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黨的三位掌舵人（自左而右）：前財政部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社民黨黨主席西格瑪爾•加布里爾、國會政黨議會主席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 SPD-Troika: der einstige Bundesfinanzminister Peer Steinbrück, der Parteivorsitzende Sigmar Gabriel und der Fraktionsvorsitzende im Bundestag, Frank-Walter Steinmeier (von links)
2007年持續至今的金融市場危機，一個遙遙欲墜的歐洲，一個疲乏不堪缺乏遠見睿智的默克爾。
冷戰之後，1969～1989年間，由德國前總理威利•布朗特推出東進國策「通過和睦達成變化„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由德法之後接下來的繼承人念玆在玆和平統一主導而來的歐盟體。首先完成幣值統一。直到今天，歐洲各國相互攻訐、相忌猜疑。希臘媒體漫畫乾脆讓默克爾穿上納粹制服。歐洲 — 到底還有救嗎？歐洲的未來除了要脅、謾駡、強制還有其他道路嗎？歐盟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感謝沉默良久的在野黨SPD社會民主黨的三位掌舵人終于發言！
客座文獻：社民黨的三位掌舵人
我們爲何須要社會市場經濟
2012年4月1日《FA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法蘭克福匯報週日刊》
Warum wir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brauchen （Deutsche Version）
2012年4月1日•一個來自歐洲的呼籲：金融危機直接威脅民主的未來。我們呼籲為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而投資，同時制定金融交易稅。
作者：西格瑪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 佩爾•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ück）和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
金融危機持續不懈地蔓延威脅到歐洲各國的民主。危機直接影響社會和政府之間的政治氛圍。危機煽活原以為早已克服了的國與國之間的民族偏見，危機也將歐洲跨國界的黨家庭文化加以複雜化。而危機 — 終究分裂了我們的社會。
援救國越來越急躁，在在增加經援阻力。急躁不耐不僅因為女總理面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愈加頻繁的財政負擔，先是斬釘截鐵拒絕出手經援，旋即不久，在德國聯邦議院上稱之紓困金額乃是「無可替代的選擇」。到目前為止，執政政府由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的所設定的「紅線」，很短的時間之後，就超出紅線。如此，不應感到驚訝，如果這個「歐洲家園」的童話在公眾意識越加混淆 — 更糟糕的是激活成反歐洲的情緒。
而當德國財政負擔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人不禁問道，為什麼同時間注入教育，社會保障或基礎設施的資金越來越少。終究營救2008/2009金融危機所作出的紓困措施，予人以社會分配不均的「反公義」感，這當然是因為始作俑者仍然逍遙法外。最後，歐洲政府債務急速擴增，透過國家之手進行干預，穩定銀行業危機、拯救企業提供實體經濟的就業機會、保證國民儲蓄，在在免於金融市場危機可能造成最糟糕的後果。
與默克爾政治言論截然相反，絕大部分歐洲公共債務的形成，並非來自一個不負責任政府的預算開支，而在於穩定金融市場和刺激經濟方案的必然後果。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國採用「以削減工時反裁員Kurzarbeit」補助企業渡過難關加上其他經濟配套方案。社會民主黨人士執政之際出籠的政策，不僅在就業市場上，同時也在縮減政府債務之際，結出串串果實。
歐洲的「政治資格」被玩弄於股掌之間
對社會民主黨而言一開始就明確表示：如果無法拯救希臘，可能會導致南歐國家連鎖反應。債務，失業和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可以勾勒出最危險的漩渦。這個漩渦足以吞噬圈内的最強經濟體，結局是導致歐盟內部分裂，同時歐洲作為一個整體項目的失敗。
歐洲的「政治資格」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我們的星球面對未來最大問題乃在提供解決方案 — 和平與安全，環保，資源利用效率，水利供應，營養和保護人權。誰還會把歐洲視爲一個誠信伙伴，如果我們不能通過內部的考驗，政府結構加以現代化，更新產業，賦予市民更多的機會？誰還能夠對歐盟作出任何期待，假如歐盟在既放任又無約無束金融資本主義裏的一場權力鬥爭束手就縛？眼下未來人類面臨的議題，美洲和亞洲 – 準確說就是美國和中國 – 成為主導勢力。歐洲逐漸流落於世界政治邊緣。
因此歐洲項目不偏不移保持正軌非常重要。當然，歐盟可能失敗，但其實並不盡然。相反地，各方現象道盡歐盟的正當性。最美麗的願景則是，歐洲的民主更加強大。歐洲國家債務得到有效控制，克服了沒有實效價值的災難性泡沫經濟，歐洲成功地馴服「野蠻資本主義」。
歐洲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的經濟領袖。實事求是來看，我們考慮到的可行措施乃是，齊心協力制定歐洲大陸歐元區國家之間一部超越國界的嶄新經典大法，限制同時控制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規則。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一個在世界上堪稱典範的歐洲模式。
這次危機足足成爲所有的原因和理由矢志糾正其根源。然而，到現在為止，在默克爾和薩科齊領導之下的歐盟頑固保守派多數拒絕這個洞悉力：不去分析來自金融系統形成的碰撞，漠視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和評級機構的致命性的影響，以期確立適當控制機制，相反地，他們宣佈債台高築的國家，如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乃是危機的替罪羔羊。
就業市場當然需要投資
當然，有些國家輕巧地陷入債務陷阱。然而歐洲的保守黨至今避口不談的是，被危機染指的大多數歐洲國家，其債務形成的最佳咨詢地址都在法蘭克福，倫敦和紐約。這些國家棄置適度的風險溢價，採用廉價信貸，已然形成癮者使用毒品之癖。
我們既不能自欺欺人，也不可以愚弄「復健候選人」：無止無盡借貸不法債務的時代已然成爲過去。財政問題已經發展到危及國家安危的水平。也正因此社民黨人把「債務剎車」崁入德國憲法，並且積極推動。
若只是認為單單通過債務剎車，大幅減少政府開支，就能夠讓歐盟成員國「掙脫債務泥沼」根本是錯誤的信仰。希臘的例子証明，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崩潰之際，財政整頓實非易事。真正嚴肅認定「財政協議Fiskalpakt」為目標的人，就必須給予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以投資空間。有異於我們的主軸思想，默克爾和薩科齊共同主張的「謊言爵士姆遜豪森式的主張」其間主要區別在於，極端緊縮政策加劇了歐洲經濟和金融問題。
因此，要使「財政協議」輔之以有效的可持續增長的政策才是。我們可以利用歐洲投資銀行，也可以啓動未曾使用的歐盟結構基金，如果我們願意放棄一般受援國依照規定必須投入的比例基金的話。我們還應該啟動一項緊急方案，以打擊歐洲大幅增加的青年失業率。如果年輕人把歐洲視爲「他們的項目」，他們就必須擁有一個現實的前景以承擔他們自力更生的生活。
我們要確保像希臘和葡萄牙這樣脆弱國家的經濟遠景。一個沒有刺激成長措施和行政支助結構，類似「馬歇爾計劃」框架的「財政協議」是完全不夠的。財政聯盟和投資政策乃是連體同身。缺乏其一則是錯誤的政策。
金融產品的附加價值稅
並非一個簡單的貸款，這個新的「馬歇爾計劃」必須透過金融產品的附加價值稅（FTT Finance Transaction Tax）貫徹落實。單單新一輪債務和增加經濟貸款的舉措將是錯誤的方式。
更迫切需要的：面對主要根源來自金融市場的危機，政府有必要有效適當地分配到每一位歐洲公民名下。德國聯邦政府中的許多成員心知肚明。但是，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聯合政府內形成的自我封鎖意味著，德國不斷在歐洲發出模棱兩可的信號，卻沒有任何一個同盟前進的共識。對聯邦政府捆綁在自我封鎖的景況下，「財政協議」的框架裏一部分充裕資金，用來啓動經濟增長之急需，該不是要價太高的期望。
因此，在野黨與聯邦政府即將舉行的談判，與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將如何「包容」社民黨毫無關係。這也不是一場黨派政治權力遊戲。社民黨的想法是如何把債務剎車、經濟刺激和要求金融市場繳交一份公平份額的總組合，如是「財政協議」才能積極發揮作用。反對者將會見證即便「財政協議」通過，歐洲債務將持續增長。
我們所關注的乃是戰略決策。關鍵問題是：在歐洲債務和野蠻資本主義雙重危機的教訓之下，如何讓一個正面的公正社會視野全面展開？
我們的答案是，構成歐洲戰後歷史上成功經濟和社會模式的嶄新基礎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個成功的德國模式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營銷戰略和解禁的金融市場而怠滯，甚至其部分機制被拆撤。
「社會市場經濟」，吾人的理解乃是一套對峙現行社會的理論，這個社會的獲勝者可以得到所有一切，而「團結」一詞形同外國語。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念是眾多市場的浮現，而唯我獨尊的精英市場敬陪末座。用最新社會抗議運動的語言：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乃是99％的社會力量，挑戰1％的市場霸主。
即使是默克爾也時而贊同社會市場經濟。但在同一時間，她又以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民主」為己任，此乃詭譎模糊模棱兩可的語言公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這沒有別的意思，而是要求「民主」請自知之明地與市場和他們的需求密切配合！我們認為這真是迎向一場真正噩夢的視野。這是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對立面。在我們的政治資產任務排名下，民主和社會保障擁有至高優先權。它應該回到「以民主為基礎的市場」，以重建社會市場經濟，重建社會責任和公共精神，促進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共識。
我們不惜一切捍衛：一個允諾市場經濟同時擁有一套行政效率高瞻的國家。我們所代表的這個國家卻面臨阻力和反對意見，更不用提必要的監管和金融市場交易稅，而這一切在我們認為是至爲攸關的。
這也涉及到吾國呈現繁榮景象的經濟表現，同時也在恢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那一層次。這才真是自由與和平的社會終極基礎，這樣的社會，離心力將被折服、凝聚力得以提倡。
吾人所旨乃在市場經濟的歐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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