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火苗 Der Feuerkopf der Globalisierung



FAZIT：Das Wirtschaftsblog

猶記得三、四年前基於老共堅固黨意識而拍製《大國崛起》一片，其中相關德國部分，導致反思人相當惱火，因爲老共竟然一廂情願地說德國「統一大業」乃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一手鑄造。這種為達黨目的而曲解世界歷史的任性恣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僅老共一家，別無分店。

 
這一陣子，《法蘭克福周日報 FAS》開闢專欄「Die Weltverbesserer 世界改良者」出現一系列優良文獻。這一篇說得也是李斯特。特此譯出，以饗對全球化關心之士。
 
李斯特（Friedrich List）到底是何方神聖？此文說他是「全球化的火苗」，同時導出後繼之士以羅德瑞克爲主，對全球化作出評論。
 
全球化的火苗 Der Feuerkopf der Globalisierung （deutsche Version）

從李斯特到羅德瑞克: 相關全球化盡頭的討論

2013年8月4日《法蘭克福周日報 Frankfurt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 

作者：Von Gerald Braunberger

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 1846）認為自由貿易，原則上是好事一樁，但僅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經濟實力相當的運作。繼李斯特之後，今世的重要的相關知識人是丹尼﹒羅德瑞克（Dani Rodrik）。

「祖國與人道（Et la Patrie, et l‘Humanité ）」。不僅祖國，人道也是李斯特的理論核心， 1838年他在巴黎為法國道德和政治科學學院撰寫的一篇文中，以這句法文起筆。在逐漸國際化的經濟運作當中，民族國家置身何處，對這位1789年在符騰堡（Württemberg）羅伊特林根（Reutlingen）出生，而於1846年在Kufstein結束了自己生命的火苗，誠然是一個大問題。

在德語區經濟思想史的名單上，李斯特仍佔有一席之地 – 譬如《經典經濟思想一》和《經典經濟思想二》 – 不過總體來看，他反而在祖國之外的美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聲名遠播。

「自由貿易雖好，但是......」乃是他豐富著作蘊含最有名的理論 – 這個理論至今依然爲人喋喋不休探討。

李斯特把自由貿易視為國際經濟活動根本上最有利的組織形式。拿破崙戰後，當德國被劃分成近40個國家和幾乎一樣多的區域海關之際，他撰寫了一份撤除關口障礙的宣言。同時以自由開業、簡易稅法和高效政府的倡導，代表了李斯特一系列自由主義的觀點。 「李斯特視如此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乃是吾人應該致力的理想境界」馬克思如此斷言。

然而，李斯特主張自由貿易只有在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與國之間才適用。十九世紀初德國還處於以農業為主的散國狀態當中，因此適合提倡消弭貿易壁壘。與英國的貿易則大相徑庭，彼時的英國是儼然跨入工業化的雄厚大國，與羽翼未豐的美國和德國相比，擁有顯著先進技術和優異經濟性能。 「各個國家的差異，有若個人狀態的不同，」李斯特寫道，如同彼時其他經濟學家，他也陷入梯次性的經濟思維。 「人也有巨人、侏儒、青年、老人、殘障和壯士之分，一個人的智力是否與如此不同的體形有關，不得而知。」

李斯特認為，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有權抵制先進國家的出口貿易，直到落後國家趕上競爭對手的水準。在 Elmar Baeriswyl 有趣的博士論文當中寫道：「李斯特看到面對強大英國，歐洲大陸的封鎖，導致德國工廠競爭力經歷了一次顯著的回升。而當拿破崙勒令的大陸封鎖結束後，年輕的德國工廠重新暴露在英國市場競賽中，並且大多數工廠面臨倒閉。」

保護關稅或教育關稅沿用至今與李斯特的名字直接掛鈎，雖然這個概念已見早期作者。恰恰與當時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讓-巴蒂斯特·賽伊（Jean-Baptiste Say）為代表而領先的古典經濟學相反，李斯特檢視的不僅是個人合法權益，也恰好在於國家權益：「我把我所建立系統的特徵稱之爲國籍。在個性化和人性化之間，以國籍特性作爲中間環節，奠基成立我整個學説的架構」。李斯特認爲他的方法，並非與古典經濟學背道而馳，反而該被視爲一個必要的補充。「亞當·史密斯研究個體經濟和人類經濟。他教導一個個體該如何與其他社會個體共同創造財富，累積財富並且消耗財富，以及人類的辛勤勞動和繁榮，如何對個體勞動和繁榮作出影響。他卻忘了他書的標題，《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本來是允諾以國家作為研究基礎的。既然他沒有對各個國家不同的力量、體質、需求和文化差異作出考量，他的書僅能作爲一個個人與人類經濟互動的參考，前提是假設人類不存在分立各國的問題，並以共同的法律和相同的精神文化為一統社會之出發點。如此他的確很邏輯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並在這個前提假設之下，此書蘊涵偉大的真理」。 基本上李斯特反對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著名的「外貿比較優勢定理」的概論 – 一套聲譽優良的理論，其實驗值證明在一定限度內還算安全。

李斯特一輩子都不忘四處奔走周遊列國大聲兜售他的學説。他勤奮有加熱情痴迷的地步，直逼偏執、令人不適、固執己見且出口傷人。年紀很輕尚在政府機構服務，這位羅伊特林根人就任命沒有任何學術地位的特奧多爾·霍伊斯（Theodor Heuss）為「德國未來的法律顧問總管」一躍而登為圖賓根大學教授。身為斯圖加特議會會員，他與王室爭執不休，於是轉向斯特拉斯堡和瑞士，最後移民美國。在那裡，以他為代表進行保護性關稅學説，並寫了許多政治經濟著作，所以李斯特在美國經濟學家圈内聲名大噪。

在美國，李斯特還發現了另種激情：一個尚在萌芽階段的交通系統「鐵路」，以鐵路作爲運輸媒介乃是創造經濟繁榮的基本條件。一個「鐵路先驅」、一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國家政治自由主義的支持者」，李斯特的名字走入了歷史。他窺出 「生産製造大國和國家運輸系統之間密切互動的關係」。

李斯特晚年返回歐洲，嘗試在很多地方投入規劃鐵路線和成爲一名鐵路經理的工作。他的能力充分得到認可，卻總也是無償的讚賞 – 這位符騰堡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敗在他複雜的性格，但也敗在他美國公民身份與德國貴族的政治衝突。最後李斯特由於身體和精神上貧病交迫的威脅，不得已走上自殺一途。

保護關稅的概念流行之餘也備受爭議。可見於拉丁美洲國家早期的嘗試，俾使其國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西方工業國家之外 – 這個概念，最有名的代表乃是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 ）。

直至今日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類似想法來合理化貿易限制之例，仍然有跡可尋。面對工業國的阻力，他們則指出工業國自身經歷的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即便經濟高度發展國，如德意志帝國也使出關稅政策。彼時的關稅政策，力圖使深陷競爭壓力之下和只有局部競爭力的易北河東部農業得到保護 – 如此而獲得來自工業的掌聲。

一戰結束而來與日俱增的貿易限制，被認為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發展遲滯的原因。然而，實際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國際貿易一直在自由化，直至今日幾乎不存在關稅的問題。單單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二十五年間，世界經濟增長顯著，於此強勢的市場走向被認為是主要原因，例如，安德烈·施萊弗（Andrei Shleife）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寫道：「在1980至2005年間，當世界遵行自由市場政策之際，人民生活水準大幅上升，壽命預期，教育程度，民主政治得以改善，而赤貧數目逐漸下降。」施萊弗文中也涉及相關反對立場的理論。

 

相關自由貿易是否需要接受政治馴服的辯論，從未停止。如今的討論遠遠超出李斯特的關稅問題。這個激辯的突出人物是在土耳其土生土長的經濟學家丹尼·羅德瑞克（圖片：Andrzej Barabasz），他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最近也加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羅德瑞克不僅提出質問：對銀行系統和資本市場的落後國家而言，假如外國資金大量流進流出，金融全球化對這樣的國家是否依然有利。他提出的還有原則上的問題。

羅德瑞克在2009年發表的書中《全球化的悖論（Das Globalisierungs-Paradox）》，以一名市場經濟學家而非反全球化左翼分子的身份探討，一個「政治基本上進退維谷三難局面」的世界經濟：

「我們如何能夠同時提倡民主、民族國家自決、經濟全球化三管齊下？

Ÿ   如果要持續全球化，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民族國家個體，或是放棄民主政治。

Ÿ   如果我們要保留並且深化民主，我們就必須在國家和國際經濟一體化之間作出選擇。

Ÿ   如果我們想保有國家主義和民族自決，我們就必須在深化民主還是深入發展全球化之間作出選擇。」

羅德瑞克的說法傾向一個觀點，在他認爲一個市場運作並不須要擁有國家的框架；而一個全球市場，卻需要一個全球性的框架，但羅德瑞克認為一個世界政府並無必要存在的合法性。*)

一般謂之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富裕的經濟體必然與非富裕經濟體之間逐步融合的假設，對此，羅德瑞克也多次表示懷疑。

針對「民族國家」一詞，羅德瑞克在2012年的演講稿文中作出如下總結：「“民族國家”遭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國際化倫理學家多方攻擊。但它早已被證明極具復原力、持續為治理的主要軌跡，同時還是個人個體的附著物及決定其身份的主要因素。全球的金融危機已經進一步強調出民族國家的主軸性。對反全球化革命的背景作出抗拒的人，其賴以為介的是，把「民族國家」視爲實現理想經濟和理想社會為障礙。然而，它依然是實現這些目標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羅德瑞克在最近一次非常有趣且得到高度讚譽的採訪中（FAZ 法蘭克福匯報的《結論 - 經濟博客》）作出總結 - 一位經濟學家的閱歷。羅德瑞克採用過去的幾十年裡所接觸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論調，在知名雜誌出刊，並且出落成為一位聲譽良好的經濟學家。 **）因此，他在這個領域並非局外人。但羅德瑞克的目光也凝視在他所觀察經歷到的分歧，被主流漠視了的分歧。相形之下，李斯特自始至終一直保持了他局外人的身份，即使他被Karlshäuser後來稱為「最有名的和最流行的德國經濟學家」，而且直至今天，還有一個「李斯特公司」的存在（然而，近年來這個機構一直默默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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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德瑞克的分析肯定是正確的，而且一個超國家的框架也可以奠基於民族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 - 從憲法和政治角度來看能夠走到多遠，還是一個問題，起碼，這是歐元區當前辯論的核心。

**)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想法無可爭議。所以，若能將羅德瑞克經濟思想的制度與他的朋友和同事，達倫阿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作出一次比較，必是一樁引人入勝之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