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um die Welt nach rechts rückt 爲何右傾已成世界潮流？

 

這篇文章來自我們的 X 專欄，
攝影作品來自 Tobias Kruse/Ostkreuz柏林東十字(2019/2020)

Warum die Welt nach rechts rückt 爲何右傾已成世界潮流？

右翼民粹主義者目前正主宰政治。為什麼崛起的右翼民粹箭頭指向知識人？還有為什麼Wi-Fi迅速地幫助他們展翅而飛。

作者：Johannes Böhme

2025年2月6日

前人

所有的反抗都不知不覺的開始。還沒人看見或聽見時逐漸累積，這個叛逆情愫有時甚至走了好幾個世代。事發之際它們好像是憑空冒出來的。但其實並非如此。反叛的内在模式是可以察覺的。有些機制早在混亂爆發之前就已經開始運作。經常要到事後才被發覺。

1830 年夏天，英國肯特郡（Kent）多雨。天氣又濕又冷。收成很差。小麥只好透過進口維持内需。

起初，抗議事件只是一則小新聞，與蛇毒解藥的廣告一起刊登在《伯克郡紀事報（Berkshire Chronicle）》。這則小新聞指出，1830 年 8 月 28 日，英國東南部坎特伯雷城市（Canterbury）外幾英裡肯特郡 的Lower Hardres 鄉村，一群約 400 名農場工人出動，摧毀地主租用的打穀機；這是一種原始的木製裝置，比現代拖拉機小一點，靠馬匹才能驅動。

手工打穀是一項辛苦的勞動。人們使用連枷有節奏地拍打穀物數小時，直到穀物從穀稈鬆脫為止。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的地主每年秋冬季都會僱用數十名工人來打穀。雖然工作艱苦，也算是冬季裏少數收入不錯的工作。對於許多英國家庭來說，這個活兒佔了他們一半以上的收入。

後來出現了機器。速度更快、更徹底，而且效率是使用連枷的五到十倍。機器一出現，失業率就跟著上升。

Lower Hardres小村開始的抗議逐漸蔓延至全國各地。某些地方，甚至超過一千名工人加入抗議行列。他們穿過小村莊，從一個農場到另個農場。幾個星期內，他們摧毀了 500 多台機器。農場工人並沒有就此停止。晚上，工人放火燒了穀倉和草堆。縱火事件高達一千多次。

會寫字的人向大地主、地方官員、牧師和主教、首相以及所有當時屬於國家精英的人寄出匿名恐嚇信。信的署名總是用同一個筆名「Captain Swing」，這也是這場運動的名字：「斯溫暴動Swing riots」。

※維基百科：「Captain Swing」其實是一個虛構出來的人物，他為這場運動增加了一些傳奇色彩（Swing在英語中指的是用於手動打穀的連枷。）

暴亂持續了大約 40 個星期。然後，這場不知從何而來的起義被鎮壓了。起義者被監禁、流放和處決。

但挫折感並未了結。今天，它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今日被邊緣化的人不再焚燒機器以表示抗議。他們有前人所沒有的手段。

他們可以投票給那些替他們作亂的政黨。今天，他們不必訴諸如此粗暴、無助的暴行。他們可以假藉民選代表之手拆毀政治機構。他們只需要在選票上勾選出正確的位置。

遠走高飛的人

才不久之前，歐洲或北美還沒有一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選舉中取得接近兩位數的成績。

法國的極右翼在1981年第一輪國會選舉中取得0.36%的選票，沒能進入第二輪選舉。英國民族黨 (British National Party) 在 1983 年參加競選的五個選區中只取得 0.06% 的選票。在瑞典，1970 和 1980 年代曾有一段時間根本沒有右翼政黨參加全國選舉。而德國，雖然有 NPD，但它在 1980 年和 1983 年的聯邦選舉中只在第二選票上獲得了 0.2% 。這些數字來自不同的時代，但在憤怒膨脹之前，就無可挽救地銷聲匿跡了。

在匈牙利上一次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贏得了 54% 的選票，在意大利贏得了 40% 以上，在法國贏得了 37%，在英國贏得了 14%。他們在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國家贏得了大批追隨者： 芬蘭、瑞士、荷蘭和挪威。突然之間右翼民粹幾乎無處不在。

極右翼政治團體在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羅馬尼亞、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拉脫維亞、希臘和塞浦路斯的國會中都有席位。他們贏得了阿根廷、巴西的總統選舉，還兩次贏得美國總統選舉。

為什麼曾經對右翼政黨的禁忌，會這麼快、這麼徹底、在這麼多地方解體？為什麼會能夠在相隔數千公里的國家同步發生？這個現象表面之下是什麽景況？

若想瞭解這一點，就必須從遠處、抽象地對這些社會進行觀察。近年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研究出籠，分析了數十個國家數百萬人的意見、投票行為和收入高低，以分析全球右傾的趨勢。這些研究是我們如何走向右翼結構的認知之鑰。

1969年10月28日，威利-勃蘭特站在波恩老聯邦議院的聯邦之鷹前，發表他的政府聲明，這是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聯邦總理的第一份聲明。

這篇演講中，有一句話特別讓我印象深刻。勃蘭特說：「Wir wollen mehr Demokratie wagen 我們要勇於邁向更多的民主。」這篇冗長而迂迴的演說中，勃蘭特還說了很多其他政策。他提出了稅收計劃，承諾提供農業補貼，談到體育經費、太空研究和刑事司法改革。他承諾盡快在全國各地興建大學。

他說：「教育的目標是要培育出有批判力、有辨識力的公民，讓他們能夠透過長期的學習過程，認清自己的社會生存條件，與之對應生活。」

接下來的幾年裡，德國的學生人數激增。1969學年有380,000人入學。五年後，人數已超過兩倍。到 1990 年，人數突破 150 萬。今天有 280 萬人。目前，德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就業人員擁有大學、應用技術大學或建教合作大學的學位。

這個過程在所有西方國家比比皆是：世界各地新大學成立舊大學擴建。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畢業生利用教育來提升社會地位。

舉例來說，德國現在每一年的教育費用增加了 18%。根據聯邦統計局的資料，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平均每月可賺取 8,687 歐元。擁有 學士或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平均收入為 6,188 歐元。完成職業訓練的人只能賺取 3,521 歐元。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類似。

擁有學位的人就像五顏六色的氣球般逐漸遠走高飛。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留在原地。一條全新的政治裂痕出現了，那就是教育水平上升的人與落後的人之間的裂痕。

前段時間，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兩位合著者分析了21個西方民主國家戰後整個時期的選舉結果：從1948年到2020年。其中包括德國、美國、英國和法國，以及芬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家。

皮凱提和他的合著者發現了自 1980 年代以來各地出現同樣的裂痕：擁有大學學歷的人，過去大多數投票給保守黨派，現在卻強烈向左傾斜。與此同時，那些從未上過大學的人則越來越向右傾斜。

右翼民粹主義成為所有錯過學術潮流之人的政治歸宿。

被遺留下來的人

1981 年 8 月 12 日，IBM 推出個人電腦，也就是第一台 PC。PC 逐步取代了秘書、會計和辦公室助理。與此同時，工業界的機器人數量激增。機器人取代了數百萬以前從事汽車裝配、鋼鐵成型和金屬切割的工作。

在辦公室和工廠裡，有一些共通點的工作消失了：它們遵循例行公事和固定規則。這些工作比較單調。所以最先被取代。這種模式在斯溫暴動（swing riots）時期就曾有過：第一台機器取代了非常重複的工作。但與19世紀不同的是，這一次並沒有立即逼人步入絕境。一些雇員繼續接受教育向上爬升從事收入較高的工作。

然而，另個族群卻在一個變得更辛苦、更快速、更無情的勞動市場掙扎：他們淪為服務性行業的工作，這些工作通常不需要任何訓練：他們伺候餐桌、送餐、清潔、園藝。

社會科學裏用抽象的詞匯稱之為「勞動市場兩極化」。中心被壓縮了。上層和下層的兩端變厚了。富人變多了。但有更多的人靠著不穩當的工作維持生活。社會中間階層像橡皮筋一樣在兩端被拉長。

在頂端上頭感覺是進步，在底端下層卻越來越衰退。

墜落在底部是哪些人？大多是沒上大學的人。誰能爬升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圈内？通常是那些擁有大學學位的人。近年來所有的來自經濟巨變的獲利者都是學術界的人，其他人則成了失利者。

例如，當中國開始為歐洲和北美大規模生產商品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首先意識到，他們的手機、電腦、衣服和孩子的玩具變得更便宜了。而其餘的人則擔心工作是否不保。過去 20 年來，義大利、法國、美國和德國等國的數百萬個工作崗位都遷移到中國去了。

在頂端上頭感覺是進步，在底端下層卻越來越衰退。1980 年至 2018 年間，包括德國在內的富裕 OECD 國家的不平等曲綫成長了約 10%。這是一個顯著的增長，但還不是一個戲劇性的增長。與斯溫暴動時期時期不同的是，沒有人餓死或凍死。但社會不均仍是顯而易見的。對某些人來說，世界變得不再安全。這也改變了他們的觀點。那些從未上過大學的人的自我價值逐漸泯滅。

社會科學家 Noam Gidron 和 Peter Hall 在一項大型國際研究中記錄了這種變化。他們反覆詢問三十多個國家的人們，如何以一到十的評分標準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多年來，不具大學學位的人給自己的分數打得越來越低。他們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正在急劇下降。這種情況在各地都有發生：德國、挪威、英國、波蘭、美國。

學者的政治觀點和其他人越來越不一致。一般學生的生活有經濟保障。在政治上，他們不關注物質，更宏觀地眼看世界：他們爭取環境保護、反對氣候變化、保護少數民族和難民。

其餘的人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不確定，更難以預測。對衰退的恐懼越大，他們的目光就越狹窄。

沒有一個群體像社會裏的中下階層如此向右傾斜。他們並不是已經墜落到谷底的人，而是可能還會失去很多的人。

根據一項重要的國際調查，即國際社會調查計劃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絕大部分選民並非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大多數的人都有工作，而且工資通常都不低。但他們害怕失去這一切。這種面臨大滑坡的恐懼極具傳染性。這種恐懼的傳播方式，社會科學家才剛剛開始了解。

舉例來說，社會科學家Tarik Abou-Chadi和Thomas Kurer在11個歐洲國家進行的研究顯示，在家庭中，只要有一方的工作不穩定，整個家庭就會向右傾斜。即使是家庭裏還有一份穩定工作的那個伴侶，也更有可能投票給右翼政黨。

根據 ISSP 的調查，有一個族群特別容易受到右翼政黨的宣傳影響：這些人的地位遠高於他們的收入。

換句話說，這些人的欲望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且，他們似乎苦於將自己與他人置於秤上衡量不得解。

但為什麼這一切會引起這麼大的憤怒？

微妙的差異

1960 年代初期，也就是勃蘭特那次演講的前幾年，英國社會學家 Walter Runciman 想知道社會不均對人們的感覺是什麽。

Runciman 注意到人們對收入差異的反應很難預測。有時候人們只是簡單地接受一個龐大的不均社會，且不感到困擾。然而，微小的差異卻委實讓他們非常不開心。為什麼會這樣呢？

Runciman 詢問英國各地人們的收入；他們是否有汽車、電視、洗衣機；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有多滿意，以及想像誰比他們錢多的時後，他們會想到誰。

Runciman 發現，大多數人只將自己與一個非常小的圈子相比。他們從來不會去察覺整個國家的不均現象，「比較」是把自己置放於很小的範圍內來看。只在眼前的環境中，把自己跟眼見的小群體作出比較，決定了他們的滿意程度。

幾乎沒有人將自己與社會上最富有的人作比較：公司老闆、貴族地主和流行歌星。超級富豪離他們的生活太遠了。

人們把自己跟誰來比，對生活滿意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Runciman 發現，在工廠和礦山工作的高薪工人，比起收入相同的上班族來說，顯然更快樂。

原因是這些工人是工廠中收入最高的人。因為他們首先將自己與工廠中的其他工人相提並論。在他們的世界裡，他們高高在上，而幾乎不會注意到其他人。

另一方面，上班族的比較對象是那些收入較高的上司和朋友。他們周遭的人收入往往較高。因此，他們比工廠工人更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公平的報酬。

特別令人驚訝的是，Runciman 發現社會中產階級的沮喪程度：那些生活不差，但也覺得高層生活有多好的人。

與他人比較時這個族群的沮喪程度特別高，而被嫉妒人往往只比自己好一點點。

Runciman 的研究結果後來多次得到證實，它解釋了為什麼只要社會的中產階級變得稍微不平等，就會演變成重大的政治衝擊。其後果往往比極富與極貧兩者之間不均的鴻溝擴大來得嚴重的多。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燎原之火：社會中產階級日益嚴重的不均讓這片草原逐漸枯萎。如今只需只消一把火焰。

助燃劑

每一次暴亂都有自己的技術驅使它前進。技術讓以前無法想像的事情變成可能。例如，如果沒有火柴的發明，斯溫暴動就無法以其規模展開。

第一批簡易使用的火柴才剛剛上市。縱火燒木製機器、穀倉和鄉間房舍突然變得容易多了。農場工人口袋裡只要有幾根火柴就行。

那時的火柴就是今天的社交媒體。沒有它，政治右翼民粹就無法如此迅速成長。沒有它，一切都會緩慢、悠閒如常、沒那麼戲劇性。

有兩件事情發生了：Facebook 和 Instagram網路平臺突然讓生活變得更有可比性。它們也擴大了可與之比較之人的生活圈。近年來，贏家新的、物質的優渥變得突然眼觸可及、實實在在。輸家眼睜睜看到自己沒有什麽。

其次，右翼政黨的宣傳在 Twitter、Facebook 和 TikTok 等社交網絡上廣泛傳播。數百萬人快速且不加篩選地接收他們的宣傳內容。

學術界很難研究社交網路導致的政治變化。很少有平台會與研究人員全面分享用戶資料。然而，為了準確評估其影響力，這將是必要的。

有些科學家選擇的研究途徑是回到起點，回到互聯世界的基礎建設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他們對新的線上世界與舊的線下世界並存的最後那一刻進行審視。

例如，倫敦商學院的經濟學家Sergei Guriev分析 2008 年至 2017 年間歐洲 3G 手機網路的擴張。在歐洲的一些地區，它的進展速度比其他地方快得多。Guriev和他的同事眼見政治格局如何隨著新的手機網路而改變：快速的行動網路成為常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很快就獲得了更多選票。平均而言，他們的增幅高達 6.9 個百分點，這簡直是一個巨大的飛躍。

在一項類似的研究中，漢堡大學的政治學家Max Schaub和他意大利同事Davide Morisi表示，寬頻互聯網擴展後不久，德國和意大利的民粹主義政黨的選票激增。科學家估計，德國另類選項黨在網路較快的地區獲得的選票比在加載速度較慢的地區多出約四分之一。

社群媒體並不是導致右翼勢力崛起的唯一原因。就像火柴並不是斯溫暴動的引綫一樣。但它們從根本上簡化了右翼政黨的政治動員。否則，同時點燃各地的政治格局就會困難得多。

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敵人：以便沮喪無比的人可以透過數百萬張圖片、影片和小文字將所有憤怒投射到這個敵人身上。

這種毀滅的欲望從何而來？假想敵

憤怒的特性是無法精準調節的。它的對立面相當廣泛。憤怒也很容易越界。憤怒要找的對象是弱者。於是乎每年前往某個國家尋覓生活的數百萬移民成了矚目焦點。如今全世界的移民人數幾乎是 1990 年的兩倍：共有 2.8 億移民。其中一些也來到了歐洲、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

右翼政客經常談論這些人，尤其是那些來自較貧窮國家的人。右翼政客對這些移民念念不忘。他們成了影響許多選民的假想敵。但模塊式的思考有一個特性：一旦面對現實時它就會改變。這種思考模式不是靜態的。

如果你想了解大規模移民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版圖有何影響，那麼 2015 年後的德國就是近年來最大的自然實驗場。幾個月內就有超過 50 萬敘利亞人來到德國。最初，從《圖片報Bild》到左派人士都有一大群唱詩班歡迎群衆。火車站裡響起了鼓掌聲。然後反應開始傾斜。

第一批難民庇護所被縱火燒毀。德國AFD聯邦議會黨團副黨魁的Beatrix von Storch說邊境警察該向難民開槍。德國另類選項黨在民調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同。

好像一開始的預測得到了證實：移民越多，就會有越多選票投給右翼黨派。但事實並非如此單純。

蘇黎世大學的Marco Giesselmann和兩位同事研究難民的來臨如何改變了德國人。科學家利用了敘利亞難民分散於德國各地非常不均匀的狀況。

有些地方短時間內就有大量難民抵達。有些地區的難民佔了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另在其他地區，只有一小部分人得到了安置。

乍看之下，正如預期的那樣：2016 年，超過 85% 的受訪者表示，移民問題讓他們感到憂慮。五年內對右翼極端主義政黨的公開支持幾乎增加了七倍。

但當科學家觀察難民居住地區的景況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在所有接納了許多難民的地區中，對右翼的支持反其道而行。向右移動的政治傾向比其他地方小得多。

原因是：那裡人們與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有更多互動。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購物、學校、幼兒園都有接觸。接觸地越直接，就越不會受到德國另類選項黨的宣傳蠱惑。

主要是那些只從遠處觀看難民的人——透過新聞和社群媒體上的圖片和影片片段——他們右傾地特別厲害。

近年來，許多研究得出了與Giesselmann相似的結論。事實證明，當移民數量增加時，右翼政黨的支持並不會自動增加。從長遠來看，如果新舊居民互動較多，右翼政黨的活動範圍實際上會縮小。

如果許多移民同時抵達一個國家，就會迅速推動一個國家政治右傾。但隨後一個過程展開了，這個過程是中性的，之間沒被賦予任何東西，也未事先設定任何東西。

所以一種景況不必定照著劇本演下去。右翼不一定能夠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持續成長，直到右翼摧毀它們爲止。新舊居民往往在一段時間後就會互相適應，移民問題的政治臨界點的爆炸性也逐漸減弱。

破壞欲

也許右翼民粹主義最怪的表象是公然展露他們的破壞欲。撕毀協議，終止聯盟。右翼政黨要讓自己的國家脫離歐盟，即使這麽做會讓整個國家變得更窮。他們想要驅逐數百萬人，雖然勞動市場迫切需要勞動人口。在AFD黨會議演講中，提出了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主張，例如大舉拆除德國所有運轉中的風力渦輪機。

從外部很難理解這一切。還因為欲望與事實看起來太不對稱了。儘管一切的一切，今日西方世界的中產階級其實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那麼這種毀滅的欲望從何而來呢？

在極混亂之時，科學家會試圖人為地簡化事物。例如，讓幾個人玩一個遊戲。其中一種就是所謂的最後通牒遊戲。一個人會得到一些錢：大約 100 歐元。然而，他必須與其他人分享。玩家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分配金錢。可以公平地減半。或者可以給對方一小部分：一歐元或十歐分。玩家之間不允許互相交談。

問題是：如果第二個玩家不接受分配，那麼兩人就什麽都得不到。

事實上，第二個玩家接受每一個分配都是有意義的，無論分配有多低。但在實驗中，科學家發現絕大多數人的計算並非那麼精冷。幾乎每個人都會拒絕過低分配。沒人會被小錢欺騙上當。然後，玩家寧可懲罰其他玩家甚至懲罰自己。

在一些實驗中，當錢沒有平分時，玩家會生氣。如果玩家分配的份額低於 30%，交易幾乎總是告終。即使遊戲的金額很高，大多數人也不願接受不公平的分配。

與動物相比，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人會不遺餘力地去戕害他人、壓制他人、懲罰他人，例子多的不勝枚舉。

靠近波士頓Tufts大學的哲學家兼生物學家Patrick Forber使用最後通牒遊戲來了解破壞性行為的誘因。

他從中發現這種情況常會發生在爭奪社會地位的鬥爭。隨著對社會階級地位的競爭加劇，被社會遺忘的人會試圖傷害他人以恢復他們在社會階級制度中的地位。

這種邏輯在右翼政黨的支持者群體非常明顯，他們很清楚，如果離開歐盟或引入高關稅，他們可能會在經濟上遭受損失。但他們同時認為其他群體會遭受比他們更嚴重的痛苦。或許整個社會會變得更窮一點——但在新秩序中他們社會地位會比以前更高。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哈佛商學院的兩位科學家Rafael Di Tella 和Julio Rotemberg進行了一項有點不尋常的實驗。他們給 4,000 多選民一份簡短文本，讓他們在選舉日之前閱讀，文中解釋讓有能力的政治家領導國家的重要性。當時，就連川普的支持者也在民調中表示，他們認為競爭對手希拉蕊是更有能力的候選人。

絕大多數參與者閱讀了文本之後，會希望更頻繁地為希拉蕊爭取選票。對於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選民來說，產生了卻是完全相反的效果：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選民閱讀之後更有可能投票給川普。

Di Tella 和Rotemberg對這奇怪的結果作出如下解讀：這部分選民覺得自己被政治階層背叛了，所以故意投票給更無能的候選人。他們試圖破壞政治制度。破壞於此不光是個副作用，它正是選民要的。

要怎樣才能結束這種最終全盤皆輸的政治動態？可能嗎？

改革

近幾十年來，政治已成為各地受過教育的精英領域。在剛結束的美國眾議院立法會議中，94%的議員擁有大學學位。在英國新當選的下議院中，90%的議員都曾就讀過，其中20%甚至在牛津、劍橋等名牌大學就讀。德國的情況也類似：現任德國聯邦議院86%的議員擁有技術學院或大學的學位。

1969年的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的內閣中，有五名社民黨部長沒有大學學位：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勞工部長、國防部長和德國國內關係部長都不是學者。勃蘭特本人也從未完成他的歷史研究。今天，讓這麼多沒有受完教育的人來執政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現任內閣中沒有一個部長沒上過大學。在這個充滿博士學位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中，來自綠黨的Cem Özdemir顯得特別突出，因為他利用給予成人受教的二次教育機會從一所技術學院獲得了社會教育學文憑。

相比之下，大學生仍然是人口中的少數。根據 OECD 的數據，德國只有約 37% 的人口擁有高等教育學位。這個比例明顯呈現在選舉中。僅靠學術是無法獲得多數席次的。

大約200年前，當斯溫暴亂被鎮壓時，當暴亂的帶頭人被處決或流放到澳大利亞時，當社會重回平靜之時，人們開始回味這起事件。富人和有權勢的人把自己國家的窮人視為外來人。他們常把簡單的農場工人比喻成牛群，在他們看來這群人是那麼昏昏欲睡、消極被動、遲鈍不已。他們對這些人如此有效地在半個國家區域組織起義、暴動和破壞力到不安。他們終於認識到政治制度必須進行改革。

兩年後，1832 年，英國國會從根本上擴大了投票權。隨後，數十萬男性首次被允許參加投票。這是改革的開始，逐漸將英國轉變為現代民主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貴族和大地主失去了特權。

換句話說：漸漸地，因爲怕會激怒那群憤怒的人，於是賦予給他們越來越多的政治影響力。人們想，如果權力和財富允許被人們分享，就不至於再有縱火犯和掠奪者犯罪行事。

這是一劑既危險又自相矛盾的解藥。一段時間會奏效。現在到了念及此解藥的時候了。只有當中間階層各自由民主黨派透過推出大規模、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以解決過去20年來把那麽多選民推向右翼的結構性問題時，這樣右翼的崛起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