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1

廖亦武:《大屠殺》用中文譜寫的死亡詩曲 Todesfuge auf Chinesisch

廖亦武:《大屠殺》




2011年7月19日《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作者:Detlef Claussen。作者曾在漢諾瓦大學教授社會學,並有著述代表Theodor W. Adorno(2003)的傳記。

用中文譜寫的死亡詩曲 Todesfuge auf Chinesisch (Deutsche Version)

一位無意成名的英雄:作家廖亦武來到德國,他對中國古拉格監獄的驚人報導終于出版了。爲了迴避國家嚴禁他個人牢獄之災的文學報導,他遠走家園。遠離家園的中國作家廖亦武,2011年7月15日在圖賓根首次公開亮相,他在一場朗讀會上朗讀他的著作《Für ein Lied und hundert Lieder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 DPA)


他是中國目前政治異見者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儘管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政治活動家,而是一名詩人。廖亦武出生于1958年,是中國弱勢人和受壓迫者的聲音。他寫了一首關於1989年鎮壓民運的詩,這首詩讓他在牢獄裡度過四年歲月。爲了迴避國家禁令德國出版有關他個人牢獄之災的文學報導,他遠走家園。


六月四日過後寫的詩,是野蠻的,令人不禁聯想起著名的阿多諾(Adorno),當他抵達奧斯威玆(Auschwitz)集中營後寫下的名言名句。1989年那天,天安門大屠殺後,廖亦武寫了一首詩傳遍中國,就此他墜入中國的古拉格監獄。一位放蕩不羈藝術家和四川前衛詩人的生活戛然而止,從此被拖入地獄,面臨國家祕警的迫害和拷問。一切的一切當他離開家園來到德國二十年後的今天,才暫時結束,。廖亦武在柏林落腳,上週末他在圖賓根的朗讀會上得到高度的評價。他可以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返回家園嗎 - 前途混沌不明。



他原本沒想到要寫這首標題是《大屠殺》著名的詩,一位漢學家把它稱之為「吶喊」,名如其詩。誰要聼過廖亦武朗誦的詩,就知道喊出的詩是心上的慟。他的表演非常值得一看,無論是親臨朗讀會現場或從互聯網上觀瞻。看完就會明白,這是一位偉大的全才藝術家,他乃是集詩人,音樂家,演員,史記家之大成的人。


即便在閲讀他的新書時 - 他的第二本德文版《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 – 親臨中國牢獄的證詞》,將在2011年7月21日全德上市(原文中文翻譯:Peter Hoffmann,法蘭克福菲舍爾出版社Fischer Verlag,582頁,24,95€)讀者陡地被大屠殺殘忍的暴力氛圍,無法抗拒地捲入殘酷的敘事流程,氣喘吁吁地經歷了五百多頁的敍事,也就走過了廖亦武那一段中國古拉格監獄的艱辛之路,同時也經歷了一段後來在四川街頭被迫害和孤棄的生命。


《大屠殺》讀起來就像是一首用中文譜寫的死亡詩曲,那是握在共產黨手中受盡折磨的中國生命呐喊。1989年結束了所謂的「短暫世紀Short Century」 - 一個殘暴的世紀,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繁榮崛起。一個人還真不需要懂得中文就能理解廖亦武的文學,如同人們不需要會說德語,也能了解詩人策蘭(Celan)的《死亡賦格Todesfuge》。但如果你願意睜開雙眼,觀看發出呐喊的這個世界,一切自會暸然于心。


無意成名的英雄


短暫的二十世紀對中國人而言始於1919年5月4日,就在天安門廣場開始,那是一場各種世俗階級力量鬥爭的前奏。傳統中國消失在共產黨的鐵拳之下,新中國是在殘酷痛苦和大規模經常性、破壞性的動員中實踐。透過中國的解放軍的介入,才在1978年終止毛澤東掀起的自毀性文革運動;也是解放軍,砸爛了1989年6月4日以民主統治中國的所有希望;同時也徹底破壞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西方往往忽略了這次鎮壓行動,才是共產黨統治世界結束的開端,除了古巴,朝鮮和中國,共產主義喪失了他們絕對的主導權力。在壓迫之下,許多中國人開始移民,或把自己投向賺錢,體育或科學活動,以期獲得中國人在生活中仍能奪取的東西。而這個國家則不斷地嘗試以麵包和舉行馬戲團般的活動(譯者:譬如奧運和世博),以證明自己不光是一個赤條條的極權體制。一個巨大的監控機器至今掌握著對生活充滿熱情,卻僅僅求存的廣大中國人。但是,榮辱與共的卻是被這個壓制機器緊緊套牢在漩渦之中的人!這個人就是廖亦武,一位不情願成名的英雄,卻用他的文學見證了一切。


1978年後中國回到這個世界,雖然延遲了些時日,中國文化產品還是在世界市場找着立足之地。在這段時間廖亦武似乎找到了一個提供前衛文學的地方,即便是遠離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都會。甚至在四川擁有數百萬人口的成都或是重慶也容不下他,他在涪陵落腳,一個長江邊的山區鎮,一個他可以與妻子過著放浪不羈的邊緣生活的地方。


但是,原來這一切並不是一首田園詩。中國沒有落戶自由,沒有人可以簡單地去他想要落戶的地方。廖亦武的姐姐菲菲,一個備受崇拜的演員,必須在全省某個角落定居。有一次她邀請父母到她的偏遠居地,竟然死于車禍。一個普通中國人的不幸,因為她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是一種無情的生活方式。生活教會了廖亦武永遠不要信任任何事或任何人。在2010年《 Neue Rundschau新評論報》的第4章裏刊出,廖在2007年曾經說,他再也無法承受當局的壓力。這篇文章如同他的書,透露出席捲他的暴力。廖稱他的人生四位老師是:飢餓、羞恥、流浪和監獄。


這一段濃縮成八頁的講話都融入了500頁的《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們被作者揣到揚子江上游的涪陵,一個遠離大都會炒作的偏遠地方筆調,我們成了證人,就在甚至渴望改變的那裡,無意成名的廖亦武譜寫了他的《大屠殺》;在地下電影的條件下試圖拍攝《安魂曲》,然後被捲入壓迫體制洶湧的漩渦。他的「三峽」是審訊所,法院監獄和 勞改營。


古拉格情歌


如果仍然不夠,最後還可以閲讀「古拉格情歌」。無法掌握這門語言的人不應該說謊,說中國古典詩歌讀來意趣漾然。但要懂得廖亦武的詩,根本什麼都不需要。詩,直導人心而且絕不傷感。對,可能六月四日以後寫詩,能夠表達慟哭折磨即了得。即便策蘭(Celan)也必須寫下《死亡賦格》這個作品,在它被副刊專欄作家和德國教師供奉宗教景仰之前,竟然以「死亡探戈」的形式朗誦而成 – 《死亡賦格》的形成不在獲取聲名,而在「呐喊」,如同《大屠殺》。


痛苦的藝術


廖亦武報導的災難並未在1994年從監獄釋放之後結束。他的書被沒收並銷毀,他被迫重新寫了一遍。這本書簡潔地在最後列示:「第一手稿1995年10月10日至1997年12月31日;第三手稿2000年11月27日至2001年1月1日。第六次修訂于2009年10月30日至11月9日2009」出獄後的廖亦武續過苦難之路,但他也從文學附體寫下《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這也是2009年他在德國第一次出版的書,而是年,他卻不被允許來到法蘭克福書展親自介紹自己的書(南德意志報2009年9月26日)直到2010年,透過德國大聲抗議,他才終于被允許出境來到德國(南德意志報2010年9月23日)。


廖亦武所有痛苦寫作的過程裏,總洋溢旁他之人。廖亦武的作品永遠啓發人類尊嚴、突顯侮辱和傷害。但是,偉大的藝術就是這樣,永遠痛苦而永不妥協。讀者必須做好心理準備。


說他是偉大的藝術?誇張嗎?但是你要如何看待一個夾雜Alexander Solschenizyn, Wassilij Grossman, Ossip Mandelstam 和 Warlam Schalamow 集大成于一身之人?不僅是中國的古拉格賦予西方讀者以強烈印象,這裡訴説的更是一個人性主體,面對人吃人社會的體制下的主觀意識。1919年5月4日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魯迅,也曾經如此描述有中國特色社會人吃人的特色,他寫作的同時,正是卡夫卡時代。讀過卡夫卡的人,必然了解魯迅 - 反之亦然。這就告訴我們,廖亦武寫出萬般的異國風格,在在告訴我們20世紀的歷史,都是斑斑點點集中營和勞改營的烙印 – 而至今依然陰魂不散的是中國國家暴力和軍國主義壓迫。


書一開始的序是作家劉曉波1999年寫給廖亦武的一封信。當時沒有人想到劉曉波竟然會獲得諾貝爾獎。這封信為序,並不是出版社的促銷噱頭,而是印證廖亦武超乎個人意義之上如同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永無止盡徒勞無功的使命。『“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而六四之後的所有白天與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紅。如果無恥也有顏色,那只有這種無恥色了。過不去的永遠過不去,即便有一天我們能夠告慰那些無辜的殉難者。』這位批評中國獨裁體制永不疲憊的鬥士劉曉波2010年榮獲西方的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就鑽進了中國的古拉格 – 一個透過廖亦武的筆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古拉格。如果廖亦武因此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才真正配得上人間尊貴崇高的價值。

3 則留言:

  1. 去年的亦武風再次吹遍柏林,風勢越演越烈,彌漫整個歐美大陸。

    美國正在出版“上帝是紅色的”,波蘭和澳洲出版“坐台小姐和農民皇帝”,德國的“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臺灣則即將出版“六四,我的證詞”。

    這一篇南德意志報對廖亦武的新書側寫,寫得非常好。也是首度來自德國媒體對諾貝爾文學獎非廖亦武莫屬的呼喚!

    反思人興奮異常,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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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此時的廖亦武受到國家機器的詆毀,這裡出現一篇面對國家機器很斯文、很到位的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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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環球時報》聊一聊政治高壓下的作家廖亦武

    以我對廖亦武的了解,原本打算寫一篇長文《為文而生廖亦武》,但《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的評論《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打亂了我的計劃,我只得以聊天的方式向《環球時報》介紹一下廖亦武。單仁平是《環球時報》評論員,《環球時報》是《人民日報》主辦,《人民日報》是黨的喉舌,我希望這個聊天也能一層一層的溯回《不流亡,也能去德國》的源頭,堵死他們信口開河的嘴巴。

    聊這個天我很吃虧,因為《環球時報》打了招呼,《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我也就不敢 “ 原文附後 ” 了,我只得在一通閒聊之後給其他旁觀者一個鏈接,讓他們去比對並思考。

    過去,我在跟朋友們交流時談過一個看法,叫:地球一根筋、國家一根筋、民族一根筋、人一根筋。意思是說,一切的運勢和現像都是命中註定的,地球很美但它不會一直風調雨順,它養人也毀人;同一個洲的國家也有極不相同的況貌,它能決定不同國家的存在狀態;民族也是一根筋,印度民族是慵懶平和的、日本民族是勤奮精進的、美國民族是自信大度的、德國民族是嚴謹精密的 ​​、南太平洋島國民族是混天度日的 …… 一個人也是這樣,他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做不做得好一件事都是與生俱來的。七十二行各有各人去落臼,落對了的,成事,落錯了的毀一生。央視節目,我最喜歡看的是七頻道的 “ 農廣天地 ” ,有人就是放著好好的職業不干,要去搞農經,那裡頭講養殖業、種植業簡直是五花八門,無論成功與失敗,當事人都是入迷上癮、探索不止,我也常常是一邊看一邊幫著喝彩。這就叫 “ 人是一根筋 ” 。廖亦武年輕時干長途汽車司機,七、八十年代這個職業算是不錯的,要是換了我老樂就乾下去了,川藏線可以捎土特產、可以喝藏紅花酒,那時的汽車動力系統電氣化程度不高,點火正時、化油器混合比、爆震燃燒等等都可以靠經驗解決,除了拉缸、活塞燒死、半軸斷裂,什麼都不怕。可是,廖亦武他不是我老樂,他那一根筋在文學上,他做的夢是文學夢。

    生活中的廖亦武是低能的,我沒見他做過家務,同樣的,我也沒見過卡夫卡和梵高做過家務,我對後者的判識來自三野大木的《卡夫卡傳》和歐文 .斯通的《梵高傳》。廖亦武不為家務操心,卻可以又趕船又轉車地去周忠陵家索取一盤龐德的原聲磁帶,他這種單邊執著的行為只能解釋為異人異象。文學是廖亦武的血和命,他為文而生。在 “ 六四 ” 之前,廖亦武以廢寢忘食的大量寫作、大量發表而實現了自己的作家夢。他當作家不是為了作家而作家,他有許多東西要寫,廖亦武具有性格和血質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躁動,早期的詩歌充滿宇宙和人間大象、揭示著空間、生存、衝突、矛盾、死亡、再生、逃逸、毀滅等等,用詞硬朗有力,句式長且信息量大。這一切的由頭與他童年所處的衝突混亂環境和自身的無盡幻想不無關係。而另一方面,廖亦武是極為安靜的、極為虛無的、極為避世的,他可以​​把靜謐的想像環境和真實環境作為狂躁心情的收束歸依之地。如果他的命裡沒有很重要的文字須要表達,他應該是一個出家人,躲在深山與世隔絕。

    “ 六四 ” 把廖亦武雷翻了,廖亦武其實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也是不懂政治的,但是, “ 殺人 ” 這件事把廖亦武激怒了,他本來就是一個愛思考 “ 我們從哪裡來?在哪裡?做什麼? ” (高更語)之類本質問題的人,眼見得鋼鐵怪物開進京城大開殺戒,這個刺激就不得了(我相信許多人在這一點上的感受是共同的)。他的眼睛充血了,他要吶喊 ---- 為了那些人肉醬和遍地流淌的污血。這於廖亦武而言完全不是政治情態的反映,只是血質詩人的本質和本能反應 …… 他後來的所有不幸均源於其詩人的單純和對政治殘酷性的無知。詩人何曉竹說過: “ 把廖亦武打成反革命是個笑話。 ”是的 “ 反革命 ” 一詞,廖亦武擔當不起,《我的證詞》裡邊 “ 梅花黨 ” 的成員才正是。可是,當這個國家級的笑話加諸於一個詩人那就超越了笑話而成為一場實實在在的悲劇。

    坐牢受迫害成了廖亦武寫作的里程碑。在那樣的環境裡,文人是很容易崩潰的(例子不少),但是,廖亦武的血質和氣質支撐著他,他不甘心,依舊頑固地觀察和寫作。為文而生的人放在哪裡都要本能地行文碼字,更何況,他有強有力的文字表述能力和自己的語詞風格(準確、洗練、厚重)。廖亦武跟中國這個專制的國家老是搞不攏,老是鬧彆扭,這裡頭的原因是:國家只注重自己的統治,廖亦武只注重自己的寫作和寫作對象(一般人、被遺忘的人)。這是一個根本的衝突。不是我拉偏架,這裡頭完全是國家不對。

    這次在德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我的證詞》正是廖亦武坐牢的產物,這本書的轟然出版只能說與國家所施與廖亦武的無恥迫害扯平了。換言之,這書是一個正常的、必然的鏡式反映。涪陵山區有一種劇毒蛇叫巖頭斑,銀灰色,出入於石灰岩的灌木林之間,咬了人,傷者必須當即斬斷指保命。有一位砍柴人在砍柴時被巖頭斑咬傷,他立即把手擺在岩石上,揮刀斬斷手指,然 後又揮起一刀斬死毒蛇。他活下來了,手指也殘了。第二天,他去被蛇咬傷的地方用棍子撥弄和觀察那條毒蛇,唏噓不已。廖亦武跟收押他的監獄的關係就是這個砍柴人和蛇的關係,他寫《我的證詞》就是用棍子撥弄和觀察這條毒蛇。廖亦武展示毒蛇沒有錯,至於那毒蛇由政治所豢養那是它們自己的事,與廖亦武無關。

    廖亦武出獄後為生計而奔波,他曾在電話裡告訴我,那時他 “ 很想找錢。 ”其實,廖亦武從監獄出來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誌絕不是什麼作家之類,相反,作家是被人嘲笑的。如果寫作不是廖亦武的命,他便會識趣地埋首找錢,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富人。可他就一直就沒有停止寫作,只要能寫,他什麼都不顧,他的命和榮譽都在筆頭里 ---- 儘管那時他的書是以手稿形式隨他流浪,蘭登書屋還未成他的驛站。

    所以,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都沒發現對廖亦武嫉妒、中傷和不滿的人。 《環球時報》的《不流亡,也能去德國》及其五毛跟貼是第一個。這不奇怪,反邏輯的人也可以昏頭脹腦地反自家邏輯。毛澤東在延安說過,文學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廖亦武的 “ 底層系列 ” 、 “ 地震系列 ” 、 “ 地主系列 ”“ 獄中系列 ” 都是源於生活,是他的生活凝結成了他的文字,這不違反 ​​毛中國的文理邏輯。如果誰看了不順眼也只能怪生活本身,是這個基點(或基層)出了毛病。年過半百的廖亦武其實很有定力,他是一個獨立的、有主見的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見證性作家、一個記憶工作者。這是一個性質客觀、不偏不倚的職業。我的朋友周忠陵半年前與我通電話時說: “ 告訴你,老樂,廖亦武現在不是一般的底層。 ”我完全聽懂了這個語病嚴重的話裡邊的全部含義。廖亦武不投政治的機,也不借政治拔高自己的價值,頭腦非常清醒。他兩次出國都沒涉及政治話題,為此,令對他期望甚大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些許失望。他依舊是一個獨立的底層作家。

    但是,我吃驚地發現《不流亡,也能去德國》在很有心機地把廖亦武逼成 “ 流亡作家 ” ,對政治並不感興趣的廖亦武依然擺脫不了政治。正應了我另一位朋友巴鐵的父親所說的話: “ 你不找政治,政治要找你。 ”巴鐵的父親是局級幹部,深諳政治之道。 《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是很有時間選擇地針對廖亦武所發出的政治宣言和政治通牒,隨著它的公示,國門在廖亦武身後戛然關閉,而這個 “ 責任 ” 卻轉而要由廖亦武來承擔。單仁平的行文,一看就是行家里手但卻不是高手。他巧妙地設置的邏輯圈套 ----“ 不流亡,也能去德國 ”---- 套不住廖亦武,因為廖亦武的護照上蓋了出境章,他本人也沒親口宣布他要流亡。如此一來,被動的是《環球時報》。我假設,要是有一天廖亦武真當了流亡作家,那一定是國家對他關閉了大門而絕不是因為他有這個初衷。 《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是一篇比文革時期更冷血、更陰險的政治高壓文章。

    廖亦武的骨髓熬出來就是這幾本書。文學,真的可以是一個作家的命,不信,可以看看川端康成的結局。單仁平希望廖亦武接受中國當前的政治,這很勉為其難,因為廖亦武是個文化人,真正的文化人對二桿子政治是不屑的。他出國帶了兩本書:《易經》和《史記》。這再一次證明廖亦武是個有別於常人的異人。單仁平真是雞同鴨講,辛苦了。此外,《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把許多東西說得過於復雜、過於深刻,其實大可不必。

    廖亦武赴德是因為一個命定的作家遇到了有點兒眼力的國際書商和有點兒人性包容的國際讀者,他出席那些場合就像《建黨偉業》的明星們出席這些場合,差別僅僅是:彼此是反著的。



    (附《不流亡,也能去德國》鏈接: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7/1826402.html

    2011 、 7 、 22 老樂於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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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價值?要追尋的,假如終究只有這麽一世的生命!

    這樣,一個風和日麗的周六下午就走進了書店Hugendubel。

    在Tauziehenstr./Rankestr. 口子上。找啊找,怎的價值不在眼界的瀏覽處?詢問之下,原來在二樓,一上二樓,果然,出現眼前,那個光禿禿的頭顱,白色封套。對!就是它。買下了廖亦武的“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還要第二本,啊!沒了!僅有這一本。雖説全德7月21日才開始上市,今天23日,那麽大的店,還是柏林絕佳位置的店,不可能僅僅才進了一本書吧?看來,銷路不錯。第二本呢?Hugendubel幫我打電話,說下一個分店KDW五樓幫我預定了一本。接著馬上過去。

    啊!這裡為此書擺設的位置好極,觸目可及!就該這樣,不僅如此,與廖亦武的“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擺在一起的書譬如:前總理施密特、美國前外交官季辛吉、前聯邦總統候選人Gauck,前社民黨有聲有色度過危機年的財政部長Steinbrueck。都是德國知識界推崇重量級的政治人物。呵!就該這樣!

    這本書,我早已經擁有,買它 - 爲了送給我心上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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