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日出日落 Ostasien Auf- und Untergang der Sonne



2014年4月6日《FAZ 法蘭克福匯報》

作者：史丹澤博士 Dr. Volker Stanzel

筆者係德國聯邦共和國大使於2004年至2007年駐派中國人民共和國， 2009年至2013年10月駐派日本東京。

 

 

東亞的日出日落Ostasien Auf- und Untergang derSonne （deutsche Version）

日本和中國的許多人民認爲兩國之間一場戰爭勢在必行。衝突爭端是位于中國東海的一組島嶼。但衝突實際的背景其實在雙方兩千年歷史的優越感、羞辱感、復仇欲以及攫取民族尊嚴的企圖。

不僅在中國，日本亦然，一窺戰爭降臨的流行文學多若雨後春筍。出發點則通常以1914年歐洲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境況為視野。最遲去年歐洲觀察家也看到了當前中日關係與1914年的明顯對比：比如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其書中對一次世界大戰背景的描述，歐洲國家的領導人物如何「夢遊」般地走向災難。

中日關係表象有三項特徵。而它們都與國民自尊、自我價值、脆弱性和羞辱感有關。因此，日本對中國而言，長久以來不過是自國地平線外幾個微不足道的島嶼罷了。對日本而言，中國則是兩千餘年重要的文化參照源地。19世紀開始，日本著手進行現代化，並且發動兩場可以比擬歐洲列強侵略的戰爭羞辱了亞洲強權中國。1980年和1990年間，日本被視爲世界未來強權的「第一把交椅」，反觀中國自1990年以來，從一個貧窮的共產主義大國竄升為全球經濟實力老二。由此可見，這個背景標誌出的特殊問題，在1978年兩國建交之後，關係持續惡化。但是，這會導致戰爭嗎？

在過去的兩千年間，日本和中國軍事對峙只有五次– 源于島嶼地形日本的大陸傾向。然而災難始于一個不幸的詞彙：在中國的編年史裏記載兩國首次交流，始于東漢光武帝頒授給「倭奴國」的一枚金制王印，以資證明其附庸朝貢國之地位。「倭Wo」這個字也意味「小矮人之地」– 日本。這個詞彙至今聽來依然富含貶義，如同中國人口裏說的「小日本人」或「小日本」。

在第七、第九世紀年間，中國不僅是日本，也是​​整個東亞的文明典範。它的字體、佛教、儒家學説和國家法律、建築、藝術和音樂相繼被效仿沿用。彼時各國從事貿易互相往來。從文化侵略演變成軍事侵略，是因爲日本明顯意識到中國那個階段的軍事擴張。那時，日本沿用中國對皇帝的稱謂天子 – 「天皇Tenno」，同時謂之：「日升之國的皇帝問候日落之國的皇帝」。面對強大鄰國以此昭示自信。

侵略的野心首次展露在1274和1281年的蒙古王朝。中國大概是被盛產「黃金之國 – 日本」之名引誘而至。侵略者被擊退了，但留下嚴重的威脅感。日本武士統治者150年來，自稱爲中國的「附庸國」。這可能是一個明智的政治策略。此時卻衍生出另層想像，原來日本才是一個真正唯我獨尊的國家：因爲日本天皇的王朝來自於神的起源神話，並且自建國以來一成不變永保王冠，難道這不意味日本遠遠比王朝持續變天的中國要來得優越？日本在世界上才更應該享有優先超前的地位？中國自此再也不是典範了，而且可以被擊敗。16世紀日本第一次嘗試征服中國，中國在韓國的土壤上做出捍衛。日本才是唯我獨尊的想法到了19世紀，當西方殖民主義成為重大威脅，日本成了中國知識產權危殆將盡的生命線那一刻：讓日本一心一意進行現代化，絲毫沒有對自我價值產生任何懷疑。

追趕現代化的意志，到了19世紀下半葉很快地演變成一個帝國主義。1873年一次為日本政府代表團迎賓宴席中，俾斯麥致詞指出，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小國」，意欲崛起就不能受到國際法的束縛。國際法不過是大國欺壓小國的工具。日本的殖民主義遵循這個建議，也參照西方模式的邏輯：繁榮的康莊大道在於保證貿易不受阻礙，保證自然資源不虞匱乏。第一個受害者是韓國。1876年，如同二十年前美國入侵日本一樣，日本以同樣的方式，強迫韓國打開門戶。

1894 - 1895年間，日本在一場戰爭中擊敗中國，而贏得在韓國的影響力。由此確保直通韓國要道，長驅滿洲，同時佔領台灣。中國不得不付出沉重賠償並且打開關口。這個羞辱對中國的打擊特別嚴重，因為羞辱竟然來自一個亞洲強國。1792年英國大使首次訪華以後的百年間，中國苦思不解對抗西方霸權主義的良方。一些知識人和政治人口中宣揚「中國夢」以「富國強國」，一次又一次地敗在統治結構和文化優越感。現在，眼看被日本擊敗，顯然明治維新的模式有效。 1898年中國政府邀請前日本首相來華 – 那位征服了中國的首相。他們給他首席部長一職以帶動改革。連這個嘗試也在萌芽狀態就被保守勢力扼殺。

擁有改革思想的中國人開始流亡 – 前往日本。在那裡，他們把日本現代的西方術語翻譯為中文。孫中山，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的創始人、作家魯迅，都是最突出的例子。對日仇恨情緒一直到凡爾賽條約裁定前德國殖民地青島留給日本受託管理才衍生，。這一決定既激怒了乃是德國結盟且希冀收受青島為殖民地的日本，也激怒了期待青島回歸的中國。這一事件造成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起義。直到今天，中國人將這一天作為民主獨立意願之烽火。日本雖説已於1922年將託管地歸還。然而在中國，由於自身的無力感，以及日本蔑稱中國乃是落後的「東亞病夫」，積累的憤怒和嫉妒依然。

鑒于日本的軍事成效斐然 – 1905年對俄羅斯一役，一個非歐洲軍事力量擊敗了一個歐洲國家，同時還是韓國殖民國– 造就了日本唯我獨尊的民族性格，他們深信自己足以對抗西方。一直到四十年代日本還延續初始的想法，引導亞洲國家走入現代世界乃是日本的天職。最終，日本必須領導世界走向「王道」崇拜天皇。這個信念導致日本陷入二戰最後慘敗。

為了保證原料供應，政治精英認爲有必要進一步擴大在東北亞、東南亞地區，包括中國南部的領域。首先，日本強迫滿洲獨立，扶植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後裔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死了1000 ～2000萬中國人。接下來從1946年到1952年間在日本東京進行的戰爭罪行審判，包括交戰國使用化學和生物武器、南京大屠殺，強迫勞役和強迫賣淫，結果對一千多人作出戰爭犯罪和危害人道罪的宣判。

1945年後中日和解，能否與五十年代開始的西歐和解相提並論呢？最重要的大前提是，東亞和解的意志並不存在。中國陷入內戰，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又投入韓戰與朝鮮和蘇聯並肩作戰。投下原子彈轟炸，令許多日本人感受到深刻的處罰。由於天皇寶座依舊，日本可以說完全沒有經歷德國政治斷層的「零點」。

雖説中國政府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完成了對日抗戰，中國解放卻是美國戰勝日本的結果。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共）卻宣稱自己才是對日抗戰勝利的英雄。對日抗戰的勝利，至今仍然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兩大支柱之一 – 另個支柱則是把人民從資本主義的剝削解放出來。逃亡到台灣蔣介石手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於冷戰時期與日本保持外交關係，放棄賠償賠罪的權利。 「以德報怨」蔣作出這個說法。

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的時候，過去就又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上。此舉乃是​​在「尼克森衝擊」的結果： 1971年7月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秘密接觸，導致日本懷疑美國是否履行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允諾。結果是日本準備與中國迅速達成和解。接著，1972年田中首相立馬抵達北京作出一份聯合聲明，促成1978年的和平條約。這項條約免除日本二戰期間對人民共和國的賠償和道歉義務。這個時候的日本與「軍國主義」和戰爭年代「帝國主義」的日本，顯然可以輕易識別。此時的日本政治人物心懷和平友誼。周恩來總理說：「與數千年的歷史相比，六十年來的歷史，實在不值一提。」

日本出口廉價工業產品的發展戰略，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的所謂的「四小虎」區域證明奏效，成爲中國效仿模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更多：日本卡通影片、漫畫文學、時尚和流行音樂也影響年輕中國人。今天，日本60％的外國留學生來自中國；中文繼英語之後，在日本乃是第二大學習外語。

民主日本和專制中國之間的政治對立卻從未消失。八十年代初，日本與台灣關係密度在一本歷史書上引起中國批評，其中日本對「入侵」的否認面臨非議。然後日本首次正式承認入侵中國，由鈴木首相正式出面表達「遺憾」。但及至今日，日本政府内部仍有很多將二戰視爲保衛亞洲抵抗白人殖民勢力和反對戰爭罪行的聲音，這些聲音時而被批評，時而被默許，日本的歷史乃是中國政治權宜的工具。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九十年代初，日本是第一個與北京建立正常化關係的民主政府。那一刻歷史舉足輕重。但要不了多久，當經歷了1989年6月4日和東歐爆發的革命之後，中共官方合法性面臨嚴峻質疑，就在此時，這段歷史變得重要了。 1994年1月，中共決定在所有學校和大學引進「愛國主義教育」。旨在灌輸一個與歷史偏差的影像 –5000年來永恆偉大高文化之中國帝國，歷經老外聯手蹂躪導致「百年屈辱」，今日中國要求歸還應有的公道。

博物館、紀念館、教科書、電視記錄片對相關解放戰爭的描述，從一個戰勝者的敍事，轉變成受害者敘事。這樣一來，中國公眾對自身苦難普遍流傳一股對日本的怨懟義憤，遠遠比對西方來得更激烈。經年累月，操弄歷史和動員民衆憤怒的分界不再清晰，對日本的憤怒到底真的，還只是做戲。夾持民眾情緒為口實，作爲對日政策的關鍵指標。

同時，為日本戰爭罪行要求道歉的所有高階政治人物，包括天皇，名列於一串名單裏。若逢其他高階政客否認1937年南京大屠殺，或對在佔領地強迫賣淫的國家責任進行爭議的話，曾經賠罪道歉的語句，就會被定期稀釋盡淨。近年來，東京的靖國神社總是面臨這個問題：如同許多國家一樣，日本也為「無名戰士」立碑紀念，此類古蹟也一直被他國政府代表參拜（1970年以來聯邦德國政府捐贈神社的一棵樹就此矗立留念）。直至1978年這個現象改變了，神社管理處決定同時為1068名日本戰犯留名立牌納入神社。從此只要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面臨來自外國的批評連連。中國經常把威利·布蘭特「華沙一跪」的照片，與日本首相前往靖國神社鞠躬膜拜相對並列。

中國經濟、政治影響力的增長，和它在東南亞國際組織日益積極的運作，很快地危及1990年經濟泡沫化進入蕭條期的日本。鄧小平倡導的「韜光養晦」政策，與所有鄰國以及重要合作夥伴的互動，三十年來成效顯著。然而當中國成功地克服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政策立時改變，意欲在全球政治發揮更重要的角色：中國自信滿滿的同時，開始討論現行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迫，可否成爲一個先進的政治模式。

中日之間爭議焦點在於中國東海的一組無人島，日本的尖閣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1972年和1995年間，中國對這組島嶼主權的衝突，立時得到北京和東京迅速解決。今天大不相同。2013年2月武力對峙，日本一艘海洋巡艇被中國雷達追蹤尋獲面臨射擊威脅，幸好日本隊長謹慎迴避而未滋事。去年十月，北京單方面宣示區域包括爭議中島嶼的「航空監視區」，並要求外國飛機進入此區必須先行報備。同時威脅，未經報備飛行的飛機將被擊落。

與此同時，中日國內政壇發生了變化。2012年11月中國換上一批新的領導人，承諾落實所謂的「中國夢」。在日本，2012年12月新選政府就職，其中一些政府成員主張重新修訂日本戰爭罪行問責。由於首相安倍晉三十二月參拜靖國神社，北京在全國人大做出反應決定設立兩個全新的國家紀念館：一為「南京大屠殺」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凱旋日」。

中日民意調查顯示， 兩國國民中各有90％人口互相敵視對立。因此，沙盤演繹比擬中日之境，如同1914年歐洲硝煙之氣也就不足為奇了。軍事灰色地帶的推測失誤或是狂妄自大引起擦槍走火，甚至可能牽連至首都之府。然而，今日政治家，有別於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一書《夢遊者Schlafwandler》，他們充分知曉所冒風險爲何。

來源: F.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