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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哲學家兼社會科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 在訪談中表示：『左派的視綫始終離不開階級議題。』© [M] Malte Jaeger/laif |
美國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表示，當今的政治左派缺乏勇氣。若要對抗右翼文化轉型，左派需要一個新的身份認同。
小檔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1947年出生於巴爾的摩（Baltimore），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政治與社會科學的 Henry A. 和 Louise Loeb 教授，同時也是哲學教授。她的德文著作包括《Widerspenstige Praktiken – Macht, Diskurs, Geschlecht 不馴的實踐 —— 權力、話語、性別》（2003）、《Kapitalismus – Ein Gespräch über kritische Theorie資本主義 —— 關於批判理論的對話》（與Rahel Jaeggi合著，2020），以及最新出版的《Der Allesfresser – Wie der Kapitalismus seine eigenen Grundlagen verschlingt 萬能吞噬者 —— 資本主義如何吞噬自身的基礎》（2023）
訪談作者:Tobias Bachmann 和 Nils Markwardt 2.
September 2025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在這位哲學家屢獲殊榮的著作中，持續探討社會正義、民主與女性主義等議題。我們透過視訊通話在美國佛蒙特州與弗雷澤取得聯繫。
《時代周報》: 弗雷澤女士，最近人們熱烈討論所謂的『文化轉型』（vibe shift）。據說政治氣候發生了劇烈變化：從覺醒與進步轉向反動反覺醒。您同意嗎？
弗雷澤：是的，社會氛圍確實發生了變化。我們正經歷一場日益加劇的社會秩序危機。雖然前不久似乎還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相互拉扯回應這場危機，但如今的局勢顯得非常單一。具體來說：右翼陣營的回應非常明顯且響亮，而左翼陣營的回應則顯得薄弱、缺乏勇氣與力量。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初選中的意外成功。但總體而言，對當代政治問題的詮釋權已出現轉移。
《時代周報》: 導致這種社會氛圍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弗雷澤：許多人感覺到日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他們渴望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提出更激進的回應。反過來說，過去的政治方針已失去了公信力，首當其衝的是我所稱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種將鬆綁的資本主義與進步的政治身份認同相結合的政治經濟路線。
在德國，這種信任危機表現在社民黨（SPD）的衰退以及自由民主黨（FDP）的崩潰。在美國，則體現在民主黨的危機，尤其是長期擁有主導權的歐巴馬－柯林頓派系的影響力減弱。因此，對許多人而言，尋求替代方案成為當務之急。
《時代周報》: 那川普的解決方案是什麽？
弗雷澤：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清楚地意識到，替代方案必須具有叛逆性。當民主黨的建制派全力打壓桑德斯（Bernie
Sanders）爲首的運動時，共和黨則擁抱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激進的運動。
《時代周報》: MAGA 運動的激進性主要體現在對所有所謂「覺醒文化woke」的全面否定。
弗雷澤：乍看之下，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妖魔化「覺醒主義wokeism」竟然如此奏效。畢竟，跨性別者、墨西哥移民或穆斯林並不是導致生活條件惡化、道路與橋樑年久失修的原因。
在美國，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一方面延續了本土主義（nativism）的悠久傳統，也就是妖魔化移民與異見者；另方面，它也涉及長期主導政治話語的「新自由主義進步正統」。這種正統話語中的多元價值觀往往非常膚淺，更甚者，它們成為掩飾社會倒退、走向寡頭政治與財閥統治的遮羞布。
《時代周報》: 那麼，在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擡頭之際左派扮演了什麼角色？社會辯論中的一個觀點是：左派太過局限於侵略性的語言與政治身份認同，從而引起政治中間選民的反感與抵觸情緒。
弗雷澤：我們首先需要釐清「左派」到底是什麼意思。為此，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新左派New
Left」在六〇與七〇年代的誕生。當時的新左派將階級觀點與女性主義及黑人解放運動結合起來。階級、性別與種族並不被視為彼此對立，而是共同奮戰的不同面向。
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也就是去工業化與工會影響力衰退的時期，階級觀點開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後續的左派思潮越來越偏向進步自由主義，並與支持企業全球化的人士結盟 —— 一種有益於企業的全球化。當時許多跨國企業自我標榜為進步且具有世界觀，宣傳多元文化與女性賦權。我不確定是否還能把這樣的立場稱為「左派」，因為真正的左派視綫應該始終不離階級觀點。
《時代周報》: 您本人在研究中曾嘗試重新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2022 您年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的「班雅明講座Walter-Benjamin-Lectures」以及您 2023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萬能吞噬者》中，您提出將女性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置於勞動觀點下重新思考與分析。
弗雷澤：是的，我是想延展「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使之涵蓋當今所有形式的勞動。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傳統的工業勞動，還包括女性無酬的再生產性勞動，以及移民的半自由勞動，例如在血汗工廠中的工作。畢竟，資本主義正是透過這些多樣化的勞動形式得以再生與延續。因此，我試圖重新定義「工人」這一概念，並藉此為左派提供一個理論基石以對抗右翼崛起。但回顧那時的思路或許過於認知化了。
《時代周報》: 怎麽說?
"局勢正在朝法西斯主義的方向滑落"
弗雷澤：我進行的是一種分析，從而衍生出白人產業工人、女性與移民在寡頭式資本主義下其實面臨共同的敵人。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種分析遠遠優於
MAGA 運動所能提供的任何論述。因為
MAGA 的基本論點無非是：跨性別者、墨西哥人與穆斯林是罪魁禍首。不過，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時代周報》: 是什麽?
弗雷澤：他們提供了一種政治身份認同。而我說的並不是廣義的政治認同，因為任何政治運動最終都會形成某種政治認同，並定義人們的身份。MAGA 運動非常具體地宣稱：「我們才是真正的美國人——而其他那些人不是。」這種說法非常有效，因為它讓人們的自我價值感升級，特別是在這個容易讓人有無力感的時代。
《時代周報》: 左派可以拿出什麼樣的對策來抗衡？
弗雷澤：一個左派 —— 或更準確地說：我們假設的左派，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左派如今已不復存在 —— 也必須提供一種政治身份認同。然而，「搞清楚該使用哪些正確代名詞」的道德優越感，往往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像川普這樣的人，特別會巧妙地用來煽動反覺醒情緒，還進一步拿來作為掩飾寡頭結構擴張的遮羞布。
《時代周報》: 2019 年您出版的著作《舊的死去，新的不來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解釋，川普式反動的民粹主義承諾恢復一種失落的秩序，例如重建過去的工業就業機會，或是回到未受全球化影響的民族國家體制。然而，面對一個早已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這樣的承諾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一個反動的民粹主義根本建構不出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那麼，您是否誤判了
MAGA 運動及其強大的認同建構的能力？
弗雷澤：我不認為我的判斷完全是錯的，但我確實沒料到
MAGA 運動能夠把混亂狀態延長那麽久。這裡我們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Antonio
Gramsci的觀點，他曾指出，一個「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能依靠暴力壓制而運作。而是必須結合民眾的認同與一定程度的強制性，而其中最關鍵的是對公民社會與制度的基本認同。然而美國目前的情況卻漸漸背道而馳：根據民調，不僅有大量民眾對川普感到不滿，他的政府還試圖以暴力手段將各種制度納入國家機器之中。想想對大學、博物館、媒體或法院的攻擊。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霸權，而是正逐漸滑向法西斯主義。
《時代周報》: 您真的認為情況那麽嚴重了嗎？
弗雷澤：我一直非常謹慎使用「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即便現在我也沒說美國已經完全走到那一步了。但清楚可見的是有人正試圖摧毀公民社會相對的自主性。局勢越來越混亂，政府所施加的強制手段也越來越多。因此，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判斷錯誤。但我原本希望，在進步自由主義霸權結束之後，我們身處的這段「過渡期」（interregnum）能夠短些。
《時代周報》: 您所說的『過渡期』是什麼意思？可以說明一下嗎？.
弗雷澤：在這個問題上，我最近與歷史學家Adam
Tooze有一場辯論。他認為使用「過渡期」（Interregnum）這個詞，暗示了一種目的論式的框架，也就是說憑藉歷史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就像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曾相信社會主義終將不可避免地實現一樣。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Gramsci認爲，「過渡期」首先只是指一段動盪不安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資產階級自由社會不再擁有主導性的霸權。這是一個不再依靠共識，而是逐漸有賴強制手段來治國的時期 —— 甚可說是純粹的混亂。在我看來，這正是對我們當下身處局勢的完美描述。而在資本主義史裏，這些「過渡期」通常最後都以相似的方式收場。
「我相信，美國急需一個新的政黨來回應當前的政治局勢。」
《時代周報》:怎麽收場的呢?
弗雷澤：它會形成一種跨階級的聯盟，其中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核心支持一個新的政治計畫。這個計畫並不在於廢除資本主義，而是在其框架內構建出一種新的組織形式，至少能解決舊有秩序中最嚴重的問題 —— 儘管隨著時間推移，新的問題接踵而來。不過，也有可能未來的這種「過渡期」（interregnum）不再只是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短暫中斷，而是會導向一個更大的歷史轉折點。無論如何，在當前這個過渡時期的穩定性問題上，我與Adam
Tooze意見並不一致。他認為，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相對穩定的局面，也就是極右的
MAGA 運動與中間派的拜登主義（Bidenismus）輪流執政。但我並不這麼認為。
《時代周報》:爲什麽?
弗雷澤：想想看，假使民主黨中間派人士贏得
2028 年總統大選會怎麼做？難道是把川普任命的所有人都解雇嗎？撤銷一切他簽署的行政命令，終止所有他簽訂的協議？這樣同樣會導致混亂。
《時代周報》: 目前，加州州長Gavin Newsom正積極扮演川普的主要對手。他模仿川普使用全大寫字母的誇張行文風格，試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左派民粹主義是否可能取得成功？
弗雷澤：我不會把Newsom稱作一位左派民粹主義者。在加州，他曾撤銷多項對勞工和環境友善的政策。終究他只是一位策略家，是川普反對者其內容之空洞的典型例子。反對的口號往往只是：「硬抗到底！」。但並沒說明，如果Newsom參選總統會提出什麼具體政綱。很可能，他會延續過去數年我們熟悉民主黨那種中間派作風。
《時代周報》: 什麽樣的政綱能夠在2028年擊敗共和黨？
弗雷澤：首先，我認為美國急需一個新的政黨來回應當前的政治局勢。以前我並不這麼看，以前我認為只要強化民主黨内的左派力量就可以了。但現在我覺得這個政黨的公信力不復存在。至於具體的政綱實質上應該能夠做到改善三分之二生活越形惡化的美國人的生活。一個負擔得起的平民生活，例如降低公共交通與住房的成本，提高工資，同時推動一項合理的氣候政策。
《時代周報》: 共和黨也聲稱他們要讓平民負擔得起生活費用 ——
只是他們是透過減稅來達成。
弗雷澤：但事實上，這項政策最終淪爲砍掉公共服務。我目前待在的佛蒙特州（Vermont），連郵政的信件投遞都不再可靠。而發生洪災的時候，被大幅縮編的災害應變機構根本應付不來。這些問題都該成為左派政綱的核心內容。同樣重要的還包括創造綠色就業機會，以及讓人們能夠縮短工時，從而擁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而所有這些訴求的陳述，都必須以不排斥任何族群的方式來進行。
《時代周報》: 但這樣的唯物主義取向就夠了嗎？美國的MAGA運動和德國的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其實都未能為經濟弱勢群體提供真正改善生活的政策。不過他們往往也沒這個必要，因為在關鍵時刻民族主義就已足夠：身份認同凌駕於物質利益之上。
弗雷澤：於此當然沒有萬靈丹。但正因如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信任。而建立信任的第一步，是認真看待那些傾向於支持AfD或MAGA運動者的怨懟。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你們有權憤怒、有權不滿、有權反抗。只是你們的怒火指向了錯誤的對象。第二步則是展開具體的政治行動，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感受到改善，同時也能經歷到：那些他們曾視為敵人的人，其實可以成為盟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時代周報》: 真能做到那一步嗎?
弗雷澤：我寧願奉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Gramsci那句著名的格言：「理智上的悲觀，意志上的樂觀。」。在當前這段過渡期結束之後，美國也可能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但我們還沒走到那一步，現在還有時間與空間，應想辦法把那個假設中的左派，轉化為真正的左派來對抗MAGA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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