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開始只是對主流的反抗聲音與少數意見，如今卻成了權力的姿態：美國正清晰地展現「文化變型vibe shift」，
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Federico Yankelevich，提供ZEIT ONLINE使用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許多自由派人士把希望托付給川普，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左派的文化戰。然而如今發生的某些變化正威脅著自由：一次文化變型（vibe shift）。

作者：Ijoma Mangold

17. März 2025

當川普於十一月贏得選舉後，蘇格蘭歷史學家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到了「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他的意思是，轉變的不僅僅是白宮的人事安排，而是全球政治思維與情感的深層結構發生了板塊式的移動。喜歡宏大詮釋的弗格森毫不猶豫地將德國交通燈聯盟政府的終結、由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領導的法國政府垮台、阿薩德（Assad）逃往莫斯科、以色列戰勝真主黨、伊朗失勢、股市飆升以及美元走強，都被視為這次文化變型的效應。然而，自從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導致股市暴跌以來，人們狐疑著：這場文化變型在經濟面上是否已迅速失去動力。

不過這不在話下。因為弗格森使用「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指的不僅僅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配置，還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急轉彎。畢竟，川普的勝選是源自一場文化戰而來的，而在這場戰爭中，主導權確實以驚人的速度從進步派與覺醒派轉移到了保守派的反改革陣營手中。

由於這場文化之戰在德國僅以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遠未達到思想內戰的程度，「覺醒文化」的社會壓力在美國精英大學中對自由派思想家所形成的影響往往被低估了 —— 他們先是感到疲憊，然後陷入絕望，最後甚至準備好投票支持川普。如今，當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他的 DOGE團隊（政府效率部）拿起電鋸，試圖切斷 DEI 計畫（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代表多元性、公平性與包容性）的政府資助時，他們其實是在兌現一項競選承諾。

因此，「文化變型」也是一場公共論述、主導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政治合理性觀念的潮流更替。舉個簡單例子來說：如今，公開宣稱生物學上存在超過兩種性別，所需論證的要求比一年前要高得多。作家 J.K. 羅琳曾表示，跨性別女性不應使用女性庇護所，這個立場如今可能不再像 2020 年那樣引發《哈利波特》讀者悔恨交加的焚書行動。至少，那些憤怒的人如今將面臨更多的反對聲音。另個例子是：主張跨性別女性在奧運比賽中應被允許與生理女性同場競技的人，如今可能會遭遇比一年前更多的質疑。

禁忌標杆也正在改變。

文化變型正在改變人們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以及道德直覺。社會禮儀因而再次開始變動：川普在競選中是如何標語的？「賀錦麗支持他們，川普總統支持你。」

為了更準確地描述這一現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唯有準確理解，我們才能更清楚地認識我們所處的當下），另一個詞匯也很有幫助：奧弗頓窗口（Overton-Fenster）的移動。這個術語源自美國政治顧問約瑟夫·P·奧弗頓（Joseph P. Overton），他用這個術語來界定公共輿論中被普遍視為可接受、具有共識、且不具冒犯性的領域。每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一開始都會被視為有爭議，必須經歷一場艱難且充滿阻力的「爬坡之戰」，才能逐漸被接受並被認為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只有在政治空間之前的奧弗頓窗口發生了移動，才可能出現政權更替，而新的行政權力才可以將這一思想史上的範式轉變具體落實為政策。

文化變型也反映出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這一現象目前正如圖像書般清晰可見。因此，許多左派人士對於某些言論如今竟然變得又可以公開地滔滔不絕，感到震憤 —— 在這種歷史性的轉折時期，禁忌標杆也會隨之改變。過去那些被視為不可接受，可能傷害少數群體的言論，如今卻可能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右翼文化戰士正在採用其人之道。

有人可能會說：政權更替本來就會帶來不同的政治信念，這是正常現象。只要自己還能自由表達，就不必過於悲觀或庸人自擾。

2022年，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曾批評民主黨內部人士稱西語裔為「Latinos」而不是「Latinx」（以尊重非二元性別）。如今，如果你不按照白宮新主人的意願，把「墨西哥灣」稱為「美國灣」，就會受到批評。

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我們並未看到左派的思想警察被廢除，反而是被右翼的思想警察取代了：白宮以偽善精神宣布，新聞社美聯社（AP）將被排除在未來的新聞發布會之外，原因是該社拒絕採用新的地理用語規範 —— 不像 Google 導航，至少在美國境內使用Google 導航已是「美國灣」了。誰不聽話，就沒戲唱。

但這不是重點，是否應該有語言規範也不是討論要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言規範的手段 —— 曾經是「覺醒運動」（woke movement）的聖杯，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年間改稱了所有他們認為帶有父權殖民主義色彩的詞語 —— 這個手段如今卻被右翼文化戰士採用。在「覺醒時代」最嚴重的禁忌之一，就是稱呼跨性別者因性別轉換而不再使用出生後的舊名，英語稱之為 deadnaming（稱呼棄用名）。喬治亞州的保守派國會議員 Mike Collins 最近在 X（前Twitter推特）上呼籲：「Stop deadnaming the Gulf of America!停止稱呼美國灣的棄用名！」。只要打擊對象的是敵方，敵方手段似乎也完全可以拿來用。

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在歐洲眼中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對美國民主黨的「覺醒」語言規範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同時，面對右翼語言警察同樣陷入困境。而那些一直認為這些自由派過於天真的人，則幸災樂禍地嘲笑道：嘿，你們被迫面對新現實的時刻來得還真快啊！

但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還帶來了另一種值得描述的現象，如果我們想理解文化語境的轉變：那就是語調的改變。人們說的話可能還跟不久前一樣，但語境的「調號」已經改變，就像樂譜中的調性轉換一樣。原本聽起來像是小調的語句，現在卻變成了凱旋的 C 大調。同樣的言論，若是在奧弗頓窗口之外發表，聽起來頗具顛覆性；但一旦進入奧弗頓窗口，它就迴盪在權力與新建制的回音空谷。

以德國為例：才兩年前，對移民持批判態度，會讓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被指責為替德國另類選項黨（AfD）鋪路；而如今，發表類似言論卻只是重申了新的、奧弗頓窗口當下的核心立場。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右派的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

原本還是反主流聲音與少數人意見的言論，如今卻展現成真權力。這種轉捩點值得關注的是它論述語境的衛生。直到 2024 年 11 月之前，人們還可以從非主流的立場批評政治認同的極端現象；如今，這種批評卻與川普的權力機器完全一致。而「認同權力」始終不單純，因為它引發了以下疑問：一個人是否真能不出賣自我？是否真誠地捍衛自由精神與獨立性？

當共和黨人過去批評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時，說取消文化是一種敵對思想的現象，限制了言論自由；而左派陣營多年來則毫不在意地反駁，說對取消文化的指控只是右翼敘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如今，局勢重新洗牌，問題也自然指向右派：你們真反對取消文化，還是只反對來自左派的取消文化？

一個微小但頗具啟發性的事件：《華爾街日報》最近揭露，Elon Musk 的 DOGE 專案小組中一位 25 歲的員工曾發表過種族歧視的推文，結果被迫離職。但反對聲浪沒持續太久，因為喜劇演員 Bill Maher —— 一位長期以來在反覺醒文化戰爭中扮演自由派十字軍角色的人 —— 介入並表示：這不正是我們想要克服的取消文化嗎？不久之後，副總統 J. D. Vance 也公開支持這一立場，認為不應該因為一個年輕人曾說過愚蠢的話，就摧毀他的人生。於是視「覺醒心智病毒」為終極敵人的Elon Musk —— 重新聘用了這位員工。

自由派是否陷入了一場幻覺？

如果我們還停留在 2022 年，而那位選擇寬容而非嚴懲的雇主不是川普的壓力團體，而是 —— 比如說《紐約時報》，那麼這個事件會被看成是一個展現寬厚與反對嚴苛的美好行動。但如今，到了 2025 年 2 月，這種做法聽起來更像是黑暗勢力在宣告：反種族主義對我們來說是左派的事，因此我們選擇裝聾作啞。

那麼，那些曾厭倦左派的「師從式思考」而給了川普一個機會的自由派人士，是否真的陷入了幻覺？是不是在他們還來不及說「阿門」之前，就在右派的「師從式思考」中驚醒？讓我們來看看幾個案例。

川普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首要行政命令，是恢復塑膠吸管的合法地位，塑膠吸管在拜登任內曾以行政命令被禁止。此類舉措屬於「合理範疇」 —— 屬於川普當選所代表的那場文化反改革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根據不同意識形態觀點，可能象徵性地被視為荒謬或光輝的政府干預，如今被逆轉了。

選擇一個更嚴肅且引發廣泛關注的議題來說：同樣地，川普政府決定解除聯邦機構與政府部門在選擇合約合作夥伴時，原本應優先考慮那些已在美國廣泛推行實施的 DEI（多元、公平與包容）計畫的企業義務。這項政策的改變引發爭議：例如，若某企業的亞裔員工已多於黑人員工，即使一位韓裔申請者的資格更高，也可能因配額考量而失去機會。

不僅許多共和黨人，還有不少主張「色盲」（即不以膚色作為判斷標準）的自由派人士，也反對這些 DEI 計畫，認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種族歧視 —— 因為最終，以膚色決定職業機會，而非能力或品格。這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當年的夢想背道而馳。他曾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評斷他們的世界。

若你不是入席嘉賓，就淪爲菜單上的一道菜式。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然而情況正在改變：如今，許多公共圖書館開始禁止某些書籍，理由是這些書籍「推動 LGBTQ（跨性別）意識形態」。這種做法彷彿重現了過去的「禁書名單」，令人不禁聯想到「取消平台deplatforming※」的社會實踐 —— 而這正是過去自由派人士曾強烈反對的現象。

※譯者：deplatforming措施有如：取消社交賬號、禁止參與某些公共活動、出版自由被禁等等。

如今甚至開始討論，J. D. Vance 的暢銷書《鄉巴佬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是否也應該從五角大廈附屬小學的書架上移除。這種討論雖然帶有諷刺意味，但卻絲毫無法削弱這場全面威權動員的嚴肅性。

當然，我們也必須談論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在美國，言論自由受到限制與壓制，令許多自由派人士深感痛心與憤怒。而這種憤怒，以及其背後的原因，歐洲卻幾乎無人察覺，這再次反映出我們在這一領域上的冷漠與遲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需要稍微回顧一下背景。對許多人而言，文化變型中最令人擔憂的一面，是某些矽谷巨頭展現的權力投機主義。他們曾長期是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與金主，如今卻紛紛轉向 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

從 Sam Altman 到 Jeff Bezos，突然之間大家都想參加新總統的就職典禮，並慷慨捐出數百萬美元來資助慶典活動。（正如華盛頓常說的一句話：「如果你不是入席嘉賓，就淪爲菜單上的一道菜式。」

鐘擺盪向最右邊

但在「政治風向變色龍」排行榜上，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始終名列前茅（相比之下，伊隆·馬斯克不符合這一指控，因為他太早就轉變立場，當時他還冒著真正的風險）。當祖克柏宣稱他打算取消 Meta 的內容審核，並效仿 X 的社群註解制度時，立刻被指責這麼做目的是讓來自 MAGA 宇宙的假新聞暢行無阻。

祖克柏個性或許不是最堅強的，但我們應該承認，在取消內容審查的決定上，他真是良心掙扎後所做出的選擇。畢竟在不久之前，他曾利用自己企業的力量，透過資訊政策來支持民主黨。正是祖克柏的臉書（以及曾經忠於左派的推特）在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封鎖並審查了《紐約郵報》的一篇報導。該報導中，拜登之子杭特·拜登的筆記型電腦扮演了關鍵角色：硬碟中發現的電子郵件顯示，杭特·拜登在 2014 年毫不掩飾地告訴他的新雇主——一家烏克蘭天然氣公司——他是美國副總統的兒子，以獲得更高的顧問費。

對民主黨及其候選人拜登而言，這起裙帶關係事件的曝光時機極為不利，因此他們將該報導定性為俄羅斯的假訊息，而臉書在收到相關暗示後便阻止了該文章的進一步傳播。在推特上，《紐約郵報》關於杭特·拜登的爆料文章甚至在用戶試圖透過私訊轉發給他人時也會被封鎖。即使不抱持絕對言論自由觀念的人，也會覺得這種情況令人窒息且令人憤怒。

那當初根本就不必無謂白繞一大圈了。

而這也並不是唯一一起網路審查事件。早在 2024 年 6 月，祖克柏就曾透露，在疫情期間，拜登政府曾對臉書施加壓力，要求臉書引導社群媒體上的疫情報導。他在國會作證時表示，對自己當時屈服於華府壓力感到遺憾，並強調他不希望類似情況再次發生。推特的情況也不遑多讓，透過「Twitter 檔案」的揭露，這些狀況如今都被清楚重建。

回顧這段不光彩的過去是很重要的，這樣才容易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對伊隆·馬斯克收購推特抱有期待，並對他實現「言論自由絕對主義」的承諾表示支持。因為當時的狀況確實出了問題。

如今處境更令人感到絕望。偏偏是伊隆·馬斯克 —— 曾用去中心化的社群註解取代了階層式的內容審查 —— 在數週前卻表示，澤倫斯基及其團隊已經將社群註解工具變成了他們的政治工具（事件涉及烏克蘭總統的支持率）。他說這並非原本的設計初衷，並保證會加以防止。這句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伊隆·馬斯克才是決定何時才是社群註解有效的認知工具，何時不是。那當初根本就不必無謂白繞一大圈了。

「Owning the libs羞辱自由派！」

那麼，初步的結論是什麼？物理學似乎殘酷地預示著：鐘擺並沒有從極左回到中間，而是借著動能猛然盪向極右邊。每一項左派的「罪」，如今都要以一種刻意殘酷的右派之姿報復償還。美國把這種儀式被稱為「Owning the libs」，意思是當右派文化戰士在獲得的新權力庇護下，發表極具挑釁、政治極不正確的言論，彷彿以激怒美國自由派（即左派）乃是右派的生命泉源。

川普政府目前的行為彷彿權力在握、無所顧忌，彷彿世界不會有明天——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威權幻覺。一位充滿睪酮激素的人物如川普，容易高估自己的不可抗拒性。他之所以能贏得選舉，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自由派懷疑者渴望一場「文化變型vibe shift」，因為他們認為大學和文化產業中的現狀不自由、教條化令人窒息，因此選擇支持川普。不容忽視的是，前文提到的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屬於這一派。可以大膽預測，這一自由派系長期下來不會保持沉默 —— 如果舊教條只被新教條所取代，不會讓他們安於現狀的。

在「文化變型vibe shift」之後，新的權力批判應該針對右派而來。或者更佳該是：應採中間之道，不偏不倚。回想一下，正是川普的第一任期，作為一種反作用，才使得「覺醒正統woke orthodoxie」變得如此教條 —— 彷彿它是拯救世界的魔法。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個錯誤不該重新再犯。因此，對於川普的第二任期，我們應該期望：我們要批判他的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但同時不能以相反的方式變得不自由。令人期待的是：誰能在這樣的情勢下展現出不受誘惑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