手中拿著列印好的筆記。身穿灰色西裝外套、白色長褲和跑鞋。提爾看起來健壯而活力十足，站在玻璃講台後，一邊喝著一罐Cola light。

提爾在訪談中這樣描述人類現今的狀態：沒有真正的雄心，卻恐懼異常。今年夏天，他在《紐約時報》抱怨說，進步已經放緩，重大技術飛躍成為過去式。即使人工智慧是一項偉大的發明，但不足以克服整體停滯。在他看來，人類最後一次偉大的成就是1969年7月的登月。「三週後伍茲塔克音樂節（Woodstock）開始，」他對《紐約時報》說，「回顧起來，那正是進步結束、嬉皮士勝利的時刻。」

今天的科學家？「遠不如那些打破教條、獨立思考、勇敢的英雄人物。」這是提爾在史丹佛大學保守派胡佛研究所的Peter Robinson採訪中說的，Robinson也是舊金山提爾演講後問答環節的主持人。提爾對停滯的原因作出解釋：在人類首次投下原子彈後，開始恐懼自己的創造發明，因此逐漸想要避開風險。

太空人Edwin Eugene Aldrin Jr.，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Buzz Aldrin，
在1969年阿姆斯壯之後成為第二位登上月球的人。對提爾而言，
登月是人類最後的偉大成就之一。©piemags/imago images
 

然後，提爾在訪談中說，伍茲塔克音樂節登場。那是「嬉皮士勝利」的時刻。
©Ralph Ackerman/Getty Images

對提爾而言，人類面臨的是在兩惡之間作出抉擇

提爾認為這確是個問題。他認為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生化武器、原子彈、氣候變遷或其他科技領袖擔心人工智慧主導而衍生的戰爭，問題在於在現世追求安全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危險事物的威脅。提爾在史丹佛訪談中表示：「對於所有這些存在性風險，一個全球之國採取的解決方案似乎是朝向一個比較不民主的發展，該國會對這些技術進行嚴格管制，最終將之停止。」

對提爾而言，人類如今「面臨超乎想像的兩惡之間作出抉擇」：不是極權的世界政府，就是面臨毀滅——這麽糟糕的世界，或根本稱不上是世界。提爾表示，人們總會選擇那個威權的全球之國，因為它表面上好像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認為這其間存在某種邪惡。在末世，他相信，這樣一個極權的全球之國將擔任敵基督的角色。

Atomwaffen: Braucht Deutschland die Atombombe, Claudia Major? 德國需要原子彈嗎？

 

Atomwaffen: Braucht Deutschland die Atombombe, Claudia Major? 德國需要原子彈嗎？

讓美國保護我們？當今世界正處於核武失序狀態。國安專家Claudia Major闡述當今之世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威懾力。

訪談作者：Jochen Wegner 30. Oktober 2025

本次對國安專家Claudia Major的訪談，節錄自全新節目形式《僅此一問 N1F Nur eine Frage》的對話內容。完整內容可透過影片、播客、文字及電子報形式於 www.zeit.de/n1f 觀看。

Claudia Major於1976年8月15日生於東柏林，是一位德國政治學家，專攻安全政策領域。她是德國最傑出的國防專家之一。她擔任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跨大西洋安全倡議副總裁，並為德國政府提供諮詢。其專業領域涵蓋俄羅斯侵略戰爭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影響、核武秩序，以及如何確保歐盟與烏克蘭的長期安全。本次訪談是在川普宣布重啟核武器試驗計畫之前進行的。

編輯部: Jens Lubbadeh, Carl Friedrichs 

《時代周報》：德國需要原子彈嗎？Major女士?

Major: 德國需要核威懾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德國需要擁有自己的核彈。有時我對這場辯論感到驚訝。德國人、歐洲人，在邁向核武化之前，其實能採取許多其他行動。單是擴充常規軍事能力，就足以對歐洲防務作出巨大貢獻。

《時代周報》：以前美國為歐洲提供核威懾保障。自美國副總統范斯現身慕尼黑安全會議以來，最遲至此，美國似乎已不再願意扮演一個歐洲可靠的夥伴。

Major: 是的，就政治口水而言，美國在某些方面的確不再像個合作盟友。但看看實質作爲，美國威懾政策並未作出重大調整，比如說撤出任何武器系統。這種前後不一的態勢使得評估變得極其困難。此外，核武器並非用於戰爭，而是政治武器。它是在向潛在對手（俄羅斯）發出信號，意在表明：採取攻擊行為將得不償失，因為代價將遠高過預期效益。當威懾發揮作用時，就是防止戰爭的戰略手段。為此，歐洲不僅部署了美國核武，還有法國與英國的核武。如今我們面臨的困境是：無法確定這種威懾是否有效。一方面，俄羅斯再度入侵烏克蘭，此舉告訴我們俄羅斯認爲發動戰爭既有效又正當；另則俄羅斯以核武作為這場戰爭的後盾。

《時代周報》：「以核武為後盾」是什麽意思?

Major: 俄羅斯正威脅動用核武，意在迫使烏克蘭投降，並脅迫西方國家停止支援烏克蘭，暗示各方應遠離這場衝突。莫斯科已明確表示，終究可能在這場戰爭中使用核武。這項意圖令人深感憂慮。

《時代周報》：核威懾不再有效了嗎？

Major: 不，它仍然有效。這場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因為到目前為止，俄羅斯一直避免與西方國家發生任何軍事衝突。北約沒有遭到攻擊，因此核威懾保護了北約國家。同時，它也保護了俄羅斯，因為西方國家在支持烏克蘭方面謹小慎微地進行調整——也是出於對俄羅斯核威脅的擔憂。因此，在這場戰爭中，核威懾確實發揮了作用。但俄羅斯利用核威懾，用核武器的脅迫向烏克蘭發動戰爭、吞併領土、改變邊界。這是一種與我們以往理解完全不同的核威懾概念。這自然令歐洲人和北約深感不安。傳統上，威懾被理解為對現狀的防禦：北約和俄羅斯各自保護自己的邊界和既有秩序。而俄羅斯現在拿它的核武器脅迫並企圖改變既有秩序：它改變了邊界，還吞併了烏克蘭的四個地區。這是一種對核威懾完全不同且更具侵略性的理解方式，與以往維持現狀的思維截然不同。

《時代周報》：然而，最近幾週歐洲地區的挑釁行為顯著增加：包括德國在內，突然出現比往常更多的無人機，俄羅斯軍機還侵入北約領空。您如何看待這些行動？

Major: 俄羅斯無人機的越境飛行、俄羅斯戰機侵入愛沙尼亞領空、以及俄羅斯無人機進入波蘭領空等行為，都是我所稱的「衝突」範疇。這是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大片灰色地帶——雖然動用武力，卻不具備明確的軍事屬性。此舉顯然意在破壞民主國家的公共秩序與社會信任。我們觀察到這個現象不是今年才開始，可以追溯至2022年，某些案例甚至更早。還包括對海底電纜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同時也涉及宣傳、破壞活動及無人機越境飛行。當前局勢已達前所未見的規模。歐盟與北約面臨的挑戰依然存在：當還不知道是誰下手時，該如何回應？或即便已知下手的是誰，又該採取何種正確回應以恢復威懾力？歐洲人至今仍未找到這個問題的完美解答。

《時代周報》：威懾還真的管用嗎？碰到這種搖擺不定、反覆無常的美國總統？

Major: 威懾的作用在思想層面。關鍵在於兩點：北約成員國是否相信美國會在緊急時刻挺身相助？俄羅斯是否認同北約具備團結一致的決心？直白地說：「誘餌必須對魚兒有吸引力。」

《時代周報》：但如果連我都不相信了，您怎麼認為普丁會相信呢？

Major: 他每天早上都必須望向北約領土自問：「我真能確定他們不會團結嗎？」。核威懾的可信度建立在三個「C」之上：能力（Capabilities）、溝通（Communication）、可信度（Credibility）。我是否具備能力？我是否有令人信服的決心真會動用核武？在溝通方面，我們必須確保威懾能夠被可信有效地傳達。如果美國總統保衛歐洲的決心出現動搖，當然會削弱威懾的效果。

《時代周報》：您瞧，是不是？

社會不均：陰魂不散 Soziale Ungleichheit: Der Geist, der nicht verschwinden will

中古時期聖伊莉莎白實踐的濟貧行為，實屬生活日常。
©akg-images/Gustav Heinrich Naecke

 Soziale Ungleichheit: Der Geist, der nicht verschwinden will 社會不均：陰魂不散

數千年來，許多人始終生活在貧困之中。這個現象從未真正受到質疑——有時被視為天意，有時則歸咎於個人失敗。難道貧困就此永存嗎？

作者：Niels Boeing 資訊圖表：Carsten Raffel

14. September 2025

「初次陷入貧困真是極其詭異的體驗，」二十六歲的英國青年Eric在1929年夏日的巴黎如此寫道：「你思慮貧困良久——發現這正是你畢生畏懼之事。」懷抱遠大夢想移居塞納河畔的他，靠教授英語勉強維持生計，微薄的酬金僅夠支付床蝨肆虐的旅舍房租。好不容易存下幾法郎，卻遭竊賊洗劫一空。緊接著，連最後一名學生也中途退學。

Eric口袋只剩下整整三十分錢，於是朝當舖走去。除了穿在身上的那套，他典當了所有衣物。「你以為很糟糕，但其實只是破舊不堪又乏味到家。貧困隨之而來的奇特屈辱感，往往是首先映入眼簾的。」他寫道。

與一位從俄羅斯逃離的朋友Eric流落街頭，四處尋找洗碗工的工作，他們注意到人們對他們破爛衣衫投來的鄙夷目光。有些日子他們只能靠麵包和人造奶油果腹。最終他們在某間酒店的地下室廚房找到工作，微薄的薪水永遠存不下分文。他們一週七天，每天工作十七小時。根本無暇謀求其他出路。這般悲慘生活，兩人只能靠黑色幽默勉強撐下去。十週後，Eric向倫敦發出求救訊號，友人寄來旅費讓他踏上歸途。

這段時期的筆記於三年後以回憶錄《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問世。這是Eric Blair ——此時他改名為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的首部著作。奧威爾的記述之所以令人震撼，端在精準的觀察：貧困者蒙受的恥辱，在偶然相遇時竭力維持體面生活的姿態，以及他與同伴們試圖守護的尊嚴。貧困就如同陰魂般地潛伏在大都會的巷弄，一旦落入魔掌便幾乎無從脫身。它可以襲擊任何人——奧威爾畢業於精英學府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曾在緬甸擔任殖民官員，又在英國從事新聞工作，然而這些身份並未為他提供任何抗貧庇護。

時至今日仍不可或缺的慈善廚房：
柏林的慈善廚房與現任聯邦勞動部長Andrea Nahles©IMAGO/Berlinfoto

你或許會說這傢伙咎由自取。誰會為作家夢想而放棄英國殖民政府的高薪職位？這種邏輯至今仍普遍存在，卻未能真正觸及現象本質。貧困有千百種面貌，數千年來始終如是。即便現代工業社會享有空前繁榮，卻未能根除貧困。真正的原因或許在於從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真正認真探究過貧困的根源。

Drei Ökonomen erhalten Nobelpreis für Theorie der kreativen Zerstörung 三位經濟學家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獲獎

 

202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美籍以色列人 Joel Mokyr（左）、法國人 Philippe Aghion，
以及加拿大人 Peter Howitt©Niklas Elmehed/Nobel Prize Outreach

Drei Ökonomen erhalten Nobelpreis für Theorie der kreativen Zerstörung 三位經濟學家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獲獎

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頒給了三位經濟學家：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他們的研究聚焦於創新與經濟成長。

作者：Tina Groll  13. Oktober 2025

「創造性破壞」的概念獲得了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經濟學家 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 榮獲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根據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委員會的說法，他們致力於創新與經濟持續成長之間關係的研究而獲此殊榮。

在現代經濟成長理論中，「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創新推動長期成長，透過取代舊有技術與商業模式，對生產力、競爭以及社會調適產生深遠影響。法國經濟學家 Philippe Aghion（69歲），現任教於法國高等師範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 Peter Howitt（79歲），美國伊利諾州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將此原則納入一個正式的動態成長模型中。美籍以色列裔經濟史學家 Joel Mokyr（79歲），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榮休教授，則從歷史角度進行詮釋，並闡明持續創新浪潮背後的文化與制度基礎。

Aghion 和 Howitt 在 1992 年發表於《Econometrica》的經典論文，至今仍被視為該領域的權威模型。

該模型展示了一場持續的創新競賽如何促成長期經濟成長，以及政策、競爭與市場力量如何強化或抑制創新動能。根據該理論，「垂直式」創新（即品質上的飛躍）是主要的驅動力。
其中一個核心結論是：今日的研究投入會受到對未來研究規模預期的因素而做出調整；對未來創新的展望可能會抑制當前的投資，因為創新的進展可能會讓現有成果失色——這正是創造性破壞在均衡狀態下的運作機制。

歷史視角廣泛地補充了理論架構。

Joel Mokyr 把「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根植於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之中。他區分文化與制度，並指出兩者的互動如何促進企業家精神與持續創新。關鍵因素包括知識流動、個人主義等價值觀，以及社會對努力與才能的獎勵：當文化與制度有利於創新時，就會產生源源不絕的新點子，進而改變整個經濟體。這種觀點為形式模型作出補充，說明為何某些社會能更快地產生、採納並擴散創新，這也決定了結構轉型的節奏。

對社會而言，經濟上的「持續」或「永久」成長，指的是經濟成長乃是來自穩健創新的成長過程——這不僅包括發明的誕生，也涵蓋其擴散效應、採納應用與持續改進。這些都需要有利的制度環境來驅動企業家精神，同時為轉型與變革時刻提供鋪墊，例如透過教育、人才流動，以及限制市場壟斷而不扼殺創意的競爭機制。如此一來，技術進步便能成為持續提升生產力的來源，而不僅僅是短期效益。

研究具有當代意義

從諾貝爾委員會的角度來看，這些理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框架。從微觀層面來看需要有激勵措施讓研究與創業更具吸引力；而宏觀上，「創造性破壞」模型解釋了這些創新如何轉化為一連串的長期成長，即使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社會動盪等衝突。以歷史深度來看，Mokyr 展示了社會何時真正進入創新模式，以及文化與制度為何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2025年面對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該研究具有全球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它為產業與生產力模式技術即將面臨的深刻改變提供了政策指引。同時，該理論也揭示了哪些文化與制度準則對於跨產業、跨國界安全且具包容性的人工智慧應用至關重要。

Trump Loses Nobel Peace Prize He Shamelessly Campaigned For 川普無恥角逐的諾貝爾和平獎落空了

 

2025年7月7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共進晚餐。
納坦雅胡正是川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人之一。Al Drago—Bloomberg/Getty Images

Trump Loses Nobel Peace Prize He Shamelessly Campaigned For 川普無恥角逐的諾貝爾和平獎落空了

資深特派員Philip Elliott Oct 10, 2025

川普渴望外交領域的最高榮譽勳章，週五醒來時，他依舊渴得發慌。

早在今年一月重返白宮之前，這位總統就已展開一場毫不含蓄的諾貝爾和平獎斬獲行動。週四，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面向記者動員最後衝刺，宣稱自己達成前所未有的外交成就：「我敢說，歷史上從沒任何人在九個月內動手解決八場戰爭。而我終止了八場戰爭。這在歷史上前所未見。」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晤芬蘭總統時這樣宣稱。

這本該是一記重擊，卻敗的慘烈無比。

提名個人或組織的截止日期是1月31日，恰逢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川普自己宣稱理當獲此殊榮的諸多政績，多數都誕生於該日期之後。而提名川普獲獎的候選名單亦然——不少提名人來自世界領袖，普遍被視為藉此討好川普。

然而，川普持續不懈地爭取。這並未動搖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該委員會週五宣布，此項殊榮將授予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瑪麗亞·科里娜·馬查多 （María Corina Machado），以表彰她「為委內瑞拉人民推動民主所作的不懈努力，還有她為實現從獨裁統治走向民主制度的公正和平過渡所進行的奮鬥」。

儘管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初現和平的頭條新聞佔據了當下的焦點，直至本週川普仍懷抱希望，期盼著自己能躋身於德蕾莎修女、達賴喇嘛與曼德拉之列。

川普懷著對歐巴馬骨子裡的鄙夷——這位總統才上任的第一年就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竟然開始厚顏無恥地企圖成為第五位獲此和平、裁軍與國際合作領域最高榮譽的在任總統。表面看來，這些標誌與川普奉行孤立主義、敵對政策及國內好戰主義的紀錄毫不相符。（欲深入了解為何他獲獎可能性非常渺茫，請參閱本文後續譯出由奧斯陸和平研究所所長撰寫的專欄文章）

但實證對川普而言毫無意義。在他心中，自己是和平使者、戰爭終結者、安定捍衛者，比今年獲提名的其他337人更有資格獲得這項殊榮。若真獲獎，意味著川普贏得了前總統柯林頓始終未能沾邊的殊榮——柯林頓曾促成1993年《奧斯陸協議》，並主持2000年戴維營會談，兩次都將以巴和平推至觸手可及之處。川普宣稱任內結束多達八場戰爭，儘管這些說法大有疑竇之嫌。而且這個獎項會引發的反彈效應，將勢必如同大地震般地撼動國際。

他推動獲獎的行動已醞釀多年。2018年，他向首屆內閣成員宣稱自己配得上這項殊榮。（同年也曝光了兩份提名川普的文件乃屬偽造。）六月間，他在新澤西州高爾夫俱樂部附近向記者表示：「我早該獲獎四五次了。」 同年九月，他在聯合國發言時再次宣稱自己理應獲獎。而僅一週後，他召集眾多將領與海軍上將赴華盛頓參加激勵大會時更聲稱，若此獎項被剝奪將是「對我國的重大侮辱」。

Nur Gott setzt Punkte 唯上帝能劃下句號

 

克拉斯納霍爾凱 2022 年人在羅馬©Isabella De Maddalena/opale.photo/laif

諾貝爾文學獎

Nur Gott setzt Punkte 唯上帝能劃下句號

克拉斯納霍爾凱的創作令人欽佩，他的作品充滿深沉的憂鬱與敘事的複雜性。諾貝爾獎對他的作品而言是個精彩絕倫的肯定。

作者：David Hugendick

9. Oktober 2025

眼下恐怕沒有其他作家像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拉斯納霍爾凱那樣，寫出來的句子乍看之下會令人卻步。即使是最有耐心的讀者，一翻開他的小說，讀到那一行行沒有段落的語句洪流——有時長達十二頁，有時三十七頁，甚至數百頁——會暗忖這是一堆難以下嚥的文字。

克拉斯納霍爾凱對他無邊敘事風格曾多次作出這樣的詮釋：唯上帝能劃下句號，人類只能使用逗號。

曾經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位匈牙利作家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曾這樣描述他的文字，那些勇於投入克拉斯納霍爾凱散文旋律的讀者，會獲得一種幸福感：他的文字將人緊緊抓住，沉浸其中，讓人無法自拔。他的作品充滿陰鬱。若說克拉斯納霍爾凱是個悲觀主義者，絕不誇張。同樣來自匈牙利的小說家埃施特哈齊（Péter Esterházy）以自我強加存在論式的樂觀來觀察人類處境，相比之下，克拉斯納霍爾凱那種篇幅宏大的黑色寓言，閃爍著一種絕望中的幽默。

他的作品經常遊走於現實與幻想的邊界。故事中充滿錯綜複雜的敘述聲與意識流，角色既瘋狂又悲喜交加，且極其孤獨。他們活在現實的黑暗扭曲映像中，置身於超越時代的全景畫軸裡，進入自導的奇異神話般場景——有時像德國小鎮（如作品《赫施特07769 Herscht 07769》），有時像匈牙利小城久洛（如《溫克海姆男爵歸來Baron Wenckheims Rückkehr》），那裏是克拉斯納霍爾凱1954年出生的地方。

在《赫施特07769》中，故事發生於圖林根市（Thüringen）一個虛構的地方Kana，一位善良的傻子名叫弗洛里安，不斷寫信給前德國女總理梅克爾，還對行星毀滅感到恐懼；同時，一群傾聽巴哈音樂的納粹分子卻在那裡安逸地生活著。不久，在這個由廉價超市Lidl、Netto與Aldi構成的世界，沉浸在殘餘後共產主義精神之際，地獄逐漸降臨。

在《溫克海姆男爵歸來》中，一位破產謹慎的貴族返回匈牙利，在破敗的故鄉被當作救世主般的迎接——這個故事不斷變形：一開始是浪漫愛情，接著變成充滿犬儒的滑稽劇，最後甚至與撒旦正面交鋒。

Feminismus in China: Sexueller Rohstoff 中國女權主義：性商品

 

一位新婚新娘在上海天際線前擺姿勢。©Alessandro Gandolfi

Feminismus in China: Sexueller Rohstoff 中國女權主義：性商品

作者：Jens Mühling 08. Oktober 2025

我們不得不把中國女性視為幸福的人群。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始終致力於爭取女性的「解放與發展，以及性別平等」。這點在近期發布的白皮書中得以明確闡述，書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讚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

未提及之處：為何政黨領導層全由男性組成？

如今，在中國政治傳播領域，理想與現實往往天差地遠。這份宣傳性質的白皮書本不值得特別關注——要不是在發布前夕，一場風波震撼中國網路，為所謂的婦女性別議題勾勒出更貼近現實的樣貌。

「此乃國恥，」一人寫道。

另人寫：「華人血脈絕不可被毒害。」

第三人：「她把狗項圈交給了白人，任人牽著走。」

還有一人：「崇洋媚外的中國女人，正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便跪著的那群。」

這股風潮延續到了中國版TikTok——抖音上。數週來在此肆虐的男性仇恨，實則源於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年十二月，來自中國東北城市大連的21歲學生李姓女子，赴上海參加一場電競賽事。在那裡，她結識了烏克蘭籍電競明星丹尼洛·「宙斯」·Teslenko。兩人共度一宿後，這位37歲的選手在Telegram頻道發布數段短片，內容雖暧昧卻不露骨。消息在中國電競圈傳開後，立即蔓延至李姓女學生的母校。

最終，七月份大連理工大學官網發布了一份針對該學生的公告，並公開其全名：因她的「不當行為」，校方擬將李某開除學籍。校方援引校規作為開除依據，該校規除禁止觀看色情內容與婚前性行為外，更載明：「與外國人發生損害國家尊嚴及校譽之不當關係者，將處以開除學籍等紀律處分。」

數週以來，中國網路掀起激烈辯論：一名女學生的一夜情與國家尊嚴有何關聯？若性別角色對調，此案是否會同樣處理（普遍共識是不會）？將學生塑造成公眾公敵的做法，如何符合大學保護學生的職責？一位北京社會學家將此案比作中國古代的「豬籠刑」處決方式：昔日不忠的妻子會被關在籠中遊街示眾，最後連籠帶人沉入河中。

然而，這場辯論的核心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儘管鮮少有人做出如此明確的表述：共產黨執政的第七十六個年頭至今，當官方白皮書依然援引共產政權經典的解放承諾時，對女性處境究竟意味著什麼？

Wenn Ihr Immunsystem nicht Amok läuft, liegt es an diesen Zellen 免疫系統沒失控靠的是這些細胞發揮功能

 

一個T細胞正在與癌細胞奮戰。今年的醫學諾貝爾獎頒給了一項新發現：
另種T細胞的形式。©Roger Harris/Science Photo Library RF/Getty Images

諾貝爾醫學獎

Wenn Ihr Immunsystem nicht Amok läuft, liegt es an diesen Zellen 免疫系統沒失控靠的是這些細胞發揮功能

奮起勇戰，但不錯攻自身：醫學諾貝爾獎得主展示了免疫系統如何能做到這一點。這一項發現可能對癌症和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大有益處。

作者：Dr.Florian Schumann, Dr.Jakob Simmank 和 Andrea Böhnke

6. Oktober 2025

這其實真是個小奇蹟：人類的免疫系統每天都能成功攻擊像細菌和病毒這樣的外來且危險的物質，卻不會用這股強大的力量來攻擊自身細胞或器官。科學界稱這種現象為「免疫耐受性」。它保護我們人類——至少大多數人——免受糖尿病或多發性硬化症等自體免疫疾病的侵害。

我們對人體如何保護自身並同時自我抑制的理解，主要歸功於日本醫師兼免疫學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美國免疫學家弗雷德·拉姆斯戴爾（Fred Ramsdell），以及美國分子生物學家瑪麗·布朗科（Mary Brunkow）。他們因發現了一種全新的免疫細胞類型而獲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這項發現的關鍵在於：他們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助於開發針對自體免疫疾病和癌症的治療方法。

專家在接受《時代週報》採訪時如此表示，這三位獲獎科學家的研究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免疫系統的理解。他們也對這位日本學者與兩位美國學者的基礎性發現且獲得最高科學榮譽大爲讚揚。

「如今我們開始意識到他們研究成果的巨大潛力——的確，現在正是表揚這三位科學家的最佳時機。」慕尼黑亥姆霍茲中心（Helmholtz-Zentrum München）的免疫學家Carolin Daniel如此表示。當她在這天早上接起電話時，語氣聽起來就像在討論恐龍一樣：「醫學諾貝爾獎頒給T調節細胞——太酷了，不是嗎？」她所說的TRegs，正是調節性T細胞，也就是讓這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聲名大噪的細胞。

尋找能在關鍵時刻抑制免疫系統細胞的漫長探索

免疫系統數十年來一直讓科學家感到困惑：免疫細胞如何能一方面對抗幾乎無窮無盡的病原體，另一方面卻不攻擊自身細胞——儘管這些細胞的表面在某些方面與病毒和細菌非常相似？

T細胞
T細胞是白血球的一種亞型（subspecies）。根據其表面分子，可以將它們分為不同的類型。最為人熟知的包括T輔助細胞，它們能刺激B細胞針對特定病原體產生抗體；以及細胞毒性T細胞，它們能直接攻擊病原體。如今科學界已發現更多的T細胞亞型，其中包括由三位諾貝獎得主所發現的調節性T細胞。

當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開始他的研究時，有一種相關的機制已被發現。這個機制的關鍵在於胸腺（thymus ）——一個位於胸骨後方的小器官，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免疫系統訓練至關重要。在胸腺中，有些免疫細胞會檢查其他經過的免疫細胞——即所謂的T淋巴細胞——是否會攻擊自身蛋白質。檢查結果如果會，這些T細胞就會被淘汰，透過啟動程序性細胞死亡來移除。

然而，這一重要的免疫耐受系統並非毫無缺失。T淋巴細胞經常能逃過胸腺的篩選。長期以來，人們無法理解身體是如何抑制這些免疫細胞的。細胞裏一定存在某些具有抑制作用的類別。

在1990年代，人們提出了一個所謂T抑制細胞可能存在的想法。然而，相關的研究結果相互矛盾，這一理論最終被否定，科學界的興趣也逐漸減弱。只有年輕的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仍持續關注，他當時在名古屋（Nagoya）的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工作。

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西塚泰昭（Yasuaki Nishizuka）的實驗基礎上，西塚是坂口志文所在實驗室的負責人。他曾將小鼠的胸腺切除，並觀察到牠們不久後出現嚴重的自體免疫疾病，免疫系統攻擊卵巢、胃和甲狀腺。在蘇格蘭進行研究的威廉·J·彭海爾（William J. Penhale）也曾有類似發現：出生後被切除胸腺的老鼠會產生針對甲狀腺組織的自體抗體。更重要的是，當這些老鼠接受來自健康動物的淋巴細胞時，其自體免疫性甲狀腺疾病可以被逆轉。

坂口志文開始尋找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1990年代，他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因此今天獲得了諾貝爾獎。在一項開創性的研究中，他證明了表面帶有名為CD25分子的T細胞具有關鍵作用（《免疫學期刊Journal of Immunology》：Sakaguchi 等人，1995年）。他發現，沒有胸腺的小鼠只有在被注射含有CD25的T細胞（以及其他類型的T淋巴細胞）時，才不會出現自體免疫反應。

坂口志文後來也為這些細胞命名：調節性T細胞，簡稱TReg。如今我們知道，這些細胞要麼與自體免疫T細胞結合，要麼釋放訊號分子來抑制它們。因此，它們能夠減弱甚至關閉過度的免疫反應。

「坂口志文詳細描述了調節性T細胞的作用機制，還成功找出識別與分離這些細胞的方法，」雷根斯堡（Regensburg）萊布尼茲免疫治療研究所（LIT Leibniz-Instituts für Immuntherapie）科學主任Philipp Beckhove表示。「他獲得諾貝爾獎可說是實至名歸。」他補充道，雷根斯堡的研究團隊多年來一直期待這一刻，如今終於如願，大家都感到非常欣喜。

因為坂口志文是萊布尼茲免疫治療研究所科學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他每年至少會飛往德國南部一次，與當地的同事交流。Philipp Beckhove表示，他認識的坂口是一位謙遜且細心的人，始終對該領域的新進展保持開放態度，也認真看待批評意見。這位日本科學家真正關心的是科學本身與知識的探索，而不在個人名聲或一己之私。

坂口志文的發現起初並未獲得廣泛認可，因為研究顯示也有一些表面帶有CD25蛋白的T細胞並不具備抑制作用。柏林夏里特醫院（Charité）的感染病學專家Leif Erik Sander回憶道，他還記得當時許多研究人員質疑這些細胞的存在及其抑制功能。他們更傾向於認為這些結果是由實驗設計造成的偏差，而不相信這些細胞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拼圖上少了一塊：老鼠罹患的一種異常疾病

而這正是這段科學成功案例的第二幕開場。主角是另外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拉姆斯戴爾和布朗科——加上一些瀕死老鼠的突變體，牠們誕生於1940年代美國曼哈頓計劃的一個實驗室，而該計劃的原始目標其實是研發原子彈。

"Du musst dein Herz zeigen 你要與之真心相見"

她對黑猩猩的研究開創了全新的認知之路——研究員珍·古德於91歲
高齡辭世 © Apic/ Getty Images

 

靈長類動物研究專家暨環保活動家珍·古德女爵士 (Dame Jane Goodall) 逝世

她對黑猩猩的研究使她聞名於世 —— 研究員珍·古德逝世。根據她的研究機構表示，這位91歲的科學家在一次演講旅程中去世。

1. Oktober 2025

英國行為學家珍·古德於91歲高齡辭世。她的研究機構在一份聲明中宣布了這一消息。根據該機構在 Instagram 上的貼文，研究所於當天早上得知她自然死亡的消息。「她當時正在美國加州進行演講之旅。」

珍·古德因其對黑猩猩的研究而聞名於世。她同時也積極投入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展現出強烈的行動力。古德是該領域的先驅者。無論是在1960年代作為科學家，還是在研究靈長類動物行為方面，她都開創了嶄新的研究方向。她是第一位長期在非洲觀察野生黑猩猩的研究者。其間，她成就了突破性的發現，儘管發現的結果起初遭到其他科學家強烈的質疑。

關於猿類的革命性研究

她徹底革新了人類對類人猿行為的研究。她發現黑猩猩 —— 如同人類 —— 擁有獨特的個性。古德還證明，黑猩猩會有目的地製造並使用工具來獲取食物。她不用編號來識別黑猩猩，而是個別給牠們取名字，還將黑猩猩的情感納入研究。研究時她模仿黑猩猩的行為，與牠們一起坐在樹上，還一起吃牠們的香蕉。這位行為學家也觀察到黑猩猩之間殘酷、類似戰爭的攻擊行為，並指出牠們天性中存在「黑暗的一面」。

她透過與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合作，將研究成果分享給大眾。因此誕生了許多影片、電視節目與文章。

「我的內心一直住著一位溫和的行動者」：
珍·古德於1960年在東非坦尚尼亞的的貢貝溪國家公園
（Gombe Stream Nationalpark）開始研究靈長類動物的行為。
她的觀察徹底改變了人類對猿類的理解。照片拍攝於1970年代中期，
展現了她當時的風采。©Apic/Getty Images

珍·古德於1934年出生於倫敦。中學畢業後，她先接受了秘書的職訓。1957年，她應一位老同學的邀請前往肯亞，在那裡認識了具有英國血統的科學家暨古人類學家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李奇邀請她前往坦尚尼亞的貢貝國家公園觀察黑猩猩的行為。她在坦尚尼亞生活了25年，並在贊助者的支持下將她的營地擴建為研究站。她獲得特別許可，得以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65年，她正式獲得博士頭銜，著實成為其他女性科學家的典範。

一場會議與對森林的破壞促使珍·古德走上環保行動之路

1986年，一場在芝加哥舉行的關於類人猿面臨威脅的會議，為她的人生帶來了另一個轉折點。她從行為學家轉變為行動主義者與環保人士，開始致力於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推動造林計畫。因為狩獵與森林砍伐對黑猩猩的生存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

目前，珍·古德研究機構在全球已有27個分部，致力於全面的自然與物種保育工作。德國的總部設於慕尼黑。1991年，她創立了一個兒童與青少年組織，至今已遍布超過100個國家。為了在她過世後延續其使命，古德設立了一個基金會來保障她的工作成果。

直到高齡珍·古德幾乎仍全年環遊世界。但她也直言身感疲憊 —— 2023年夏天接受《時代週報》的訪問時，她說道：「此刻我會選擇天堂，因為我真的、真的很累了。」當被問及死後是否願意前往天堂或重返人間時，她如此回答。但她補充道：
「如果彼岸有一個聲音對我說：『這個世界需要你』，那我會回來。我還能怎麼辦呢？」

下面是這篇訪談："Du musst dein Herz zeigen 你要與之真心相見"

珍·古德因研究猿類而成名，並以一名環保行動者的身份改變了世界。在一次訪談中，這位89歲的英國女性描繪了她人生的起伏，也説明為何金錢對她個人而言意義不大，但對她的工作卻至關重要。

訪談作者:Jens Tönnesmann

2023年，珍·古德在慕尼黑植物園接受訪問，她描繪自己人生幸福的曲線——充滿
高低起伏的生命歷程。© Dirk Bruniecki為《時代週報》攝影

然後，她突然出現了 —— 上次訪問她的請求已是兩年前：珍·古德。這位傳奇人物、那位能與動物溝通的女子。六十多年前，她前往非洲觀察黑猩猩，還成功地展示了靈長類動物與人類之間的諸多共通點。近四十年來，古德一直致力於物種與環境保護。她剛從德奧邊境回來，前一晚她以模仿猿叫聲向觀眾問好，並在舞台上講述了她的生命歷程：如何在沒有資金和學歷的條件下成為一名研究者，如何將其一生奉獻給拯救猿類。接下來，她將帶著這段故事前往加拿大、南非、日本。但現在，她暫且坐在慕尼黑植物園的桌旁，準備參加她口中這個「曲線活動」。訪談中，她描繪自己的人生幸福曲線——充滿高低起伏的生命歷程。訪談從當下開始。

《時代週報》：古德女士，您為保護地球奮鬥了近四十年，但地球境況卻日益惡化。由此看來，有些激進分子把自己黏在馬路上，抗議車輛行駛的行為是否合理？

珍·古德：這樣做弊大於利。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希望人們改變，就不能對他們大吼大叫。你要與之真心相見，才能觸動他們的心房。你要以身作則，讓人看到：行爲習慣的改變並非徒勞之舉。

《時代週報》：許多人並不願意改變生活方式，比如説不再食用肉類或搭乘飛機。但他們願意自掏腰包，花錢來補償抵消所產生的碳排放；企業也因此購買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憑證。然而，《時代週報》和《衛報》最近報導指出，這些憑證中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毫無效用。

珍·古德：這樣的信任危機對氣候環保運動造成了嚴重傷害。但我仍要向年輕人呼籲：不要因此而失去希望。我帶著這個訊息走遍世界，一年三百天不休。

《時代週報》：您的碳排放量應該相當可觀。.

珍·古德：畢竟，我們的行動在全球已種下了數百萬棵樹，這些足以抵消我所產生的碳排放。

《時代週報》：根據《時代週報》的調查顯示，有些植樹項目其實是虛有其表。例如「Plant for the Planet」這個組織曾以一個頗具爭議的承諾進行宣傳：在一些原本早就有樹的地點説要種樹。

珍·古德：因此，我們早在2022年春季就終止了合作。值得肯定的是，該倡議組織承認了自身的錯誤，並正努力提升透明度。但媒體往往更熱衷於報導負面消息。

《時代週報》：您在責怪我們揭露漂綠行為的案例嗎？

"Viele Frauen neigen zu einem hohen Kontrollbedürfnis 許多女性有強烈控制慾的傾向"

 

心理學家Catrin Mautner表示，女性往往在經歷了漫長的痛苦歷程之後
才開始尋求心理治療。© Matthieu Spohn/plainpicture

針對女性的心理治療

精神科醫師Catrin Mautner只治療女性。她解釋為什麼男性傾向於酗酒，而女性則較容易感到恐懼。她還闡釋為什麼男性尋找的伴侶比較像是他們的母親。

Catrin Mautner是精神科與心理治療的專科醫師，居住在漢堡。2018年，她辭去了位於Alsterdorf福音醫院精神科的主任職位，專注於女性身心醫學領域。如今，她以精神科醫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身份，主要治療因懷孕、求子或癌症相關問題而承受壓力、出現疲憊症狀及陷入憂鬱的女性。目前，她正在漢堡建立一所跨學科的女性身心日間診所。她是身心醫學網絡 FINE 的創辦人及主席，同時也是 Working Moms 協會董事會的成員之一。

"Viele Frauen neigen zu einem hohen Kontrollbedürfnis  許多女性有強烈控制慾的傾向"

訪談作者：Lisa McMinn 16. März 2023

《時代周報》：Mautner女士, 您爲什麽只醫療女性?

Mautner: 在我開始專科醫師培訓時，有幸在法醫精神科我的第一位上司指導下建立了一個女性醫護站。於是我進行了有關性別因素與暴力之間關係的研究。從那時起，性別差異一直是我關注的重點。多年來，我越來越堅信，現行的醫療體系對女性與男性缺乏足夠的針對性治療方式。這成了我專業上的動力來源。從個人角度來説，我自己有女性認同，因此對女性常見的問題也更為熟悉。在醫學學習期間，我生下了兒子，當時我是班上唯一一位懷孕的學生。得同時兼顧學生與母親的角色，這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時代周報》：女性病人來找您爲的大多是什麽問題？

Mautner: 首先我要說女性往往在經歷了漫長的痛苦歷程之後才開始尋求心理治療。大多數女性患者有嚴重的睡眠障礙和疲憊症狀。許多女性患有憂鬱症，失去了生活的樂趣或性慾，伴隨著焦慮與恐慌症。大多數女性認為自己某方面「犯錯了」，覺得自己有問題。其實，背後往往是多種複雜的困擾交織而成。

《時代周報》：背後隱藏哪些問題?

Mautner: 女性常見的一個問題是她們容易感到內疚：她們希望成為有吸引力的伴侶，盡力撫養孩子，同時在工作上也要取得成功。然而，她們無法面面俱到、事事完美。許多女性也有強烈控制慾的傾向，表現的方式常常是完美主義。她們希望不斷自我提升，盡善盡美。結果是過度要求自己，逐漸失去對自身需求的認知。

《時代周報》：您可不可以舉個例子説明。

Bild 1: Catrin Mautner是精神科與心理治療的專科醫師，居住在漢堡。2018年，她辭去了位於Alsterdorf福音醫院精神科的主任職位，專注於女性身心醫學領域。© Privat

Mautner: 我治療過許多患有產後憂鬱症的女性。大多數女性都知道所謂的「Baby Blues產後心情低落」，這是一種在分娩後幾天出現的情緒低潮，與荷爾蒙變化有關。半數以上的母親都會經歷這種情況。這些「哭泣的日子」很常見，通常也無大礙，因為它們會很快過去。然而，產後憂鬱症則是在幾週後才顯現，當日常生活恢復、伴侶回到工作崗位時，母親突然獨自與嬰兒在家，情緒陷入僵化。她極度痛苦，甚至無法對自己的寶寶產生喜悅之情。她為此感到羞愧，也因此困惑與驚恐。約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母親受到這種情況的影響，而且往往需要好幾週她們才意識到自己需要接受治療。

《時代周報》：現實將理想撞得粉碎

Mautner: 現在大多數的母親在分娩和母職角色方面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她們心中存有理想，但現實卻瞬間變調。她們感到悲傷，有時甚至對孩子發脾氣，因為孩子需求太多，讓她們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因此難以真正進入母親的角色，這是一種情緒過載的表現。在一些原住民族群中，產婦身邊有多位女性的支持。對於嬰兒的依附關係而言，多人家庭其實更有利。但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支持結構已不復存在，母親往往是孤單一人。因此，許多女性陷入情緒深淵，儘管做媽媽本是件美好的事。由於這些母親對自己感受不到母職喜悅而感到羞愧，結果往往是拖延了尋求幫助的時間。如今，像「早期援助」這樣的健康照護網絡開始介入，目的是提高婦產科醫師和兒科醫師的敏感度，能夠更早支援這些受影響的母親。

「女性若能釋放憤怒，對身心健康更有益。」

《時代周報》：難道生孩子是男女心理壓力上差異的關鍵因素嗎？

Mautner: 是的，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差異是月經。每個月經歷疼痛與出血的人，對自己的身體會產生不同的感受。有些女性每月都需要請病假兩天 —— 她們必須先在心理上學會應對這種日常生活的限制。而月經前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經前症候群（PMS），同樣可能帶來挑戰。有些女性只是比平常更敏感或容易煩躁，但也有不少女性在這段期間經常與伴侶或職場同事發生激烈爭執。

《時代周報》：那您如何協助您的病人?

「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兼社會科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
在訪談中表示：『左派的視綫始終離不開階級議題。』© [M] Malte Jaeger/​laif

 「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表示，當今的政治左派缺乏勇氣。若要對抗右翼文化轉型，左派需要一個新的身份認同。

小檔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1947年出生於巴爾的摩（Baltimore），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政治與社會科學的 Henry A. 和 Louise Loeb 教授，同時也是哲學教授。她的德文著作包括《Widerspenstige Praktiken – Macht, Diskurs, Geschlecht 不馴的實踐 —— 權力、話語、性別》（2003）、《Kapitalismus – Ein Gespräch über kritische Theorie資本主義 —— 關於批判理論的對話》（與Rahel Jaeggi合著，2020），以及最新出版的《Der Allesfresser – Wie der Kapitalismus seine eigenen Grundlagen verschlingt 萬能吞噬者 —— 資本主義如何吞噬自身的基礎》（2023）

訪談作者:Tobias Bachmann 和 Nils Markwardt 2. September 2025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在這位哲學家屢獲殊榮的著作中，持續探討社會正義、民主與女性主義等議題。我們透過視訊通話在美國佛蒙特州與弗雷澤取得聯繫。

《時代周報》: 弗雷澤女士，最近人們熱烈討論所謂的『文化轉型』（vibe shift）。據說政治氣候發生了劇烈變化：從覺醒與進步轉向反動反覺醒。您同意嗎？

弗雷澤：是的，社會氛圍確實發生了變化。我們正經歷一場日益加劇的社會秩序危機。雖然前不久似乎還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相互拉扯回應這場危機，但如今的局勢顯得非常單一。具體來說：右翼陣營的回應非常明顯且響亮，而左翼陣營的回應則顯得薄弱、缺乏勇氣與力量。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初選中的意外成功。但總體而言，對當代政治問題的詮釋權已出現轉移。

《時代周報》: 導致這種社會氛圍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弗雷澤：許多人感覺到日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他們渴望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提出更激進的回應。反過來說，過去的政治方針已失去了公信力，首當其衝的是我所稱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種將鬆綁的資本主義與進步的政治身份認同相結合的政治經濟路線。

在德國，這種信任危機表現在社民黨（SPD）的衰退以及自由民主黨（FDP）的崩潰。在美國，則體現在民主黨的危機，尤其是長期擁有主導權的歐巴馬－柯林頓派系的影響力減弱。因此，對許多人而言，尋求替代方案成為當務之急。

《時代周報》: 那川普的解決方案是什麽？

弗雷澤：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清楚地意識到，替代方案必須具有叛逆性。當民主黨的建制派全力打壓桑德斯（Bernie Sanders）爲首的運動時，共和黨則擁抱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激進的運動。

《時代周報》: MAGA 運動的激進性主要體現在對所有所謂「覺醒文化woke」的全面否定。

弗雷澤：乍看之下，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妖魔化「覺醒主義wokeism」竟然如此奏效。畢竟，跨性別者、墨西哥移民或穆斯林並不是導致生活條件惡化、道路與橋樑年久失修的原因。

在美國，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一方面延續了本土主義（nativism）的悠久傳統，也就是妖魔化移民與異見者；另方面，它也涉及長期主導政治話語的「新自由主義進步正統」。這種正統話語中的多元價值觀往往非常膚淺，更甚者，它們成為掩飾社會倒退、走向寡頭政治與財閥統治的遮羞布。

《時代周報》: 那麼，在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擡頭之際左派扮演了什麼角色？社會辯論中的一個觀點是：左派太過局限於侵略性的語言與政治身份認同，從而引起政治中間選民的反感與抵觸情緒。

弗雷澤：我們首先需要釐清「左派」到底是什麼意思。為此，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新左派New Left」在六〇與七〇年代的誕生。當時的新左派將階級觀點與女性主義及黑人解放運動結合起來。階級、性別與種族並不被視為彼此對立，而是共同奮戰的不同面向。

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也就是去工業化與工會影響力衰退的時期，階級觀點開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後續的左派思潮越來越偏向進步自由主義，並與支持企業全球化的人士結盟 —— 一種有益於企業的全球化。當時許多跨國企業自我標榜為進步且具有世界觀，宣傳多元文化與女性賦權。我不確定是否還能把這樣的立場稱為「左派」，因為真正的左派視綫應該始終不離階級觀點。

《時代周報》: 您本人在研究中曾嘗試重新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2022 您年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的「班雅明講座Walter-Benjamin-Lectures」以及您 2023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萬能吞噬者》中，您提出將女性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置於勞動觀點下重新思考與分析。

弗雷澤：是的，我是想延展「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使之涵蓋當今所有形式的勞動。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傳統的工業勞動，還包括女性無酬的再生產性勞動，以及移民的半自由勞動，例如在血汗工廠中的工作。畢竟，資本主義正是透過這些多樣化的勞動形式得以再生與延續。因此，我試圖重新定義「工人」這一概念，並藉此為左派提供一個理論基石以對抗右翼崛起。但回顧那時的思路或許過於認知化了。

《時代周報》: 怎麽說?

"局勢正在朝法西斯主義的方向滑落"

弗雷澤：我進行的是一種分析，從而衍生出白人產業工人、女性與移民在寡頭式資本主義下其實面臨共同的敵人。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種分析遠遠優於 MAGA 運動所能提供的任何論述。因為 MAGA 的基本論點無非是：跨性別者、墨西哥人與穆斯林是罪魁禍首。不過，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時代周報》: 是什麽?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開始只是對主流的反抗聲音與少數意見，如今卻成了權力的姿態：美國正清晰地展現「文化變型vibe shift」，
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Federico Yankelevich，提供ZEIT ONLINE使用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許多自由派人士把希望托付給川普，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左派的文化戰。然而如今發生的某些變化正威脅著自由：一次文化變型（vibe shift）。

作者：Ijoma Mangold

17. März 2025

當川普於十一月贏得選舉後，蘇格蘭歷史學家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到了「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他的意思是，轉變的不僅僅是白宮的人事安排，而是全球政治思維與情感的深層結構發生了板塊式的移動。喜歡宏大詮釋的弗格森毫不猶豫地將德國交通燈聯盟政府的終結、由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領導的法國政府垮台、阿薩德（Assad）逃往莫斯科、以色列戰勝真主黨、伊朗失勢、股市飆升以及美元走強，都被視為這次文化變型的效應。然而，自從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導致股市暴跌以來，人們狐疑著：這場文化變型在經濟面上是否已迅速失去動力。

不過這不在話下。因為弗格森使用「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指的不僅僅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配置，還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急轉彎。畢竟，川普的勝選是源自一場文化戰而來的，而在這場戰爭中，主導權確實以驚人的速度從進步派與覺醒派轉移到了保守派的反改革陣營手中。

由於這場文化之戰在德國僅以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遠未達到思想內戰的程度，「覺醒文化」的社會壓力在美國精英大學中對自由派思想家所形成的影響往往被低估了 —— 他們先是感到疲憊，然後陷入絕望，最後甚至準備好投票支持川普。如今，當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他的 DOGE團隊（政府效率部）拿起電鋸，試圖切斷 DEI 計畫（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代表多元性、公平性與包容性）的政府資助時，他們其實是在兌現一項競選承諾。

因此，「文化變型」也是一場公共論述、主導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政治合理性觀念的潮流更替。舉個簡單例子來說：如今，公開宣稱生物學上存在超過兩種性別，所需論證的要求比一年前要高得多。作家 J.K. 羅琳曾表示，跨性別女性不應使用女性庇護所，這個立場如今可能不再像 2020 年那樣引發《哈利波特》讀者悔恨交加的焚書行動。至少，那些憤怒的人如今將面臨更多的反對聲音。另個例子是：主張跨性別女性在奧運比賽中應被允許與生理女性同場競技的人，如今可能會遭遇比一年前更多的質疑。

禁忌標杆也正在改變。

文化變型正在改變人們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以及道德直覺。社會禮儀因而再次開始變動：川普在競選中是如何標語的？「賀錦麗支持他們，川普總統支持你。」

為了更準確地描述這一現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唯有準確理解，我們才能更清楚地認識我們所處的當下），另一個詞匯也很有幫助：奧弗頓窗口（Overton-Fenster）的移動。這個術語源自美國政治顧問約瑟夫·P·奧弗頓（Joseph P. Overton），他用這個術語來界定公共輿論中被普遍視為可接受、具有共識、且不具冒犯性的領域。每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一開始都會被視為有爭議，必須經歷一場艱難且充滿阻力的「爬坡之戰」，才能逐漸被接受並被認為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只有在政治空間之前的奧弗頓窗口發生了移動，才可能出現政權更替，而新的行政權力才可以將這一思想史上的範式轉變具體落實為政策。

文化變型也反映出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這一現象目前正如圖像書般清晰可見。因此，許多左派人士對於某些言論如今竟然變得又可以公開地滔滔不絕，感到震憤 —— 在這種歷史性的轉折時期，禁忌標杆也會隨之改變。過去那些被視為不可接受，可能傷害少數群體的言論，如今卻可能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右翼文化戰士正在採用其人之道。

有人可能會說：政權更替本來就會帶來不同的政治信念，這是正常現象。只要自己還能自由表達，就不必過於悲觀或庸人自擾。

2022年，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曾批評民主黨內部人士稱西語裔為「Latinos」而不是「Latinx」（以尊重非二元性別）。如今，如果你不按照白宮新主人的意願，把「墨西哥灣」稱為「美國灣」，就會受到批評。

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我們並未看到左派的思想警察被廢除，反而是被右翼的思想警察取代了：白宮以偽善精神宣布，新聞社美聯社（AP）將被排除在未來的新聞發布會之外，原因是該社拒絕採用新的地理用語規範 —— 不像 Google 導航，至少在美國境內使用Google 導航已是「美國灣」了。誰不聽話，就沒戲唱。

但這不是重點，是否應該有語言規範也不是討論要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言規範的手段 —— 曾經是「覺醒運動」（woke movement）的聖杯，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年間改稱了所有他們認為帶有父權殖民主義色彩的詞語 —— 這個手段如今卻被右翼文化戰士採用。在「覺醒時代」最嚴重的禁忌之一，就是稱呼跨性別者因性別轉換而不再使用出生後的舊名，英語稱之為 deadnaming（稱呼棄用名）。喬治亞州的保守派國會議員 Mike Collins 最近在 X（前Twitter推特）上呼籲：「Stop deadnaming the Gulf of America!停止稱呼美國灣的棄用名！」。只要打擊對象的是敵方，敵方手段似乎也完全可以拿來用。

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在歐洲眼中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對美國民主黨的「覺醒」語言規範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同時，面對右翼語言警察同樣陷入困境。而那些一直認為這些自由派過於天真的人，則幸災樂禍地嘲笑道：嘿，你們被迫面對新現實的時刻來得還真快啊！

但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還帶來了另一種值得描述的現象，如果我們想理解文化語境的轉變：那就是語調的改變。人們說的話可能還跟不久前一樣，但語境的「調號」已經改變，就像樂譜中的調性轉換一樣。原本聽起來像是小調的語句，現在卻變成了凱旋的 C 大調。同樣的言論，若是在奧弗頓窗口之外發表，聽起來頗具顛覆性；但一旦進入奧弗頓窗口，它就迴盪在權力與新建制的回音空谷。

以德國為例：才兩年前，對移民持批判態度，會讓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被指責為替德國另類選項黨（AfD）鋪路；而如今，發表類似言論卻只是重申了新的、奧弗頓窗口當下的核心立場。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右派的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

原本還是反主流聲音與少數人意見的言論，如今卻展現成真權力。這種轉捩點值得關注的是它論述語境的衛生。直到 2024 年 11 月之前，人們還可以從非主流的立場批評政治認同的極端現象；如今，這種批評卻與川普的權力機器完全一致。而「認同權力」始終不單純，因為它引發了以下疑問：一個人是否真能不出賣自我？是否真誠地捍衛自由精神與獨立性？

當共和黨人過去批評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時，說取消文化是一種敵對思想的現象，限制了言論自由；而左派陣營多年來則毫不在意地反駁，說對取消文化的指控只是右翼敘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如今，局勢重新洗牌，問題也自然指向右派：你們真反對取消文化，還是只反對來自左派的取消文化？

一個微小但頗具啟發性的事件：《華爾街日報》最近揭露，Elon Musk 的 DOGE 專案小組中一位 25 歲的員工曾發表過種族歧視的推文，結果被迫離職。但反對聲浪沒持續太久，因為喜劇演員 Bill Maher —— 一位長期以來在反覺醒文化戰爭中扮演自由派十字軍角色的人 —— 介入並表示：這不正是我們想要克服的取消文化嗎？不久之後，副總統 J. D. Vance 也公開支持這一立場，認為不應該因為一個年輕人曾說過愚蠢的話，就摧毀他的人生。於是視「覺醒心智病毒」為終極敵人的Elon Musk —— 重新聘用了這位員工。

自由派是否陷入了一場幻覺？

如果我們還停留在 2022 年，而那位選擇寬容而非嚴懲的雇主不是川普的壓力團體，而是 —— 比如說《紐約時報》，那麼這個事件會被看成是一個展現寬厚與反對嚴苛的美好行動。但如今，到了 2025 年 2 月，這種做法聽起來更像是黑暗勢力在宣告：反種族主義對我們來說是左派的事，因此我們選擇裝聾作啞。

那麼，那些曾厭倦左派的「師從式思考」而給了川普一個機會的自由派人士，是否真的陷入了幻覺？是不是在他們還來不及說「阿門」之前，就在右派的「師從式思考」中驚醒？讓我們來看看幾個案例。

川普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首要行政命令，是恢復塑膠吸管的合法地位，塑膠吸管在拜登任內曾以行政命令被禁止。此類舉措屬於「合理範疇」 —— 屬於川普當選所代表的那場文化反改革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根據不同意識形態觀點，可能象徵性地被視為荒謬或光輝的政府干預，如今被逆轉了。

選擇一個更嚴肅且引發廣泛關注的議題來說：同樣地，川普政府決定解除聯邦機構與政府部門在選擇合約合作夥伴時，原本應優先考慮那些已在美國廣泛推行實施的 DEI（多元、公平與包容）計畫的企業義務。這項政策的改變引發爭議：例如，若某企業的亞裔員工已多於黑人員工，即使一位韓裔申請者的資格更高，也可能因配額考量而失去機會。

不僅許多共和黨人，還有不少主張「色盲」（即不以膚色作為判斷標準）的自由派人士，也反對這些 DEI 計畫，認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種族歧視 —— 因為最終，以膚色決定職業機會，而非能力或品格。這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當年的夢想背道而馳。他曾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評斷他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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