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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和阿蘭·芬克考特（Alain Finkielkraut）
探討國家、移民和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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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dlein |
2014年2月13日《時代周報Die Zeit》
作者： Georg Blume
阿蘭·芬克考特（Alain Finkielkraut）和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
探討國家、移民和認同。一段爭議性的討論。
《時代周報》: 芬克考特先生，國家主義是否在今日歐洲伺機崛起？
芬克考特：歐盟認為不須要國家，甚至認爲反其國家運作就可以自然形成。但是後國家式的民主並不存在。民主要能發揮功能，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生活内涵，以及一個共同項目。我們不是天生而成世界公民。人類社區有它的局限性。而無法由歐盟的誕生自然得到解放。因此，今天歐洲人民無法熱衷於歐盟這個項目。
貝克：您的歐洲視野，芬克考特先生，建構在生活謊言的基礎上，好像我們還囘得去一個以國家為基礎的田園風光。不僅歐洲，整個世界正處於過渡階段，這個階段逐漸拆卸您心中的政治歐洲。我憧憬的歐洲並不在非克服國家這個框架不可，而在於使其在世界化的過程裏發展出相對應的執行力。這就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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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芬克考特（Alain Finkielkraut）
一位法國哲學家，
1949 年一個集中營倖存者生下了他。
他認為國家是民主的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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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考特： 您所謂的機構，體現的是今日歐洲人不甘不願卻身陷其中的官僚流程。歐盟的建設，還有它的議會大廈、它的委員會、部會以及人權法院正是一個曲高和寡世界的最佳實例，以至於我們再也意識不到我們自身的存在。相反地，我們看到的只是替歐洲說好話的官員。但是總有一天，歐洲人會起而反抗民主被役用而不存。
貝克：事實是：我們既有歐洲機構，又有國家公民。缺乏的只是歐洲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爲許多像您這樣知識人，只能在一個國家的範疇內思考。
芬克考特：但是，為什麼會這樣？那是因為國家才是民主能夠產生意義的唯一空間。於此我不惜被認為思想落後。因為不尊重人類思考的局限性，就不能算是一個好的哲學，也不能算是一個好的政策。
烏爾利希·貝克1944年出生。
德國「危機社會」社會學家，
為一個後國家和世界性的歐洲作出辯論
貝克：所有國家目前面臨的互聯網通信、氣候變化、歐元危機、文化多元和數碼自由的風險。來自不同背景、使用不同語言、擁有不同宗教和價值觀的人們在一起工作生活。 他們的孩子上的是同一所學校，他們試圖在同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裏找到立足點。國家的世界化早已經如火如荼展開了。
"世界化誕生不了世界公民"
《時代周報》：貝克先生，這項指責箭頭指向我們德國：難道爲了我們歷史的自我懷疑，不僅僅處置了德國的，還要處置法國的或意大利的國家主義？
貝克：至少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納粹德國的浩劫。但也正是這個浩劫，透過紐倫堡審判帶給我們危害人類罪惡的概念。德國士兵和集中營警衛的行爲在國家法律的範疇並不能受到懲罰，但他們卻都是被起訴的罪犯。因此，法律走向一個新高度，這個高度優於國家法律 –並在同一時間誕生了一個適用人類的全球視野：永不再發生的道德倫理！
《時代周報》：芬克考特先生，您主張減少法國和歐洲的外籍移民。貝克先生，您認爲移民乃是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
芬克考特先生：到目前為止，外籍移民不是被所在國的文化融合了，就是同化了–自19世紀末以來法國是歐洲最大的移民國。但今天走上街頭抗議的大多數是新移民，特別是來自穆斯林國家，他們對抗接收移民的主賓國，法國的，事實上是歐洲的文化。面對這個狀況我們卻一籌莫展。違抗好客傳統法律的移民現象，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它不會導致和諧的多元化，而是形成社會分立和暴力。
《時代周報》：芬克考特先生，您說的一定是巴黎近郊和馬塞爾發生的抗議事件。我們在德國可有意識到這個現象，貝克先生?
貝克：的確。世界化誕生不了世界公民，反而挑起對社會精英破壞性的仇恨。歐洲面臨一場十分激烈的革命運動，而且不是「向歐洲」，而是「反歐洲」。它針對的不僅是穆斯林或是其他外國人，也是反抗「自由主義」精英階層。對右翼和左翼右派人士而言，這個階層才是創造惡魔歐洲的族群。
《時代周報》：芬克考特先生，在即將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反歐洲最強大的黨派之中，很可能是由馬琳﹒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將會勝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更多的法國人投票給勒龐？
芬克考特：要防止法國中產階層傾向極端分子，歐洲就不可以繼續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效勞。可是歐洲做的正是這檔子事，向法律讓步，致使越來越多的人們可以自由流動、資本和貨物可以自由流通。
《時代周報》：所以您反對歐盟和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芬克考特：我，其實主張引進歐洲保護主義。
《時代周報》：您也反對歐盟和美國的協定嗎，貝克先生？
貝克：我也持以懷疑態度，因為這將會導致新自由主義歐洲，也就是市場裏的歐洲這一塊將更加激進。該做的是明確地指出全球化的失敗者、生死存亡瀕危的中產階層。危機並不是國家精英、外籍移民或是國際化導向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裏的某些結構使然。
《時代周報》：一切都歸咎於資本主義？
貝克：歐洲的新自由化乃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它來自美國，且意欲不僅在歐洲，也在亞洲和南美洲貫徹美國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就不能迴避法國人為什麼要投票給國民陣線的問題。這不是一個表面現象，而是一個歷史危機。它從根本上質疑「歐盟乃是對歐洲戰爭歷史的一個回應」這個説法。所以即將到來的歐洲議會選舉至為攸關。那麽我就特別感嘆聼不到來自歐洲人芬克考特先生的聲音，為歐洲立場呼喚的聲音。
芬克考特：如果歐洲議會選舉能夠讓選民產生一點激情，唯一的理由是因為它涉及法國的政治。到底要不要阻止國民陣線成爲法國最強的政黨？假使選舉只與歐洲有關，法國人根本就不會感興趣。
貝克：難道您不希望改善這種現象？您可不光只是一個法國人，您還是一個是歐洲人！
芬克考特：沒錯，我是一個歐洲人。但今天的歐洲，既贖罪又懺悔的歐洲，坐視一個凱旋的資本主義無以置喙。它既不捍衛自己以防止土耳其重新擁抱他們的奧斯曼帝國認同。也不捍衛自己以防止移民流入。如果歐洲想要戰勝人民生活共處的危機，就必須有意識地彰顯歐洲認同。這個身份認同不會與生俱來存在我們的基因裏。而是存在古蹟、山水、文化的偉大作品裏。歐洲必須保護同時提供這份認同。在法國，譬如是文學，在德國則是哲學和音樂。所有這一切都是歐洲國家相競形成的傳統，不光只是殺氣騰騰的歷史。
歐洲危機使得德國成了一個「偶然霸權」
《時代周報》：芬克考特先生，您對全球化的不滿，難道不是針對德國嗎？目前在歐洲從世界市場受益最多，且因爲人口減少而須要大量移民的國家就是德國？
芬克考特：德國肯定是這些發展的前衛先鋒，但放慢全球化和局限移民也是德國利益。
貝克：我不這麽認爲。如果你用亞洲人的眼光來看歐洲，就會覺得無論是在德國還是法國，歐洲的現代化處於馬車進速，真正的動盪今天發生在超速現代化的亞洲。不過，歐洲危機使得德國成了一個「accidental empire 偶然霸權」。而事實上，德國的危機管理及其撙節教義在歐洲運作出一個非常技術官僚的影響力，以至危及歐洲民主的核心。
《時代周報》：但你們的總統，芬克考特先生，才剛剛宣布自己是一位社會民主黨人，還是改革政策的崇拜者。法國將在弗朗索瓦·奧朗德的領導下，未來是否會成爲第二個德國？
芬克考特：社會民主主義存在於現行的所有歐洲國家。它正是出類拔萃的歐洲模式，可將美國模式取而代之。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模式能否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之中存活下來。
《時代周報》：爲了讓它能夠存活下來，奧朗德說，法國就必須向德國看齊。
芬克考特：我不知道法國是否向德國看齊。我只知道，歐盟應該跟隨一系列金科玉律，把社會民主制度修改得更好。他們應該保障公共服務業免於競爭，還必須執行一個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以一言蔽之：歐洲的保護主義。
貝克：我不同意。保護主義解決不了問題。但尋得一個社會民主的答案。卻是我們的重要命題：鑑於歐洲目前龐大的青年失業率，為什麼僅僅提供六十億歐元這麽微不足道的金額，而單單銀行紓困計劃就已經耗資七千億歐元。要回答社會公義的問題只能在歐洲平臺上尋找。
芬克考特：自我放縱的資本主義的確該接受批評。但也不要忘了文化問題。各處各地均以多元文化自豪。在現實生活中，文化的不相容性卻逐漸滋長。看看喜劇演員迪厄多内在法國引起的爭論。一個藝術家把他的表演轉型為反猶太秀，卻從而贏得了黑人、阿拉伯人和反制度白人觀眾的青睞。這才是多元文化的真實面目。
貝克：我們的談話讓我想起了托馬斯·曼在《魔山》一書描述的療養院氛圍。眼見我們身邊各種災難元素觸目可及 – 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福利社會國家崩潰的想像、歐洲信譽危機
–歐洲的核心卻安然無事。我擔心知識分子已經放棄歐洲了。
芬克考特：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在於預先設定政治路線。他們也根本做不到。相反地，他們必須分解現今。但他們如果只從過去痕跡分解現今就不會成功。每一次民意調查一旦標誌國民陣線佔上風，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就走入三十年代經驗談。這是錯誤的。今天大唱反猶太主義的是迪厄多內這種人，他們自視為受害者和邊緣人。這是一個反種族主義，多文化的反猶太主義。這是一個嶄新的現象。
《時代周報》：那歐洲還剩下什麽？
芬克考特：歐洲永久和平的項目是一個偉大的項目。即便歐盟這樣官僚形式的機構也必須加以讚美且栽培之。
貝克：法國和德國已經演示了宿敵如何能夠轉變為鄰居。一段瘋狂的歐洲歷史，加上所有的誤會，終究可以轉型成民間共處共存。如此才誕生了我們今天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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