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攀爬於世界歷史上最危險之峰段Wir stehen am Beginn einer höchst gefährlichen Phase der
Weltgeschichte"
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談論西方的危機,以及自由民主國家如何因應的問題。
訪談記者:Christian Staas
時代周報:溫克勒先生,德國激進政黨三次州選舉大舉壯大、川普連任,以及紅綠黃執政聯盟尋釁後的瓦解:這些動盪尚屬於正常運作,還是說這是自由民主受到侵蝕的跡象?
溫克勒:目前的發展只能透過歷史脈絡來解釋。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並未從冷戰結束時的勝利中獲益。在小布希總統的領導下,美國陷入一種狂妄自大的狀態。2003 年肆意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場戰爭永續性地破壞了西方領導強國的規範權威。1990 年之後,大多數歐洲民主國家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因而輕忽國防軍備。統一後的德國尤其如此。此外,尤其是在東德區域,政治教育嚴重缺失:威權主義、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思想模式,在東德官方反法西斯主義的掩蔽下,比在西德的多元社會中存活得更久。然而,自由民主不僅在德國受到挑戰,也在全世界處於不討好的守勢。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更加急劇惡化了自由民主的現況。
時代周報:我們該如何解釋民族主義和專制政體在全世界的興起?
溫克勒:1945 年二戰結束前不久,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曾寫道:「當社會生活的約束力失去效力,人類無法再與惡魔勢力抗衡時,"神話"的時刻就會來臨。」卡西爾心中想的是希特勒的生涯崛起。今天沒有一個活躍的政治家擁有像希特勒這樣的惡魔力量。但在普丁的「Russki mir」,也就是他的「俄羅斯文明區」意識形態中,與希特勒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慣性神話有雷同之處。在民族保守派政治家的意識形態中,也可以找到神話元素,例如波蘭的前總理卡臣斯基 (Jarosław Kaczyński) 匈牙利現任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他們將自己的民族,即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塑造成受害者群體。另一方面,川普(Donald Trump)倡議的並非神話式的美國民族主義,而是物質主義與平庸。他的政策在美國公民社會中遇到了許多自由主義者的反抗。所以他的統治與普丁或習近平的統治並不相同。
時代周報:今日哪些「具約束力的社會力量」在您認爲被削弱特別厲害?
溫克勒:1949年當選首任西德聯邦總統的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 曾說過,對政治的信任只是暫時的。當人們對法治運作和遵守議會民主規則的信任減弱時,民主政體就會陷入危機。這正是我們目前所經歷的。
時代周報:普遍認為西方在 1945 年後已經徹底放棄了民族主義的妄想,這是否是一種錯覺
溫克勒:德國人透過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摧毀了第一個民主國家 – 威瑪共和國,還有俾斯麥在1871年建立的第一個民族國家。然而,統一前的西德普遍認為民族國家因此而處處挫敗,這是一種錯覺。彼時首都位於波恩的聯邦共和國可能把自己視為當代德國政治科學和研究威瑪共和與納粹德國的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所說的「民族國家中的後民族民主」,但歐盟的其他成員國則希望保留自己的民族國家和民族身份,而不是被歐洲融化了。今天,他們和德國一樣,都是後古典民族國家,共同行使部分主權,並將其他主權轉移給超國家機構,例如歐洲中央銀行。然而,1945 年之後,後民族時代並沒有來臨。
時代周報:先從德國的角度,然後再以全球的視野來撰寫西方歷史,是您一生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可有過對這些課題看法的改變?
溫克勒:今天與我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的那個時代不同,我們已經不能再說西方主宰世界了。我們正處於一個新來的東西方分野早期階段,專制國家到新極權國家與自由民主國家互相對峙。西方擁抱的價值觀包括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人權、法治、三權分立、人民主權和代議民主制。這些價值觀繼續在世界各地仍然享有號召力。這正是新進和老獨裁者所害怕的。自由主義勢力可以基於此自信且樂觀。
"反體制政黨的選舉成功"
時代周報:在您的四卷本《西方歷史Geschichte des Westens》中,您描述了西方價值觀的實現如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矛盾和挫敗。目前的危機有何新意?
溫克勒:不同以往的是,跨大西洋的西方再也不能依靠以前的領導力量了。川普的當選迫使歐洲人承擔起他們尚未預備好的責任。歐盟 27 國意見分歧,因此行動力非常有限。一切都取決於歐盟內外最廣義的自由民主國家是否能夠在外交和國防政策上盡可能緊密合作。
時代周報:自小布希擔任總統以來,跨大西洋世紀已告終。如今破裂是否已迫在眉睫?
溫克勒:跨大西洋合作可能不會像 1990 年之前以及 1993 至 2001柯林頓(Bill Clinton)擔任總統期間那樣緊密。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不會退出北約。但他們是否會履行援助義務還是個未知數。跨大西洋時代很可能隨著川普的第二任期而結束。
時代周報:您認為川普有可能以永續專制的方式重整美國嗎?
溫克勒:即使他想,川普也無法成功將美國變成法西斯式的獨裁國家。反對力量太強大了,讓他做不到。但在未來幾個月內,我們會看到「清洗」公務員之列的行動,以及旨在使司法機構與他保持一致的措施。美國民主將受到嚴重破壞。馬克思曾説過一句名言:「歷史總會發生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至於川普,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他的第一任總統任期是一場鬧劇,第二任則可能成為一場悲劇。因為他已經從 2017 年到 2021 年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他和他的同伙會按照按照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馬基維利的教誨,在統治之初犯下最有計劃的暴行。我們正攀爬於世界歷史上最危險之峰段,不僅在美國歷史上,而且,當我們想到氣候變化和國際關係時,於世界歷史也是如此。普丁已經利用美國選舉換届時的權力真空升級他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並試圖以核威脅要挾西方。
時代周報:西方自 1776 年和 1789 年革命以來的歷史,正好與大眾社會的浮現,以及如何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上進行整合而來的社會問題不謀而合。為什麼這些整合問題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如此強烈地浮現出來?
溫克勒:傳統社會大多數的相當一部分,包括部分工人階級,眼見自己的世界和自認爲常態的想法受到全球化、大移民和科技進步的威脅,因此開始接受緬懷過去的烏托邦,比如説是民族民粹主義者所提供的烏托邦。美國在 1890 年左右也有類似的經驗。當時美國出現了第一個民粹主義政黨「人民黨」(People's Party)。川普的選舉勝利是迄今為止西方世界民族民粹主義最大的成功。他動員了「以鄉村包圍城市」,他强化了一種普遍存在的意識,就是孤高的政治階層對「普通人」關心和需求的事物一無所知。AfD 採取的方法一樣。德國就跟美國一樣,鑒於反體制政黨在選舉中的成功,自由主義勢力必須捫心自問,他們做錯了什麼?
時代周報: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溫克勒:無論如何,凡是當權者讓廣大社會層感到負擔過重的事情都是錯誤的。在德國,類似的例子當然是聯邦經濟部對供暖法草案致命的溝通方式,該草案對一般家庭的經濟負擔考慮欠缺。
時代周報:媒體的演化是否也會令人無以應付且危及民主?
溫克勒:所謂的社群網路只是創造了政治參與的假象。社會學家 Andreas Reckwitz 談到「普遍的危機」,「公共領域被分割成不同的社群」。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鑑於大型網路公司的市場力量,憲法必須保護優質媒體的多元意見,以自由交換論點為基礎,這是西方自由政治文化的承諾。他說得對。
所謂的社群網路只是創造了參與的表象。在柏林洪堡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和文化學者Andreas Reckwitz論及「云云大衆的危機」,「公共領域被分割成不同的社群」。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鑑於大型網路公司的市場力量,憲法必須保護優質媒體的多元意見,以自由交換論點為基礎,這是西方自由政治文化的誓約。他說得很對。
" 2015 年已可預見AfD 的崛起"
時代周報:近年來,許多過去被邊緣化的團體獲得了關注和聲音。這些爭取認同的鬥爭有時會遇到激烈的反抗。西方民主國家是否依然然無法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
溫克勒:現代西方的歷史一直有三個層面:首先,是西方內部為了佔有或拒絕啟蒙價值觀而鬥爭的歷史。其次,是一部野蠻違反自身價值的歷史,尤其是奴隸貿易、奴役和殖民罪行。第三,是自我批判和自我糾正的歷史,也就是學習過程的歷史。西方的巨大優勢在於自我批判的能力。這種力量也必須在與所謂的全球南方的關係以及與後殖民意識形態的對抗中證明自己。然而,西方民主國家沒有理由將自己的理想將之往下比對。
時代周報:在2015年梅克爾針對難民潮說的 「我們能做到的」之後,您指責她的難民政策將德國式道德感強加給歐洲夥伴。此外,還説關於移民和難民的接受與否取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一如您引用《美國獨立宣言》所說。您難道不是在替民粹主義者説話嗎?
溫克勒:AfD 在 2015 年大量移民後的崛起已可預見。,德國的融合能力在那時就明顯可見會達到極限。當權者必須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爭取他認為必要的東西。然而,長期而言,在不損害民主的情況下,政策不可能在撇過人民意向制定。德國需要合格的移民。政治庇護的權利必須受到捍衛。然而,只有政治家採取可信的行動來對抗濫用這項權利的行為,並確保社會接受和融合難民的能力限度受到尊重,才能成功捍衛這項權利。
時代周報:數十年來,德國的歷史啟蒙似乎有效阻止大部分的群體投票給極右翼政黨。如今這種保護機制失效了嗎?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溫克勒:在1960年代,當德國經濟復甦時,激進右翼的NPD黨的聲望就蕩然無存。另一方面,AfD 德國另類選項黨現在已經站穩了腳步,經濟若好轉只會對它造成有限的傷害。如果民主黨派不與 AfD 進行積極鬥爭,結果是最近德國東部地方選舉上AfD的成功。歷史和政治教育是對抗這個極度不自由和反西方政黨的必要任務。
時代周報:
錫根大學的政治學家 Philipp Manow 認爲自由民主的危機在於政治原則被以更高的尺度編入憲法,使人無從質疑,從而議題從政治辯論中自然消失。您同意嗎?
溫克勒:與Manow不同,我仍然深信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的防禦性民主是民主憲政化一項的成功嘗試。回到威瑪共和的相對論的憲法理解,最終也允許在形式上合法地廢除法治和民主,將是最不應該向柏林共和推薦的道路。事實上,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的迴旋空間確實因為一些決策轉移到歐洲層面而被縮小,而民主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擱置於一旁。因此,「多一點歐洲」並不意味著繼續推廣這個過程,而只意味著各個政府間更緊密的合作,一種「ever closer cooperation」。
時代周報:面臨即將來臨的選舉,德國最先應處理哪些事情?
溫克勒: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基民黨和基社黨聯盟能否重新成為受人民歡迎的政黨,而社會民主黨能否再次為人民愛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所需要的,是擺脫德國人一廂情願的執著,同時能夠毫無保留地、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巨大挑戰。現在是記住德國社會民主的奠基人之一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862 年説出跨黨派的話的時候了:「所有偉大的政治行動都包括清楚説出真相,並以此為起點開始。」
溫克勒最近出版了《德國人與革命。從 1848 年到 1989 年的歷史Die Deutschen und
die Revolution. Eine Geschichte von 1848 bis 1989》 (出版社C. H.Beck; 176 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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