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有加的冠毒説書人 Alexander Kekulé

 爭議有加的冠毒説書人                

2020年12月18日《明鏡周刊》

作者：Jörg Blech 約格·布萊奇是德國科學記者，也是非小說類作家。

早先在科隆大學專攻生物學，並於學期交換年間在薩塞克斯大學學習

生物化學，以便1994年於科隆畢業後擔任《亮點 Der Stern》周刊醫學

和科學編輯一職。

 

亞歷山大·凱庫勒 (Alexander Kekulé )難不成存心攪和？

他以流行病專家的身份現身公眾。然而在專家圈和他任職的哈勒大學，

都說這位教授研究少少，舌戰多多。

冠狀病毒大流行讓他在德國成了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上脫口秀，接受訪談，加上他的Podcast 《凱庫勒的冠毒羅盤Kekulés Corona-Kompass》，吸引了數百萬觀眾。他口才清晰，整理疫情最新動態，指出政治錯誤，並為人們指點迷津。他的新書《冠毒羅盤》甚至提出「助人走出危機」的建議。

乍聼之下似乎無可厚非。他身職教授，擔任薩勒河畔哈勒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所長已20多年。然而在他任職學院裡的許多人卻說他這人煩不勝煩。學院裡，他被公認乃是教學和研究任務力有未逮之人。

醫學院院長邁克爾·蓋克雷（Michael Gekle）說，按照包括原始論文在內的國家和國際標準衡量，該研究所的研究活動「非常少」。哈勒分子細胞生物學教授斯特凡·赫特爾邁爾（Stefan Hüttelmaier）認為，這對於哈勒市來說是個問題。 「凱庫勒並沒有充分盡到他的學術責任。」

起初，當這位慕尼黑人如約前往薩克森-安哈特州時，大家對他寄望有加。他不僅是學醫的，還修過生物化學和哲學。他在柏林自由大學化學系論文附上的簡歷中，將自己的名字寫成「亞歷山大 · S · 凱庫勒 · 馮 · 斯特拉朵尼茲」。這樣一來，人們會以爲他是有機化學的偉大理論家奧古斯特·凱庫萊·馮·斯特拉尼茨（August Kekulé von Stradonitz，1829年至1896年）的後裔。他在1991年的《時代周報 Die Zeit》發表了一篇文章並署名為 „亞歷山大·馮·凱庫勒（Alexander von Kekulé）“

（譯者：德國姓氏若加有 „馮von“一字，暗示其貴族身份。）

 沃爾夫岡·弗萊格（Wolfgang Fleig）曾任哈勒-威登堡大學（Harle-Wittenberg）的主任，並在1999年參與了提拔候選人來到哈勒市的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回想當初，弗萊格說：「在我看來，此乃最糟糕的任命決策之一，因為凱庫勒先生基本上是缺席的。」

 凱庫勒否認了這一點。他每週工作60個小時，「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哈勒市」。他續言：「若我記的沒錯，在過去的20多年當中，從沒有因爲我人不在哈勒市而取消過任何一場工作約晤。」

 「信件來來囘回。笑開了、打了洞、又歸檔」Thomas Klöss曾任職於哈勒醫學院的醫學主任

凱庫勒和他教職員工之間的爭端開始得很早。托馬斯·克樂斯（Thomas Klöss）曾擔任哈勒醫學院（Halle University Hospital）的醫學主任且負責組織事務，長達十二年之久，直到2018年9月。每年都有八卦。克樂斯說：「這些信件來來囘回，笑開了、打了洞、又歸檔。」服務期間，僅僅跟凱庫勒來往的信件厚達四個卷宗夾。

系主任希望轉移人們對醜聞局勢的關注、擺脫困境

凱庫勒列舉衝突的原因是任命期間並未兌現的承諾。他說：「我們之間當然存有一些緊張關係，那是因為我要求他們提供我一些最基本的配備，而教職管理人員更願意只在圈内分配資金。系主任希望轉移人們對醜聞局勢的關注、擺脫困境。

凱庫勒覺得自己的薪水太低，並且從事新聞活動的副業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他在明鏡周刊寫過兩篇文章（No. 46/2001和No. 7/2003），在柏林的 《明鏡日報 Der Tagesspiegel》從1999年到2013年撰寫專欄，並多次在《時代周報 Die Zeit》中發表文章。他甚至還擔任時代周報副刊《時代醫生》編委會成員一職，也是《第二觀點》的專欄作家。

 該研究所是一家“有限公司”

 該專欄《第二觀點》的編輯部不僅將凱庫勒的稱謂寫成教授，也還掛上哈勒市“生物安全研究所所長”的稱謂。該研究所是一家“有限公司”，該公司有兩個居住在慕尼黑的股東（亞歷山大·凱庫勒和他的母親），和一名總經理（亞歷山大·凱庫勒）。

公司的註冊地址登記在哈勒市。那裡有一棟別墅，裡面設有建築師和工程師事務所。卻沒有凱庫勒公司的按鈴裝置。街上大門口掛有郵箱。其中一個是“生物安全研究所”。該公司於7月16日註冊了一個商標：“ 冠毒羅盤Corona-Kompass”。

那是書名，也是他與中德廣播公司（MDR Mitteldeutscher Rundfunk）合作Podcast的命名。中德廣播公司被詢問時作出囘覆：「凱庫勒先生在“凱庫勒先生的冠毒羅盤” Podcast的工作，可從中德廣播公司獲取以日算的酬金。還進一步說：“此類格式的製作，是將身在慕尼黑的他連接到哈勒市的中德廣播公司工作室製作MDR 時事（MDR Aktuell）的Podcast。截至上週四，已收錄131集和一個特別版，第一集播出始於3月16日。

“與我對話的人來自全球公司的董事會、部長和政府首腦”亞歷山大·凱庫勒，哈勒大學醫院的微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

凱庫勒從慕尼黑首次對冠毒流行浪潮作出評論時，他在哈勒市（Halle）研究所的員工則是全力以赴提供冠毒篩檢劑，以供醫院繼續營運。他們之所以能夠完成任務，是因為其他機構的員工提供協助。而所長卻幾乎不見人影。

該研究所的網站上，凱庫勒僅列出他秘書的名字（除了他自己的名字），及三個實驗室，且對任何研究活動保持緘默。邁克爾·蓋克雷（Michael Gekle）說：“ 當我在相關權威性的數據庫PubMed中查找凱庫勒任職的研究所所出版的刊物時，與其他科學家相比，我發現過去幾年來自他們的國際原創論文極少。學院教職員工和該院的院長對此不可能滿意的。 ”

自1999年以來，在PubMed上可以尋得約莫20篇凱庫勒的論文。病毒學家克里斯提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譯者：Drosten可比作是德國的弗奇Anthony Stephen Fauci，《科學》雜誌將Drosten列為“世界冠狀病毒專家”）比凱庫勒年輕14歲，卻發表了400多篇論文。

根據哈勒市行政法院的一項判決寫下，他的“收入遠低於微生物醫學教授的

常規收入”

凱庫勒解釋說，他“多年來已轉向應用和跨學科研究領域”；他的研究結果

““並不必要地導入 PubMed 條目中，而多是專家意見和聲明之類的論文”。

他說：“ “在國際專家機構中與我對話的人來自全球公司的董事會、部長

和政府首腦”

即使病毒學家公會也可以理解哈勒市的煩惱。伯恩哈德·弗萊肯斯坦（Bernhard Fleckenstein）長期擔任紐倫堡大學（Erlangen Nuremberg）臨床和分子病毒學研究所所長，且是病毒學學會的榮譽會員。弗萊肯斯坦說：“我們的專業社會非常注重績效，自從他被任命為哈勒大學微生物學和病毒學主席以來，凱庫勒先生在這二十年裡還沒有發表過任何嚴謹的科學成就。不幸的是，他體現一個大學教職錯誤任命的慘狀。”

病毒學家克里斯提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在推特上公開貼出，凱庫勒喜歡評論其他人的專業文章，自己卻沒有提供給公衆太多東西：“也不好批評凱庫勒，他自己必須先發表一些東西才能讓人家來評論。”

法律糾紛尚未裁定

2020年七月《時代周報 Die Zeit》針對這個話題進行了討論，並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到有來自哈勒市的評論家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還說凱庫勒不是著名化學家“貴族”的嫡系。他小時候的姓是Urchs。凱庫勒是他母親的娘家姓，是他主動改姓的。凱庫勒一狀告上法庭且進行了數個月的法律訴訟；當下在《時代周報 Die Zeit》的在線版本中找不到有關他的任何信息。而法律訴訟尚未裁定。

對凱庫勒而言，他在哈勒市行政法院進行的另樁法律訴訟案效果不佳。該案關乎私人健保患者治療的付費，以及他是否應該為使用醫學院資源而向醫學院繳交費用的問題。凱庫勒起訴哈勒大學，並要求“廢止使用費繳交通知書”。

根據最終於6月25日作出的決定，凱庫勒表示“雖說他是國際公認的微生物學家，然而收入卻遠低於微生物醫學教授的常規工資”。他的訴訟在很大程度上遭法院駁回，且必須承擔75％的訴訟費用，同時裁定必須繳交醫學院的資源使用費為119,499.33歐元。

停戰休兵似乎遙不可及

 儘管如此，凱庫勒仍然認為自己理直氣壯，另還指責哈勒大學和醫學院“ 十年來向我和其他教授非法收取百分之三十超額的使用費”。因此，其他教授也起訴了哈勒大學。

這位來自慕尼黑業已62歲高齡的凱庫勒與他學院之間的停戰休兵似乎遙不可及。細胞生物學教授史蒂芬·赫特爾邁爾（Stefan Hüttelmaier）說：“做而不説的策略是空置凱庫勒直到他退休爲止。”

 而凱庫勒的看法則截然不同：“這所大學當初如何以虛假的承諾引誘成績斐然的年輕科學家來到這裡，然後被架空，實在值得讓明鏡周報《明鏡周刊 DER SPIEGEL》大書特書地報導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