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e gefährlich ist JD Vance? J·D·范斯有多危險？

 

現年 41 歲的詹姆士·大衛·范斯 (James David Vance) 
擔任美國副總統已滿一年。©Philip Montgomery

Wie gefährlich ist JD Vance? J·D·范斯有多危險？

他可能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探訪了他的朋友和心靈導師後，就能理解他如何從一個雄心勃勃的藍領階級孩子，變成一位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家。

作者：Kerstin Kohlenberg 17. Januar 2026

八艘氣墊登陸艇在聖地牙哥與洛杉磯之間的太平洋上高速穿梭，兩架 F‑35 戰機以震耳欲聾的音爆劃破天空；沙灘上，士兵們離開掩體，端著步槍向前推進。美國海軍陸戰隊正慶祝其 250 週年，政府為此下令舉行大規模軍演。美國副總統范斯站在一座木製平台上觀察。他身穿綠色軍裝夾克，並用手指向那些戰機說：「太震撼了！」一名攝影師緊跟他的每一個動作，影片之後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川普則留在華盛頓。

去年秋季的一日，范斯宛若美國的三軍統帥——在若干個小時裏扮演了美國最高統帥、全球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那是個美國未來畫面的短短一瞥，一如范斯所願。他想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

當一個舊秩序終結、一個新秩序開始時，這種轉變的背後往往是價值觀、信念與政治理念的改變——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1776 年夏天建立美國的革命者，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在列寧於 1917 年奪取俄國政權之前，他已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在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鬆綁市場管制之前，知識分子已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

美國副總統 JD 范斯出席美國海軍陸戰隊 250 週年慶典©Mario Tama/Getty Images

川普也摧毀了一個舊的秩序，隨著時間推移愈發清晰。十多年前，他以極敏銳的直覺登上政治舞台，準確喊出不滿者想聽的話。川普是一位活在當下的政治人物，追求快速完勝與突如其來的震撼效果——一個憑本能行事的人。他帶起革命之前，並沒有完整成形的意識形態。

如今確實出現了一套新的意識形態。它是2016 年在川普首次當選之後的那些日子裏逐漸形成的，被稱之為『後自由主義』，且可能長期塑造美國。川普年事已高，未來不會再長久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一輪新的右翼意識形態會伴隨美國。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JD 范斯。

副總統的思想，是從他的人生經歷中凝結而成的。這些經歷帶他去了那些能清楚看見自由秩序危機的地方：到俄亥俄州，面對美國破敗工業區裡心灰意冷的工人階級；到伊拉克，遇見那些在 9/11 之後被投入美國戰爭、身心俱疲的士兵；到耶魯大學，看到美國循規蹈矩、追求一致向上的學生；到矽谷，見識美國新興的科技寡頭。范斯的人生軌跡並非那麽筆直、毫無轉折，他的年少時期也無法讓人一窺其成大器的未來。

現年 41 歲的 詹姆士·大衛·范斯，大約只有他頂頭上司一半的年紀，卻身具一名意識形態擁護者所需的思想銳度。或許他胸懷自信——甚可説是傲氣——相信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構想改變世界，遠比川普如今所做的還要更向前邁進。

眼下看來，美國總統似乎可能會視范斯為心目中的接班人。范斯比川普更具威脅性嗎？

在妻女的陪同下，2025 年 1 月 20 日范斯宣誓就任副總統。©Saul Loeb/dpa

俄亥俄州

這個滿佈傷痕的小鋼鐵城范斯成長於斯，那時米德爾敦（Middletown）還沒有 Triple‑Moon 這家咖啡館。它位於曾經的市中心、店裏擺有可深窩進去的座椅，還設有閱讀角落。一位身材精瘦、滿臉日曬痕跡、穿著牛仔褲與風衣的男子走進大門——他是 81 歲的 Mike Stratton，一名帆船手，也是范斯曾經的英語高階課程老師。Stratton 說，在他教學生涯中，范斯是他教過成千上萬名學生中之一，但卻是少數真正讓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學生。『他總是坐在第一排。』

那是 2002/03 學年，范斯畢業前的最後一年。他們閱讀英國文學經典──莎士比亞、狄更斯、珍・奧斯汀。但 Stratton 是個具有政治意識的人，所以會經常把課堂討論延伸到當時社會議題。「同齡人當中JD算是相當突出的一個，他是唯一真正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當時報紙上經常討論失業問題。范斯外祖父曾替家人帶來優渥生活的米德爾敦鋼鐵廠正在縮減員工。工會組織了抗議活動，以反對全球化。

你們在課堂上還辯論過哪些話題？
「社會隔離議題（Segregation），」Stratton 說。
「啊，真的嗎？就是那種族隔離？」

Mike Stratton, 81 歲©privat

Mike Stratton支持民主黨。民權運動是他那一代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他說，自己在 1960 年代末搬到這一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一場抗議米德爾敦對黑人不公平對待的示威活動。當時不管哪裡都看得到這些不公的現象。「而 JD 對此是很開放的。」范斯當時已加入了共和黨。「但他的思路非常開放，所以我曾對他說：你是那種連我都可能會投票支持的共和黨人。我那時就很確定，他將來一定會從政。」

范斯如今是美國最擅長演說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能夠一邊發表不實或煽動性的言論，一邊在事後接受記者訪問時，用複雜的論述解釋為什麼那是必要的。他在 Podcast 上講著新派男性語言：「bro（兄弟）」、「dude（老兄）」、「fuck yeah」，而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面對世界外交菁英時，又能以一副國家領導者的姿態強調：歐洲不能再理所當然地依賴美國的援助。這些基本功，都是在 Mike Stratton 那裡學來的。

Stratton 走向停在咖啡館前的黑色卡車，準備開車去米德爾敦高中——范斯的母校——請人把 2003 年畢業紀念冊拿給他看。這種年鑑記錄下誰擔任了哪些職位，也常常收錄一些有趣或糗人的軼事。前往學校的路上，他們經過已荒廢的《Middletown Journal》地方報社舊址、戒癮診所以及當舖。那是一種帶著頹敗魅力的世界，Stratton當年對這些其實都不太熟悉。「JD 到底在多麼糟糕的環境中長大的，這些我完全不知道。」Stratton 不知道范斯跟著外祖母——大家叫她「Mamaw」——一起生活。也不知道范斯母親染上毒癮：她因為從護理工作場所偷取鴉片類藥物而丟掉護士的工作，後來乾脆在車上過夜，也開始使用海洛因。Stratton 也不知道范斯和父親幾乎毫無聯繫。「關於白人藍領階層的生活困境，在課堂上我們從沒談過。」

范斯熱愛勵志奮鬥的故事

十三年後、就在川普首次當選前夕，范斯出版了他的自傳《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這本描述他如何與舊自由派體制漸行漸遠的全球暢銷書。書中提到他的少年時代，甚至連最要好的朋友他都不曾説出他真正住哪裏。「每次 Mamaw 開車來接我放學時，我總是拜託她不要下車，這樣朋友們就不會看到她嘴裡叼著薄荷菸、穿著那件像麻袋一樣的牛仔褲和男性 T 恤。如果有人問起，我就會撒謊說我跟我媽住。」

從小練習：穿著Superman服裝的小男孩 JD Vance。©privat via NBC News

Stratton 眼裏的范斯與實情完全不同。「JD 看起來總是開開心心的，似乎很受歡迎。同學們當初選他當副學生會長應該不是沒有理由。」

這所學校位在米德爾敦周圍的一座綠意盎然的山丘上。這裡有 1,400 名學生。為了找那本畢業紀念冊，他們花了 40 分鐘。校方說，目前找不到。至少有件小收穫：一位秘書給了 Stratton 一張照片的影本────一位圓臉、濃眉、頭髮梳得平整後梳的小男孩的照片。青春期的副學生會長。「關於他的就只有這些了，」那位秘書說。Stratton 卻不太相信。「難道是不想讓人看到那本書？」他心想。會不會裡面有什麼對 Vance 不太有利的東西？「還是說，連我現在也成了陰謀論者？」

高中畢業紀念冊裏的照片2003年©Dan Sewell

2003 年 3 月，就在范斯高中畢業前的幾個月，總統布希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於是范斯簽下四年的軍旅契約，其中六個月在阿薩德空軍基地度過。他不需要上前線作戰，而是在陸軍的公共事務部門撰寫文章。願意在退伍後進修的士兵美國政府提供學費補助，范斯正有此意。他在伊拉克讀了大量書籍：小說、哲學、美國史，也包括有關自律與自我提升的勵志書。他熱愛那些勵志奮鬥的故事——也想成為其一。退伍後，他先在俄亥俄州一所公立大學就讀政治與哲學。在班上他算是少數年長的學生。之後他回憶說，對部分同學那種自以為是的無知極度反感。在《絕望者之歌》書中，他提到自己在一堂外交政策的課上，被迫聆聽一位 19 歲的裝文青的白目傢伙發言。那人聲稱，軍人智力比較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會在伊拉克殘忍地殺害平民。

2003 年至 2007 年期間范斯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Unites Stated Marine Corps

其實范斯自己也反對這場戰爭。不是為了士兵，而是駐派在伊拉克士兵的犧牲，為的是那些政客不切實際的計畫。如今他對「美國軍隊能為世界其他地方帶來民主」這種想法滿懷敵意，就是從那裡開始的。2008 年，范斯甚至把票投給了當時的歐巴馬，因為歐巴馬承諾：如果當選，就會把部隊撤回。儘管范斯不是民主黨人，他依然被歐巴馬的故事吸引：跟他一樣一個出身艱困、靠自己打拚往上走的人，有堅強的妻子、孩子、完整的家庭——又是一個他最喜歡的那種「勵志奮鬥的故事」。

短短兩年內他完成四年制大學的全部課程。2010 年，他進入世界上最具聲望的私立大學之一攻讀法律。

耶魯

「你想看看我們的學院嗎？」Paul Kahn 問道——一位穿著運動鞋、皺皺的 POLO 衫、現年 74 歲的教授。范斯在耶魯的第一年修過 Kahn 的憲法導論課，之後還成了他的助教。Kahn 帶著他穿過一棟新哥德式建築，外觀有城垛和尖塔，然後推開通往圖書館的大門。圖書館挑高七公尺，像似教堂中殿、又似宮殿，吊燈大得像磨石，四周老木書架陳列著世界各國法律書籍。能進到這裡來的人，都是美國最頂尖的一群。

Kahn 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拉了拉那張沉重的皮椅。他當時算是 Vance 的導師之一，畢竟只有極少數學生能成為助教。他之所以挑上 JD，是因為 JD 很受同學歡迎，而且能教年紀較輕的學生如何寫好論文，Kahn 說。「我們相處融洽。」有時范斯甚至還會替 Kahn 看家。

Paul Kahn, 74歲©耶魯法學院

然而，在幾年後出版的《絕望者之歌》中，范斯對這位教授的描寫卻截然不同。書中Kahn不是他的導師，而被刻畫成一個看不起像他這種出身的人。雖然書中沒有提到此人名字，但 Kahn 證實，指的就是他。

范斯在書中寫道，自己在第一學期時聽說 Kahn 曾對他就讀過的那類公立大學發表過輕蔑的評論。據說 Kahn 表示，耶魯的責任不是為此類學校畢業生提供補習式的輔導；耶魯應該只錄取那些來自優秀──且昂貴──的私立大學的人。

「事情不是那樣的。」Kahn 現在這麼說。當時范斯曾到他的辦公室來談話。「他就坐在您現在坐的那張椅子上。他非常激動。我告訴他，那是一場誤會。我並不是在談公立或私立大學，而是在談好學生與較差的學生。」之後，他倆的關係就恢復正常了。「不然他鐵定不會成為我的助教。」Kahn 不願再多談 Vance 的事。

那麼，事情真的只是這樣嗎──一次單純的誤會？還是范斯在書中刻意利用了這位曾經的導師？難道他把敘述稍作調整，好讓情節更符合《絕望者之歌》的主題：所謂自由派菁英對鄉下人的輕蔑態度？

可以確定的是：范斯在耶魯時是一位優秀，但稱不上卓越的學生。能在一群頂尖人才中脫穎而出，本就只有少數人才做得到。對一個如此有野心的人來說，想必讓他心裡不是滋味。

因為母親染上毒癮，范斯（左）由他的外祖母「Mamaw」撫養長大。©privat via Daily Mail

然而他坐在 2011 年一場演講裡，主講者是一位非常成功、非常富有的人物——當時大多數學生幾乎都沒聽過這人的名字。這人告訴他們：忘了大學吧！此人在耶魯講述許多年輕天才進行毫無意義的競爭，如何把全部精力投入爭取各種榮譽，只是為了之後得到一份對世界沒有真正貢獻的工作。范斯日後會說，那一天成為他人生中最關鍵的時刻之一。深深吸引他的那個人名叫 Peter Thiel。他曾在另一所頂尖大學念法律，之後卻選擇與體制決裂。如今，他是矽谷最成功的投資人之一，而他要為美國打造一個新的菁英階層。

與妻子的結合對范斯而言是夢想的實現：家庭。

在 Thiel 看來，現代自由主義已無法兌現象徵富裕與進步的美國夢。他認為罪魁禍首是大學、媒體以及文化產業。Thiel 把它們稱作强制一致性的「碾壓器」，因為它們會壓制不同的想法。到了 2023 年，哈佛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授中，只有3％具保守派立場。

演講之後范斯持續和 Thiel 保持聯繫。而就在他好不容易擠進自由派菁英圈的同時，他也開始與這個圈子保持距離——至少在政治上如此；私生活倒不然：他在耶魯認識了一位年輕女子，她和他一樣念法律。Usha Chilukuri 是印度移民的女兒，父親是航空工程師，母親是分子生物學家。Usha 在自由派的聖地聖地牙哥長大——加州、海岸線，離米德爾敦簡直是兩個世界。她極度自律、素食、信奉印度教。與她的結合，讓范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夢想：成立家庭。如今兩人已結婚，育有三子。

范斯和他的家人於 2025 年 4 月 23 日在印度阿格拉參觀了泰姬瑪哈陵。©Kenny Holston/Reuters

范斯這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當時正在考慮寫一本關於美國勞工階層的書。2013 年 2 月，他在法學院的網路論壇上發起一個讀書會，主題是「social decline in white America」——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下滑。范斯剛讀完 Charles Murray 新出版的《Coming Apart》。這本書談的是白人社會如何分裂成上層與下層兩個群體。依書中的論述，上層階級通常擁有穩定的家庭，從事受尊重的職業，並生活在自行封閉的文化泡泡中；而下層階級則逐漸失去成功人生所需的一切條件：結婚率降低、敬業精神不再、犯罪率上升、與教會連結也逐漸減弱。

政治學者 Charles Murray 與矽谷投資人 Peter Thiel的共通點其實不多，但有一點則是一致的：兩人都提出了一種「衰敗的敘事」。在 Murray 的《Coming Apart》書中，范斯看到許多自己童年的影子。范斯起初構思要寫的書，帶有強烈的理論取向。然而出版社與一位教授鼓勵他：不如寫出你自己的故事吧。於是，他寫下了《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

俄亥俄州

Jeri Lewis 坐在一間牛排館的包廂裡。她今年 47 歲，穿著黑色西裝外套，配著醒目的飾物。她剛從教會出來，先點了一杯巧克力馬丁尼。正值范斯以遠距離視角把自己的工人階級出身寫成全球暢銷書之時，她搬到了米德爾敦，且開始實際投入照顧那些被社會遺忘的人。當時鴉片類藥物危機正達到高峰，城裡許多人生活得十分艱難。「我自己的生活也過得很糟，」Lewis 說。「我不知怎地，對那些窩在最底層的人特別有感。」她帶著三個孩子離開了暴力成性的丈夫，之所以落腳於此，是因為房子實在太便宜。

: Jeri Lewis, 47歲©privat

她開辦了一間餐飲服務公司，雇用了其中一些被社會抛在後邊的人，也幫助其他人戒掉毒癮。就在那段時間，她認識了范斯的母親 Beverly——後者正努力擺脫自己的毒癮，且最終成功了。她也認識了他同母異父的妹妹 Lindsey——後來還認識了范斯本人。

那 JD Vance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他非常有自信。」不過，他的同母異父妹妹曾告訴她，JD 在學生時代其實常被人取笑。

為什麼？

「呃，他的穿著不體面，而且還有點胖。」

不過，他的老師卻說，范斯在高中最後的那段時間其實非常受歡迎。

「我可以問問她。」Lewis 給范斯的同母異父妹妹傳了一則打招呼的訊息。沒過多久就收到回覆。「喔，」Lewis 看著手機說，「時機不好。她人現在正在醫院。」Lewis 說明了發生什麼事，但請求不要刊登細節。

范斯母親 Beverly 在 2025 年 4 月於白宮慶祝她戒毒十週年紀念。©JD/X

Jeri Lewis 說自己是保守派。不過，若和她一起在米德爾敦開車繞一圈，聽她的口氣更像一位左派的街頭社工。她的手指著一個以前曾經讓成癮者取得乾淨針具的發放點。「真可惜，這個據點不在了。」一名騎著腳踏車的年輕男子經過。「他以前是橄欖球員，後來精神狀況出了問題。」跟許多人一樣，是心理疾病，Lewis 說。資源太少，根本無法照顧到每個人。她會定期送飯給這位前球員，她寄望於2028 年的「范斯總統」——也許到那時，這座城市就能得到所需要的資源。

她開車經過舊歌劇院。一個市民團體將之重新修復完成。雖然現在不再上演歌劇，但下週會有一組爵士樂團在那裡演出。轉過街角，舊百貨公司已被改造成藝術家的工作室大樓。城市人口不再持續下降，新的店家開始出現：一家蒸餾酒廠、一間滑板店、一家麵包店。貧窮率依然很高，但正在緩慢下降——這也多虧了像 Jeri Lewis 這樣的人。

范斯在完成學業後不久便前往矽谷發展。

2016 年范斯加入 Peter Thiel 的投資公司 Mithril Capital。Thiel 身邊聚集著一群激進的反動思想家。其中包括科技哲學家 Curtis Yarvin，也有一位在耶魯取得博士學位的羅馬尼亞裔美國哲學家 Costin Alamariu（「生命是一場爭奪主導空間之戰」），以及英國思想家 Nick Land（「民主幾近否定文明之極致」）。所有這些人與 Peter Thiel 的共同點是：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的西方乃是一項失敗的工程。在他們的世界裡，像 Jeri Lewis 這樣的街頭社工救不了美國，反之，必須由企業家、君主與人工智慧所引領。他們是 Ernst Jünger、Oswald Spengler 與 Carl Schmitt 的思想繼承者：現代性的批判者，強調生命力、民族性與菁英主義。

對於像范斯這種正在尋找人生立場與世界觀的人而言，這些高度抽象的思想必然極具吸引力。為他先前隱約感受到的某些東西，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架構。在矽谷，他逐漸成為一位知識分子。

他的意識形態當時仍未完全成形。他依然在思考：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究竟要如何延伸？又該如何把這樣的批判轉化成某種具體的政治方向？當川普在許多失望的白人工人選票支持下首次贏得大選時，范斯對他並不信服，還曾形容川普是「道德災難」、「美國的希特勒」，高喊出「上帝保佑我們」。范斯依然是個共和黨人，這點沒變。但問題是：一個想要贏得選舉、又比川普更乾淨體面且人性化的共和黨人，該是何等模樣？

2017 年 1 月川普就職一週後，范斯召集了幾位政治策略家與溫和的保守派思想家，共同商討未來的方向——也包括他個人的下一步。《絕望者之歌》已讓他名利雙收，可說是展開政治生涯的最佳起點。

2017 年 3 月 16 日，范斯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一家飯店。©Andrew Spear/Redux/laif

在場的有一位是 David Frum——他曾擔任布希總統演講稿的撰寫人。范斯在大學期間曾為 Frum 的網站撰文。Frum 和他的同伴想要改革共和黨，並重新調整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左右派的政治光譜。他們提出疑問：為什麼一個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態度的人，面向經濟政策上就必然支持減稅與鬆綁管制？這些改革派希望於文化議題上持保守態度、維持典型共和黨立場，但在經濟議題上稍微向左靠攏。例如，他們提出為有孩子的低薪族提供工資補貼，以及推動一種更又凝聚力的醫保制度。當 Peter Thiel 想打造一套全新的保守派架構時，David Frum 則只想調整其中幾顆螺絲釘。

瞻望未來好似回到過去

那段時間，范斯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他是否在思考：Frum 身邊這些改革派是否有足夠的企圖心？是否夠激進？多年之後，Frum 在《The Atlantic》雜誌上寫道：「當時我們成了范斯競選總統運動初期的見證人。」

在總統大選前的那幾個月，主流媒體曾以滿懷同情的視角關注老白男工人階級的困境。然而現在，當這些被邊緣化的人真的把川普送上寶座時，范斯眼看著這群人忽然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至少，他日後在一個 Podcast 中是這麼回憶的。自從《絕望者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上映後，對他書中群體持以不帶偏見的觀察就更加不可能了。影評人痛批這部電影，網路上也充滿了厭惡與嘲笑。在范斯看來，自由派社會的同情似乎只是一幕假象。

2018 年，他讀到一本名為《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了Warum der Liberalismus gescheitert ist》的書，作者是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天主教聖母大學教授 Patrick Deneen。Deneen 在書中主張，自由主義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對人的理解：自由主義會摧毀社會連結、家庭與社群。歐巴馬也讀了這本書。歐巴馬對於自由主義的問題，與 Deneen 的批判一致，但不同意 Deneen 的結論——因為 Deneen 要求的不僅是改革，而是政體的更迭，一個徹底嶄新的社會。

Deneen 的思考方式確實與 Peter Thiel 一樣激進。但他所描繪的社會願景並非科技烏托邦，而是更具個人性、更具社群感、也更具天主教色彩的社會。一個「瞻望未來好似回到過去」的世界——重視真正的家庭，而非人工智慧。由此可見，Patrick Deneen 也許比 Peter Thiel 更貼近一個男人內心深處的渴望——源於童年時父母的缺席。

2019 年，范斯皈依天主教。他在天主教雜誌《The Lamp》的一篇文章中，以自身經驗說明了他皈依的決定。「我很清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何看待宗教：最好的情況下，他們認為宗教是鄉愚的；最糟的則認為宗教是邪惡的。（……）我開始思考：世俗的成功象徵真的讓我變成更好的人嗎？我用美德去交換成功——而我發現，成功並非完勝。」

一位范斯的熟識說，這種心懷懊悔的自白不是裝出來的。這位朋友不願公開受訪，他不是共和黨人，但和這位副總統非常熟。在那段時期，他們經常交換書籍、討論工人階級的困境。「這些問題真的非常觸動他的心。」這位朋友還回憶，他曾向范斯講起一位育有三個孩子的黑人母親的遭遇：房東因不合理的高額補繳費向她施壓，最後還告上法院，逼她離開住所。據這位朋友說，范斯隨後主動、匿名地給這個家庭寄去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額。而這樣的事——一次完全保密的善舉——能與川普作出聯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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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Deneen 站在一間飯店的大廳裡。他戴著藍框眼鏡，穿著亞麻外套和草帽，看起來就像是從一幅法國畫家莫內作品走出來的人物。「我的書出版後，范斯打電話給我，我們聊了很久。」Deneen 說道。「那時他正從一位傳統保守派，轉型成為一位民族保守派。」

民族保守主義（Nationalkonservativ）的政治標籤下匯聚了多數的「後自由派」（Postliberale）。他們希望吸引眾多工人階級以架構經濟民粹主義，與 Peter Thiel 的科技未來主義結合起來。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涉及各個層面。范斯現在成了他們的一員。David Frum 那種較為溫和的思考方式，他如今只能在後照鏡裡瞧見。

2019 年也是范斯首次在民族保守主義派開始定期聚集的那些會議上發表演說的一年。他在演講中講述了一個來自家鄉俄亥俄州的孩子的故事——這個孩子很早便對止痛藥上癮。他批評缺乏對藥品市場的監管，使企業能毫無阻礙地宣傳與販售鴉片類藥物。他也提出對全球化的批判，並將老白男藍領階級的危機歸咎於美國工業外移到中國。范斯認為，美國應該從一個只消費的國家，重新變回一個製造國。「不去使用我們擁有的政治力量，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但這樣的選擇正把我們帶向災難性的後果。」在那一刻，他聽起來幾乎像桑德斯（Bernie Sanders）——左派名人。

然而，范斯也提防不讓自己的言論聽起來像是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性批判。他沒忘記矽谷與 Peter Thiel。事實上，在 Thiel 和 Google 執行長的出資下，范斯當時創立了自己的投資基金。資金一部分流向 安杜里爾工業公司（Anduril）——一家生產無人機與人工智慧支援防衛系統的公司。這筆投資最終大獲成功：Anduril 現在估值已達 305 億美元。在俄亥俄州，一座耗資 10 億美元的生產基地預計於 2026 年啟用，將在范斯的家鄉創造超過 4,000 個工作機會。

2021 年 7 月，范斯宣布競選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過去對川普的批評作出道歉。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解釋了自己的轉變：如今他深信，除了川普之外，沒有人能真正挑戰自由派的共識。Peter Thiel 為他的競選提供了資金支持，但范斯明白，如果沒有川普的公開背書，他不可能勝選。起初，他的民調大幅落後；當川普發聲支持，他的聲勢迅速上升。最終，他贏得了選戰。

或許，對一個追逐權力的思想型人物來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不惜展現機會主義。用較友善的說法，范斯的特質在於，他非常擅長於在正確的時刻說出人們想聽的話。如同他先前在耶魯教授 Paul Kahn 身上，以及在 Peter Thiel 身上所找到的那樣，他又一次在川普身上找到了一位比自己更重要、更富有、或更具權勢——且願意支持他的人。川普用人三不五時棄如敝屣。但這兩個男人之間的關係，自那時起一直維持至今。

范斯蓄起了鬍子。那個曾經寫著深思熟慮散文的男人，成了一位網路巨魔。以前演講他只遺憾美國生育率下降，如今卻說「那些沒生孩子、只養貓的女人，她們大概都過著不幸福的人生」。范斯的勵志奮鬥故事，至此迎來了轉折。那個來自小鎮的男孩——難不成就此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2022 年 11 月 5 日，范斯與他的兒子 Vivek 出現在俄亥俄州巴塔維亞，
參加克萊蒙縣共和黨的一場造勢活動。©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透過他的基金，范斯逐漸投入愈來愈多地文化之戰。他資助一款天主教祈禱 App，也投資了什麼內容都不會刪除的影音平台 Rumble。他接受了川普「選舉被竊」之說，而當川普在 2024 年提名他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范斯也徹底告別了禮教、公平與錯綜性。他明白，在社群媒體的時代，這些東西毫無價值。專家專人統治的時代已告結束。包括范斯在內的專家必須掌握一種新語言，否則就會被淘汰。不久事實證明：他非常擅長使用這種新語言。

俄亥俄州

距離米德爾敦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春田市（Springfield），市政府主管坐在辦公室裡嘆了口氣。「不，」Bryan Heck 說，「范斯從來沒有來過春田市。」在總統選舉期間，范斯散布了這個謊言：在春田市的海地移民會食用貓狗。

像米德爾敦一樣，Bryan Heck 的家鄉也長期因工業職位流失而受苦。然而，這座城市成功吸引了新企業進駐：食品加工、物流、晶片產業。成功就業到最後反而缺工。「我們每天都有四、五十個新的工作機會。薪水不錯，一小時二十美元以上。但我們還是找不到人。」Heck 說。年輕人只要能離開，就離開這裡去念大學——像范斯那樣。那留下的人呢？春田市有超過 20% 的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也有很多無家可歸者。這天早上，在市政廳對面就坐著幾個人在那裡。

為了避免企業再次外移，市政府開始依靠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移民。發予臨時簽證。如今，春田市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居民都來自海地。

被揭穿說謊後，范斯在競選期間接受 CNN 訪問時說：「如果我必須編故事，才能讓美國媒體終於注意到美國人的痛苦，那我就會這麼做。」於是，人們不禁要問：他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如此行事的？在《絕望者之歌》書中，那段敘事描述看不起人的那位教授——是否是同樣的行徑？還能相信 范斯多少呢？或說：對一個謊稱海地移民會吃貓狗的人來說，究竟多少玩世不恭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完全不在乎范斯的想法。」

他想引發群衆關注的社會現象，源於大量海地移民湧入而導致春田市物價上漲、住房短缺、學校與醫療體系不堪負荷。這些現象確實存在。然而，即便為了工作機會湧入這座城市是美國人，這些問題同樣也會出現。回顧競選期間范斯接受的訪談——包括 CNN 以及其他媒體——令人驚訝的是，當他被質疑滿口煽動性言論時，依然能保持如此冷靜。他始終泰然自若，一次又一次地把對話拉回同一個論點：美國老白男正在承受移民帶來的後果。大概只有惡名昭彰的騙子才會這樣；或者是一位意識形態者，為了更大的目標而將謊言合理化——也就是為了那些他投身政治所聲稱要服務的人。但他真的幫助了他們嗎？

2026年二月初，海地人的簽證將到期。川普—范斯政府一心一意規劃若是。自那時起，所有相關工作將由美國人來取代。「這對我們來說並不容易，」市政府主管Bryan Heck表示。他所屬的市政府多年來一直嘗試吸引年輕的美國公民投入工業勞動。「這種事情本來就需要時間。」

那麼，他是否擔心海地人離開後，企業會選擇遷出？
「我希望不致如此，」 Heck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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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班農心情愉快地打開他那棟聯排屋的大門。他的頭髮向後梳成一道大大的波浪，襯衫口袋上別著三支一模一樣的原子筆，乍看之下就像三顆子彈。他剛錄完自己播客《班農戰情室》（Bannon’s War Room）的第 4,757 集。班農曾是川普的顧問之一，他的播客是美國收聽率最高的節目之一，對「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思想走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那麼，班農如何看待范斯以及這群國家保守主義者呢？

「那我們就開門見山説話吧：民族保守派並不等於 MAGA 運動。他們沒有權力、沒有能量，那只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構想。」班農展開一連串猛烈抨擊，最後話題轉向矽谷，談到像Peter Thiel這樣的人。「這些人糟糕極了。他們催不出一張選票。美國人討厭他們。我們不信任大型科技公司。」

你相信JD・范斯嗎？
「誰？」
JD・范斯。
「我完全不在乎 JD・范斯在想什麼。」
可是，他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總統。

范斯與川普於 2024 年 3 月 16 日在俄亥俄州范達利亞的一場造勢活動上。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這幾乎不可能。他和大型科技公司關係密切。我才不管別人怎麼說。川普會是 2028 年的候選人！」

班農毫不在意川普依法不得再次參選的事實。同樣地，他也不在乎那位極具影響力、遭殺害的行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遺孀公開表態支持范斯成為候選人這件事。還有，在最近一次民族保守派大會上，幾乎每一場演說中都隱約流露出希望范斯成為總統的意願。

去年年底，班農在自己的播客節目中幾乎向范斯下了最後通牒：**忘掉你在矽谷的那些朋友，否則你就會失去來自 MAGA 運動的支持。**班農正為一場戰鬥做準備。

JD・范斯希望成為某種革命的「腦子」，而這場革命的「肚子(直覺)」則是以本能行事的川普。不過，相較於頭腦，肚子有一個優勢：它能消化各式各樣的東西。從Peter Thiel自封的「新科技菁英」，到像米德爾敦這類城鎮中被邊緣化的人；從反對移民的人，到拉丁裔族群；從重視傳統的企業家，到全球化的批評者——川普全一股腦都吸納進來了。對川普而言，選民的不滿本身就夠了。

「腦子」的運作要複雜得多。它首先必須進行分類與取捨。這正是范斯如今所面臨的挑戰：建立一套價值體系、一個層級架構，讓某些不滿者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分量，卻又不至於流失任何一方的支持。

例如，提爾（Thiel）陣營認為人工智慧才是未來；而天主教思想家派翠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則反對 AI，因為他認為這會讓人類變得沒有靈魂；班農憎恨 AI，因為在他看來，這會讓工人變得多餘。又或者，換個例子：像年輕的「大屠殺否認者」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這樣的人，是否應該在 MAGA 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富恩特斯是一名新納粹分子，但他同時也聚集了一個龐大且持續成長的網路粉絲群。

范斯曾在一次播客節目中表示：「當把『美國人身分』等同於『白人身分』時，事情就變得非常危險。」然而，直到目前為止，他在公開場合尚未明確譴責過任何人。即便富恩特斯因范斯娶了一位膚色較深、具印度血統的妻子，而稱他為「背叛自己種族的人」，甚至嘲笑他兒子的名字——維維克（Vivek）——時，他也沒有出聲回應。這個一生最大的目標只是擁有一個幸福家庭的人，卻在保護這個家庭的問題上，突然變得異常沉默。

他或許正在精打細算：**幹嘛要冒險損及進入白宮的機會？**范斯顯然已準備好不惜一切，來維繫這場運動的團結。對川普而言，事情往往也關乎他個人的認可——他希望被人喜歡、有時也願意妥協、聽人勸。這位機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者范斯，相較之下顯得更加冷靜、理性。

他在角逐候選人提名時的對手，是將於 2026 年初登場的國務卿馬可·盧比歐（Marco Rubio）。正是盧比歐敦促川普派遣士兵前往卡拉卡斯（Caracas），並在一場出其不意的行動中將委內瑞拉獨裁者逮捕歸案。隨著這位國務卿的出現，共和黨過往的干預主義再度回歸——而這條路線，范斯早已選擇背離。在襲擊發生後的那幾天裡，盧比歐四處露面、頻頻發聲；范斯則沒有。

發給班農的短訊：「你認為委內瑞拉這件事，對盧比歐還是范斯比較有幫助？另外，對你來說，川普在 2028 年仍然是唯一的候選人嗎？」

班農要求他的回覆不要被直接引用。若要概括他的意思，或許最貼切的一句話是：
「去他的，除了川普，其他人都不重要。」

將近一週之後，范斯才終於露面，在白宮接受記者提問。他選擇了一個能讓自己重新獲得關注的議題。

在明尼亞波利斯市（Minneapolis)，一名邊境保護機構的官員開槍射殺了一名抗議警察突襲與遣返移民行動的女子。范斯以「美利堅合眾國」的名義為該名官員辯護，並抨擊所謂的「激進左派」以及媒體。「這是一起對美國人民的攻擊，」他說道——他指的不是那顆致命的子彈，而是被射殺的那名女子是對美國人民的攻擊。

而他整個人看起來相當輕鬆。彷彿在享受自己重新回到鎂光燈下的感覺；彷彿他已經習慣了，通往權力的道路上，殘酷本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