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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gilt Vielen noch immer als
Retterin Europas. ©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許多人依然將德國女總理視爲拯救歐洲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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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 Die
Zeit》2017年6月1日
歐盟
現在默克爾準備拯救歐盟了？ 幾乎不可能。 許多國家受夠了一向自私自利的德國。
年輕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登上歐洲舞臺，而老壞蛋德國財務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必須慢慢移駕下臺。深化歐洲政治結盟的必要性，經常出現在德國政治人演説詞彙，最近一次出現在慕尼黑東部特魯德靈（Trudering）的總理演講稿中，卻總也因爲匪夷所思的國家預算而觸礁，這個説法目前面臨嚴重指責，及其相應後果：
聯合債務，有人稱之爲：爲了歐盟團結。 沒人知道結局。 然而毫無疑問地，默克爾將不再是統一歐洲的主要人物，即便她在德國競選活動裏自封頭銜。
說默克爾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在她影子之下涵蓋所有德國人）其實是一個微妙且扭曲的德國自我形象之一。
在川普當選的震撼下，《紐約時報》去年11月稱呼她是「捍衛歐洲的最後一位強人」。
被看成奉承阿諛之詞，沒人真當成一回事。非常緩慢最終浮出檯面的事實是，一串串國際危機的那條珍珠線，與德國人民族主義的實踐脫不了干系。
這種話在德國沒人愛聼。輸出大國和道德至上的世界冠軍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這正是泱泱大國的行事胸懷，不必聼計於他國。
然而，德國聯邦共和國並不是一個古老大國，也不擁有一個自己的大陸地域，甚至還不是一個島嶼，所以對聼計於他國缺乏興趣，只透露了不想知道自己長成多大了的事實。
這種心態算是民族主義嗎？ 通常，若是一個國家用放大鏡來映射自我形象，會對鄰國造成極大的騷擾。
德國的民族主義既不膨脹自我也不狂野，更不傲慢。
它既細緻亦困難，且以一種消極霸氣的民族感覺表達出來。
假如必要，尤其譬如涉及德國繁榮源頭的討論，那麼放大鏡立馬被撤下換成縮小鏡。
2011年當時波蘭外長拉科斯瓦夫·西科爾斯基（Radosław
Sikorski）表示，他擔心倒不是「德國的霸權」，而是「德國的消極」。
戰略性的縮小自我也可以被視爲民族主義的表態。
自2005年經濟復甦以來，觀察家一直視德國為地緣經濟強國。
她是國際貿易中重量型角色，還是最重要的歐洲放貸人，但總體而言，她擧足輕重，沒有核武威脅，沒有強大區域優勢，仍然只是次要強國。
德國在國際合作中尋求自己的角色，強化超國家機構的組織，確保和平與人權，促進許多國家民主化的努力。
德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國際共識基礎之上，且敦促規範性標準的制約。
對內，信心則構建在財政和國家治理的方式。 允許憧憬社會公義，公義的議題被大多數人視為原則上已然實現或可以付諸實現的，有異於大多數選民不認爲有任何須要改變國策的理由 – 左派人士認爲這個心態有害於德國自身。
縱觀所有趨勢，德國的右翼民粹主義仍然微不足道。 迄今為止，無人慶賀德意志純種生物學檔案論據，而廣泛人權道德再次證明了其乃放諸四海皆准的道理。
自1999年公民法改革以來，德國不斷擴大其演示範圍，廣泛允許更多政治參與。
她也致力於移民融合，馴服仇外心理（除了少數醜聞案之外）。
她刻意避免深度的內部政治危機，相異於法國或意大利，德國確保自身的政黨制度（造成某些政黨結盟政治締約方的沉重打擊）。
這個整體是一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複合體，從德國的角度來看：此乃歐洲典範。
就自身價值觀而言，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孜孜不倦地強調德國必須「讓世界了解」而且要「提倡自身的立場」。
事實上，這種傳教士的價值觀出口迄今被視爲德國政治特徵，是的，甚至被視爲智慧強國外交。
國政穩定、預算健全、經濟競爭力強勁，其實取決於單一貨幣的建立，這並不是秘密。
因此，從局外來看，這種模式與利己主義和民族主義關係密切，然而局内、局外之間存有顯著的差距。
而這個差距絕非僅由觀察德國的局外人構成。
這是一個經典範例，一個觀點本身就是盲點，由此而來的現實只與自己的觀點發生關係。
直到2010年希臘國家財政危機期間，德國儼然是歐洲霸權的議論勝出。
只有中心地緣經濟強國才能防止嚴重的市場動盪和政治統一工程的瓦解。
這個論點雖然勝出卻付出高昂的代價：德國的主導地位促成法國鼓舞孤立主義的民粹趨勢，即便馬克宏成爲法國新選總統也未消失。 另一方面，在舊有政治平衡之後的英國，無法容忍歐洲大陸受制於一國之統治。
也因此，為「英國出走Brexit」公投的決定作出了貢獻。
德國的自我形象鑄成「默（克爾）化」一詞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無心插柳柳成蔭地自成一霸權，承擔起歐元區持續性的高度風險。 自以爲是地把自身政治文化當作基準，反對歐盟夥伴：她自視為一個成熟的秩序自由主義，以價格穩定，公平競爭和預算紀律為導向，側重於高度儲蓄，尤其是強制無條件的合規性。 這也是「緊縮政策」遇到阻力的開始，形成與歐洲南部國家完全不同的歐盟財政概念，首當其衝就是霸主地位的德國。
最後，終究是一個把自己的政治觀念強加給其他歐洲國家的問題。 雖説無心插柳，局勢要求這個國家成爲霸主，然而德國也一無霸主風範。 在最近世界三次危機當中，德國毫無強國姿態：歐元危機其實是用聯合債務馴服了德國; 在難民危機中，德國無法成功地挽救實踐《都柏林協定》; 在烏克蘭危機裏，德國雖然確實對俄國進行制裁，卻阻止了對侵略者更嚴厲的裁決。 很難說霸主是否真能或是否願意擔當。不止一次地德國政策陷入進退維谷之境，每一次德國式的危機管理，都成爲危機組成的一部分。
德國老百姓搞不清楚，聯邦政府是否準備捍衛德國模式，連同捍衛這個造成歐洲各地經濟不均衡的模式，或者最終將遵循歐洲財政聯盟的架構。 連德國是否會實質參與歐洲防務的建立也仍然悠忽不定。 可以肯定的是，維持共同貨幣合乎真正的國家利益。 此乃國內市場儲備出口經濟的絕對優勢。 但是德國準備為維護衰退的歐元政權付出什麽樣的代價？
兩德統一的德國外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2015年過世的半年前曾說：「我們的未來是歐洲 – 我們沒有另個未來。」 看來好像大多數德國人都認同這個觀點，只是它的真義相當模糊。 如果歐洲霸主負責行事，那麼他應該實踐自身利益？還是為了更高的共同目標放棄利益？被選舉獵殺，又被利益活動分子吸收的德國政黨政策，無法給予具體回答。 老百姓觀察到的是，季辛吉式的簡單提問依然無解：「我們真切地想要達到什麽，要防範什麼？」 一個新創的英語動詞來自於搖擺不定的德國政治和它的決策延宕：「默（克爾）化 to merkel」。
默化式的自我縮小不僅形於外交，也導致內部的不確定性。一個穩定成長中的國家情緒變得緊張，因為人們嘗試自我確保。假如未來的問題得不到解答，身份認同的問題也逐漸醖釀。所以並不奇怪，在中間和政治邊緣進行的自我形象調整都無法導出一個結論：歐洲的霸權地位乃在於開拓更多安全政治的自治平穩道路，同時放棄經濟獨大的意願，這才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策的正確格式。相反地，所有企圖尋得的答案都要這個國家不要回應外國期望，寧可治國如烹小鮮。民族主義並不存在國家大小的問題。這個國家的強勢，儘管如此不確定，無論多麽未曾加以審視，都與意識形態無關。今日國際給予德國的地位，無法形成普遍的社會意願。
但不是說現在許多人認同德國軍隊駐外的任務嗎？ 然而，廣泛的和平主義立場和普遍支持人權道德者，對德軍駐外任務依然保持懷疑。
所謂達成公衆共識 –
也包括獲得議會同意 – 德國政府只能表明心跡，說服民衆和國會，駐外任務不是基於國防戰略，而是以人道主義陷入危機必須進行干預為理由。
軍事永遠必須具備不得已之手段的色彩，在德國，軍事絕對不可能成爲一個政治目的，也就是不可意味國家戰略利益。
當政治人沿用德國歷史為說詞依然是被允許的，艱難的盟國決策只好依循德國內政機會主義和德國國內的聲音為導向。
長期以來，外國已經意識到德國一系列政策的不可預測性。一個真正的區域性領導是不可能這樣執政的。
德國的自我形象的確鑄成「默（克爾）化」一詞之現象。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成功地圈化自己於畛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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