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黎世報NZZ》
201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正值30週年, 一名中國豎笛演奏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柏林大使館前 紀念當年掀起民主運動的受害者。 |
China versucht, Deutschland mit der Einheitsfront aufzurollen (deutsche Version)
一個由中共和國安部從北京遙控的網絡在德國發揮隱晦的影響力。中國僑民、交換學生和商業協會的功能不亞於中共情報局。
2021年1月3日
如有必要,北京的長臂會一路伸到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的客西馬尼教堂(Gethsemanekirche)。2018年夏天
在那裏舉行諾貝爾和平獎作家劉曉波逝世一周年時的紀念
活動時,出席者不僅僅是與中國持不同政見的人。
少數不請自來的中國客人在柏林教堂的畫廊上站在明顯的
位置。1989年和平革命期間柏林教堂是個重要的聚會場所。
攝影人面露倦容地拍攝在場人群。中共卻不容錯過一絲一毫
的機會,即使離北京7500公里之遙,也要嚴密審查「體制
敵人」。
然而在海外中共很少像以前那樣公開現身。北京一般的做法
是竭力謹慎地捍衛一己利益。操作手法極其隱晦,有時像似
一場陰謀,重點在涵蓋面乃是全方位的。中共官員的戰略目標
是依據中國共產黨的規定,在歐洲逐步建立一套以中國為核心
的世界觀。
「基於巨大經濟實力,中共施加外交壓力,運用說服技倆,
推動統戰政治和套交情的戰術,它同時操縱媒體、智囊團和
大學機構」,這是澳大利亞中國專家克里夫·漢米騰(Clive
Hamilton)和德國漢學家瑪冉珂·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在 DVA 出版社去年春季推出的《靜聲的征服 Die
lautlose Eroberung》一書中,對中共操作手法的描述。
經濟實力和決策者
德國於此中共之戰略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它是歐洲的主要經濟
大國,在歐盟的決策過程中舉足輕重。僅在數天前歐盟與中國
簽署投資協議時,尤為顯著。
對北京而言,左右德國且影響德國至關重要。其涵蓋面包括
從操弄德國的經濟利益到與德國大學之間的合作。然而 ̶
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有2,000家德國公司在中國設有
分支機構 ̶ 經濟壓力使然,最近也越來越側重於情報服務。
德國依賴中國的程度相當嚴重
2019年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單位:十億歐)
在德國憲法保衛局2019年的年度報告中,針對網絡攻擊政治目
標方面也特別著重於德國經濟。例如,在2016年至2019年之
間,德國股票 DAX 上市公司遭受 Winnti 惡意軟件大規模攻擊。
在憲法保衛局看來,從攻擊的「探索動機、經濟層面的針對性
以及其投向技術指標,均矛指來自中共的專利行爲模式」。
眼下「源自中共當局所控之國家規模網絡攻擊,對公司、研究
機構以及德國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造成潛在威脅」。
連以典型間諜活動來獲取情報的方法也越發强化。中共情報
人員大多主動以在中國服務的德國人員為目標獵其人頭。
他們允諾捐款、敲開政治門路、披戴科學任務或給予客座教授
職銜的面具。儘管憲法保衛局公開發出警告,通過社交網絡
(比如LinkedIn)的聯繫和招聘卻有增無減。
除金錢外,對某個個人的認同或表揚也發揮作用。中共情報
人員尤其擅長於向已卸任德國官員洋溢諂媚之情。特別引人
注目的是前社民黨SPD政治人物,例如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前德國國防部部長魯道夫·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 或前國會議員約翰尼斯•福祿格(Johannes Pflug)均與
赤色中共有密切聯繫。甚至也有報導稱中共亦試圖滲入德國
工會運動。
薩巴提(Sabathil)一案:特工還是“北京烤鴨”
最近前德國歐盟外交官格哈德·薩巴提(Gerhard Sabathil)的案件
特別引人注目。聯邦檢察官對這位66歲的企業顧問展開了調查,
原因是他涉嫌擔任中國境外情報代理人。據稱,他以「缐人、
告密者和任聘者」的身份出入且從事活動。該案於十一月結案。
薩巴提的律師彼得·高威勒(Peter Gauweiler,前基社黨 CSU 的
副主席)在接受《新蘇黎世報NZZ》採訪時稱此案為「北京
烤鴨」。憲法保衛局的偵查方法「也遭到聯邦檢察官的嚴厲
批評」。
的確,若是某人將北約代碼轉交給外國勢力沒被當場抓獲,
就很難在德國刑法中證明其犯罪意圖和背叛機密。聯邦檢察官
的結案調查報告中尚且註明了該案對薩巴提的指控並無法
完全注銷。這位前外交官還與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霞保持著
密切關係。
畫家也是劉曉波遺孀的劉霞於2018年夏天遭中共軟禁後獲釋
移居德國。柏林觀察家認為,像薩巴提這樣與中共官方保持
如此密切聯繫的人,居然被允許與異議人士密切往來相當
不尋常。
去年夏天在慕尼黑的一次集會上,一名維吾爾族抗議者。 |
因為處理流亡的反對份子時,北京通常是不假以顔色的。
針對所謂撼動其政權,威脅國家統一者首推藏人、維吾爾人、
法輪功學員、民主活動家和台獨支持者在中共當局眼裏
是謂「五毒(獨)」。
最近,套用中共政權的行話,香港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被
推為「第六毒(獨)」。北京在德國所設雷達的主要偵察
對象是維吾爾族;因爲維吾爾族世界大會的總部設在慕尼黑。
中國官員像似德国狼犬般地盤旋於散居德國的15萬名華裔。
它是北京統戰戰術的重要成員,必先囊獲之以載負居高臨下
的軟實力進行在德國對中國敘事的闡述(漢米騰和奧爾伯格
在《靜聲的征服Die lautlose Eroberung》著作中稱之為
“思想管理”)。
北京在這方面並非一無所獲:特別是在德國出生且祖籍是
中國的年輕人大多相信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中國制度的
優越性 ̶ 不是説儘管發生了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
反而正是因為人云亦云中共對疫情或是對香港民主干預
之管理得當。
在德國有230個由北京遙控的團體
政治學家 Didi Kirsten Tatlow 在《大西洋月刊》披載了一個由
230個商業協會、友好協會和文化團體所組成的網絡。柏林
觀察家闡釋說,這些組織的活動受到中共黨部和國家安全部
(MSS)的集中控制。以設在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
德中協會工作小組以及擁有合法居留權的柏林中國大使館
下設的中國情報部門為執行中樞。應對《新蘇黎世報NZZ》
的詢問時,中國大使吴恳囘覆等「冠狀病毒疫情」過後
有機會可就此事進行採訪。
在大學領域,主要由中國資金資助的德國19所孔子學院
多年來的經營實是毀譽參半。諸多研究機構的行政管理處
的德國人士紛紛提出報告說,中方不斷地企圖施加影響力,
以維護中共的國家立場。
即便一個由北京贊助的嶄新組織也沒有改變這一點。這些
俾使中國語言和文化能夠更接近德國人的學院,仍被視為
中共黨部和中國政府的初步組織。基於2020年12月31日敲定
的中國科學政策,漢堡大學最近決定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
前德國機器人組裝公司Kuka AG正在組裝一部特斯拉Tesla電動車。 2016年,位於奧格斯堡(Augsburg)的公司被中國美的集團收購。儘管政治憂心忡忡, 仍無法阻止這項購買。然而此類收購將不容再次重複。Krisztian Bocsi / 彭博社 |
中國當局還特別關注身居德國的 50,000 多名中國學生和
數千名訪問學者。此乃德國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 ̶ 遠勝過
土耳其人(40,000)和印度人(25,000)。
他們受到嚴密的支援(有時甚至對個人親自服務),以確保
綿延不絕的連繋。為的是學生和客座教授乃是專有技術轉讓
以及確保未來技術的來源,攸關科學和經濟領域發展。這些
技術信息流入對地緣政治作出投資的北京國有控股公司的
整體規劃之中,這些公司又通過在德國的直接投資來實施
這些目標。
華為爭議與戰略業務領域
信息技術、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醫學和生物科技以及
交通基礎設施似乎是中共的性向所趨。例如,杜伊斯堡
(Duisburg)是「新絲路」倡議路線的歐洲終點站。此外,
該城市原本考慮聘用華為將之升級為智能城市。
最後出於安全考量打消了這個念頭。華為生產的零組件
在德國建立 5G 網絡方面至關重要。然而在相關討論激辯中,
專家在乎的並非數據洩漏給了中國,而是所謂的「緊急開關」
的設置落入他人之手。這意味著在物聯網時代,零組件製造商
具有可能勒令關閉整個系統的格局。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在2019年初一紙備受矚目的立場文件
將中國描述為「系統競爭同業」。同年3月,歐盟委員會
推出面向中國採取新戰略並將該國列為「系統競爭對手」。
鑑於中共在德國編排之統戰,進行規劃協調的各項活動,
戰略鎖定絕非言過其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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