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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下的歷史一瞥：一名士兵在國會大廈上懸掛蘇聯國旗Ikonische
Aufnahme: Ein Soldat hisst die sowjetische Flagge auf dem Reichstag (2. Mai
1945) tass Jewgeni Chaldej/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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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德國人感到戰敗，感到羞恥而不是被解放了。今天，權力的魅力重現
- 右翼宣傳的復興日正當中。
1945年5月8日帝國國防軍的全面投降來得非常晚。然而也是因為它的遲來，形成一次全面性的投降。如果希特勒在1944年7月20日被暗殺成功，那麼部分剩餘的舊秩序或可倖免。老貴族、普魯士公務員和地主、族裔精英和魯爾男爵或可爭取到對自己更較有利的和平，希特勒將被定位為單一罪犯，德國則可繼續遵循1871年所制定致命的反自由路線。
兩個要素標誌著5月8日這一天：一方面，1942/43年冬季以來攻剋史達林格勒的戰役，戰役失敗，整個國家破壞盡净。另方面，直到這一天，那些理性決定歸鄉而不願致力於英勇犧牲的人，都可能被當作是逃兵而遭槍殺。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不人道的納粹國家仍然施展影響力，並催生出一種致死的理性心態。
殺戮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刻。相關戰爭最後數天死亡行軍和死刑的報告，證明德國已成為了一個屈服於暴力的國家。暴力顯然已是每個生命的終極目標，儘管誠如我們今天所知，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整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毫無意義，從一開始就是對暴力的謳歌。
然後這種感覺的降臨，在恩斯特·詹格（Ernst Jünger）的日記中記錄了這一段：「那天晚上，六年來我們第一次無須處於昏暗當中。從紐約到莫斯科，當所有盟國首都慶祝勝利，而被征服者蒙著臉坐在地下室深處的那天，我們的處境實在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改善。」「
戰爭結束時，」年輕的武裝親衛隊成員鈞特 • 葛拉斯（Günter Grass）寫道：「1945年5月8日，一個世界於我足底淪落。」當時大多數的德國人感到被打敗，而不是被解放了，同時内心充滿了羞愧。
歷史學家烏里希 • 賀伯特（Ulrich
Herbert）這樣說：「現代德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比此刻更持久、更深刻的腰折點。遲早清楚可見的是，所有與連續性和修復性有關的元素説明了：
政治、社會、文化和法律幾乎遭至無可想像的一次嚴重斷裂。」
這次斷裂無疑是一個福祉。然而福祉的成形是盟軍親手打造的，他們肢解了帝國：「原執行者成了盟軍體制權威下的被執行者和接受者。」賀伯特寫道。
這就使得談論5月8日這一天在德國的經歷變得如此復雜：在辯證中，所謂全新的開端實與絕對的災難和一種特有的集體受辱緊密相連。
從那時起，德國人學會了民主博弈的規則。但是，數十年來戰爭結束的記憶，幾乎是由内疚和自憐組成的幼稚情懷。而進入了一種心態和情感上的迷宮。
紀念活動（如果有的話）只在得宜的地方進行：流離失所的人組織與己相關的利益，有些人則希冀進行報仇。帝國國防軍的士兵大多沉默，並責罵上級和蘇維埃政權。冷戰中的反共主義主導著整個社會：反抗紅軍與希特勒領導的主軸如出一轍。罪惡的議題逐漸迷霧籠罩。
「一無所知」- 艾伯特 • 史佩爾（Albert Speer）釋罪的謊言
職業的反法西斯者統治了占領德國的蘇聯地區。他們主張保持先前的承諾，以對史達林主義及其後繼系統的罪行保持沉默。流亡者、猶太人和知識分子認爲罪惡的絕大部分，應該歸咎於系統性的導向，而不能僅由少數高階納粹來承擔。
然而，大多數人對歷史的澄清和重新評估不感興趣。如今，這個情況變得更加清晰：即使紀錄片或紀實類電影極盡能事地描述了猶太大屠殺、戰時的流離失所和戰爭罪行，所指意向瑣碎之至。直至今日恐怖令我們不知所措，也令同代人不知所措，至少也令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不知所措。許多人曾經是納粹分子，至今依然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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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達豪集中營 Befreiung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Dachau (30. April 1945) dpa |
負責聯邦共和國紀念活動的公共事務的艾伯特 • 史佩爾（Albert Speer）曾是希特勒的超級大臣，當時他是負責城市規劃及強迫勞改的軍備部長。然而，戰後他在他的暢銷書中描述了一個“不熱愛政治”的建築師、藝術家和自然愛好者，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無所知。史佩爾的謊言之所以如此暢銷，是因為書中的人物側寫在許多家庭中被拿來作為一種傳說：如果連領袖最好的朋友都一無所知，何況燈火闌珊處的衆人？
揭露真相需要時間，還必須處理爭議和敵意。1968年運動的發起者包括Raul Hilberg和Saul Friedländer等研究人員，Fritz Bauer和Simon Wiesenthal昵稱他們為“納粹獵人”，歷史講習班、電視連續劇“ 大屠殺Holocaust”（1979年），帝國國防軍展覽（自1985年起）和Daniel Goldhagen的書“ 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1996年）輪番出現。
德國前總統魏茲薩克的冷靜而大膽的演講
1985年5月8日，德國前總統魏茲薩克（Richard vonWeizsäcker）的演講才是最具核心意義的。作為聯邦共和國總統，於戰爭結束40週年之際，他將所有紀念碎片如此技巧地緊密聯繫，以至於反對立場幾乎無以容身。那篇演講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魏茲薩克首次提及「從國家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 而且也因為演講中還包含了這樣的語句：「我們沒有'零點'，有的是重新開始的機會。我們卯足全力利用了這個機會。我們用民主自由代替了不自由。」
然而事實上並無法從演講內容中，獲得任何一種前嫌盡釋的蛛絲馬跡。 魏茲薩克強調德國人的罪惡感，也承認德國人的負擔。誰内心接受了他對流離失所者家園之愛的讚美，同時也就聆聽了對被迫害的同性戀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紀念。今日回顧引人注目的是演講内容的理性，從情感上褪下了基本色調：沒有引用倖存者激動的話語，也不提及《安妮·弗蘭克日記》的動人段落。聯邦總統的講話相當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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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馮·魏茲薩克（Richard vonWeizsäcker）於1985年5月8日在聯邦議院中演講Richard von Weizsäcker am 8. Mai 1985 im Bundestag Egon Steiner/ picture alliance / dpa |
魏茲薩克以智識著手。這篇演講也代表著這個自由、現代的聯邦共和國，實是密集的智識工作者的產物。沒有任何一個黨派、廣播電臺、報紙和新聞雜誌會願意被稱為反智識分子。大學院校是社會自我溝通的熱點。這種務實的理性，亦可見於德國《基本法》極富暗示性之精簡賅要的措辭當中，它是爲了應對國家社會主義罪惡感之需要而誕生的。
演講中提到蘇聯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時，出現了亮點，當時戈爾巴喬夫只到職上任兩個月。魏茲薩克大膽地預測「5月8日將不是所有德國人賴以最具約束力之信心僅有的一個日期」。眺望著莫斯科，他瞻望對應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希望原則”之下誕生出具體烏托邦的另個日期是1989年11月9日。
權力的雙向轉移
戰爭結束時一個軟弱無力的德國走向了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權力雙向轉移。由超級大國擬定德國國策方向。共識是德國永遠不應該爭取自己的世界強國的地位。統一後的德國也從不尋求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頂多是在歐盟、北約和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背景下的合作。
前統一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說的極爲恰當：「今天德國人所尋求的是一種個人生活中的小確幸」。 德國馬克、汽車和機械成了一種具有慰藉性和模範公民象徵的德國經濟實力。有了存摺、住房和大衆汽車，就不至於再次遭受失敗，突然面臨自我譴責且無力而軟弱。這些小卵石慢慢地鋪陳出擺脫記憶迷宮的出路。
然而對權力資源的渴望，希望站在權力的旁邊，既安全又有保障，不再令人生疑 – 這種内在渴望逐漸擡頭。
莫斯科和華盛頓這兩個遠遠超過冷戰結束之際的全球權力中心，雙雙長期以來的政治變革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新的混亂。將人直接導入了記憶的迷宮。在右翼宣傳裏，偽造出一個新的言論和思想體系中，說國家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種變體，反將德國人罪行紀念成為一種犧牲的或“罪惡”的宗派。歷史敘事澄清的艱苦過程，被重新解讀為一種可疑的罪惡驕傲感。
首當其衝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他的人格特質對德國許多人而言，代表的都是對權力的渴望：儘管他領導的國家充滿巨大問題，面臨經濟和政治狀況完全不明確的狀態，但是他卻對權力擁有提出了無與倫比的主張。
基於恐懼和侵略性的恐慌風暴
普丁是右翼的得冠者，也是歐洲自由主義秩序的反對者。他承諾清晰無誤的條件。而許多人顯然對這種領導風格的渴望極爲強烈。右翼的宣傳活動得以有效組織，並肆無忌憚地操弄一次世界大戰和猶太大屠殺的象徵意義和主題思想
― 動之以陰謀論和復仇主義的情緒。
德國另類選項黨（AfD）議會集團領導人高蘭德最近對“製作空間的被擠壓”表示遺憾，並將5月8日形容為“絕對失敗的一日”。在反對冠狀病毒行動限制的示威活動中，一位示威者舉了個標語牌，上面寫著的口號源自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接種疫苗賦予自由”。網上流傳著一張猶太星的圖片，上面寫著“未打疫苗”。
沒有任何理由將冠狀病毒與歐洲猶太人的被迫害和被謀殺做任何政治上的聯繫。但是，當主導公共話語權的磁場力量式微之際，一場基於恐懼和侵略性的恐慌風暴逐漸形成，且是由怨恨和仇恨所滋養，這便是右翼激進分子的最佳養分。
什麽能夠與之抗衡呢？又有什麽能夠抵禦得了普丁？
另個當年的戰勝國美國現今則被一位小丑領導且爭閙不休，令人同情地軟弱無比。
德國前總統魏茲薩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要求聽眾「盡我們所能看清真相」。 如果我們今天照著他的話做，就會看到西方危險的權力真空。重新塑造此一極帶是歐盟的歷史任務。從現在開始，加強歐洲的力量，讓歐洲更具有像徵性、提高其個人可見度，將之從法律上和經濟上更加完備，讓歐洲人感覺安全受到保護，才是德國政治的核心任務。只有強大的歐洲，一個比以往更加強大的歐洲，才能消弭曾經鑄造了1945年5月8日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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