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場非贏不可的戰爭 Ich habe keinen Krieg zu gewinnen

 

在 Altengrabow 軍事訓練區進行射擊訓練
©[M] ZEIT ONLINE, 攝影: Ronny Hartmann/AFP/Getty Images

沒有一場非贏不可的戰爭Ich habe keinen Krieg zu gewinnen

你會願意上戰場打仗嗎？這一代人經常面對這個問題。然而我們接受的是和平教育 – 那為什麼我們不堅持和平呢，特別是現在？

作者：Özge İnan

23. März 2025

一個年輕男孩站在一所學校的自助餐廳裡，他對面是一位身穿美國陸軍制服的年輕女子，在他們之間的桌上放著印有軍隊標誌的促銷禮品。似乎是一次招兵活動。「好吧，希望你們會贏，」少年說。「你不是美國人嗎？」女兵親切地問。「所以你是站在我們這邊的？」男孩皺起眉頭，露出有點困惑的少年笑容。他邊轉身邊説，顯然心思早已經飛揚：「這場戲與我無關。」

這位少年在 TikTok 上自稱 Rein Beach，除此之外他的頻道大多談論同性戀和流行文化。不過，他與女兵只有幾秒鐘的影片，卻是他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將近六百萬的 TikTok 用戶都看了這個短片。其中之一就是我。

我剛聽說德國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即使烏克蘭人拒絕從軍且害怕被軍隊徵召，還是可以被引渡回國。法院説是以德國法律為據，假設德國受到違反國際法的攻擊。那麼，德國人將被迫拿起武器就「並非不可想像」了。即使德國基本法第 4 條另有規定。

這不是一篇關於戰爭的文章。探討的是不得不上戰場的景況。當一個年輕人知道「讓我置身事外」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個選項時，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它會對我產生什麽影響。

如果這齣戯有個好理由

「拒服兵役的權利」，這是個不易理解、滿是塵垢的字眼。我九十年代末出生在柏林。我朋友們常用詞彙中都沒有這個字，這個字的意思先得好好記住。同時還必須忍受那些嘲笑我們娘娘腔的人、比較不帶惡意則説我們擁抱理想主義。好像前人承諾留給我們了一個和平秩序，開的只是一個殘酷的玩笑。彷彿現實是由鋼鐵、泥土和血液鑄造的，彷彿穿著西裝談判條約的人可以暫時延緩現實，但永遠無法改變現實。戰爭的邏輯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把自己偽裝成意識形態真空，意欲變成自然法則，拳頭對拳頭，適者生存。提出任何戰爭替代方案的人都會被視為眼巴巴盼著太陽由西邊升起的人。

連本應防止戰爭的法律，也被這個邏輯滲透。前述聯邦法院今年1月的判決涵蓋如下論點：如果被迫害者的母國受到違反國際法的攻擊，且被迫害者在引渡程序中拒服兵役，就無法得到拒服兵役的權利保障，該理由不構成引渡之障礙。你也可以說如果你的國家受到不義侵略，國家自然而然地處於戰爭狀態，那麼德國政府將不會阻止你的母國強迫你加入戰爭。如果這場戯有個好理由，就不能要求德國作出阻止你參戰的行動。尤其如果我們將心比心將對自己人做出同樣的裁決。

位於卡爾斯魯爾的聯邦法院認為「根據德國憲法，在特殊情況下，義務服役者可能受到額外限制，最終甚至連他拒服兵役的權利也會受到限制，這從頭開始就不是不可思議的」。相反，個人心懷「壓倒一切的忠誠義務」才能確保他們放棄拒服兵役基本權利的念頭。

死亡是俄羅斯的主宰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德國一心一意渴望國防。有時候，可從要求更高的國防預算、更雄偉的武器、更多士兵的呼聲中聽到恐懼。這份恐懼很老實，每個想參與這場戰爭辯論的人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既不能輕視這種恐懼，也不能輕易助長這種恐懼。

但有時不只是恐懼，有時候，這場由俄國開始且隨時可能結束的戰爭，似乎覆蓋了某些東西。慕尼黑大學當代歷史研究所所長 Andreas Wirsching 在俄國入侵後不久，在 時代周報上寫道：「目前善與惡的明確區分開來，讓德國人有機會，終於可以"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還寫道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Todesfuge》時問道：「死亡不再是來自德國的主宰嗎？它終於向前邁進了嗎？」

矛盾何在？

任何密切關注辯論的人都會意識到這個分析正確無比。譬如「再」這個奸詐的小字多麼經常出現：我們必須「再」次適應戰爭。德國必須「再」次領導。再一次，也就是像上一次一樣。但這次是正確的。普丁（Vladimir Putin）與希特勒（Adolf Hitler）之間的歷史相似性典故早已成為集體標準詞彙的一部分：任何質疑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人都在搞綏靖政策，北約國家是西方盟友，普丁正在發動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紀念蘇俄紅軍把德國從第三帝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的紀念碑受到批評，並屢遭塗鴉或破壞。死亡現在是來自俄羅斯的主宰。

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理解為什麼幾乎沒人理會聯邦法院的決定。「卡爾斯魯爾的進軍令」是左翼日報《新德意志報nd Neues Deutschland》的標題，另外唯一的反對聲浪來自被迫害者的個別律師。

這個裁決其實也應該激怒那些要求提高備戰能力的人。至少如果我們要認真看待所有在過去幾年中宣稱願意接受出征令的人的話。畢竟，他們把自己的角色問題視為一個高度個人化的問題，他們認爲有權為自己做決定。

這個論調幾乎自成一派：自認為進步的知名人士目前公開自問，是否今天就願意服兵役，也許明天就會為德國、為歐洲或民主或以上所有而走上戰場。答案通常是肯定的。就像德國死褲子樂隊（Die Toten Hosen） 的主唱 Campino。或是經濟部長 Robert Habeck。或是作家 Artur Weigandt，他在《時代周報DIE ZEIT》上寫道：「必要時甚至會為了捍衛自由而開槍」。但 Weigandt 也認為每個人都該有逃亡的權利。認知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顯然對戰爭的看法不一，也能集體拒絕進軍令。

我的同儕會被迫開槍嗎？

有時候不得不承認，我會這樣自問：如果德國受到攻擊，我會起而戰鬥嗎？當我們坐在一起好一會兒，突然覺得簡易話題無趣時，我就會與朋友和同事提出這個問題。很少有人說會，或說不會。大多數人都是前後搖晃腦袋，臉部扭曲，好像身體支撐不住似的，徐徐答道：「我不知道：現在不知道，不太清楚，或許吧，假如真的沒有其他辦法。聯邦法院認為若有朝一日窮途末路的話「並非不可想像」。我們都是二十多歲，健康又體壯。戰爭任務並非無趣之事。

當我想像身旁好友穿著橄欖綠制服時，就像在做一場噩夢。我根本無法想像失去他們之中任何一人，這時我的思緒便會轉移到較輕鬆、較不重要的問題上。譬如他們的個性會如何改變？他們還會讓我笑到流淚嗎？音樂人還會寫歌嗎？手球選手還有時間玩球嗎？他們還會為足球賽爭吵嗎？他們還會吵架嗎？去年秋天，當我在公寓裡發現銀魚，並從藥房買了誘餌盒時，我的夥伴堅持要我退回去，改訂活的誘捕器。能有人強迫他殺人嗎？那之後的他還會是他嗎？

Si vis pacem, para pacem 要和平，就備戰

當我談到這些恐懼時，就有人試圖安慰我說，軍備的目的正是為了避免戰事。原則是威懾，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要和平，就備戰。這個國家當然不乏諸如此類之人，如何運用威懾原則對抗俄羅斯。我想補充一個謙虛的想法。那些想要和平的人或許也可以為和平做好準備。

我的想法既不新穎，也不具有突破性。你可以說它是真正的、被遺忘的德國國法。去年解放日，律師兼記者 Heribert Prantl 說德國基本法乃為「和平指南」。他在《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專欄中寫道：「為世界和平服務的意志被寫入序言，成為最重要的一句話。然而，與法治或福利國家的法律不同的是，和平的必要性並未進一步闡述。它一直保持沉默；政治家們忽視了，聯邦憲法法法院則發揮了作用」。

這份忽視也是對戰爭世代遺產的忽視。

1945 年 6 月，聯合國製作了一個紀錄短片，介紹兩個月前成立的大會。這是一部質量不良的黑白片，畫面有些晃動。穿著西裝的男人們圍坐在巨大的桌子旁，女子們麻利地在打字機上打字，美國國旗不時飄進畫面，「我們身在舊金山。」一張圖解說明了組織架構：大會、安全理事會、國際法院。然後投票通過憲章：「我等聯合國人民，堅決欲免後世再遭今代慘不堪言之戰禍。」掌聲。「這部憲章指明了方向，」發言人在最後一秒總結道。現在所有的旗幟一起揮舞。「但世界是否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最終取決於世界各國人民的警惕和主權意志」

思考和平能不被嘲笑嗎？

在我看來，只要有一個國家入侵另一個國家，所有其他國家意欲守護全球和平架構的想法即遭瓦解，是說不通的。不僅因為這個想法應該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前就早已過時。在194個國家中，有許多不是烏克蘭的國家，過去或現在一直處在在戰爭之中，許多國家也必須忍受侵略和戰爭罪行，其中無數的罪行已被遺忘。那些國家今天眼看我們滔滔雄辯，禁不住搖頭問，西方所說的和平秩序，普丁到底是摧毀了什麼和平秩序。從馬利或葉門、剛果或阿富汗、越南或布吉納法索看來，「史無前例地打破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的說法，難以自圓其説。

正確的邏輯該是，正因為我們不斷失敗，才要堅持和平。努力構建一個和平的國際社會，正因為世界自古至今既不和平也不共融。如今只因為一個構想尚未實現，就把和平拋到九霄雲外，這才是致命的天真。

難不成這就是徒勞無功的原因？

如何才能成功地和平共享這個世界的問題，有很多答案。但目前我的感覺是，任何答案的闡述都很難不遭受侮辱或嘲笑。在這個社會裡，老師教導學生進行對話，知識份子撰寫有關和平的文章，科學、藝術和企業家精神都朝向公民社會發展？毗鄰國度彼此認識，締結姐妹城鎮、世世代代學生交流和語言計畫，讓人難以想像會開始互相開槍射擊？太可笑了。顯然一切努力都失敗了。畢竟，沒能阻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想反問：難道這一切都白費了嗎？我還想回答：伊拉克戰爭也沒被阻止，但你們還是堅持和平。這事我是知道的，當時我也在場，我還是個孩子，在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向你們學習和平。傾聽、允許分歧同時存在、忍受差異。永誌不忘，人就是人。我們曾經共同深信不疑。

我深信普丁早已失去了維護和平的意志，即便他可能曾經想過。但我不懂為什麼因此我就必須埋葬我的和平意志。為和平努力的責任不可能突然停止。我希望看到推動和平的努力依然持續。而且 – 這個想法也已經落伍了 – 正是有權有勢的人該承擔這份義務。我不是推卸責任，而是把責任置放於正確之處：如果他們無法防止戰爭，就變成由我們來上戰場。當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說要派兵前往烏克蘭時，他知道去打仗的不是他。

我希望我朋友穿軍裝的幻想只是一個惡夢。我沒有一場非贏不可的戰爭。我不希望政客對於是否派兵參戰抱持模棱兩可的策略態度，然後法官判決說「這並非不可想像 – 至少如果我們受到攻擊時是如此」。我不希望我們受到攻擊。但我也不希望眼見只有將我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處才能阻止威脅。

世界各國人民曾經互許諾言，要使後代免遭戰禍。我們這一代相信了這一點，忘卻如何戰鬥。我們變得不好戰，因為曾經有人允諾，苦難時代已然結束。我們學會了處之和平。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又要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