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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st Franziskus 教皇：方濟各 | © Tony Gentile/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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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一年之後：新教皇企求的是一個政治教堂的覺醒
2014年3月6日《時代周報 Die Zeit》
作者：
高高在上的當權者絕對不能輕易觸碰，因為權力的維持需要距離。但是，如果一個有權有勢者自己要接近人群呢？著名的權力哲學家馬基維利（Machiavelli，《君主論》）作出解釋，那是政治自殺：誰要接近了群眾，誰就失去了賤民俯首稱臣的光環。方濟各駁斥了馬基維利式權謀論之邏輯：他的名聲隨著親民上漲，他的權威奠基於親民接觸。
但接觸不僅僅意味著在大庭廣衆之下親吻小孩子，這已成爲媒體時代教皇的義務。最近方濟各禁止梵蒂岡鋪設保安措施，也就是撤了他的貼身護衛，這些人也應該保持他與他工作人員之間的距離。問題是，方濟各從他居住的賓館聖塔瑪塔，徒步走到官邸使徒宮，或去接見信眾的保祿六世大廳，只有幾百米的路程。而他醫生建議他以步行舒緩關節炎的痛苦。這麽一來副作用是現在開始每個人在梵蒂岡城牆内都可以碰到教皇。下令一旦教皇邁步開來立時疏散沿路行人或車輛的警衛長，最後不得不咬牙切齒勉強撤回他的命令。
方濟各希望隨時作出回應 - 不只是在路上，也在官邸内。這是他教皇任職内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在本篤任内若不認識一個國務卿或主祭司，再緊迫的問題也見不到教皇。如果一個主教想能夠與本篤教皇會晤，據一位長期在梵蒂岡服務的人員說那簡直可視爲「一場奇遇」。私人秘書 Georg
Gänswein 為本篤教皇屏蔽各種接觸，以致教皇最後幾乎遙不可及。方濟各也及時宣布，他不會像其他的教皇最後成為自己秘書的俘虜以告終。他要見誰，他自己來決定。
VIDEO：In seinem ersten Amtsjahr hat Papst Franziskus eine Reihe von Debatten und
Reformen angestoßen. Der Argentinier berührt dabei teils elementare Bereiche
des Selbstverständnisses und der Lehre der katholischen Weltkirche. 方濟各教皇上任的第一年推出一系列辯論和改革。這位阿根廷人觸及的基本領域一方面在於人類自我認知，一方面也關乎世界天主教堂教義。
他這麼靈通，或許是因爲他引進了以意大利阿根廷籍 Pedacchio Leaniz 爲首的工作團隊。這個人其實是馬爾他籍Alfred Xuereb下面的第二書記。本篤教皇手下曾經叱吒風雲的秘書 Georg
Gänswein 依然擁有皇家太守輝煌的稱號，卻不再擁有政治決策權。決策權重返於教皇，但教皇與新進顧問和專門設立的機構分享這個決策權。
有人說，他懂得傾聽且容許矛盾存在。他甚至鼓勵最沉默的主教公開辯論。二月底在大主教會議上樞機團首次展開一場辯論，平常這裡的成員僅僅象徵性地確認教皇的意見。
「正如教宗告諭、、、」，「正如聖父所示、、、」，這是最近幾年常見的做法。這次完全不同，這一次教皇自己組織會議。他甚至指派一名榮譽樞機主教 Walter
Kasper 進行一場相關家庭問題有爭議性的演講。此前，方濟各還向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寄出調查問卷。至於他本人對婚姻、家庭和性道德的看法，據説他認爲：「、、、，如果交通燈亮紅了，人們就會停住。但如果綠燈永遠不亮，最終所有行人都會信步走過。」
和平革命就此進行。這位阿根廷人豪爾赫·馬里奥·伯格里奧在羅馬的第一年，先後攻克天主教教義在現世所面臨可能最棘手的一環。他還干涉教廷、聖座和梵蒂岡的運作。他登基後不僅招徠新「部長」，還繞過舊有制度以治理。面含微笑反權謀主義者對内政做出艱難改革：除了由八位國際樞機主教組成的改革委員會，他還另外找來一個世俗諮詢小組，專辦醜聞連連的金融、通信事務。他把權謀政治家 Tarcisio
Bertone 從樞機主教國務秘書辦公室撤掉，換上不起眼的 Pietro
Parolin 。同時還試圖重振梵蒂岡外交政策。
他嶄新的風格展現在政治和領導格局，而不像批評者聲稱，其乃一個時尚而已。外觀聖袍的撤除與内部文官統治欲的設限如出一轍。如果教廷傳統主義者對教皇現在身上披掛的廉價聖袍嗤之以鼻，隨之搖擺摸索的也不乏面臨權力喪失的恐懼。
他的權力是一種別具一格的力量。這個權力不應該被緊緊握住，而該發揮效用。這個權力不為教廷而是為世界服務。伯格里奧以一席與教堂現狀息息相關的改革演説贏得了教皇選舉，但他也明確表示過，念玆在玆的不僅僅攸關教堂內部改革。「教會的權力不在自身或教會組織能力。一個真正的信仰必須涵括改變世界的願望。我們擁有偉大的願景嗎？有夢想嗎？夠勇敢嗎？」
因此，新教皇爲了改變世界，勢必改變教堂。而他不從世界開始，而是從教堂著手，令人著實喜歡。不同於他的前任，他不在乎世界可能對他的教堂產生不良影響，而覺悟到教會對世界遠遠缺乏影響力。於此對他而言，寧和撫慰永遠在信奉皈依之上。如同人云：一個醜陋的世界裏，即便最美麗的教堂又有何用？一位老資格的教廷成員這樣說：「他想脫離一個自我依戀、自己給自己劃圈而行又自怨自艾烏煙瘴氣的教堂。他希望看到一個覺醒復甦的教堂。」
覺醒就是意識到真實
覺醒在方濟各看來，就是反映現實：悲天憫人的意識，面向所有人。因此，他任職的第一年，擱置了天主教内部改革問題而聚焦於世界政治。首先就對全球難民危機發話，開啓公義議題的辯論，然後才把天主教的性道德爭議問題攤開桌面進行探討。
這就使得他的教皇之職成了一個政治問題：身為基督徒的新教皇也為非基督徒説話。他自視為世界牧師，於此他尋求的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而是為人群的服務。他一再地向天主教神職人員呼喚：做一位僕人！面向政治家他呼喚：搭一座橋樑！
在他第一篇登上聖座的歡迎辭裏，他以阿西西聖弗朗西斯的格言，同時也是一句口頭辭令來擁抱國際外交官：「致力於建設和平！Arbeitet,
um den Frieden aufzubauen!」這聽起來有點敷衍了事。誰希求戰事？然而方濟各接下來逐漸加強他的聲音，以清楚表明，他不是一個泛泛和平傳教士。去年夏天數百名非洲難民在蘭佩杜薩淹溺，而歐洲政治家視若無睹。他立即飛往該島以聲討適用難民的法律。他用船體一角作為祭壇，為溺斃者舉行追悼會，卻同時成了一個倖存者的鼓舞彌撒和批判歐盟的講道會。判決主文：對任何求助者的背棄，就是殺害。儘管人道所有誡命 - 我們歐洲人破了殺戒。
而這裡方濟各用的是主格「我們」來發言。然後他把責任委任給他的教會，通過調用天主教社區和修道院收容難民以抗命當前驅逐出境的法律：您應該為難民敞開大門。教皇的這個呼籲並未引起世界媒體的注意，但他在羅馬的演講後不久，鮑思高慈幼會就收容將近100名蘭佩杜薩災難的倖存者。這並非解決之道，但它是一個開始。
伯格里奧的兄弟怎麼說呢？羅馬的耶穌會士在教皇選舉前不覺得自己與梵蒂岡共為一體。特別是，耶穌會難民服務部，雖然他們的國際辦公室距離聖彼得廣場僅一箭之遙，梵蒂岡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權力所在地。每當他們談到教廷，就說「那邊」，還做出了一個大弓形的手勢，暗示：就是牆後面那塊地方，遠的很。那裡是神職人員，這裡是傭職工人。而現在教皇是傭工的盟友。難民修會當然高興得很。因爲他們從來就與梵蒂岡強大的紅衣主教會毫無干系。他們的樞機主教 Antonio Maria Vegliò，說：「教皇把所有的注意力置放在基督教的核心事務 - 對受難者的照顧。」
這可是一場革命？自從方濟各上任，慈悲或是兄弟愛這樣的詞彙在羅馬可以經常聽到。經過數年教會内部鬥爭，經過各方的爭論和尖銳改革激辯之後，令人禁不住感傷萬千。兄弟愛！這跟神學家有關嗎？難道它不過是一個餌，用來誘惑云云大衆周日前往幾乎人滿爲患的聖伯多祿廣場，同作三鐘經的祈禱？新教皇教廷的敵人總說他不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天主教保守派之間則流行一種老生常談的懷疑態度，方濟各到底會多認真地著手改變「信仰教義」。好像他們沒聼到教皇重復說：基督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條道路。學習基督之道，就應邁步走來。神職人員的任務在於陪同這條路上的人們，而不是監測他們一路上是否遵守教義。
沒有任何闡述比這個説法更反教條了。然而，皇家太守 Georg Gänswein 卻在南德意志報宣稱新教皇只是擺出一個姿態 「看看熱情是否能夠持續，我們仍在等待實質的指示。」話是這麼說，但是一位知府對教皇做出即便是溫和的批評，在羅馬可是前所未有的侮辱
– 顯然 Georg Gänswein 並沒有讀方濟各半年前就發出200頁之厚的宗座勸諭。書中，他倡導公義神學，並以嚴詞批評現今經濟體制（「這個經濟致人於死地！」
）。他呼籲他的教堂以基督教誨抵制不公不義的世界：用正面勸導的信息，而非負面威脅的信息！長久以來，沒讀過一篇那麽具有生機動力的教皇諭示了。國際媒體為此還各方進行討論。因此，方濟各被評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同時被視為世界政治領導者。惟在梵蒂岡信息流通顯然不順不暢。
教皇不以爲意 。身為優良的神祗外交官，他倡導樞機主教團結一致，自己更要處處以身作則。他為一位知府 Gerhard Ludwig Müller 的新書寫序 - 雖然這位知府在某些議題與方濟各作對。他還讓他的心腹請求洪都拉斯主教 Óscar Rodgríguez Maradiaga 在羅馬公開引薦這本書。教宗顯然不準備為教堂內部挖墳掘墓的戰鬥浪費精神。他的力量要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譬如國際政治。他成功地調解敘利亞衝突。在聖彼得堡的20國高峰會議上他舉行了一個大型的公共和平祈禱會，並要求羅馬成千上萬的朝聖者一同禁食祈禱。然後，他給普京寫了一封信，請他阻止軍事干預大馬士革。敘利亞許多人認為是教宗的信成功阻止一場潛伏的戰爭。或許，也不一定。教皇施展的正是和平政策。
到目前爲止方濟各僅為烏克蘭作出祈禱。五月他將前往中東地區，實踐一個和平使命。新教皇是一個古老的世界強權。
撰文協作：意大利《共和報》日報的梵蒂岡專家Marco Ansa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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