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06

德國這個社會沸騰滾滾了 In dieser Gesellschaft brodelt es

我有一個德國小朋友,他比吾家小犬還小一歲。



他竟然對台灣正體癡狂不已。雙親都是德籍,這位來自東德的母親奮力支持兒子的狂熱之餘,卻也力不從心,因爲她不會中文,完全無法使力幫助自己的孩子。這樣我成了這一家人的好朋友。


媽媽總會定期與我聯絡告知近況,陸續我得知她的先生失業了,隱約感受到她家的生活壓力。她對我說:『反思人呀!我怎麽就覺得我可以肆無忌憚地跟妳聊盡天南地北?跟我自己東德同胞我絕對不敢吐心事,對西德同胞我也沒有這份信任!』


上週她才陪兒子去北京二周,回來後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電話上激動地要跟我談中國。她說:『我觀察到中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平等地位證明這個社會的確徹底解放、、、』我們又談到民主,她竟然搖頭嘆氣:『民主?我們實在不能不思考有時候民主也無法達到一個社會應該達到的所有目的!』


最遲這個時候我就知道德國這個社會面臨相當嚴峻的課題了!

東西德融合了二十年 - 真還算是年輕的“舊國新造”,面臨歐洲國家破產、歐元危機,可以想像對許多東德人民來説是沉重的一擊。人民慘遭沉重一擊以後會有什麽心靈感觸、會有什麽意識覺醒,有待觀之。但是政治泡沫開始四處飄散卻是處處可見。

民主?不是說應該創造大多數人的幸福生活嗎?假如這個大多數對民主的信心在萎縮當中,這個民主就宿屙成疾了!


所以我推薦了這位媽媽看《明鏡》下面這篇訪談報導,同時推薦她廖亦武那本書《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 - 中國的底層社會》


《德國這個社會沸騰滾滾了 In dieser Gesellschaft brodelt es 》(Deutsche Version)
 《明鏡周刊》2010年8月9日 Der Spiegel


明鏡周刊訪問哲學家 奧斯卡内格特教授(Oskar Negt) (他是德國當今最有名的理論批判思想家之一,與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一樣,都是重量級的社會哲學家)討論社會階層的裂縫,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烏托邦與現實之間的敵對狀態。


明鏡:内格特教授,您的新書《政治性人格 Der Politische Mensch》對人格的政治性和民主生活方式進行討論分析,其實您是在激進地批判我們社會秩序中的現行憲法。您書中寫道面對一些歷史情況,只有烏托邦式的設想才是現實的。為什麼您認為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内格特教授: 我們正處在一個時代巨變的時刻,特別是過渡在一個困惑不已的世界當中。我們社會的經濟運作出現的各種危機性問題相繼惡化,以至於我們民主政體的內部凝聚力似乎在流失當中。在這樣一個「no-more」和「not-yet」呈現爆炸性的局勢之間,整個社會的想像力確實應該全力集中關注怎樣才能找到出路。然而相反地,我們的社會呈現出一個分裂的現象,一個社會階層分隔的狀態。



明鏡: 會不會有一點危言聳聽?民主並沒有面臨危機呀,機構政策都在運行當中,政治也認清了進行改革的必要性。


内格特教授:根本沒有真正的改革,頂多只能算是用化妝品做些粉飾修補,邊緣效應罷了。您如何能夠把當今政治修補的工作,拿來跟拿破崙戰敗後的普魯士時代施泰因(Stein)和哈登堡(Hardenberg)進行的改革,跟俾斯麥的社會立法,或是跟成立了聯邦共和國以便透過社會福利國家來教化資本主義的年代作比較?!


明鏡:請您容許我說那些時代是歷史的轉折點,其間也是面臨大災難迫不得已,無法與我們今天經歷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相比。


内格特教授:我個人依循認知而來的投入,我認爲一個政治性人格所必須具備的社會責任恰恰在於及時發現歷史性災難的成型,同時也為防止災難形成的直接思維介入,而不是等到集體災難已然發生。所以我的書也可視爲敲響警鐘。


明鏡:可是隨著社會主義的失敗我們看不到有任何新的世界主義或是任何激進的社會藍圖可以替代。


内格特教授: 是的,今日危機管理決定性的特徵都跟社會個別區域的經濟合理化劃上等號。我們面臨的社會現實具有一個幽靈般的特質。高達4800億元營救經營不善的銀行的紓困基金,對我來說,是一個負面烏托邦。僅僅二、三年以前,這種政治行爲完全超乎人們想象力。而這種面對危機嚴重偏離現實的處理方式折磨我到非寫書示警不可。


明鏡: 那您提出什麼正面的烏托邦來代替呢?儘管過去的種種,又回到馬克思主義嗎?


内格特教授:馬克思主義的學説 – 作爲一個宣布一成不變真理且封閉的系統,那早已是過去式。但作為一個有批判性的思維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仍是可行的領導性思維。我們才在1990年如此狂歡慶祝一個烏托邦死亡,而給予了所謂的現實主義者一個優渥空間,放言我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如何行不通,導致一個本來具有各方潛力的社會,竟然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


明鏡:那麼說來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可以藉之形成力量的替代品。難不成這個社會面臨政治秩序的失敗在於它的靜態,而非來自外界力量?


内格特教授: 目前社會中一套虛假扭曲的經濟運作合理化意識已然形成,往上分配財富和往下擠出財汁,這裡嚴重傷害「解放人民」傳統宣言的理想:正義,團結,平等。這些粗糙符合現世意義的主流思維,真空化了政治道德,從而損害了我們的民主基礎。


第二部分:“如果你傷害了社會整體,最終傷害到的是你自己”


明鏡:沒有道德的民主不可行?


内格特教授: 民主從一個民間社會正常運作的意義上來説,並不僅僅只是一個權力技術。它來自於獨立自主公民的自我判斷決意而成。因此任何障礙或限制人民自治自決,就違反了政治主流道德。一個民主過程中的政治,僅是一個身爲社會人實現自我意識的行爲。


明鏡: 但是,如果人們越來越政治冷感...


内格特教授:面對一個被忽視和被遺忘的民主,真正民主之士就揮手不戀棧了。同理可証於威瑪共和國的滅亡。一個逐步腐蝕分裂開來的社會階層,大衆的主體意識跟國家機構的公共系統互相排斥飄離:最後,呈現的是一個破碎的社會秩序,但是,誠如您所說,官方的體制結構運作正常,似乎完好無損 – 沒有賄選,沒有腐敗,權勢分配得到尊重,權力得以發聲。不過,在這個社會的核心深處沸騰著,可預計隨時就要爆發,就在人們開始對政治冷感之時,「政治黑市幻覺」同時形成 -民粹主義者伺機崛起


明鏡:偏見和怨恨也同時崛起,譬如圍剿外國移民嗎?


内格特教授: 下層社會的核心圈子憤起,是的,所以責任道德感流失,其前提假設乃在違背康德的※「最終定律」:人類行爲必須顧及到,一個人的所作所爲或一無所為 – 同時影響了世界的命運。誰破壞了社會整體,最終傷害到的是他自己。


※ 康德的「最終定律」譯者按維基百科德文版:


「最終定律」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簡稱KI),是德意志哲學家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上學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簡稱GMS)》一書中所提出的道德基準。康德要求所有具有理性的生物,說的也就是全人類,必須根據放諸四海皆凖的原則來檢視個人行爲,同時檢視個人自身存在的目的是否受到尊重。


反思人思考「最終定律」的精神應該吻合孔孟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明鏡: 您如何能夠左右那群逃避現實躲進私人領域裏的人?這群人,尤其是年輕人,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公共自由空間逐步消失中。


幼教老師和孩子們:政治性格必須透過政治教育而形成
内格特教授: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塵舊且不合時宜,但我看到唯一的出路是:政治思想教育。數十年來,我一直深研的課題是如何才能夠培養公衆政治鑑別力。重要的是讓個人生活世界裏一些特別的東西,透過矛盾辯證,繼而被引導與社會的共同利益一同邁步出發。因此我認定,民主是一門永恒的功課,必須 - 一遍又一遍,日復一日,一輩子永恒地學習。政治性格不是與生俱來的。人作為一種政治動物,在亞里士多德而言,指的是一個持續訓練過程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類學常數。


明鏡:嗯,把它引申到平庸現實的生活,聽起來好像是「成人教育」,「民衆大學」,「工會研討會」。並不太吸引人呵。


内格特教授:這種能力的培養的確難以令人熱情擁抱,我絕對承認。但是,教育和民主之間的聯繫卻是獨一無二的。專業知識,職工資歷,必須兼容整套社會秩序,即便在一個極權體制亦然,但民主教育卻只能來自一套良好的民主制度,因為教育目標是培育成熟開明的公民,一個成熟開明的公民,無須他人指引,即能善用自身的民主理性。


明鏡: 對一位哲學家而言,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生命内涵肯定相當迷人 -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蘇格拉底的崇高理想。但這個想法是否本身就是一個烏托邦呢?大多數人汲汲於高級職業培訓,以爭取勞動市場高度競爭力都來不及了。


内格特教授: 從經濟運作的邏輯來看,政治教育的確不跟任何附加價值發生關係。但是面對一個窄化了的現世地平線,說政治教育與個人經濟利益無關,這只反映出一種短視思維。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一切行事,無論關注或忽略任何事,唯以社會整體為前瞻的體制才是穩定的,和睦的。


明鏡: 事實上,您的理想社會浮現在康德和馬克思二者的理論結合:「最終定律」加上「社會主義」?


内格特教授:在2002年7月舉行了我的退休告別演講,主題就是關於康德與馬克思。


明鏡:當時的德國總理施洛德也坐在聽眾席上。


内格特教授: 對康德而言,「公衆」擁有最高地位。社會主義政治在今日必須循著由下往上運轉的艱難道路來走,從個人生活世界的特殊性,向前推進走向不易理解所以易受壓迫的公衆世界。或是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裏的文字來説:每一個個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必須合乎每一個大衆社會自由發展的條件。以布洛赫(Ernst Bloch) 「烏托邦」論的角度來看,這一套理想社會主義既沒有被抛棄,也沒有不合時宜,更絕對沒有被取代。


第三部分:“德國是歐洲最佳的民主憲法範本”


明鏡:「公衆」 – 意味的是最廣泛意義的政治境界 - 如何能夠重新被牽引囘到社會,回到人類具體生活經驗的世界?


内格特教授:出發點就在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上班,鄰里,家庭,學校裏。在這些地點的臨界處,個人可以親身感悟出社會責任,因為這些地點都會反映出個人的行為。政治參與不可能在職業和工作地點完全分離的氛圍中產生效應,它也不可以只預留給專業政客。


明鏡: 但這不是剛好發生在我們複雜且高度發達的社會當中?人們政治冷感,正是因爲他們覺得政客在一個跟民衆生活毫不相關的領域操作政治,而且無能政客終日疲於奔命應付各種永遠無解的危機。


内格特教授:對!最遲就在這時,危險就會潛行浮出。個人把自我從公衆抽離,潛入私人領域漠不關心 - 古希臘文 "Idiotie" 稱此為「低能化」,具有「隱退私域」和「低能愚蠢」的雙重意義。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就是把他的自我「低能化」的人 – 目光錯置而無視政治階層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變化。公民力量鈍銼了,抵抗力量鬆弛了,政治精神被腐蝕,政治意義被淘空。


明鏡:若說政治必須能夠防患於未然,撲滅火災危害,維護國內外和平,那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距離野火肆虐,甚或是社會動亂還遠得很,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譬如希臘,甚至法國,社會暴動和罷工在這些國家簡直是司空見慣。


内格特教授:沒錯,假如我在國外舉辦講座,聽衆也等不及地告訴我說:『你口中批評的資本主義和公民社會,根本不是德國,德國的民主憲法是全歐洲最典範、最穩定的』。


明鏡:然後呢?難道維護社會福利不是聯邦共和國的崇高法律?


無人跡的全自動化的工廠
内格特教授:在目前德國也許還算得上是一個「社會福利國家」,假如跟英國柴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布萊爾(Tony Blair)全然激進撤除社會福利的舉措相比較的話。但是,我們的社會也有可能隨時絆倒,假如政治無法為這個社會人民的生活核心問題提出任何明顯的解決方案的話。

資本主義下人爲商品買賣的經濟運作已經過時,因為生產過程面臨理性優化法則。無人跡的全自動化的工廠,80年代在我們眼裏還是一個負面的烏托邦,現在已成了生活現實。當製造業的職工崗位不可避免地面臨減縮,原來在生産線上工作的活生生人們該上哪兒去?這些人又將如何維持生計?我覺得我們必須從根本上,重新定義傳統就業和其他形式活動之間的關係,當然也必須確保每一個人基本的生活供應。鑒于此,將不可避免地要擴大並且提升就業機會,特別是在保健領域方面。我們創造的就業機會,必須能夠直接造福社會整體。

明鏡:這也是政治共識的一部分,以服務業代替生産線,換句話說創造教育,醫療,護理服務的就業機會。


内格特教授:當然,但是這個政策的大前提意味著 - 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這些社會財富目前只有一小部分流入社會,創造就業機會。今日危機的紓困資金,竟然來自於被這個社會遠遠抛在後頭的納稅人民。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經說過:『今天的利潤,是明天的投資資本,和後天的就業機會。』這句話如今不再適用。今日的利潤,創造出來的是明日街頭的失業者。


明鏡:您為「烏托邦」作出定義:每一個人應該為現行既有的生活環境持以樂觀決心,而對目前令人無法忍受的生活條件加以具體否定。但是,誰還有哪裏才是這個烏托邦的載體?


内格特教授: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危機存亡之秋,只有集體一致爲了確保社會穩定,允諾一個集體共同認同的行爲,才能說時代共識已然形成,這個共識可以來自工會、黨派或是社會其他團體,譬如黨外人士共同賦予解釋完成。但是目前這個社會沒有一丁點共識。


明鏡:於是左翼黨(Die Linke)就在「時代共識真空」裏收割政治利益。


内格特教授: 一個左翼黨,在聯邦總統大選中,通過棄權,反倒扶植了保守黨候選人勝利選出 - 我問你,這是不是頭腦簡單、目光短淺的最佳範本?


第四部分:“路障的時刻已然過去”


明鏡:那麼社民黨(SPD)呢?您曾是黨員,當年因爲左傾而被排擠脫黨,社民黨可面臨下一個復甦期?


内格特教授: 我一直主張社會民主黨内擁有強大左翼。1961年,我被黨内人排擠感覺很受傷很被冒犯。可是後來與社民黨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卻也再沒有入黨。

哈茨改革(Hartz IV Reform)對社民黨而言是一個大災難,它打破了社民黨正義的優良傳統。爲此社民黨必須再忍辱負重十年才能翻身。

想想看:當你面前的社會已然一分爲三,其中的三分之一 - 第一團體掌握經濟優勢無所謂危不危機,第二群體是逐漸不穩定的中產階級且有滑向赤貧跡象,第三個群體呈現明顯趨勢,這一赤貧的群體將被這個社會遺棄,永無出頭之日,那你怎麽可以還用哈茨改革來改變這個惡勢。



明鏡:您也屬於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的好友圈子,特別是共同居住在漢諾威的日子裏。您為他提供建議,他也總是特別喜歡與您交談。您對他可曾造成任何影響?


内格特教授:我原來也希望尋求對話,並且希望能夠說服他。不管怎樣,我在公共場合的言論跟我私下場合的言論完全一致。不過總理人物可能總是比較傾向於現實的人,而不傾向那些會以黑格爾理論來審議理性和現實的人,所以到最後還是陷現實於不利。


明鏡:今天的公共知識人還起什麽作用呢?政治家喜歡與他們爲伍以裝飾自己,但是卻很少聆聽公共知識人的建議。


内格特教授: 哲學家在政界的諮詢行爲,確實是一齣齣悲慘的故事。柏拉圖(Platon)到敘拉古(Syrakus)以覲見暴君狄奧尼修斯(Dionysos)上貢他烏托邦理想社會的實踐方法。眾所周知實驗失敗後,柏拉圖悲慘地淪落奴隸市場,後來被自已一名學生花錢贖回。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在跟伏爾泰(Voltaire法國哲學家)一段過往經驗後,說出一句嘲笑他的話:『如果要我來懲罰一個省份,我會派一個哲學家去作那個省份的州長』。


明鏡:思想與行動,現實權力和規範烏托邦之間的對立關係裏,哲學家總是不可避免失敗?


内格特教授:馬庫色(德國哲學家Ludwig Marcuse)的精彩研究,《哲學家和獨裁者》書中寫到柏拉圖那一段:『柏拉圖值得歌頌的不在於他的成就,而是他生命中的各種嘗試。我們所處時代可悲的地方恰恰不在於我們沒有達到的成就,而在於我們沒有放手嘗試的努力。因爲唯有在不斷地努力嘗試當中,才是理想主義的真正溫床。“


明鏡:40多年來您忙於從事研究,教學,特別是工會培訓和成人教育。在這一切之後您會如何描述您今天的心情?悲觀還是比較樂觀?


内格特教授:這裡我會想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政治理論家),在他的《獄中書信(Briefen aus dem Kerker》寫道:「説到理論和分析,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因爲知識人和政治人都有義務,考慮到最壞狀況可能會發生;作為一個實際的人,我倒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沒有一個體制是完美無缺的。尋找出社會裂縫,並實踐改善裂縫的方法,使非法的浮出檯面,同時設計替代改良的藍圖,這就是我的信條和我的方案。


明鏡:您左傾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而是胸懷韋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傾力排除萬難勇往直前?


内格特教授:路障的時刻已然過去,革命是一個過程,永無完結之日。什麼才是真正的改革,什麼才是革命性的變化,並不那麼容易區分。我贊成把革命的概念與社會生活結構的改革,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小碎步,沒有日常生活中的改變,無論是在學校或在家庭中,就不可能形成可持續性的發展。

每個人都被要求主動意識到社會的裂縫和矛盾,並自發地思考如何改變裂縫和矛盾的可行辦法,然後把自己做好充分準備接受改良方案。這才是我對個人為改善世界努力作出貢獻的理解。



明鏡:内格特教授,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採訪記者Romain Leick

「後話」

歐洲危機?

媒體紛紛討論莫衷一是
歐元猝擊怎能形成問題?
歐洲缺乏的是
一個有願景的政治家

這正是資本主義元兇
弱智化人類的政治性格
資本主義走至今
抹滅人類政治思想
淡化人類理想豪情

能夠買上一個iPad
成了生命願望
能夠擁有iPhone
成了生命趨勢

世人自願放棄高度理想
情願以可笑物資為高度
如同世人的愚昧
政治家以擁有一世權勢為旨

誰想改變世界卻無力
好像是奧巴馬
人民價值高度卻在歐洲
眼下的美景
該是奧巴馬成爲歐盟領袖
以一世和平繁榮願景
帶領歐洲走出危機

可惜歐洲少了一個奧巴馬
而奧巴馬領導的洲際
卻充斥弱智的資本主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