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柏林人」：一句救贖名言 Das erlösende Wort

一句救贖名言 Das erlösende Wort（deutsche Version）


1963年6月德國人瘋狂地慶祝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德國之旅—- 特別是在他一吐真言：「我是柏林人」之後

《時代周報 Die Zeit 》2013年6月6日
作者：Rolf Steininger是因斯布魯克大學（Universität Innsbruck）的名譽歷史教授。更多相關主題請參閲他的書《德國和美國。由二戰開始迄今》即將由Olzog Verlag出版。（608頁，78歐元）

國家元首訪問每天都在上演。但是，這一次該是一個歷史傳奇 — 雖然一開始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約翰•甘迺迪1961年1月20日成爲美國第35任總統，以43歲的年輕資本他被選為首府最年輕的政治家（也是第一位天主教信徒）。之後他計劃1963年的春天到愛爾蘭，英國和意大利造訪。於是康拉德•艾德諾總理（二戰後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邀請他順道前來首都波昂。

甘迺迪認識德國，年輕時就來過。第一次造訪那時他還是一個20歲的學生，1937年8月跟他朋友Lem Billings一同旅行。兩人從意大利前往巴伐利亞，續前往萊茵河區。到了科隆大教堂甘迺迪還做了彌撒。

他們並不特別喜歡德國。「他們很傲慢，整個種族都傲慢，他們優越感很強，也絲毫不加以隱藏，真令人受不了。基本上我們所經歷到的德國人感覺都很差」Billings指出。爲了嘲諷納粹誇張地呼喚「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他們就回答：「嘻！壓希特勒！（Hi ya Hitler）」。甘迺迪事後敍述整個青年旅社簡直充斥著「傲慢、惡臭的德國人」。儘管如此，希特勒和希特勒的青年團並非沒有給甘迺迪留下任何印象。

兩年後，他來到柏林也再次造訪慕尼黑，那裡納粹衝鋒隊男子注意到他英國車牌而與他搭訕。這是他大戰前最後一次到訪。不過1945年7月甘迺迪再次來到德國（他以一名士兵身份被派前往太平洋對抗日本），這一次他被編制為海軍部長James Forrestal的隨行人員。到了波茨坦，碰巧遇到總統杜魯門的代表團，他們與史達林和英國首相艾德禮開會研討重組歐洲新秩序。甘迺迪驅車穿過被炸毀的柏林市中心街道，眼見屍體沿街遍佈，空氣猶存 — 「甜蜜又令人作嘔」的氣味。


接下來續往巴伐利亞完好如初的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他們參觀了被炸成廢墟的希特勒駐地上薩爾茨堡（Obersalzberg），還去了「鷹巢」。在此甘迺迪墜入一世「誇誇其談」之夢幻。希特勒「無止境的國家雄心」成了「對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脅」。「然而，」這位年輕的美國人仍然怪異而著迷地說道：「希特勒以自己的方式生與死，所蒙上的神秘色彩，將會活得比他更長久，並不斷茁壯。他兀自成了傳說中的東西。」

在第三帝國的所有造訪都沒能讓甘迺迪成爲德國人的朋友。尤其是他永遠無法忘懷他哥哥Joseph•P.（「Joe」）1944年死於歐洲二次大戰。所以不足為奇，1961年初甫上任甘迺迪就在白宮決定「兩德統一」不允許出現在總統文檔，而以所謂「德國自決」代之。

艾德諾總理對放棄德國東部領土的主張作出暗示

1961年4月已臨界85歲的艾德諾總理在華盛頓首度會見了甘迺迪。會晤完畢最後公報僅簡單地記錄應予以保留西柏林人民的自由。半年未過，8月13日統一社會黨（SED）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即下令築牆。

柏林圍牆施工絲毫未損西方列強的利益。他們也如是回應：「一點都沒問題」。1962年初德美關係危機達到高潮。波昂透露美國人計劃設立一個新機構，控制所有過境東德的高速公路，並接受東德代表出面接洽。艾德諾嚴格遵守不承認第二德國的政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阻止整樁計劃。

從現在起，他開始轉向法國總統戴高樂。新一輪與法國示好高潮於1963年1月誕生了「愛麗舍條約」— 導致華盛頓「深感不安」德國大使如此報導。於是艾德諾邀請甘迺迪來波昂。計劃的是一次工作性訪問，大腹便便的甘迺迪夫人賈桂琳則留在華盛頓。

6月22日傍晚，總統開始了他的歐洲之旅 — 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國旅行。行程計劃前往聯邦德國、愛爾蘭、英國和意大利。6月23號週日早上不到十點他抵達科隆/波昂機場，艾德諾親自迎接。總理稱讚這次的訪問乃是一樁「政治行動」。同時，他以 — 高度 外交姿態表達他的憤怒：他希望美國遵守立場（這個立場數天後從甘迺迪的演講中得到證實），他們將永遠不會「以犧牲其他國家和其他國家人民的代價，與蘇聯達成磋商。」甘迺迪明曉他的暗示，但只是簡單地響應並指出盟軍凝聚力的重要性。此外，他是來「與德國人分享美國人民的價值觀。」

這位國賓當然必須先去艾德諾的城市科隆。賓車駛過歡呼人群、簽署貴賓留言簿、在歷史悠久的市政廳前簡短致詞。這裡甘迺迪 — -在他生命中第二度 — 在科隆大教堂完成彌撒儀式，然後續往波昂。同樣地，在此簽署留言簿、在市政廳樓梯上向波昂熱情群衆簡短致詞。

直到第二天甘迺迪和艾德諾才得以在紹姆堡宮（Palais Schaumburg）私下會談。會談開始涉及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赫魯曉夫準備前來萊茵河造訪，談判艾德諾多次提議達成波恩和莫斯科之間為期十年的「休戰」協定。同時也許還有「一絲希望促成德國問題得以進展，從而達到蘇聯與西方現存問題」的突破。

甘迺迪顯得困惑不解。八個月前艾德諾在華盛頓的會議上，還說赫魯曉夫是個「酒鬼」、「罪犯」。美國總統認爲這個計劃完全虛幻不實。不過，還是值得嘗試，但是必須做好「最壞打算」的準備並且「希望達到最好結果」。即便只有「一線希望」，總理應該致力於緩解緊張局勢。

艾德諾自此進入苦惱的持久難題：奧得河/尼斯河的河界之爭，這個位於西德與波蘭之間的邊界竟然得到東德片面承認。這個爭議涉及到放棄德國西里西亞、東普魯士和波美拉尼亞一大部分故有領土，所以談判必須在和平條約裏暫時保留擱淺。但是總理也明確表示，波蘭乃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和西方思想最偏遠東隅之堡壘」，必須得以保存，並得到加強。對歐洲而言它不可或缺。德國即便必須「付出代價」亦在所不惜。當甘迺迪問道，這可是德國人民普遍的認同，艾德諾回答，他但願如此。

然而總統沒有忘記戴高樂1959年曾宣布，統一的大前提是德國對「現今西部、東部、北部和南部的國界不作出爭議。」才有可能。

艾德諾注意到話中帶刺。他默許甘迺迪的提醒，表示他已經向戴高樂將軍説明請勿重申諸如此類的主張。在他看來，「如果現在就作出這樣的陳述，將不利於西方共同立場。」何況，艾德諾繼續説道，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單凴「東德手裏握有德國將近一半的領土，卻只佔有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件事實而言。相形之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卻面臨「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湧入」導致「人口過剩」。

甘迺迪再次回到戴高樂將軍將法國艦隊退出北約指揮的決定。艾德諾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但同時讚揚沒有法德和解，就不可能促使歐洲統一。甘迺迪也應該放心，艾德諾暗喜補充道，波昂擁有這些良好關係，卻「從未用來對付美國。」他清楚地知道，「歐洲，也包括法國，沒有美國將徹底失落。」

甘迺迪似乎並非完全同意。美國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戰鬥中尋求自己的名望，他諷刺地說，法國，卻「打擊美國以確立自己的名望。」

隔日節目是參觀位於哈瑙的美國軍營，然後前往法蘭克福。在象徵德國民主搖籃的聖保羅教堂，甘迺迪面對約一萬名來賓致詞。「美國，」他鄭重保證：「將冒著自己城市的危險，來保衛你們的城市。因唯獨你們的自由得到保障，我們才得以捍衛我們的自由。」

第二天早上，空軍一號把他帶到柏林。第一站是：1958年美國人送給德國位於動物公園的國會大廳（譯者：彼時稱謂國會大廳Kongresshalle，現稱世界文化宮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IG工會於此開會，甘迺迪面向工會會員致詞。然後，在艾德諾和柏林市市長布蘭特的陪同下，來到布蘭登堡門並前往查理過境哨站（Checkpoint Charlie），義務性地觀看圍牆。甘迺迪對所見一切印象深刻：橫跨柏林市的圍牆、死亡線、無人區。還不到下午一點，他最後來到位於Schöneberg區的市政廳，也是布蘭特市長辦公室。陽光閃耀，他坐在敞篷車裏 —4個月後他在同輛車裏在達拉斯遇刺身亡 — 像一場凱旋遊行，一百萬人夾道歡呼。

40萬人等在市政廳門外。還在華盛頓時，甘迺迪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敦促他在柏林時勿忘說上一句德語。顯然他心裏想的是戴高樂一年前在波昂市集上的著名演説。從威斯巴登飛往柏林途中甘迺迪苦練德語，演講前與記者兼翻譯Robert H. Lochner在布蘭特市長辦公室又練習一次。在Schöneberg區裝飾得節慶非凡市政大廳前的看台上，他解釋（英文）：「所有自由的人，不管住在哪兒，都是柏林市民，因此身為一個自由人，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說 — 現在他説的就是那句永遠追隨甘迺迪的德語名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

難以置信的歡呼聲浪潮湧開來。它乃是一句救贖名言，一句自從築建圍牆以來，自從蘇聯1948/49來開始封鎖西柏林起，群衆就迫切期待聽到的。演説的其他内容 — 包括對莫斯科進行尖銳批判 — 卻很快地被遺忘了。

「這樣的一天，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重新來過！」

被救贖之後的柏林人，不斷狂呼「甘迺迪！甘迺迪！」合聲如此嚇人，從未被授予相同待遇的艾德諾面對這樣狂熱示愛表現，尤其還身處柏林，有點不高興地轉向美國國務卿Dean Rusk：「這是否意味德國有一天還會造就另個希特勒？」。甘迺迪本人也憂心忡忡地，「如果我叫他們去拆掉圍牆，他們難不成也馬上動手？」他在Godfrey McHugh將軍他的軍事同謀耳邊低語。其他人據説也聽甘迺迪說過，現在他終於更加理解希特勒了。

這是甘迺迪在德國的最後一天。晚上還不到六點，他繼續飛往愛爾蘭。一個星期後，戴高樂就來到波昂。頭號話題就是：甘迺迪的登臺效應，美國總統的歐洲之旅竟然畫了一個大弧形繞道法國而去。連戴高樂也對柏林場景印象深刻。艾德諾向巴黎的知心朋友彙報，是圍牆周邊的惡劣風景觸動甘迺迪如此煽情。所以他的致詞音調比原計劃立時「高出八度」。


艾德諾總理未明確表示，是否這次訪問能夠讓德國對美國誓言無條件的忠誠完全採信。但是，他老實地告訴美國總統，那句話，説如果有必要，美國願意犧牲美國城市，以捍衛歐洲自由，可不是說著玩的。同句話卻讓美國非常不爽，事實上一部分美國媒體對甘迺迪的歐洲巡迴演説作出非議責難。

在與戴高樂的談話中，老總理卻不放過冷嘲熱諷這位年輕總統的機會。不似他的前任艾森豪，甘迺迪終究是一位以黨為重的政客。他選擇在聖保羅教堂致詞，為的是在接踵而至的總統大選，獲取旅居德國的美國人民選票。還惡意地補充道：到柏林出席IG工會大會的唯一原因，當然是為了贏得美國國内工會的選票。爲了愛爾蘭裔美國人的選票，所以才飛往愛爾蘭（甘迺迪自己也屬於這個族群）。

然而，對美國總統自己而言，1963年訪問德國可能卻成了他政治生涯的一個最大驚喜、最最動人的一刻。臨行前他動容地說，假使局勢開始變得險峻，他將會留給他的下任一封密函。裏頭只有三個字：「去德國」。「但也有可能有一天打開這封信的是自己！」而對他的親密知己Theodore Sorensen在前往愛爾蘭的航班上，總統由衷説道：「這樣的一天，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重新來過！We’ll never have another day like this one, as long as we live」

甘迺迪的德國訪問究竟留給後人什麽東西？那就是重申承諾德美友誼其間高潮迭起的美好回憶。那也是美國的與世承諾「捍衛世界各地的自由。」

在那個時候，無論如何，當美國國務卿Rusk稍晚在紐約給了他蘇聯同事Andrej Gromyko捎了短信之後，所有人立時了然于心：柏林乃是美國「國家利益」。反過來，這意味著柏林危機將不至於嚴重到不可收拾。西柏林既秋毫無犯亦長相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