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6

Deutschland und die Last des Schweigens in Bezug auf Gaza 德國凝視加薩時的「沉默之重」

 

Sherif Arafa | Cartoon Movement

許是我來自那青青國度,一塊沒有土地毗連鄰國的島嶼,雖説睦鄰是絕佳的外交和生存之道,但面對險惡、威脅交加的鄰近大國,不禁由衷尊敬這麽個小國以色列。處於炮火連天的中東,如何生存?

2008年,梅克爾在以色列國會發言時強調,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她此舉重申了既有的基本國策。直到最近批評聲浪洶湧,德國面對以色列2023年10月7日以後的加薩軍事行動謹小慎微的態度引起各方不滿,聲援加薩的人士源源不絕,政治還來不及反應,文學界發聲了…

德國書商協會今年和平獎選出一位猶太人批判德國的沉默…

德國書商協會今年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謝辭中,法英雙籍律師兼作家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談到了自己家人對大屠殺的沉默,並將話題從紐倫堡延伸至烏克蘭西部的利維夫(Lwiw,舊稱倫貝格Lemberg),最終指向海牙。他批評道,儘管德國正視歷史時確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徹底,然而一旦涉及以色列、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德國的沉默至今依然響徹雲霄。

維基百科載有桑兹的生平:https://de.wikipedia.org/wiki/Philippe_Sands

菲利普·桑茲於1960年10月17日出生於倫敦。他的母親露絲(Ruth)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她還是襁褓中的嬰兒時,便由來自維也納的基督教傳教士Elsie Tilney帶走,隨後在法國由天主教家庭隱藏了數年。他的祖父Leon Buchholz在1938年奧地利併入德國後成功逃離;而他的維也納曾祖母Amalia Buchholz則於1942年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秘密滅絕營裏成為大屠殺的犧牲者。桑茲曾就讀於漢普斯特德區的大學學院中學,並在劍橋大學聖體學院攻讀法律。他於1982年獲得法學文學士學位,次年完成法律碩士(LLM)課程,並以「一等榮譽」畢業。此後,桑茲以客座學者身分在哈佛大學法學院進修一年。2026年10月11日,他在獲頒「德國書商和平獎」時的致謝演說中,呼籲就加薩走廊可能發生的違反國際法行為展開公開辯論。他表示:「然而,針對以色列、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德國至今仍保持著令人震耳欲聾的沉默。德國對『種族清洗』並不陌生。那麼,為何要保持沉默呢?」

如今,桑茲與妻子Natalia Schiffrin及三個孩子一起住在倫敦北部。他的妻子是已故出版商André Schiffrin的女兒。

在接受《衛報》採訪時,桑茲表示:「我希望人們將我視為一名獨立個體『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我不是『英國人菲利普·桑茲』、也不是『倫敦人』或『猶太人』。」

2026年10月11日,他在獲頒「德國書商和平獎」時的答謝辭裏,呼籲就加薩走廊可能發生的違反國際法行為展開公開辯論。他表示:「然而,針對以色列、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德國至今仍保持著令人震耳欲聾的沉默。德國對『種族清洗』並不陌生。那麼,為何要保持沉默呢?」

Deutschland und die Last des Schweigens in Bezug auf Gaza 德國凝視加薩時的「沉默之重」

德國書商協會今年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謝辭中,法英雙籍律師兼作家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談到了自己家人對大屠殺的沉默,並將話題從紐倫堡延伸至烏克蘭西部的利維夫(Lwiw,舊稱倫貝格Lemberg),最終指向海牙。他批評道,儘管德國正視歷史時確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徹底,然而一旦涉及以色列、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德國的沉默至今依然響徹雲霄。

答謝辭作者: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

翻譯: Thomas Bertram

今天能與各位共聚一堂,實屬榮幸。獲頒「德國書商和平獎」是一項非凡的殊榮。之所以非凡,是因為直到不久之前,我的讀者群仍主要來自法律界的狹小圈子;同時,法蘭克福對我們全家而言也別具意義。André Schiffrinyo一位備受尊敬的出版人。他每年都會出席書展,而由他出書的三位作家——Gunnar,Alva Myrdal以及George F. Kennan——都曾榮獲此獎。他的女兒Natalia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第一位讀者,更是我最犀利且最持之以恆的批評者。

這個獎項之所以非比尋常,為的是「和平」這個主題正是我工作核心所涵蓋的議題,也是我在這裏想要談論的內容:沉默所帶來的重擔與危險;對不公現象的抗爭;個人與群體的權利;以及法治原則的不可或缺性。

這些議題圍繞著——在1945年堪稱革命性、至今仍具爭議性——一個理念:國家權力應受到限制,限制的基礎來自於個人及群體都享有國家法與國際法的權利保障。這個理念不僅限於法學與文學領域,更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就我個人而言,這個議題直到我生命中的較晚時期才浮現。我的童年很幸福,我深受愛護,擁有一個孩子所能期盼的一切。

然而,我的成長過程是一個充滿沉默的世界——那種對某些特定事情的沉默,我與哥哥對此僅有模糊的印象。那是家庭中的沉默——對過去的沉默。直到後來,我才得知其中的細節。精神分析學家Mária Török與Nicolas Abraham把這種影響用文字闡述出來,這段文字也作為我著作《重返利維夫Rückkehr nach Lemberg》的序言:

「糾纏我們的並非逝者,而是秘密在我們內心留下空缺。Nicht die Gestorbenen sind es, die uns heimsuchen, sondern die Lücken, die aufgrund von Geheimnissen anderer in uns zurückgeblieben sind. 」

那些「別人」的秘密,説的是那些駭人聽聞的事件——這點我無需提醒您。我家的沉默是一種「德式的沉默」,源於我的祖父母和母親所經歷的恐怖遭遇。結果是:家裏頭沒有任何與德國相關的東西。沒有洗碗機、沒有音樂、沒有汽車、沒有書籍,什麼都沒有。嗯,也不全然:不知怎麼的,德國——也可説是奧地利——的食物總會從後門溜進來。直到今天,我對炸肉排和果子餅依然情有獨鍾。

這些年來,我的狀況發生了變化。在大學裡,我結識了一位德國講師——其實是奧地利人——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絕非什麼怪物,我們成了朋友。身為兼任講師,我的學生中也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國年輕人。而他們身上也完全沒有任何可怕之處。我們以坦誠而友善的方式談論過去。

今天,有幾位我親愛的德國朋友坐在台下觀眾席中。一位女導演。一位博物館館長。一位出生於東德的律師。還有那位律師的兒子——他的父親Frank曾在紐倫堡因謀殺四百萬人(其中包括我家族的八十名成員)而被判處死刑並被處決。Niklas Frank打破了沉默,深入探討了他父親的罪行、他的家族歷史,以及他祖國的歷史。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今天出席所傳達的意義遠比任何言語都更為深刻。

在我身為科學家與訴訟律師——我們就是那些戴假髮的人——的工作中,獨立性、正直,以及對事實的客觀評估至關重要,無論這些事實會導向何方。訴訟律師很難固守於部落思維:我們代表的是某些人——無論喜惡,無論是否認同他們的價值觀。而且,我們也不會因為對自己的國家或自己可能所屬的某個群體採取反對行動而受到批評。然而,身為科學家和訴訟律師,並不意味著自己沒有立場。我確實有自己的立場,稍後我會再談這一點。

一件事自然·引出另件事。那份獨立思考的精神,讓各種「德國」的事物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的生活。這裡有一台洗碗機,那裡有一輛車,還有一位足球員——哪個九歲的倫敦孩子會忘記Gerd Müller在1970年世界盃對陣英格蘭時攻入的致勝球呢?——接著是音樂、德國表現主義藝術以及書籍。有些文學作品對我影響深遠,例如Sebastian Haffner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我最近為該書的英文新版撰寫了序言。

1933年,Haffner身為柏林高等法院的一名見習法官,親眼目睹了祖國制度框架的崩塌、憲政體制與法治的驟然終結,以及一群見習法官——他們被民族主義與個人野心、貪腐及個人崇拜所吞噬。正如普魯士法律體系般,個人與群體的權利也隨之崩潰。

法治傳統「一夜之間消失了」。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我向美國及其他地區那些在遭受攻擊仍堅守立場的律師和法官致上敬意。Haffner提醒我們,我們究竟能做到什麼,以及這一切是多麼容易。沒有比這更貼切的描述了。《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第30章應該成為所有學校的必讀教材。

歲月流逝。我撰寫了厚重的學術專著,並在國際法庭上就環境、邊界、戰爭及國際犯罪等案件進行辯護。

隨後,我收到來自利維夫的邀請,請我針對國際犯罪相關的法律案件發表演講。在奧匈帝國時期利維夫被稱為倫貝格(Lemberg),Leon Buchholz正是在1904年出生於此。1914年,當俄軍入侵時,他逃往維也納。1938年,他被剝奪國籍並遭驅逐出境。他後來成為我在巴黎的法國外祖父。我前往利維夫,與其說是為了發表演講,不如說是為了尋找他的出生地。

這一切關乎記憶與身份認同,關乎去了解他是誰,以及去了解我是誰。作為準備,母親交給我兩份檔案夾,裡面裝滿了他人那些令人煎熬的秘密。當時我五十歲。我從未見過那些填補了我們家族歷史空白的手紙——包括出生證明、印有卐字標誌的護照、驅逐令以及其他文件。

我找到了Leon的家。我發表了一場演講,探討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的起源——可以說,這些正是納粹主義的產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概念的起源竟在利維夫,且與兩位曾在當地求學的男子息息相關。儘管隨後發生了種種恐怖事件,Hersch Lauterpacht和Raphael Lemkin並未蝸居角落哭泣。

他們提出理念並著書立說——Lauterpacht探討反人類罪與侵害個人之罪,Lemkin則論述種族滅絕與群體。他們的理念在紐倫堡轉化為國際法,正如我在《重返利維夫》一書中所記述的那樣。上個月我再度造訪利維夫,當時市長在那棟大樓前揭幕了一塊紀念牌匾,那正是這兩位學者最初研讀刑法的地方。如今,是烏克蘭人民在捍衛《紐倫堡原則》。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持與團結,也理應獲得這些。他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

利維夫賦予了我一位作家的聲音,聲音觸及了個人與群體、身份認同、記憶與沉默等議題。這些在這裡都不是新鮮事。Laurent Naouri 演唱了《馬太受難曲Matthäus-Passion》中的〈憐憫我Erbarme dich〉。這段詠嘆調是一份求饒的懇求。它緊接在彼得(Petru)否認真理之後——「我不認識那人」——以及他目睹自己所作所為後所經歷的道德崩潰——「[他]痛哭流涕」。

在《重返利維夫》中,這部受難曲將兩個人物聯繫在了一起。

如今,是烏克蘭人民在捍衛《紐倫堡原則》。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持與團結,也理應獲得這些。他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

在英國劍橋,Hersch Lauterpacht正為撰寫紐倫堡審判的結案陳詞而苦思冥想。「《馬太受難曲》那『動人的樂音』給了我慰藉,」他這樣告訴兒子伊萊(Eli )—— 伊萊後來成了我的老師。與此同時,在紐倫堡因謀殺四百萬人而被羈押在牢房裡的法蘭克告訴一位訪客,幫助他熬過庭審的秘訣是:「想像自己正在聆聽《馬太受難曲》」。多麼奇妙:一名被告與他的檢察官,分立法庭兩側,卻都從同一個音樂空間中獲得了慰藉。Lauterpacht理解巴哈的作品,法蘭克卻不理解。

於此一種虔敬主義的基本態度得以體現,該態度淡化了主持禮儀的神父與群體的角色,並強調個體的優先性。這種觀念反映了Lauterpacht與Lemkin在法律立場上的分歧——究竟是個體,還是群體?這項區分至今仍持續存在。它塑造了各種衝突,也體現了這項獎項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和平。

和平需要正義。正義需要規則。規則需要法律。而法律與法規具有普世性,而非選擇性。這正是法治原則的真諦。然而,法律並非在真空中運作。這是我所領悟的。作家與文學的作用,在於引領我們前往律師與法官涉及不到的地方。

正如《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作者Sebastian Haffner所指出的:當合法性消失時,「世界原有的書籍與討論」也隨之消失。這正是我最新著作《倫德斯38號的失蹤者Die Verschwundenen von Londres 38》探討的主題,該書講述了統治智利時間最長的皮諾契特(Pinochet)時代的故事。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智利法院始終未能處理這些罪行,因此作家們打破了沉默。Pablo Neruda曾預言此事,隨後Bruce Chatwin, Pedro Lemebel 以及 Roberto Bolaño.相繼講述了這些故事。

Frieden braucht Gerechtigkeit. Gerechtigkeit braucht Regeln. Regeln brauchen das Recht. Und das Recht und Gesetze gelten universell, nicht selektiv 和平需要正義。正義需要規則。規則需要法律。而法律與法規恆有普世性,而非選擇性。

如今情況再次重演,因為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催生了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伊斯蘭恐懼症等現象。邊界遭到侵犯,平民成為攻擊目標,罪行層出不窮,各種勢力肆意橫行,導致法律真空地帶的·形成。自然環境也遭受侵襲,今年夏天的氣候緊急狀態便印證了這一點。

明年四月,我將出版《第五項罪行The Fifth Crime》,這是一份呼籲,旨在針對現有的四項國際罪行(即保護人類的國際刑事罪行)之外,再增設一項。凡是破壞自然的人,也應被追究責任並移交國際法庭審判。受Rachel Carson和Christopher Stone等作家啟發,這項罪行被稱為「生態滅絕」(Ökosid)。

彷彿我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對維繫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破壞還不夠似的,我們竟然一心一意培養出一種新的依賴:對那些威脅要毀滅人類的科技與人工智慧的依賴。人類的處境,被困在「體面」與「毀滅」之間——這實在太荒謬了,甚至超乎想像。該如何解釋這一切呢?

請先閱讀Éric Vuillard小說《議程Die Tagesordnung》的開頭——一群頂尖工業家與希特勒先生達成和解——接著再看看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典禮上那群科技巨頭,他們也在進行著自己的和解。野心、貪婪、自戀、脆弱的男性自尊。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變來變去,其實還是老樣子)。世事變遷越大,本質卻越不變。Round and round we go(我們繞來繞去)——其實是原地打轉。該怎麼辦?

每個群體都有其規則,國際社會也不例外。這被稱為國際法,已存在數世紀之久。這些規則大多運作良好。即使其中有些遭到嚴重違反,它們也不會就此消失。

現在正是為這些原則挺身而出、不保持沉默的時刻;是直面事實、恪守並堅守我們原則的時刻。是堅守不移、而非氣餒的時刻,因為維護法治原則需要持之以恆。這正是Lauterpacht與Lemkin留給我們的教訓。正如Spencer Tracy在電影《紐倫堡審判Urteil von Nürnberg》中所言,當敵人扼住我們的喉嚨時,便是捍衛我們原則的時刻。而法律的語言,正是這些原則的一部分。

幾年前,我曾就岡比亞(Gambia)向海牙國際法院提起的訴訟中的一項指控進行辯護,該案指控緬甸對羅興亞族群實施了種族滅絕行為。雖然我對我的對手——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當天在法庭上的發言多半不以為然,但其中有一句話卻令人難忘:「國際法很可能就是我們唯一的全球價值體系,」翁山蘇姬對法官們說道。

她是對的。我並非天真,國際法並非完美無缺、無條件有效,也無法免於赤裸裸的武力威脅。但一個沒有規則的世界是荒謬的。而且這些規則不僅是為他人、為我們的敵人而設的。它們具有普世性。它們同樣也是為我們和我們的朋友而設的。

這又讓我想起德國——這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深入面對自身過往罪行的國家,正是它塑造了我今日的模樣。然而,這也帶來了一項沉重的責任重擔,就像Samuel Taylor Coleridge那首令人難忘的詩中,懸掛在老水手頸上的信天翁那樣。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的襲擊令人髮指。這讓人聯想到當年促使Raphael Lemkin創造出「種族滅絕」一詞的那種大屠殺。那天我深受震驚,但同時也憂心後續的發展。我與其他英國猶太裔律師——其中包括一位前最高法院院長——共同為《金融時報》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我們闡明了以下三點:

1. 哈馬斯在以色列領土上的行徑,嚴重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規範。

2. 與所有國家一樣,以色列有權採取自衛行動。

3. 此項權利並非毫無限制,它必須在國際法的框架內行使。

我堅持這三點,並遺憾地看到我們的擔憂已成事實。10月7日,在以色列境內,隨後又在巴勒斯坦境內、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發生了國際犯罪行為。該如何界定這些罪行,目前尚有爭議。Lemkin很可能將這兩者都稱為「種族滅絕」,但他的定義所設定的門檻,比後來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convention-prevention-and-punishment-crime-genocide所採納的定義更為寬鬆。國際刑事法院已以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起訴雙方領導人,但並未——至少目前尚未——以種族滅絕罪起訴他們。

南非已向位於海牙的另一家法院——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加薩走廊發生了種族滅絕行為。下個月,該法院將就「岡比亞訴緬甸」一案作出裁決。該法院對1948年《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的詮釋與適用,將決定南非的訴訟是成功還是失敗。

無論最終決定如何,我擔心這場關於稱謂的辯論不過是徒勞的轉移視線之舉。各類國際罪行之間並不存在等級之分。無論是作為戰爭罪還是危害人類罪的殺戮,其嚴重性都不亞於種族滅絕。這些全都是駭人聽聞的罪行。這些罪行必須追究責任並予以譴責;而那些譴責者——無論他們使用何種稱謂——都不應僅因行使言論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就遭到封口、排擠或懲處。作家、記者、歌手、詩人、電影製作人及其他人士,都必須能夠講述他們的故事。

對罪行保持緘默是不光彩的。企圖讓那些揭露罪行的人噤聲,是不光彩的。

Es gibt keine Hierarchie unter den verschiedenen Völkerstraftaten. Töten als Kriegsverbrechen oder als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ist nicht weniger schwerwiegend als ein Völkermord / 國際罪行不分等級。無論是戰爭還是危害人類的殺人行為,其嚴重性都不亞於種族滅絕

德國曾譴責過許多暴行並採取行動,從雅茲迪人(Jesid)到維吾爾人,從敘利亞到伊朗,從緬甸到蘇丹及烏克蘭皆然。然而,針對以色列、加薩走廊及約旦河西岸,德國至今仍保持著令人矚目的沉默。與此同時,對言論辯論的限制也令人憂心。

尤其是在國際法院於2024年就巴勒斯坦自決權作出明確裁決之後,情況更是如此。自此之後,英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已相繼承認巴勒斯坦國。近期,這些國家已實施制裁,英國外交大臣更將被佔領土上的所作所為稱為「種族清洗」。

德國對種族清洗一事瞭如指掌。既然如此,為何仍保持沉默?

文學幫助我們理解,為何說出真相有時會如此困難。在《老鼠線Die Rattenlinie 》一書中,我寫到一名納粹總督的兒子,他雖承認父親涉入大規模屠殺,卻無法將其稱為罪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位總督的孫女卻找到了直面事實、直言不諱的勇氣。這便是勇氣。

我明白,發言人的身分及其過往的言行舉止確實至關重要。我也知道,部分德國領導人物在批評以色列的行為時,語氣正逐漸變得更為犀利。這是正確的,儘管目前仍顯得相當猶豫且謹慎。這並非反猶太主義,也並非「反以色列」,而是真相。

而對德國而言,在紐倫堡審判八十週年後,真實的、不帶種族歧視色彩的「國家理性」,勢必必須打破對國際罪行的沉默——無論這些罪行發生在何處、由誰所為,即便施害者是朋友,特別是當施害者是朋友時。包括那些或許是由某個國家所犯下的罪行——該國原本是為了保護那些曾因德國國家之名而遭受迫害的個人而成立的。數十年後,這些罪行同樣令人「難以理解」。

沉默——尤其是對罪行的沉默——正是我所抗爭的,也是我執筆的主題。這些書是一種針對沉默的文學抗爭。家庭的沉默。我自己的沉默,以及受害者與加害者雙方其他人的沉默。社群的沉默,包括政治與宗教機構的沉默。

各國的沉默。例如英國因其殖民遺產而保持的沉默——正如我在《最後的殖民地Die letzte Kolonie》一書中所描述的,關於查戈斯群島(Chagos)和毛里求斯(Mauritius),或是北愛爾蘭的動亂。又如智利、盧安達,或是塞爾維亞——該國最近竟允許一名被定罪的種族滅絕罪犯以軍禮下葬。

我所知道的是:沉默絕非出路。對一個家庭而言不是,對一個社群而言不是,對一個國家而言也不是。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法律與文學交匯在一起——透過講述故事、引發思考、向當權者說出真相、反對偏見與雙重標準,並揭露某些人企圖隱瞞的事實。

因此,在這艱難的時刻,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其他地方,面對那深淵般的懸崖,讓我們既不要忘記我們從何而來,也不要忘記那些為揭露恐怖與暴行而確立的原則。讓我們從勞特帕赫特、萊姆金和哈夫納等人身上汲取希望。讓我們認清,沉默將如一隻信天翁般沉重地懸掛在我們頸間。

讓我們聆聽那些即使會招致不快,仍敢直言不諱的女作家、詩人與詞曲創作者:例如撰寫盧安達大屠殺的作家貝亞塔·烏穆比耶伊·梅雷斯(Beata Umubyeyi Mairesse);或是描寫內蓋夫地區罪行的阿達尼亞·希布利(Adania Shibli); 像伊娃·梅納塞(Eva Menasse)和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這樣的作家,他們直面我們與真相的抗爭;還有像盧卡·瓜達尼諾(Luca Guadagnino)、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和瑞秋·索爾(Rachel Szor)這樣的電影導演;以及所有運用文字、影像與規範的力量,來捍衛個人與群體自主權及權利的人們。

正因如此……讓我們保護作家和法律工作者,使他們免於面臨危險、侵害或制裁。切勿讓「我們變成我們所對抗的那種人」,正如喬治·F·肯南(George F. Kennan)當年所警告的那樣;讓我們將規則一視同仁地適用於所有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正因如此,容我引用我最喜愛的加拿大詩人Leonard Cohen的一段詩句:

Let us run no more, with the lawless crowds, whoever they may be. 

Let us hold to account the killers in high places, even as they say their prayers aloud.

Let us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Let us not forget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2)

  1. 「我射殺的那隻信天翁/被人掛在了我的脖子上。」——Samuel Taylor Coleridge,《老水手》,Ferdinand Freiligrath譯(慕尼黑: 出版社 Josef Müller, 1925)。在這首敘事詩中,水手無故射殺了象徵吉祥的信天翁,隨後船員們便將這隻死鳥掛在他的脖子上。自此,「脖子上掛著信天翁」便成為一種難以擺脫的沉重罪惡感或負擔的象徵。

  2. Leonard Cohen, 《頌歌》(1992): „「讓我們不再隨那群無法無天的群眾奔跑,無論他們是誰 // 讓我們追究那些居高臨下的兇手的責任,即使他們正高聲祈禱 // 讓我們敲響那些還能響起的鐘聲 // 讓我們不要忘記:萬物之中都有一道裂縫,一道裂縫,光便由此穿越」.

👉 演講全文刊載於「德國書商和平獎」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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