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這些年輕人的作爲毫無益處。」Dalai Lama: "Was diese jungen Leute tun, hilft nicht"

達賴喇嘛2013年6月在雪梨一場活動上。Der Dalai Lama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in Sydney im Juni 2013 (©David Gray/Reuters)

2013年6月13日
《時代周報 Die Zeit 》記者：Georg Blume
達賴喇嘛：「這些年輕人的作爲毫無益處。」Dalai Lama: "Was diese jungen Leute tun, hilft nicht" (deutsche Version)

副標題：首次達賴喇嘛在我們這次的採訪中，明確反對自焚。他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批評中國的資本主義。他對北京新一屆的領導班子可抱有任何希望？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北部山城達蘭薩拉附近的小宮殿，座落在一千八百公尺高喜馬拉雅山脊前的雄偉岩石風景之上。每天清晨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圍繞建築物緩步蜿蜒而上。沿路有經幡和為西藏自由而抗議的標語點綴。

這一天，達賴喇嘛約中午時刻，在他色彩繽紛的花園裏，接見一些挑選出來的信徒：一組俄羅斯人，一對藏族老夫婦，一個韓國家庭，一位帶著兩個孩子前來的瑞士女性，還有一名印度軍人。達賴喇嘛對他的客人表示歡迎並擁抱他們。韓國人立時哭了起來。當瑞士女士投向達賴喇嘛胸膛並大喊：「我愛您」，他不自覺地倒退一步。過了一會兒，他來到光線柔和的房室接受採訪。

《時代周報》：親愛的尊者，來您這兒，會走過一個悼念西藏被中國攻佔之役中殉難烈士的紀念碑。在這個紀念碑上貼滿控訴近來自焚殉難者的海報。請問您為西藏的奮鬥是否須要這些新近的烈士？

達賴喇嘛：我不這樣認為。我主要關注的是藏傳佛教及藏傳文化的保存。所有政治問題都是次要的。雖然西藏許多地區，連我的家鄉那一帶，從第九世紀以來，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控制之下，藏人至今仍然覺得彼此共屬於一個族群。原因就是藏傳佛教、文化和語言的凝聚。數千年至今，藏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不管政治局勢如何演變。

《時代周報》：您有次說，藏人本質上是一個好戰的民族 — 透過佛教才讓藏人參悟了許多事情。藏人又開始激烈化的危險是否存在？

阿蕾克些維曲獲得和平獎，對一位勇敢女性的鼓勵

勇敢的聲音，反對專制、反對消極：斯韋特蘭娜•阿蕾克些維曲

（Swetlana Alexijewitsch）© picture-alliance / ZB

阿蕾克些維曲獲得和平獎，對一位勇敢女性的鼓勵 （deutsche Version）

20.06.2013 ·《法蘭克福匯報》
作者： Andreas Platthaus

和平獎今年頒給白俄羅斯作家斯韋特蘭娜•阿蕾克些維曲，德國書業協會的決定表揚了一位勇敢記載蘇聯解體的編年史家。

德國書業協會不迴避政治衝突：今年的和平獎將會頒給白俄羅斯作家（烏克蘭）斯韋特蘭娜•阿蕾克些維曲。她是一位蘇聯解體偉大的編年史家 — 同時，也是不受後繼之國領導人歡迎的人物。

這是德國書業和平獎陪審團，繼頒獎給持不同政見中國詩人廖亦武之後再一次勇敢的決定：廖亦武的繼承人將是阿蕾克些維曲，如同前任，她以採訪内容為基礎，從對龐大社會體系的研究，到剖析極權主義，最終揉合成一個文學藝術作品。如同廖，阿蕾克些維曲給予她的同胞一個被國家隱蔽了的聲音。

西方珍品Das Beste vom Westen

人權乃是歐洲和美國的專利？不！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普世價值 — 即便它並非所有人之最愛。

西方珍品Das Beste vom Westen （deutsche Version）

《時代周報 Die Zeit》2013年6月20日

作者：Heinrich August Winkler 海因斯•奧古斯特•溫克勒

近代史
溫克勒係柏林洪堡大學近代史學名譽教授。他致力專研十九 — 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參與衆多科學專業機構研究。溫克勒是社會民主黨黨員（SPD）。
《歷史學家爭議Historikerstreit》一書
八Ο年代，溫克勒在《歷史學家爭議》一書中站在尤根•哈貝馬斯的立場針對納粹主義的相對論和歷史化展開辯論。他抨擊哈貝馬斯的對手淡化納粹專政。
朝西走
溫克勒最主要的著作是《漫漫長路朝西走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一書共兩冊。此書他針對所謂不同於西方民主發展正常模式的《德國特色論》展開論戰。

《時代周報》掀起了一場論戰：一場相關德國外交政策，價值與利益的爭戰。爭論焦點在於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根本困境：面對國際關係，規範標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緊張狀態。德國實踐的是西方民主，但也花了極長時間走到今天的民主道路。所以今日爭議從歷史角度來看，無外乎是一個還算年輕而又實踐西方式民主國度的「政治自我理解」。

從本質上來説，目前的爭論圍繞著一個議題：究竟「過於注重歷史連續性和超負荷地道德價值討論」有礙德國外交政策，「以至於未能迅速有效地面對新的挑戰」（引述DAGP德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Eberhard Sandschneider）；還是說「放棄與俄羅斯和中國進行過量道德指標的外交政策，這個緊抱獨裁大腿的姿態，既有失尊嚴又毫無意義」（引述《時代周報》編輯Jörg Lau）。

每每論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一向尖銳批評西方、特別是來自德國的人權提醒。至於中國，則以最具有決定性發言人，《時代周報》發行人之一，前總理施密特呼籲的指標為最：西方政治智慧乃在於不干涉中國道德人權。「人權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前總理在5月2日德國第一電視臺Beckmann 的脫口秀裏如此闡述。堅持人權乃普世價值是美國，而非他的一貫姿態。「我認爲對皈依感、使命感的深切渴望乃是一個西方特產。、、、我反對干涉中國、印度或是伊朗内政。我也反對西方文化以道德代言人自居。、、、。西方要為全人類發言，實際上它代表的僅是還不到全人類一小部分的人口。」

不可剝奪的人權乃是橫跨大西洋的西方產物；堅持人權乃普世價值只是一個西方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看，施密特所言不假。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來自1776年6月12日的維吉尼亞權利法案（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直到1789年8月26日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都經歷過很長的背景。它們各自形成的條件，來自於上帝的和世俗之間的法律區別：這個區別也是基督教的一個特點，是現代三權分立學之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念玆在玆的理論基礎。

他對執法、立法和司法權的區別，成了前現代和中世紀權力分立的先導：精神和世俗以及王侯和一般暴力的分離。只有歐洲的西方國家 — 拉丁部分的，而不是保守的正教歐洲 — 經歷了三權分立。且只有在舊有歐洲和新有北美的西方，依循這些歷史基礎、法治啟蒙標誌，以代議政府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和不可剝奪之人權為主軸思維，行使統治權 — 這個思維的總合標示出西方規範標準的實踐。

這個規範讓西方政治實踐從頭開始就面臨相當尖銳的壓力。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是擁有奴隸的主子。而最初的人權宣言是這樣定義的：即使那些被排斥于外的族群：奴隸、美國土著還有女性，也受人權宣言的保障。所以現今西方規範標準的實踐比它的創始者來得更明智。它成為糾正政治實踐的一個永恒指標。

「我是柏林人」：一句救贖名言 Das erlösende Wort

一句救贖名言 Das erlösende Wort（deutsche Version）


1963年6月德國人瘋狂地慶祝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德國之旅—- 特別是在他一吐真言：「我是柏林人」之後

《時代周報 Die Zeit 》2013年6月6日
作者：Rolf Steininger是因斯布魯克大學（Universität Innsbruck）的名譽歷史教授。更多相關主題請參閲他的書《德國和美國。由二戰開始迄今》即將由Olzog Verlag出版。（608頁，78歐元）

國家元首訪問每天都在上演。但是，這一次該是一個歷史傳奇 — 雖然一開始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約翰•甘迺迪1961年1月20日成爲美國第35任總統，以43歲的年輕資本他被選為首府最年輕的政治家（也是第一位天主教信徒）。之後他計劃1963年的春天到愛爾蘭，英國和意大利造訪。於是康拉德•艾德諾總理（二戰後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邀請他順道前來首都波昂。

甘迺迪認識德國，年輕時就來過。第一次造訪那時他還是一個20歲的學生，1937年8月跟他朋友Lem Billings一同旅行。兩人從意大利前往巴伐利亞，續前往萊茵河區。到了科隆大教堂甘迺迪還做了彌撒。

他們並不特別喜歡德國。「他們很傲慢，整個種族都傲慢，他們優越感很強，也絲毫不加以隱藏，真令人受不了。基本上我們所經歷到的德國人感覺都很差」Billings指出。爲了嘲諷納粹誇張地呼喚「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他們就回答：「嘻！壓希特勒！（Hi ya Hitler）」。甘迺迪事後敍述整個青年旅社簡直充斥著「傲慢、惡臭的德國人」。儘管如此，希特勒和希特勒的青年團並非沒有給甘迺迪留下任何印象。

兩年後，他來到柏林也再次造訪慕尼黑，那裡納粹衝鋒隊男子注意到他英國車牌而與他搭訕。這是他大戰前最後一次到訪。不過1945年7月甘迺迪再次來到德國（他以一名士兵身份被派前往太平洋對抗日本），這一次他被編制為海軍部長James Forrestal的隨行人員。到了波茨坦，碰巧遇到總統杜魯門的代表團，他們與史達林和英國首相艾德禮開會研討重組歐洲新秩序。甘迺迪驅車穿過被炸毀的柏林市中心街道，眼見屍體沿街遍佈，空氣猶存 — 「甜蜜又令人作嘔」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