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黎世報》（NZZ Neue Zürcher Zeitung）27.8.2005
石黑一雄於1954年出生於長崎，自六歲起就一直住在倫敦。他的名字通常與他被成功拍攝成電影的小說《長日將盡 The Remains of the Day（德文書名：Was vom Tage übrig blieb）》相提並論，也被認為是英國的精彩縮影。一如這位作家所深信不疑，外表蒙蔽一切。
一開始，錄音機和待提問題尚未出包。石黑一雄提及這趟前往瑞士的旅行，希望能夠對神秘的瑞士第四種官方語言來自印歐語系的羅曼什語進行更多了解。也牢記友人提示千萬別錯過一訪韋爾札斯卡山谷（Verzasca）。還饒富興趣地詢問在新總統統治下的伊朗會如何發展，並寫下該國數位當代重要作家的名字。在實際採訪開始之前，就閒聊了整整一個小時：他也想 – 作家坦承 – 從採訪人身上獲益。
求知的態度不僅僅因爲作家和藹可親的氣質和都會開放的性格。當採訪談到關於他出書的節奏時 – 石黑平均每五年出版一本書 – 為出書經營公共關係，他必須投入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一名作家出完書後可以重回書桌的日子不再。你必須完成一次次的朗誦旅程，在家的時候不是接受電話採訪，就是煩惱那書加拿大版的封面問題。目前，作家被認為是出書的最佳營銷工具 – 這真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原本我可以寫的每第三本書的時間都因此被消耗掉。」
寫作不帶地方色彩
即便如此，他不會讓你感覺虛應採訪循例作答。石黑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有自己的想法：他似乎比較著墨於如何顧及國際讀者的族群。他說，他或許是他這一代作家中的第一個，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他的書必須具備可翻譯性
– 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文化上。 「比如説，從語言層次上意味著我會放棄文字遊戲。此類英語寫法在音調或語調機智可能極具吸引力，可是一旦試圖畫龍點睛地道出意境時卻了無生趣。我也避免用品牌描述一個人物
– 她穿的衣服，她開的車，她上的餐館；因為這種信息會讓今天住在倫敦的讀者有感，而不是挪威或堪薩斯城的讀者。我甚至顧及到最基本的層面，也就是書的主題，有些内容可能在英語背景下很重要，但卻不一定在別的地方。」
石黑一雄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 畢竟《長日將盡》一書所創造的英國精彩縮影出自他手。「《長日將盡》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家反駁道。「它儼然是一部非常英式的小說，然而實際上這本書所設計出來的正是一種有關英國的國際神話
– 它是非洲人或中國人想像中的英格蘭。一個英國鄉間豪邸的管家 – 立時讓人進入一個人人篤信皆知的神話世界；因此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並無關緊要。我寫的並不是寫作當時所看到的英國；而是意識到這個有關英格蘭的強大神話確實存在，甚至還被這個國家滋養著。我感興趣的是
– 這個神話底層的黑暗面以及它代表什麼。人們當然可以將之視爲懷舊之情，並從而建立一個完整的旅遊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可以成為政治和道德束縛的象徵，並且在個人層次，也可以意味著人們生活的某種情緒壓抑。」
反過來，這也正是石黑寫作的核心：大多他的主人翁才是生活無聲謊言和自我設障的藝術家。他1982年出版驚人成熟之處女作《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有所隱藏，因為幻想和壓抑在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她自己的過去之間相互交織，直到最後不知不覺令人震驚地撕裂開來。接下來
– 《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和《長日將盡》– 兩本書中主人翁的用語明顯主導讀者視聽敏銳地：在憐憫與搖擺的憤怒之間，沉浸於他們責任感枷鎖所明示的人物性格。畫家Masuji Ono從一名“浮世畫家“轉變為御用宣傳藝術家，背叛了他最有天賦的學生以
“不知所為爲何”可怕天真罪名密告州警察；而《長日將盡》中的管家史蒂文斯不但犧牲了他的勞動力，還為受限和被蠱惑的貴族犧牲了他稀疏殘餘的情感生活。
自製牢籠
這些如此孤立的人物佇立於他們幾近自我毀滅的使命裏 – 石黑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對社會條件的反射動作。「這些小說的主角在他們所處社會並沒有其他選擇；也早已接受了這種社會秩序和普遍的道德認知。一般人欣然自願地走進精神牢獄，假如這樣才能獲得歸屬感的話，或者他們唯有完成義務才能意識到自身價值。如果身為局外人來看他們，我們可能會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無法突破狹隘的世界觀；然而事實上，大多數的我們都只能以相當侷限的視野和選擇來過日子。」
石黑說，它其實是一本非常簡單的書。「我其實想將我們所有人的境況用一個新視野呈現出來
– 我們如果幸運可能活到七十歲、八十歲、也許九十歲，大多數的我們也都成功地不正視這個現實。我想要說一個故事，來提出我們真該捫心自問的問題 – 我們到底準備怎麽過日子，我們能否對抗死亡，而愛情和藝術在其間是否具有任何價值。在我的小說裏頭，這些問題因書中人物更加尖銳，因爲複製人只被授予二十五或三十年的生命。」
替代的歷史
書中所述悖論其實在於，主人翁被允許在一個特殊環境中成長，在那裡他們不被教導可用的人類物質，而是訓練成個體並鼓勵個人創意。然而，他們從未想過要打破被預設的生涯
– 就是説在第三或第四次捐贈過後面臨無可避免地的生命結束。這難道不與我們所認知極發達且極富創意人格應伴隨而來的精神自治相互矛盾？ 顯然小説譬喻中隱含了一個弱點，石黑承認：「但難道德國人不是歐洲最有文化、最博覽群籍的國家，他們有偉大的作曲家、偉大的哲學家、偉大的文學作品
– 然而發生了什麼事？全民都加入了。他們服從了並做了最野蠻的事情。這正是我在此書感興趣的問題其一：藝術的益處到底是什麽？創意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它們是否真有任何實際好處。」
儘管作者有意識地將小說情境安排了一種不真實的格調，卻指出與現實尖銳的相似之處。「比擬真實的突破可以說在於，我以基因工程替代二戰後核技術的發展。如果你想一想核技術領域發生的一切
– 我們其實已經到了荒謬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人類可以用現有的武器潛力多次摧毀這個世界 – 那麽我小說中的情境似乎也不無可能，我在冷戰期間長大，出生於長崎；當涉及核技術時，不難令人本能地畏懼它可能轉移到其他科學領域。我不相信一個社會在控制科學進展的方面能夠特別成功。」
是的，會有人爭辯說，可是目前看來有關基因工程的辯論，至少在政治和立法層面，似乎很受歡迎，特別是涉及人類繁殖的方面。
是的，論戰又回來了，「但目前也存在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一部分人口生活在繁榮之中，也允許在其他地方的人們在可怕的環境中生和死 – 因爲幸運的我們並不須要看到他們。我們將我們世界佈置的更舒適、更健康，活得更長久；同時另有一些黑暗角落裏頭的人則在痛苦中瀕臨死亡。如果這種現象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發生，那麼為什麼不能，就像我的小說一樣，在一個單一國家內發生？」
作家陳述了他童年敏感地體悟到價值體系的脆弱性和非制約性。他從六歲起就一直住在英國，原本想早日回到日本的父母，在家裡身體力行的是日本人的生活和價值觀。雖然他自己内心深處不再依附於這個文化，但是石黑說：「我的起源和成長經歷把我教會認知到價值觀的相對性。對於我的英國同學來說，絕對必要的道德規範
– 在一個當時備受尊敬、小城風光、英國聖公會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尤其多 – 在我父母家中卻沒有任何效力：例如，即使你不是一個信徒，卻依然有去教堂的義務，或是無數來自英國階級意識強制性的行為準則。」
記憶的劇本
憑藉石黑雖説基於兩個時間層次然而絕大部分線性的敘事結構，《別讓我走》更接近石黑的前三部小說，而不似1995年出版的《無可慰藉The Unconsoled》，該書令人困惑的佈局和自我環繞的情節為他的寫書生涯帶來讚美和尖銳的批評。 事實上，這本書 – 自始至終未離開過看似真實的地基 – 代表了對夢境的精闢探索的現實：以虜獲主人翁卻也詭異滑動的敘事視角，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奇怪的擴展、擁擠和突起，
交織著陡地冒出的記憶和意圖，好像他們一直都存在。
石黑說，對於他的文學進程來説，《無可慰藉》無疑是一本決定性的書。記憶如何運作、其間如何選擇和操縱記憶之中所保有的事實，在他每部小說中都佔據了大量篇幅；夢境般的《無可慰藉》在這方面提供了特別廣泛空間，而他能夠透過寫作技巧的諸多嘗試，期冀在不同脈絡之下得以發展。「例如，我想寫一本不圍繞個人記憶的書，而是關於一個社會如何回憶。到目前為止，我寫過關於個人記憶的壓抑、扭曲、變化；雖然這些小說都牽連著歷史劇變的某個時期，我卻從未真正處理過整個社會的記憶過程，這兩者之間的處理完全不同。探討個人和集體記憶之間的差異一定也非常有趣。」
石黑毫不猶豫地宣稱他對重大、普世的主題較感興趣; 同時又保持著距離，因為他似乎與其以驕傲的創造者的角度，更希望是以批判性讀者的眼光來看待他的觀點和作品。如果一個問題或評論出現了一個即使僅屬暗示的反對意見，作家會認真地，也許甚至妥協地迎向問題；他才吐露了意欲著手那個不可謂為毫無野心的寫書計劃，卻立時頓挫採訪人的熱情追問：「是的，我對這些主題很感興趣，但當然，這些議題一定來自我之前所寫的內容；我只是想更進一步地著色。我不是一個靈感多多的作家，我不是坐在那裡各種點子自然福至心靈；事實上，我總是在一個相當雷同的領域挖掘。」不過，石黑的讀者絕對可以相信這裡還有更多掘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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