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珍品Das Beste vom Westen

人權乃是歐洲和美國的專利？不！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普世價值 — 即便它並非所有人之最愛。

西方珍品Das Beste vom Westen （deutsche Version）

《時代周報 Die Zeit》2013年6月20日

作者：Heinrich August Winkler 海因斯•奧古斯特•溫克勒

近代史
溫克勒係柏林洪堡大學近代史學名譽教授。他致力專研十九 — 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參與衆多科學專業機構研究。溫克勒是社會民主黨黨員（SPD）。
《歷史學家爭議Historikerstreit》一書
八Ο年代，溫克勒在《歷史學家爭議》一書中站在尤根•哈貝馬斯的立場針對納粹主義的相對論和歷史化展開辯論。他抨擊哈貝馬斯的對手淡化納粹專政。
朝西走
溫克勒最主要的著作是《漫漫長路朝西走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一書共兩冊。此書他針對所謂不同於西方民主發展正常模式的《德國特色論》展開論戰。

《時代周報》掀起了一場論戰：一場相關德國外交政策，價值與利益的爭戰。爭論焦點在於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根本困境：面對國際關係，規範標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緊張狀態。德國實踐的是西方民主，但也花了極長時間走到今天的民主道路。所以今日爭議從歷史角度來看，無外乎是一個還算年輕而又實踐西方式民主國度的「政治自我理解」。

從本質上來説，目前的爭論圍繞著一個議題：究竟「過於注重歷史連續性和超負荷地道德價值討論」有礙德國外交政策，「以至於未能迅速有效地面對新的挑戰」（引述DAGP德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Eberhard Sandschneider）；還是說「放棄與俄羅斯和中國進行過量道德指標的外交政策，這個緊抱獨裁大腿的姿態，既有失尊嚴又毫無意義」（引述《時代周報》編輯Jörg Lau）。

每每論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一向尖銳批評西方、特別是來自德國的人權提醒。至於中國，則以最具有決定性發言人，《時代周報》發行人之一，前總理施密特呼籲的指標為最：西方政治智慧乃在於不干涉中國道德人權。「人權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前總理在5月2日德國第一電視臺Beckmann 的脫口秀裏如此闡述。堅持人權乃普世價值是美國，而非他的一貫姿態。「我認爲對皈依感、使命感的深切渴望乃是一個西方特產。、、、我反對干涉中國、印度或是伊朗内政。我也反對西方文化以道德代言人自居。、、、。西方要為全人類發言，實際上它代表的僅是還不到全人類一小部分的人口。」

不可剝奪的人權乃是橫跨大西洋的西方產物；堅持人權乃普世價值只是一個西方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看，施密特所言不假。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來自1776年6月12日的維吉尼亞權利法案（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直到1789年8月26日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都經歷過很長的背景。它們各自形成的條件，來自於上帝的和世俗之間的法律區別：這個區別也是基督教的一個特點，是現代三權分立學之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念玆在玆的理論基礎。

他對執法、立法和司法權的區別，成了前現代和中世紀權力分立的先導：精神和世俗以及王侯和一般暴力的分離。只有歐洲的西方國家 — 拉丁部分的，而不是保守的正教歐洲 — 經歷了三權分立。且只有在舊有歐洲和新有北美的西方，依循這些歷史基礎、法治啟蒙標誌，以代議政府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和不可剝奪之人權為主軸思維，行使統治權 — 這個思維的總合標示出西方規範標準的實踐。

這個規範讓西方政治實踐從頭開始就面臨相當尖銳的壓力。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是擁有奴隸的主子。而最初的人權宣言是這樣定義的：即使那些被排斥于外的族群：奴隸、美國土著還有女性，也受人權宣言的保障。所以現今西方規範標準的實踐比它的創始者來得更明智。它成為糾正政治實踐的一個永恒指標。

西方規範標準並非有史以來兀自永存。許多西方舊有國家向來排斥這個新生的革命性思想。這些國家其中之一就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知識精英公然反對西方價值的普世化。反對平等、自由、博愛，他們樹立「1914年思想」而來的「義務、秩序、公正」為經典價值，並認爲這些價值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統治才得以保障。德國反抗西方規範思想、反抗個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思潮，到了納粹主義進入高峰期。非至親身經歷無條件投降、親嚐德國一手鑄造大災難的後果，不得不迎來時代大逆轉。

這些權利最終得到普世認同，以聯合國自成立以來最具代表性。1945年6月26日歐洲二戰結束七周之後，在舊金山簽署的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即約束所有簽署國尊重人權。世界人權宣言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上得以通過，這個先決條件幾加潤飾而成人權目錄。東西方衝突結束後，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共有171國參與的世界人權大會，1993年6月通過了一項宣言和執行人權、民族自決和民主的行動綱領。

近來來自非西方國如俄羅斯和中國，所提交的人權記錄，儼然不把1945、1948和1993年聯合國宣言放在眼裏。雖然聯合國無法強制執行人權，卻不意味西方民主國家就可以認定人權不具有約束力。人權乃是一個世俗進展，聯合國從1776和1789年大西洋革命的代價，提煉出一套規範收益，將之名列爲人類標準之首。這個幾近革命性的舉措，成了世界各地的人權活動家的憑藉，而且他們三番兩次不斷地行動：捷克異議人士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擬定七七憲章、五千名知識分子和公民權活動分子共同簽署的零八憲章，其憲章頭號作者、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爲人權、法治和民主的奮戰，遭至11年拘禁。

在此背景下無法容許，用文化相對論來否定普世認同的人權，特別是以施密特為代表的一套說詞：因為人權是西方的產物，所以只有在西方民主國家生活的人民才有權享有；而在其他國度生活的人，包括中國在內，人權並不適用其文化結構。過去數個世紀以來，西方反復違背自己宣揚所有「人之為人」的人道平等信念，但是西方自己從未能摧毀過它。正是因爲這些信念，乃是西方所提煉出最好的珍品。一旦西方遠離自我義務之履行、放棄對人權普世價值之要求，西方也就喪失其固有之可信度，是的，可以說西方就背棄了自己。

所以，問題不在西方是否具有擔負世界人權尊重的責任。問題在於西方如何能夠面對這份責任。2005年9月聯合國在紐約召開世界高峰會議，擁護國際社會肩負保護責任，宣示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面對集體暴行（mass atrocities），特別是針對種族滅絕的責任。這就導致了以人道主義干預作為最後可行手段，來保護基本人權。不消說，任何制裁方式，特別是龐大武裝行動，每一個別案件均需經過嚴格審查並權衡其後果。結果通常是，避免直接干預，因為它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風險。

目前德國外交政策相關價值和利益的論戰，其核心在於，與人權實踐遠遠落後於國際社會指標之後的國家，或是企圖與這些國家維持良好外交關係的聯邦德國，將面臨什麽實質後果？有些所謂「現實主義學派」之人，認爲把人權問題提升至公共領域討論實是不勝其擾。此派溫和人士的代表建議職權分工：公民社會大可針對人權情況進行批判，但是聯邦政府應該接受建議，面對公共人權評價應自我節制，才不致損及德國至上之利益。然而，一個民主社會的政府，不可能遠遠離開了公民社會，其執政合法性仍堅定不至動搖。民主國家政府必須嘗試表達公衆意志，而非顧盼左右期冀滿足龐大企業的特殊利益。然後得出的結果，當然不可能是一個「道德政治」，因爲它根本不存在；而是恪盡一切必要務實原則之餘，竭力保持與國際社會已然確立的規範標準同步而來的政治。

德國針對美國在一般西方價值觀，特別是在人權領域裏，所展現強制性使命感而作出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在小布希執政期間，美國極度膨脹其以利益定奪的戰略方針，期冀以改變政權（regime change）達到伊拉克民主化策略，可謂完全符合「沙盤演繹」字面上的意義。若說在薩達姆•海珊被推翻之後的伊拉克經驗，有任何正面效應可言，那該是連美國自己都開始懷疑，用軍事手段去改造一個非西方國家成爲民主國度的企圖是否有效。

然而，德國的保留態度尚有其他原因。且直至今日依然發酵，那就是德國向來沒有經歷過一個成功的公民革命。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失敗，幾年之後就在1853年，一篇來自彼時學生會一名激進會員August Ludwig von Rochau之手，以綱領性指標「現實政治的原則Grundsätze der Realpolitik」為題，見證了革命失敗理論的文章：一個自由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批判。其間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統治意即行使權力，而能夠行使權力的人，必先擁有權力。這種權力和統治之間的直接連接，構成政治所有基本真相，且是整個歷史的關鍵。」

衆所周知，「現實政治」這個詞彙早在國際大行其道。詞彙常被用來與一廂情願的理想主義劃清界限，也正因此它頗具關鍵性。然而Rochau把政治降格為權力行使的舉措，為毫不妥協的強權政治開啓了一扇大門。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他的書永續地影響著德國政治思維。此外，德國最近出現一些為邁向「現實政治」思想所作出的呼籲，並非全然沒有風險，160年前德國的自由主義者Rochau同樣向這個危險的誘惑屈服了：低估了思想的力量、片面膠著於權力因數。

相去不遠「現實政治」之例可溯至八十年代。1980年夏天隨著獨立工會Solidarność（波蘭團結工聯）的成立，開展反共運動，最後形成1989年的和平革命，那時德國爲首的社民黨黨員眼見歐洲和平岌岌可危。中歐穩定成為主流勢在必行。被視爲騷擾分子而排除於外的公民權鬥士之後進行檢討。最後證明維穩政策是脆弱的。引述提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話：「自詡為現實主義者最後證明不切實際，而理想主義者顯然身處於較佳現實主義者之列。」從「現實政治」的視野來看，「穩定」易于傾向達到至善。可是如何維持秩序的問題，在維穩大前提下，卻總是以反向結果呈現。片面地維穩（避開直言「剛愎自用地一味維穩」）終將面臨一個厚顏無恥社會形成的危險。後果是漠視權力的反對力量形成、對現行獨裁政權提出質疑，雖然此政權原本意欲獲得同情和支持。

面對「現實政治」所必然載負道德規範的赤字，根據經驗得來的有力證明：推動變革的潛在力量往往被低估，獨裁政權的維穩政策往往被高估。如同八十年代，團結工聯在波蘭戒嚴法中倖存下來，最終與共產主義政權鬥爭之後以贏家姿態落成。有大量證據顯示，即使是在俄羅斯和中國，其權力關係之間的合作，並不似許多「現實政治家」認定地那麽緊密。他們對實際現實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如同Robert Musil的認知，有必要配備危機潛伏感。設若它不具備，被誤認的「現實政治」極可能成爲一個烏托邦：期冀一個將能夠逐漸形成穩定中立政權，支持它的裏子其實是獨裁統治或是半專制政權。

此文乃是在DGAP德國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場演説。全文將登載於《國際政治》雜誌七月刊。溫克勒《西方的歷史 Geschichte des Westens》將於2014年出版：《從冷戰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