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gen den Pessimismus 對抗悲觀主義« - 2024 德國書業和平獎獲獎感言

Anne Applebaum 安妮·阿普爾鮑姆：2024年德國書業甄選的和平獎得主

»Gegen den Pessimismus 對抗悲觀主義« 和平獎獲獎感言

她的新書德文版《Die Achse der Autokraten: Korruption, Kontrolle, Propaganda: Wie Diktatoren sich gegenseitig an der Macht halten 專制者的軸心： 貪污、控制、宣傳：獨裁者如何互相扶持掌權》於今年十月問世。

習近平、普丁和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等人如何攫取金錢、權力，同時彼此遮掩有罪無罰，他們正在摧毀我們的民主： 新專制網絡的高度時事性分析

21 世紀的今天，專制統治不再僅僅是由最高層的暴君以武力壓迫人民所構成：如今，專制政權是由精密的網絡所操控，而且正如暢銷書作家 Anne Applebaum 在其新書中所展示的，一個新的國際專制聯盟已然形成。從中國到白俄羅斯、從敘利亞到俄羅斯，今日的專制者利用伊朗、緬甸或委內瑞拉生產的資源和設備互相掩護：從宣傳巨魔農場和機器人，到為他們腐敗的國有公司提供投資機會，以及交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Applebaum 揭露了世界上的獨裁者如何暗中合作，使用侵略性的策略來為彼此遮掩，提供安全和有罪無罚的保護。這本書清楚說明這個專制聯盟如何破壞我們的民主。

Anne Applebaum 安妮·阿普爾鮑姆：2024年德國書業甄選的和平獎得主

女士們，先生們，親愛的朋友們，親愛的同事們，親愛的愛書人，所有今天來到法蘭克福書展，參加一年一度世界上最大的文學節之一的人們。

首先，我要感謝您，市長先生，以及 Karin Schmidt-Friderichs 夫人，（譯者：德國出版商與書商協會主席）。感謝您的美言，也感謝評審團給予我這個意外的榮譽。對我來說，能與歷來獎項得主為伍是莫大的榮幸，尤其是與作家、哲學家和詩人齊名同列，這些人都富有對世界風貌的想像力。然而，身為歷史學家和記者，我則是一個嘗試解釋和了解這個世界的人，而這個世界的風貌卻不那麼鼓舞人心和令人滿意。因此，我更加感謝您將我納入這個傑出的團體。

我特別要感謝 Irina Scherbakowa (譯者：她成立的俄羅斯人權組織Memorial ，在202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與我雷同，她的職業生涯是以採訪蘇聯古拉格集中營的倖存者開始。不過，她的研究比我早二十年就開展了，當時在俄羅斯撰史還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很幸運，在 1990 年代才開始我的歷史研究，而那時的倖存者和歷史學家可以自由發言，而且似乎可以在 Sherbakova 和她的同事所揭露的歷史真相的基礎上，一窺一個嶄新的俄羅斯在逐漸成形。

然而希望很快就泯滅了。我甚至可以確切説出它最終結束的時間點：那是2014年2月20日早晨，俄羅斯軍隊違反國際法佔領了克里米亞半島。從那時開始，俄羅斯歷史學的工作又變得極度危險了。那一刻，過去和現在相互碰撞，過去再次成為現在的藍圖。

沒有一位研究歷史悲劇的學者會希望打開電視，眼見自己的歷史研究重新展現。1990 年代，當我在蘇聯檔案中研究古拉格的歷史時，我深信它屬於遙遠的過去。數年後，當我寫到蘇聯對東歐的攻擊時，我暗忖我所描述的是一個封閉的時代。而當我在研究烏克蘭大飢荒的歷史時，我完全沒想到歷史可能或在我有生之年將會重演。

但在 2014 年，人們從這些蘇聯檔案中找回了泛黃紙稿，拂去灰塵後重新加以使用。

那些不太記得克里米亞被吞併的人，我想再次簡述一下事件的經過。俄羅斯士兵乘坐沒有標記的車輛抵達，穿著沒有國家徽章的制服。他們佔領國家大樓，廢黜地方代表，不讓他們進入辦公大樓。一連幾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這是「分裂分子」的起義嗎？還是他們是「親俄」的烏克蘭人？

對我來說，答案再清楚不過了。我知道這是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佔領，因為這跟 70 年前，也就是 1944 年對波蘭的佔領一模一樣，蘇聯士兵穿著波蘭制服，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假裝代表所有波蘭人發言，公投被操控，一系列政治欺騙不僅蒙蔽波蘭人民，也蒙蔽波蘭在倫敦和華盛頓的盟友。

佔領行動只是一個開始。2014 年之後，以及 2022 年 2 月入侵之後，熟悉的模式重新來過。首先在克里米亚，然後在顿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最後在入侵哈爾科夫、赫爾松、蘇梅和基辅地區期間，俄羅斯軍隊像對待敵人和間諜一樣對待普通烏克蘭公民。俄羅斯軍隊以任意的暴力威嚇 布查和其他地方的人民。無緣無故它可以最輕微的罪名拘禁公民，比如説他們在腳踏車上繫上了烏克蘭國旗顏色的絲帶。它建造了酷刑室和過濾營，也可以說是集中營。它按照新政權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組織文化機構、學校和大學。它把烏克蘭兒童綁架到俄國，給他們一個新的身份，就像國家社會主義者在波蘭所做的一樣。它剝奪了烏克蘭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切。

在過去稱呼這種攻擊的術語為蘇維埃化（Sovietisation），今天稱為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德語也有一個詞來形容它： Gleichschaltung（譯者：納粹術語「一體化」）。但無論稱謂如何，它運作的方式總是一樣的。目的就是實施專制：一個沒有法治、沒有基本權利、沒有問責、不存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斧痕斑斑地摧毀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它在建立極權政體，墨索里尼對此有如下著名的定義： 「一切都在國家之中，沒有任何在國家之外，或反對國家的東西」。

2014年，在車臣發生兩場殘酷的戰爭、女記者被殺和批評家被捕後，俄羅斯已在邁向極權社會的道路上。然而，這個進程從 2014 年開始加速。入侵烏克蘭為俄羅斯本身更強硬的政策鋪路。在吞併克里米亞之後的幾年裡，反對派受到了更嚴厲的打壓，獨立組織被完全取締。這包括由Irina Scherbakowa創立的人權組織Memorial。

專制政權和帝國征戰的結合是有一套方法的。任何人如果相信他和他的政權有權控制所有機構、資訊和組織；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僅可以被剝奪，連身份、語言、財產和生命也可以被剝奪，那麽他自然也會認爲他有權恣意以武力對抗任何人。而且，他也不會反對這種戰爭導致的人命代價：如果普通人沒有權利、沒有權力、沒有發言權，他們的死活又有什麼關係呢？

專制政權和帝國征戰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新鮮事。兩個世紀前，啟發了和平獎設立的康德哲學（Immanuel Kant）已經描述了專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寫道：「暴君熱衷於不斷挑起戰爭」以鞏固其壟斷權力。這個想法和這句話也可以在 1942 年的反納粹的白玫瑰傳單中找到。德國記者和活動家 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也是戰爭的堅定反對者，尤其是因為戰爭對他的文化和國家所造成的後果。1932 年，他寫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像德國人這樣熱切地相信戰爭是最崇高的政治手段，那麽傾向於忽視戰爭的恐怖和漠視戰爭的後果，或能夠如此不加批判地稱頌當兵是對人類美德最成功的栽培。

自2014年佔領克裡米亞以來，俄羅斯一直籠罩著相同的軍備化和戰爭熱情。俄羅斯的學校正在訓練年幼的孩子成為士兵。俄羅斯電視宣傳催生對烏克蘭人的仇恨，並將他們描繪成非人類。俄羅斯早已走上戰時經濟： 約 40% 的政府支出用於軍備。俄羅斯與伊朗和北韓這兩個世界上最殘忍的獨裁國家生意往來購買導彈和彈藥。不斷從烏克蘭傳出的戰爭消息讓俄羅斯的戰爭成為常態，也讓其他戰爭的發生更有可能。俄羅斯的政客如今隨口就說要對鄰國使用核武器，還經常以武力威脅鄰國。

就像在馮-奧西茨基的德國一樣，在俄羅斯批評戰爭不僅不可取，甚至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我的朋友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在 2022 年勇敢地決定返回俄羅斯，抗議侵略。為什麼呢？因為歷史書上應該記上一筆有人反對戰爭。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被捕了。他的健康堪慮。他多次被送去單獨囚禁。當他和其他被恣意框上罪名的囚犯最終被釋放，並與一群包括在柏林 Tiergarten 殺人而定罪的獄囚與俄羅斯間諜進行交換時，，他的心腹警告他要小心，因為他將來可能會被毒害。他完全有理由認真看待這個威脅，因為俄羅斯秘密警察已經對他進行了兩次毒害攻擊。

但並不只有他一人。自 2018 年以來，已有超過 116,000 名俄羅斯人因表達意見而被起訴。成千上萬的人因為發言反對烏克蘭戰爭而被判刑。他們的英勇抗爭大多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政權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資訊，他們被消聲了。

而我們呢？我們聚集在這座與德國民主和自由傳統息息相關且歷史悠久的教堂，，我們又該怎麼辦？歐洲其他地區又該怎麼辦？我們的聲音不會被壓制。我們不會因為表達意見而被逮捕或毒害。對於我們以為已從這個歐洲大陸消失了的專制政府形式的重現，我們該如何反應？對烏克蘭東部的佔領與破壞，就發生在距離這裡 24 小時車程或兩小時航程的地方 - 也就是說，如果機場開放的話，也只需要兩小時的航程。幾乎是飛往倫敦的距離。

在入侵烏克蘭之初動盪的日子裡，許多人加入了支持者的大合唱。歐洲人在電視上看到了他們只在歷史書上看得到的場景：婦女和兒童畏縮在火車站裡，坦克駛過田野，城市被轟炸。當時，很多事件似乎都很清楚。言論很快變成行動。五十多個國家組成聯盟，在軍事和經濟上支援烏克蘭，聯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立。在基輔（Kiev）、敖德薩（Odessa）和赫爾森（Kherson），我親眼看到了食品供應、軍事援助和歐洲支援的成效。簡直是一個奇蹟。

但隨著戰爭的持續，疑慮也悄然而至。也許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自2014年以來，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人們對民主機構和盟友的信任都急劇減少。也許我們對佔領烏克蘭的冷漠起到的作用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大。即使在克里米亞被佔領之後，腐敗和犬儒主義更助長了擴大與俄羅斯經濟合作。反過來，俄羅斯的造謠活動也強化了這種諷世情緒，而這些造謠活動卻被輕忽了，或甚至沒有被注意到。

今天，我們面臨著有生以來對我們的價值和利益最大的挑戰，民主世界搖搖欲墜。許多人希望戰爭能神奇地結束。其他人則寧願聚焦於中東，那是另一個可怕而悲慘的衝突，我們歐洲人對中東的影響力小得多，也很難在其中發揮作用。*霍布斯式的世界要求我們團結一致。更積極地介入一個悲劇並不意味著對其他悲劇的漠視。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讓我們的行動產生更深層的影響。

*維基百科：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國政治哲學家）觀點強調國家政權的產生及合法性終究到底源於人民（即被統治者）自己的決定。霍布斯理論更奠基了往後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許可」（Consent of the governed）的理念。

慢慢地，有一群人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尤其是在德國。這些人既不支持也不譴責，卻假裝凌駕於辯論之上 --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立場是道德的 -- 並宣稱：「我們要和平」。有些人提到「德國歷史的教訓」。

德國書業和平獎的頒發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指出呼籲和平並不光是道德上的爭論。它恰好是時候地告訴我們，德國歷史給我們的教訓不能再只要求德國人必須是和平主義者。相反地，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知道，面對侵略性的獨裁統治，呼籲和平主義往往只不過是對該獨裁統治的姑息和默許。

我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對德國的局勢和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自滿感到震驚，於 1938 年在流放途中譴責和平主義「只會帶來戰爭，而不會驅除戰爭」。1942年，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譴責要求英國終戰的同胞：「和平主義客觀上是一種親法西斯主義。如果你破壞了一方抗戰的努力，你就自動幫助了另一方侵略者。

而就在這裏，1983 年和平獎得主 曼尼斯·斯珀伯（Manès Sperber） 在聖保羅教堂大聲疾呼，反對當時和平主義者的錯誤道德觀，他們不顧蘇聯的威脅，想要解除德國和歐洲的武裝：「任何相信並想要讓人們相信，一個沒有武裝、中立、投降的歐洲，可以確定未來都會和平的人，都是錯誤的，也是在誤導他人。

這個說法也適用於今天。在德國和歐洲，許多面對俄羅斯攻擊還直呼要求和平主義的人，套用奧威爾的說法，其實是「客觀上親俄羅斯」。從邏輯的結論來看，他們的要求意味著我們應該接受對烏克蘭的征服、文化的破壞、集中營的建立以及從烏克蘭擄拐兒童。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接受「一體化」。我們正處於戰爭的第三年 - 在 1942 年初要求和平意味著甚麼？德國當初做出抗拒的男男女女只對和平感興趣嗎？還是他們想達到更重要的目的？

讓我說得更清楚一點：任何要求「和平主義」、不只想割讓領土給俄國，還想割讓人民、原則和理想的人，絕對沒有從 20 世紀的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永不重演 NIE WIEDER！」這句話在過去已經蒙蔽了我們的現實。在 2022 年 2 月烏克蘭入侵前的幾個星期，德國和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一樣，都認為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極低，因此德國政府起初拒絕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這正是相當諷刺的：如果德國和其他北約國家事先以武器支援烏克蘭，或許就能阻止入侵。也許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也許這也是一種和平主義，就像 湯瑪斯‧曼所說「和平主義帶來戰爭而非驅逐戰爭」。

說得直白一點湯瑪斯‧曼憎恨戰爭和發動戰爭的政權。奧威爾痛恨軍國主義。斯珀伯和他的家人則是自己逃離了戰爭。但正因為他們如此熱切地地反對戰爭，正因為他們認識到戰爭與獨裁政權之間的聯繫，他們發聲捍衛他們所珍視的自由民主政體。1937 年，湯瑪斯‧曼呼籲「好戰的人文主義」我們要學會，自己胸懷的自由和寬容原則不能被無恥的狂熱主義所利用；我們有權利和責任捍衛自己」。

奧威爾寫道：「為了生存，你必須起而奮戰，為了戰鬥，雙手必須沾汙。戰爭是一種惡，但有時是較小的惡。」而 斯珀伯 在 1983 年解釋：「我們這些厭惡戰爭的老歐洲人，很不幸的是為了維持和平，必須先讓自己變得危險。」

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同儕，我引用這些古諺和演講詞，是要讓你們知道，我們面臨的挑戰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新穎。我們曾多次走到這個境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自由民主前輩的話對我們具有說服力。咄咄逼人的獨裁政權曾威脅過歐洲的自由社會。我們曾經與他們戰鬥過。而這次，德國是自由社會成員之一，可以帶領這場戰鬥。

為了防止俄羅斯擴散它專制的政治體系，我們必須幫助烏克蘭取得勝利，而不只是為了烏克蘭。如果我們有機會以軍事勝利結束俄羅斯這種可怕的暴力崇拜，就像軍事勝利結束曾經德國的暴力崇拜一樣，那麼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其後果將波及整個歐洲大陸和全世界。不僅在烏克蘭及其鄰國，在格魯吉亞、摩爾多瓦和白俄羅斯。不僅是俄羅斯，還有它的盟友，中國、伊朗、委內瑞拉、古巴和北朝鮮。

我們的任務絕非單純的軍事：這同時是一場對抗絕望、悲觀和對抗逐漸獲得青睞之專制政體的一場戰鬥，有時專制會以虛偽的「和平」語言為幌子。有人聲稱，專制政體安全穩定，民主政體卻助長戰爭；或專制政體維護傳統價值，民主政體則相對「墮落」--俄羅斯和專制世界也在散播這種說法，但我們自己社會中也有人願意接受俄羅斯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壞。那些會願意接受鄰國民主毀滅的人，不太可能起而反對自己國家民主的毀滅。自滿情緒就像病毒一樣，很快就會跨國界傳播開來。

悲觀情緒的傳染力是很大的。面對永無止境的戰爭和大量的宣傳，讓我們輕易接受失敗的想像。然而我們應該記住真正利害關係所在，記住烏克蘭人為何而戰 -- 打這場仗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他們抗戰是為了擁有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獨立的司法機構保護公民不受任意妄為的侵害；表達和集會自由的權利得到維護；公民可以參與公共生活而不必擔心受到影響；安全得到廣泛的民主聯盟的保障；繁榮植根於歐洲聯盟。

像俄羅斯總統這樣的獨裁者對這些基本法則非常恐懼，因為這會危及他們的權力。獨立的法院可以追究當權者的責任。自由的媒體可以揭露最高層的貪污腐敗。允許公民參與權力的政治體制也讓公民有機會投票讓政府下台。國際組織可以支持法治。這就是為什麼專制政權的宣傳者會不擇手段地侵蝕自由秩序的語言，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要破壞、嘲弄和詆毀維護我們自由的機構。

我知道，對於德國人而言，被要求提供弱國協助或提供武器以阻止軍事強國侵略，是一種全新的感受。但這才是德國歷史的真正教訓：德國人並非永遠不能再發動戰爭，而是說他們有特殊的責任該為自由挺身而出，並為此冒險犯難。不只是德國人，我們民主世界的所有人都學會了以批判和懷疑的眼光看待我們的政治家和我們的社會，也許當我們被要求捍衛基本法則時會感到懼怕。但請聽我說： 不要讓懷疑變成虛無主義。民主世界的其他成員需要你們。

在對抗我們歐洲大陸上醜陋的、咄咄逼人的獨裁主義的奮戰中，我們最強大的武器是我們的法則、我們的理想以及我們圍繞這些法則、理想所建立的聯盟。抗拒專制主義的死灰復燃，我們更是民主世界的天然盟友。因此，今天我們必須挺身而出，堅守我們的共同信念：未來可以更美好，我們可以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可以再次戰勝獨裁統治；我們的共同信念：自由是垂手可得的，真正的和平是垂手可得的，在歐洲這片大陸上，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感謝您的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