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兼社會科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
在訪談中表示：『左派的視綫始終離不開階級議題。』© [M] Malte Jaeger/​laif

 「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表示，當今的政治左派缺乏勇氣。若要對抗右翼文化轉型，左派需要一個新的身份認同。

小檔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1947年出生於巴爾的摩（Baltimore），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政治與社會科學的 Henry A. 和 Louise Loeb 教授，同時也是哲學教授。她的德文著作包括《Widerspenstige Praktiken – Macht, Diskurs, Geschlecht 不馴的實踐 —— 權力、話語、性別》（2003）、《Kapitalismus – Ein Gespräch über kritische Theorie資本主義 —— 關於批判理論的對話》（與Rahel Jaeggi合著，2020），以及最新出版的《Der Allesfresser – Wie der Kapitalismus seine eigenen Grundlagen verschlingt 萬能吞噬者 —— 資本主義如何吞噬自身的基礎》（2023）

訪談作者:Tobias Bachmann 和 Nils Markwardt 2. September 2025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在這位哲學家屢獲殊榮的著作中，持續探討社會正義、民主與女性主義等議題。我們透過視訊通話在美國佛蒙特州與弗雷澤取得聯繫。

《時代周報》: 弗雷澤女士，最近人們熱烈討論所謂的『文化轉型』（vibe shift）。據說政治氣候發生了劇烈變化：從覺醒與進步轉向反動反覺醒。您同意嗎？

弗雷澤：是的，社會氛圍確實發生了變化。我們正經歷一場日益加劇的社會秩序危機。雖然前不久似乎還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相互拉扯回應這場危機，但如今的局勢顯得非常單一。具體來說：右翼陣營的回應非常明顯且響亮，而左翼陣營的回應則顯得薄弱、缺乏勇氣與力量。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初選中的意外成功。但總體而言，對當代政治問題的詮釋權已出現轉移。

《時代周報》: 導致這種社會氛圍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弗雷澤：許多人感覺到日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他們渴望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提出更激進的回應。反過來說，過去的政治方針已失去了公信力，首當其衝的是我所稱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種將鬆綁的資本主義與進步的政治身份認同相結合的政治經濟路線。

在德國，這種信任危機表現在社民黨（SPD）的衰退以及自由民主黨（FDP）的崩潰。在美國，則體現在民主黨的危機，尤其是長期擁有主導權的歐巴馬－柯林頓派系的影響力減弱。因此，對許多人而言，尋求替代方案成為當務之急。

《時代周報》: 那川普的解決方案是什麽？

弗雷澤：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清楚地意識到，替代方案必須具有叛逆性。當民主黨的建制派全力打壓桑德斯（Bernie Sanders）爲首的運動時，共和黨則擁抱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激進的運動。

《時代周報》: MAGA 運動的激進性主要體現在對所有所謂「覺醒文化woke」的全面否定。

弗雷澤：乍看之下，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妖魔化「覺醒主義wokeism」竟然如此奏效。畢竟，跨性別者、墨西哥移民或穆斯林並不是導致生活條件惡化、道路與橋樑年久失修的原因。

在美國，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一方面延續了本土主義（nativism）的悠久傳統，也就是妖魔化移民與異見者；另方面，它也涉及長期主導政治話語的「新自由主義進步正統」。這種正統話語中的多元價值觀往往非常膚淺，更甚者，它們成為掩飾社會倒退、走向寡頭政治與財閥統治的遮羞布。

《時代周報》: 那麼，在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擡頭之際左派扮演了什麼角色？社會辯論中的一個觀點是：左派太過局限於侵略性的語言與政治身份認同，從而引起政治中間選民的反感與抵觸情緒。

弗雷澤：我們首先需要釐清「左派」到底是什麼意思。為此，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新左派New Left」在六〇與七〇年代的誕生。當時的新左派將階級觀點與女性主義及黑人解放運動結合起來。階級、性別與種族並不被視為彼此對立，而是共同奮戰的不同面向。

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也就是去工業化與工會影響力衰退的時期，階級觀點開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後續的左派思潮越來越偏向進步自由主義，並與支持企業全球化的人士結盟 —— 一種有益於企業的全球化。當時許多跨國企業自我標榜為進步且具有世界觀，宣傳多元文化與女性賦權。我不確定是否還能把這樣的立場稱為「左派」，因為真正的左派視綫應該始終不離階級觀點。

《時代周報》: 您本人在研究中曾嘗試重新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2022 您年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的「班雅明講座Walter-Benjamin-Lectures」以及您 2023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萬能吞噬者》中，您提出將女性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置於勞動觀點下重新思考與分析。

弗雷澤：是的，我是想延展「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使之涵蓋當今所有形式的勞動。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傳統的工業勞動，還包括女性無酬的再生產性勞動，以及移民的半自由勞動，例如在血汗工廠中的工作。畢竟，資本主義正是透過這些多樣化的勞動形式得以再生與延續。因此，我試圖重新定義「工人」這一概念，並藉此為左派提供一個理論基石以對抗右翼崛起。但回顧那時的思路或許過於認知化了。

《時代周報》: 怎麽說?

"局勢正在朝法西斯主義的方向滑落"

弗雷澤：我進行的是一種分析，從而衍生出白人產業工人、女性與移民在寡頭式資本主義下其實面臨共同的敵人。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種分析遠遠優於 MAGA 運動所能提供的任何論述。因為 MAGA 的基本論點無非是：跨性別者、墨西哥人與穆斯林是罪魁禍首。不過，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時代周報》: 是什麽?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開始只是對主流的反抗聲音與少數意見，如今卻成了權力的姿態：美國正清晰地展現「文化變型vibe shift」，
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Federico Yankelevich，提供ZEIT ONLINE使用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許多自由派人士把希望托付給川普，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左派的文化戰。然而如今發生的某些變化正威脅著自由：一次文化變型（vibe shift）。

作者：Ijoma Mangold

17. März 2025

當川普於十一月贏得選舉後，蘇格蘭歷史學家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到了「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他的意思是，轉變的不僅僅是白宮的人事安排，而是全球政治思維與情感的深層結構發生了板塊式的移動。喜歡宏大詮釋的弗格森毫不猶豫地將德國交通燈聯盟政府的終結、由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領導的法國政府垮台、阿薩德（Assad）逃往莫斯科、以色列戰勝真主黨、伊朗失勢、股市飆升以及美元走強，都被視為這次文化變型的效應。然而，自從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導致股市暴跌以來，人們狐疑著：這場文化變型在經濟面上是否已迅速失去動力。

不過這不在話下。因為弗格森使用「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指的不僅僅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配置，還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急轉彎。畢竟，川普的勝選是源自一場文化戰而來的，而在這場戰爭中，主導權確實以驚人的速度從進步派與覺醒派轉移到了保守派的反改革陣營手中。

由於這場文化之戰在德國僅以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遠未達到思想內戰的程度，「覺醒文化」的社會壓力在美國精英大學中對自由派思想家所形成的影響往往被低估了 —— 他們先是感到疲憊，然後陷入絕望，最後甚至準備好投票支持川普。如今，當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他的 DOGE團隊（政府效率部）拿起電鋸，試圖切斷 DEI 計畫（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代表多元性、公平性與包容性）的政府資助時，他們其實是在兌現一項競選承諾。

因此，「文化變型」也是一場公共論述、主導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政治合理性觀念的潮流更替。舉個簡單例子來說：如今，公開宣稱生物學上存在超過兩種性別，所需論證的要求比一年前要高得多。作家 J.K. 羅琳曾表示，跨性別女性不應使用女性庇護所，這個立場如今可能不再像 2020 年那樣引發《哈利波特》讀者悔恨交加的焚書行動。至少，那些憤怒的人如今將面臨更多的反對聲音。另個例子是：主張跨性別女性在奧運比賽中應被允許與生理女性同場競技的人，如今可能會遭遇比一年前更多的質疑。

禁忌標杆也正在改變。

文化變型正在改變人們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以及道德直覺。社會禮儀因而再次開始變動：川普在競選中是如何標語的？「賀錦麗支持他們，川普總統支持你。」

為了更準確地描述這一現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唯有準確理解，我們才能更清楚地認識我們所處的當下），另一個詞匯也很有幫助：奧弗頓窗口（Overton-Fenster）的移動。這個術語源自美國政治顧問約瑟夫·P·奧弗頓（Joseph P. Overton），他用這個術語來界定公共輿論中被普遍視為可接受、具有共識、且不具冒犯性的領域。每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一開始都會被視為有爭議，必須經歷一場艱難且充滿阻力的「爬坡之戰」，才能逐漸被接受並被認為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只有在政治空間之前的奧弗頓窗口發生了移動，才可能出現政權更替，而新的行政權力才可以將這一思想史上的範式轉變具體落實為政策。

文化變型也反映出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這一現象目前正如圖像書般清晰可見。因此，許多左派人士對於某些言論如今竟然變得又可以公開地滔滔不絕，感到震憤 —— 在這種歷史性的轉折時期，禁忌標杆也會隨之改變。過去那些被視為不可接受，可能傷害少數群體的言論，如今卻可能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右翼文化戰士正在採用其人之道。

有人可能會說：政權更替本來就會帶來不同的政治信念，這是正常現象。只要自己還能自由表達，就不必過於悲觀或庸人自擾。

2022年，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曾批評民主黨內部人士稱西語裔為「Latinos」而不是「Latinx」（以尊重非二元性別）。如今，如果你不按照白宮新主人的意願，把「墨西哥灣」稱為「美國灣」，就會受到批評。

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我們並未看到左派的思想警察被廢除，反而是被右翼的思想警察取代了：白宮以偽善精神宣布，新聞社美聯社（AP）將被排除在未來的新聞發布會之外，原因是該社拒絕採用新的地理用語規範 —— 不像 Google 導航，至少在美國境內使用Google 導航已是「美國灣」了。誰不聽話，就沒戲唱。

但這不是重點，是否應該有語言規範也不是討論要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言規範的手段 —— 曾經是「覺醒運動」（woke movement）的聖杯，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年間改稱了所有他們認為帶有父權殖民主義色彩的詞語 —— 這個手段如今卻被右翼文化戰士採用。在「覺醒時代」最嚴重的禁忌之一，就是稱呼跨性別者因性別轉換而不再使用出生後的舊名，英語稱之為 deadnaming（稱呼棄用名）。喬治亞州的保守派國會議員 Mike Collins 最近在 X（前Twitter推特）上呼籲：「Stop deadnaming the Gulf of America!停止稱呼美國灣的棄用名！」。只要打擊對象的是敵方，敵方手段似乎也完全可以拿來用。

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在歐洲眼中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對美國民主黨的「覺醒」語言規範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同時，面對右翼語言警察同樣陷入困境。而那些一直認為這些自由派過於天真的人，則幸災樂禍地嘲笑道：嘿，你們被迫面對新現實的時刻來得還真快啊！

但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還帶來了另一種值得描述的現象，如果我們想理解文化語境的轉變：那就是語調的改變。人們說的話可能還跟不久前一樣，但語境的「調號」已經改變，就像樂譜中的調性轉換一樣。原本聽起來像是小調的語句，現在卻變成了凱旋的 C 大調。同樣的言論，若是在奧弗頓窗口之外發表，聽起來頗具顛覆性；但一旦進入奧弗頓窗口，它就迴盪在權力與新建制的回音空谷。

以德國為例：才兩年前，對移民持批判態度，會讓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被指責為替德國另類選項黨（AfD）鋪路；而如今，發表類似言論卻只是重申了新的、奧弗頓窗口當下的核心立場。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右派的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

原本還是反主流聲音與少數人意見的言論，如今卻展現成真權力。這種轉捩點值得關注的是它論述語境的衛生。直到 2024 年 11 月之前，人們還可以從非主流的立場批評政治認同的極端現象；如今，這種批評卻與川普的權力機器完全一致。而「認同權力」始終不單純，因為它引發了以下疑問：一個人是否真能不出賣自我？是否真誠地捍衛自由精神與獨立性？

當共和黨人過去批評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時，說取消文化是一種敵對思想的現象，限制了言論自由；而左派陣營多年來則毫不在意地反駁，說對取消文化的指控只是右翼敘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如今，局勢重新洗牌，問題也自然指向右派：你們真反對取消文化，還是只反對來自左派的取消文化？

一個微小但頗具啟發性的事件：《華爾街日報》最近揭露，Elon Musk 的 DOGE 專案小組中一位 25 歲的員工曾發表過種族歧視的推文，結果被迫離職。但反對聲浪沒持續太久，因為喜劇演員 Bill Maher —— 一位長期以來在反覺醒文化戰爭中扮演自由派十字軍角色的人 —— 介入並表示：這不正是我們想要克服的取消文化嗎？不久之後，副總統 J. D. Vance 也公開支持這一立場，認為不應該因為一個年輕人曾說過愚蠢的話，就摧毀他的人生。於是視「覺醒心智病毒」為終極敵人的Elon Musk —— 重新聘用了這位員工。

自由派是否陷入了一場幻覺？

如果我們還停留在 2022 年，而那位選擇寬容而非嚴懲的雇主不是川普的壓力團體，而是 —— 比如說《紐約時報》，那麼這個事件會被看成是一個展現寬厚與反對嚴苛的美好行動。但如今，到了 2025 年 2 月，這種做法聽起來更像是黑暗勢力在宣告：反種族主義對我們來說是左派的事，因此我們選擇裝聾作啞。

那麼，那些曾厭倦左派的「師從式思考」而給了川普一個機會的自由派人士，是否真的陷入了幻覺？是不是在他們還來不及說「阿門」之前，就在右派的「師從式思考」中驚醒？讓我們來看看幾個案例。

川普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首要行政命令，是恢復塑膠吸管的合法地位，塑膠吸管在拜登任內曾以行政命令被禁止。此類舉措屬於「合理範疇」 —— 屬於川普當選所代表的那場文化反改革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根據不同意識形態觀點，可能象徵性地被視為荒謬或光輝的政府干預，如今被逆轉了。

選擇一個更嚴肅且引發廣泛關注的議題來說：同樣地，川普政府決定解除聯邦機構與政府部門在選擇合約合作夥伴時，原本應優先考慮那些已在美國廣泛推行實施的 DEI（多元、公平與包容）計畫的企業義務。這項政策的改變引發爭議：例如，若某企業的亞裔員工已多於黑人員工，即使一位韓裔申請者的資格更高，也可能因配額考量而失去機會。

不僅許多共和黨人，還有不少主張「色盲」（即不以膚色作為判斷標準）的自由派人士，也反對這些 DEI 計畫，認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種族歧視 —— 因為最終，以膚色決定職業機會，而非能力或品格。這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當年的夢想背道而馳。他曾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評斷他們的世界。

若你不是入席嘉賓，就淪爲菜單上的一道菜式。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Elektroautos: Batterie defekt? Kein Problem 電動車：電池故障？沒問題！

Voltfix 的兩位技師 David Lanz（左）與 Julien Blunk 正在維修一個電動車電池 
© Alexandra Polina 攝影供《DIE ZEIT》使用

Elektroautos: Batterie defekt? Kein Problem 電動車：電池故障？沒問題！

電池一壞可能就意味電動車壽終正寢。現在有業者專門維修電池，這樣比更換新電池便宜得多。

作者：Christoph M. Schwarzer, Norderstedt 01. September 2025

Voltfix※ 專門維修汽車，與其他修車廠不同的是，這裡沒有機油味。工作環境非常乾淨 —— 日光透過天窗潑灑在白色牆面上 —— 正如同技工手藝一樣乾淨。在修車廠的一角，一條黑黃相間的警示帶封鎖了工作區的入口。那裡的金屬工作台上放著一輛老款 司麥特Fortwo (Smart Fortwo) 的核心部件：電池。電池已被打開，可以看到電線和一些金屬小盒子，那就是電池單元。

※譯者：Voltfix維修電池的公司位於德國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塞格貝格郡（Schleswig-Holstein）的城市諾德施泰特（Norderstedt），在漢堡機場附近。

這裏是 Julien Blunk 和 David Lanz 的工作地點。高壓電技師絕不會單獨處理電池，因為即使是微小的錯誤也可能導致危險。汽車電池所儲存的能量足供一戶家庭使用一週。Blunk 和 Lanz 穿戴延伸至手肘的橡膠手套，頭上戴有護目鏡的安全帽，以防火花飛濺。「我們迄今沒被電擊過，」Lanz 說道，「而且我們希望保持紀錄。」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定期參加急救課程。

汽車電池維修師的工作與一般汽車修理廠不同之處在於：「我們的精準度更高」Blunk 說道。這位高壓電技師的意思是：比起那些處理燃油引擎的技師他能更精準地測量和分析出每一個零件。這家位於漢堡機場附近 Norderstedt 專業維修廠的誕生，是汽車產業面臨變革時所產生的初期徵兆之一：Voltfix 是德國少數幾家專門修理電動車的公司。

維修一套打開了的電池系統時，必須採取安全措施，例如佩戴橡膠手套和使用專用工具。
© Alexandra Polina攝影供《DIE ZEIT》使用

越來越多電動車的車齡已超出原廠保固期

一般電動車提供八年的保固期，期内製造商通常會負責處理故障。但如今已有一些年限較久的電動車、所餘價值不高。這樣的二手車，更換一個新的電池不太划算 —— 但若把電池入廠修理則是值得的選擇。

「車主會注意到電池故障，比如説續航力明顯下降，」客服主管 Christian Le Roux 表示。在其他情況下，警示燈會顯示問題，導致車輛過不了技術檢驗（TÜV）。或者電動車就乾脆拋錨了。

Lanz、Blunk 和公司同事每年維修超過 400 套電池系統。過去，這家維修廠是德國少數幾個專門維修 Renault 電動車的中心之一，自 2021 年起，Voltfix 開始接受所有品牌的電動車維修，包括 Tesla、Porsche 和 Peugeot。

Voltfix 客戶服務主管 Christian Le Roux
 © Alexandra Polina 攝影供《DIE ZEIT》使用

可節省75%的成本

Le Roux 表示，替換零件的獲取相當困難，有時甚至只能透過拆解撞壞的事故車來找到合適的零件。此外，一些電池系統是以黏合或填充泡棉的方式加以固定，而非使用螺絲，這讓維修過程更加繁瑣。

Selbst schuld? 左派該自認活該嗎？

 

政治光譜兩端的極端勢力互相激化 © Tyler Spangler 為時代周報製作

Selbst schuld? 左派該自認活該嗎？

很可惜政治左派如今不再爭取中間選民，而是與之對立，讓右派暗自竊喜。

作者：Jens Jessen 28. August 2025

也許說世界政治面臨重大轉變還為時過早，但僅僅釋出警告或嚴正抗議已應付不了當前局勢：右翼與極右運動的聲勢正在令人憂心忡忡的壯大中。

在西方世界，許多掌權或有望執政的政黨與政府，實在無法再被稱為「保守派」。他們並非致力於維持現狀，而是用拆毀重力球與巨型電鋸進行破壞。他們成功的秘方：製造仇恨。

這些右翼政黨正是以抗議起家的 ——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抗議免疫。他們煽動反抗現行「體制」與「菁英」，誠如上個世紀左派的作爲，但關鍵差異在於：如今的菁英被視為左派，而現行體制則被描繪成一個由左派主導的管控系統，充滿思想禁令。

從德國東邊的盧薩蒂亞（Lausitz）到美國的德州，新右翼的強烈憤怒明顯指向「覺醒文化」（Wokeness）、多元性、性別平等、女性主義或反種族歧視的語言規範。可以說：「覺醒文化」及其對公共言論的限制，是左派送給右翼大禮包。

民意調查中反覆出現的一句話：「現在大家都噤若寒蟬了」，不管它是出於模糊的感受還是刻意矯情，都是右翼政黨 —— 從德國的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到美國的共和黨 —— 編織政黨宣傳長篇的基本素材。而事實上也的確存在一群左派的言論監督者，他們認為討論幫派犯罪就是排外，對穆斯林頭巾提出質疑就是反穆斯林，若堅持生物只有兩性存在就是性別歧視，至少是「恐跨 —— 對跨性別的恐懼」。

如果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的影響力，應該避免這種荒謬言論，認真反思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充當右翼宣傳最堅實的彈藥供應者。

但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嗎？還是希望從右翼的崛起中獲利？像是德國左翼黨的會員人數奇蹟般地增加，正是對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壯大的回應，這個現象曾經在公共領域多次被提及。尤其在年輕人之間，普遍有一種印象：其他左派政黨，如綠黨和社民黨（SPD），在面對右翼威脅時立場不夠鮮明。

這也涉及難民問題。如果認定難民議題是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崛起的真正原因，那麼社民黨（SPD）與綠黨中務實派主張更嚴格地規範庇護程序與移民流動，甚至支持基民盟（CDU）的相關政策，似乎是合理的。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背棄了左派最基本的國際團結原則，尤其是新左派的核心信念：西方本來就該為難民的處境負責，甚至要為世界的苦難承擔代價且作出補償。在這種觀點下德國人民生活基本充裕 —— 如果某個市鎮必須放棄游泳池，以便資助難民生活，這被左派視為最基本的道德責任。

然而，這種犧牲本地居民與對難民的「厚愛」，正是AfD津津樂道嚴正批判的議題 —— 而且他們的宣傳說，此類問題如今已無法在公共場合自由討論了。

政治的極端勢力相互攻擊，本是早已為人熟知的機制，幾乎令人驚訝的是，大家總是批評社會的極化，卻很少注意到這些對立力量互相暗中施力。但這種驚訝也只是「幾乎」，因為主流政治理解天真地認爲：英勇站出反對種族主義與歧視，可能反而有利於右翼勢力。尤其是當代後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早已失去了思考辯證的能力，毫不反省地推薦左派為對抗右翼的解藥，卻未察覺右翼也如同鏡子中的自己，把自我定位為對抗左派的解藥。

毫無戒心的左派因其教條式的身段無意間壯大了對手，使之從中獲益。北美大學的學者們如今雖受到川普的打壓，卻從未公開反問自己是否過度吹擂認同政治，加上傳授性別研究的課程是否也促成了施壓者川普的崛起。更別提義大利的左派政黨，到今天毫無反省，是否正是他們的教條主義導致了左翼的分裂，從而為梅洛尼的勝選鋪路。這群左派全都深陷自認道德優越的意識不可自拔，甚至察覺不到這種道德姿態可能令人反感——即使最無辜的老百姓也反感。

保守派的文化國務部長魏默（Wolfram Weimer）最近發表了一番既正確又天真的言論，表示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與左翼黨對德國同樣有害。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他說的是當前德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然而，AfD、左翼黨（還有部分綠黨）所追求的，是個完全不同的德國。他們對這種指責完全無感，因為根據他們的自我認知，他們沒做壞事 —— 真正「壞」的是現行體制，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改善（如綠黨）、要擺脫資本主義與北約（如左翼黨），或是要徹底推翻現有秩序（如AfD）。

左翼黨發展出一種特有的「人道主義」觀點。

想真正理解左右兩派的反保守衝動的基點，就必須清楚認識到，他們不僅彼此為敵，他們還有個共同敵人：社會裏那個遲鈍、抗拒改變的中間選民。這個中間地帶 —— 根據批評者不同的立場—— 被看成是阻礙能源轉型、年金改革、軍事擴張或與俄羅斯和解的力量；他們也可能是妨礙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寬容接納難民，或推動所謂迫切的「再移民Remigration」政策的障礙。

中間選民不再被視為中立，而是敵方的「戰利品」。尤其是德國的左派政黨，他們過度的懷疑將大批基民盟（CDU）與自由民主黨（FDP）的選民劃入右翼陣營。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反覆提出的控訴看出：右翼思想「已滲透到中間派」或「已經變得可被社會接受」。

AfD的做法也極為相似，基本上把整個國家（除了自己以外）都視為被「左綠思想污染了」。左右之間的鬥爭不再是為爭取中間選民的競爭，而是用語言攻擊中間派 —— 雙方都認為中間派早已暗中倒向敵方陣營。

儘管左右兩派在行動上都相當極端，但表現出來的並不完全對稱。儘管德國另類選項黨（AfD）一向以威嚇手段著稱，但在面對猶豫不決的中間選民時，卻另採一種策略：即使你今天票不投我們，你的心早已站在我們這邊。反之，左派則認為，他們自己除外「正派」人士早已不存在。凡是不公開表態支持左派或移民政策者，就被視為右翼；不吃素、不騎單車，都是氣候罪人；支持以色列的人，是剝削全球南方的殖民主義者；不使用性別中立語言者，是厭女者，甚至是恐跨者等等。

德國與美國的左派，連法國左派都逐漸出現類似傾向，他們發展出一種高度排他性的「人道主義」觀點，以至於基本上他們不再認為有任何盟友是可被接受的 —— 也不再吸引新的選民。這種情況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損害。如此一來，在右翼人士尚未掌權之際，這個社會就被預設存在一個右翼多數。更嚴重的是：一旦政府被右翼掌權，那麼根據這種邏輯，它就會被視為「邪惡大多數」的合法代表。

曾經左派政黨自認是平民代言人、對抗資產階級不道德行為的時代，早已久遠，甚至可能被完全遺忘。如今的左派政黨 —— 包括德國的綠黨 —— 主要由中產階級組成，並以厭惡的眼光看待那些不願接受移民政策的民眾的不道德行為。

對右翼政治人物而言，像奧班（Orbán）、梅洛尼（Meloni）、川普（Trump）、勒龐（Marine Le Pen），更不用說魏德爾（Alice Weidel）等人，這個現象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優勢：他們可以自然地把「普通人」視為自己的盟友。你是那個被指責為邪惡的人民？來加入我們吧，我們正是與你相匹配的「邪惡」政治人物。

循著這個脈絡觀察左右兩派中具暴力傾向的支持者與行動者也頗具意義。儘管這些人未必直接隸屬於政黨，但其所屬的社會圈層的傾向卻日益模糊。即使德國綠黨中部分忠於憲法的成員，面對左翼自主派的暴力行動時，第一反應是將責任歸咎於警方。反之，激進化的AfD則截然不同：如今看來，似乎是暴力的地下勢力在驅動整個AfD政黨向前。

不論人們如何強調各方差異，真正關鍵差異其實在於：極右派的暴力行動主要針對移民、同性戀者、猶太人 —— 也就是社會的少數族群；而極左派的暴力行動則針對多數群體 —— 例如破壞電力設施、鐵路、停放的汽車，或「最後世代」透過用沙子和膠 水將自己的手緊緊地黏在柏油路上以癱瘓交通。他們的目標是抗拒流動性、基礎建設與國家運作，也就是針對那群安於犯下氣候罪與蜷伏消費舒適生活的社會中間層。

當然，我們不能將激進分子的過激行為歸咎於左派政黨的政治人物與領導層 —— 他們已多次明確表達反對立場，甚至深具厭惡之情 —— 但這些事件仍然反映出其所屬社群的情感傾向。左派既不打算挽回投向AfD的選民，也不打算強化政治中間派對抗右翼誘惑的能力。相反地，他們主張，甚至幻想，若綠黨、左翼黨、社民黨（SPD）和已然分裂的Wagenknecht政黨能夠聯合起來，就可以不依賴中間選民組成左派執政多數。

然而左派的政治願景往往會被社會中很大一部分人視為威脅。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暫時擱置對左派訴求（如覺醒文化、高度氣候意識、低度消費行為等）是否合理的判斷。這些訴求當然並非毫無道理。同時也必須暫時不去探討這些訴求是否真的能夠在那些感到被侵犯的公民當中推行開來。因為問題不在於實施的可能性，而在於這些政治願景本身就是威脅 —— 尤其是它們干預到公民的語言習慣與日常行為。

要合乎左派的政治願景，得先有足夠的經濟條件。

Rückkehr eines Monsters 怪物的回歸

 

Rückkehr eines Monsters 怪物的回歸

普丁、習近平與川普體現的是被視為早已成為歷史遺跡的強國政治。難不成帝國主義正跨入新紀元？從羅馬帝國延續至今以至俄羅斯的侵略戰爭，其間是否存在一種跨越時代的權力邏輯？

作者：Jürgen Osterhammel

25. August 2025

「帝國主義」是政治與歷史詞彙中最惡毒的字眼之一。自19世紀中葉首次使用以來，它一直是貶義詞與鬥爭語言的最愛。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在1920年代某些群體還曾引以為傲的用來標籤自己。如今，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新法西斯與後法西斯分子仍不避諱使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然而，帝國主義者從未主動將「帝國主義」這個標籤往自己臉上貼。「帝國主義者」—— 這個詞總是用來指責那些「邪惡的他人」。儘管一些國家並不掩飾自己建立帝國的意圖，但從不承認是在實行帝國主義。

如今，令人格外不安地見證到：從對烏克蘭發動侵略以來，俄羅斯總統普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先鋒。2022年9月30日，他宣布吞併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及另外兩個烏克蘭州，並發表了一場針對「所謂西方」的長篇抨擊。他自詡為「民族自決」的捍衛者，指責西方企圖以「新殖民體系」壓迫世界，該體系象徵著奴役、掠奪、專制、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性變態。

幾週後，普丁在一次訪談中進一步表示：西方否定「國家與民族的主權、其身份與獨特性」，建立「壟斷體系」，並以強制手段推廣其價值觀。2023年10月，他將西方的歷史形容為「無止境擴張的編年史」，卻未見他反思俄羅斯如何成為世上領土最大的國家。2024年6月，他再次譴責西方的「新帝國主義」企圖。

偏偏是普丁。西方領導人如拜登、馬克宏與蕭茲則反過來指控俄羅斯總統從事「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馬克宏甚至在2025年3月稱他為「修正主義的帝國主義者」。

這裡的重點並不在於誰對 —— 答案其實非常清楚。儘管全球南方的一些人仍記得蘇聯曾在反殖民鬥爭中提供支持，因此對俄羅斯的刻意做出的「反抗宣傳」有所共鳴，但普丁所描繪的歷史觀與現實敘述，充斥著不實與空洞的宣傳。要問誰的品德最沒有資格指責他人從事帝國主義，那非普丁莫屬。

不過，正是普丁炒熱了這個陳舊的詞匯「帝國主義」，讓它重新受到關注，還將它從列寧主義宗派的角落中拉了出來。如今，在聯合國大會上，領導人們突然開始使用這個詞。西方的政治評論家無需要先徵詢學術界的意見即可篤定地稱普丁為帝國主義者。而學術界也無需依賴政治界，可自行得出相同結論。普丁無疑代表了一種如今罕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類型：他是一位帝國主義者。確認這一點，將衍生出一系列後果。

首先：由於「帝國主義」這個詞再次證明它是一個用途廣泛的鬥爭性術語，因此使用這個詞匯的人應該負責任地清楚說明他們各自所指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這個闡述也可能對當代產生影響：比如説是否應該以相同的政策來對付各種類型的帝國主義？

其二：我們常見帝國主義的時代劃分正在模糊淡化中。如果不想把當前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視為漫長歷史中的遲來者，彷彿是垂死怪物的最後一搏，那麼就必須思考是否有「帝國主義之後的帝國主義」這個可能性。是否在一個持續的發展中開啟了新的篇章？是否應該為帝國主義的歷史賦予新的時間軸？

第三：如果認為帝國主義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之間基本上始終是同一回事，呈現的只是不同形式，這種歸納有欠歷史性的思慮。比如説，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年裡的干預，一度流行著把布希領導下的美國霸權與羅馬帝國在公元2世紀初達到的權力巔峰進行比較，強調的往往只是相似之處而非差異之別。予人一種印象：帝國有某種超越時代的「邏輯」。但這種看法暗示了過度的同質性。如果可能的話比較明智的做法，該將單數的「帝國主義」改成複數的「帝國主義們」。

國際專家 —— 例如在2021年出版的《牛津帝國世界史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中 —— 把帝國歷史起始點定在公元前三千年，與該國誕生日算起。自那時起，強大的國家一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較弱的國家，並長期將之依附於自己 —— 這正是「帝國主義」的核心意涵。然而，這種現象呈現出多種形式，根據不同的地理空間與歷史時期、成因與行動者而有所差異。

帝國、殖民主義與暴力

歷史撰寫有時比較關注帝國，有時則著墨於帝國主義。若未能清楚區分兩者，往往會引起相當大的混淆。歷史上的帝國往往具有極長的壽命。西羅馬帝國、拜占庭、中國的皇朝、鄂圖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英國－大不列顛以及荷蘭的海外帝國：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帝國都曾存在數百年之久。

所有帝國中最為長壽的，是中國。它於公元前221年建立，歷經長期的分裂，並在13世紀末由蒙古皇帝忽必烈重新統一，至今仍以一個連貫的大國形式存在。相比之下，一些短命的帝國——如中亞征服者帖木兒在中世晚期建立的帝國，或歐洲大陸上的拿破崙與希特勒帝國——始終未能脫離戰爭狀態。長期存在的帝國則經歷了許多時期，雖然邊境偶有戰爭，安全機構也持續運作以威懾和鎮壓叛亂，但基本上維持了內部和平。羅馬和平（Pax Romana）或英國和平（Pax Britannica）都不是只爲了宣傳的虛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