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04

『向你的勇氣致敬』"Ich verneige mich vor Ihrem Mut

菲莉西塔絲•馮•羅芬貝格(Felicitas von Lovenberg),和平獎得主的慶賀致詞人,讚美他的文學呈現出家鄉樓面後頭一個令人不安的景象。廖亦武的支持者:一篇篇詩意滿盈的鑿鑿真相、一個個凝縮成文學的中國口述歷史

中國憑著驚人快速的發展,讓整個世界瞠目結舌。中原之國如同嗡嗡蜜蜂,既超現代亦超富豪。但是,僅僅因為那裏有相同的汽車奔駛,同樣的時尚品牌大受歡迎,全民共同使用互聯網,我們就真的對中國感到熟悉了嗎?僅僅因為中國城市面貌與西方都會越來越相似,我們就真正了解約十四億人口的家鄉了嗎?如果我們開始研究辦公室的風水,並且也用筷子吃飯,就足以證明我們的文化既開放又包容嗎?

有人可能會認為我今天站在這裡要告訴大家,廖亦武是搭橋人,他讓我們接觸到從未認知到的中國,而他的作品似乎讓中國面貌化繁為簡。那就錯了。我要傳達的信息恰恰相反:廖亦武以他自己的傳記,還有他書中無數人物側寫,讓我們開始發人深省,甚至頗令人不安地注視這個大國樓面之後的真面貌。現代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生活和我們對這個國度的理解,其間的差異竟然如此巨大。

說作家總是參悟人性衝動,沒有人會感覺奇怪。但在廖亦武的文學,這個説法真是千真萬確。因為如果廖亦武描述人類面臨飢餓,痛苦,恐懼和孤獨天然的感受,他用的不僅是優美文學的同理心,而是苦澀不堪的自身體驗。這位作家無須自創感受,更無須杜撰或是渲染,以對不公不義、屈辱和酷刑作出呼喚。他憑靠的是個人意志,見證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命運。廖亦武介紹了他眼中的中國社會,那些平常在公眾街頭聽不到的聲音:三輪車伕、洗屍人、小混混、乞丐、洗厠人、酒吧女,僧人、街頭賣藝人。從千年古老的歷史和傳統,被車輪一路碾壓走進中國的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個命運。

在他剛剛出版的新書《子彈鴉片》裏,讓我們洞悉了那些逃離地牢之人眼中的國家 — 像他自己一樣。這位編年史家絲毫不引導訪談,而是讓每一個人用自己的語言娓娓道出個人道路上每一個獨特的經歷。而爲了能夠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必須先被挑起訴説的願望。一篇篇詩意滿盈的鑿鑿真相,這就是廖亦武責無旁貸地致力於一個個凝縮成文學的中國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這位自稱是「時代錄音機」的詩人,而他不僅是一個精確無比的聼眾,凴著驚人的記憶力,他在另一傑作裏作出自我見證《一首歌和一百首歌Für ein Lied und hundert Lieder》(中文書名:《六四•我的證詞》,臺灣允晨出版社)這部至高無上的冒險小說,來自一個被羈押而終於學習恐懼爲何物的作家。離開了監獄之後,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開始向中國當局挑戰。

在他們看來,這個詩人簡直是無可救藥地一步錯步步錯,從他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那天,他寫下《大屠殺》那首詩且開始流傳全國各地之際,他就走上了不歸路。大屠殺前夜廖亦武狂熱地寫下字字行行,並錄好磁帶,先知似地他預言了大屠殺,幾個小時後,人民解放軍果然以武力強行驅趕天安門廣場上示威遊行的學生。廖亦武這首易解好懂且高度表現主義的詩,如同他所有其他的詩一樣,充分體現痛苦和恐怖,讀詩聼詩之人立時與受苦之人感同身受 — 不難理解為什麽這首《大屠殺》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不斷地被人與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相提並論。這首幾乎要了廖亦武的性命,又同時讓他一躍攀登世界文學舞台的詩,不過是一位年輕前衛詩人的激烈反應,那時他對政治無動於衷,因此還遭到加拿大朋友指控,說他既不愛祖國也不愛同胞。

當局毫無意識詩句行間透露對祖國的熱情,而指控廖亦武「散佈反革命宣傳」讓他鋃鐺入獄。輾轉數個監獄四年後被放出來,廖亦武凴著在獄裡學會的吹簫,開始了街頭賣藝生活。他同時持續發揮羈押期間學得的謀生本能:與社會底層人物交往聊談。從這些談話中,誕生了一部《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中文書名:《中國底層訪談錄》),刻畫出一個非全球化的中國,且入木三分地呈現出一個與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官方自我陳述,竟然是南轅北轍的驚人社會實體。這本書起初得以順利出版,引起多方關注,當局迅即悔不當初下令查禁沒收,自那時起,廖的文學在中國正式被禁。卻成爲地下文學的暢銷刊物。他内涵豐富的記憶體書《爲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是他不得不整整第三次重寫,才終於得以在國外出版,原因是這份手稿一再被沒收了。而他的出境申請前後總共被拒絕十七次,特別引起國際關注是三年前那次,當時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是主賓國。而同期間他的名字在家鄉被嚴禁報導。

那些不願意閉嘴,特別針對天安門大屠殺喃喃叨唸的人,被當局放逐到他們認為也可以讓廖亦武噤聲之處:社會邊緣。那些監獄時光身心還未被完全磨損的人,只能在邊緣之地找到同般天涯淪落人。因為無論是監禁兩個年頭,四個年頭或是十四個年頭之後,他們大多數的人都回不到過去的生活,如同廖亦武在《子彈鴉片Die Kugel und das Opium》一書中秘密探訪所作的努力證明:出獄的人其實只是離開了小監獄,以換得進入另間大監獄,他們失去了工作、髮妻和家庭,許多人被迫重新回到老家投靠年邁父母。更有甚者無家可歸浪跡天涯。他們的軀體從劊子手下僥幸生還,卻開始面對遙遙悲傷無望的威脅。不僅僅因為對六四抗暴者得到平反補償的期望,至今沒有兌現。更加不堪的是根本沒有人關注所謂的「六四暴徒」 — 除了秘警。還有廖亦武。

多年來,他搜尋正史的受害者,很有耐心地等待他們啓口交談。從這些個人側寫草稿萃取出一個個命運,為讀者把他一一訪談過之人的對話生動重組,並將他們的個人故事,寫成一篇篇令人難忘的生命。這個特別漫長既乏味且費力的文學過程,他曾經作出這樣的描述:『與書中這些主角碰面,並沒有任何美感。他們都是極其普通的人,他們會爭執,為生活和生存奮鬥。而故事的美妙往往僅在短短幾分鐘,你必須挑出重點。好似一個黑暗的洞穴,突然在黑暗中發現光亮,一個老鼠洞裏,蹦出兩個閃閃發光的小瞳孔。然後我就離不開了。』而他文學作品驚人的效果就在其中呈現。廖亦武賦予他的國家不僅僅一張臉龐,而是多方面貌,每一個面貌極其獨特。他的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扇窗戶凝視中國 — 而無數雙瞳孔反瞅回視。

廖最新這本著作,令我們憤怒也令我們傷感,眼見一年年的血跡和對1989記憶褪色。『原來腦子裏一心一意為了國家轉型奮鬥的群衆,一夜之間成了務實派,團結一致共同愛錢。』這個歷史健忘症,以繁榮取代記憶,廖亦武厲聲譴責道。出獄犯人面對這種心態變化特別鮮明。如同街頭抗暴者董盛坤所說:『外面社會的巨變,城市的巨變,尤其是人心的巨變,讓我們這些與世隔絕太久的傻瓜,措手不及。我們是廢物!我們被遺忘!我們活該!』

爲了讓六四受害者不被忘記,爲了中國完成經濟和技術革命而踐踏腳底的人不被忘記,廖亦武奮鬥著。他堅持不懈地寫,寫出共產黨不希望看到讀到的。這個蓬勃發展的中原之國如何有效地斥令邊緣人和受迫者噤聲,單從作家花了整整七個年頭,才把《子彈鴉片》一書完成的事實,即可判斷而知。很多採訪因為受訪者後來恐懼而撤回原來同意的採訪,最終不得發佈。也有許多人甚至連重新回憶都不願意,因為最遲這時他們就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問題:值得嗎?那一瞬間的抗暴?既無法讓死者起死回生,卻報廢了他們自己所有的未來?

想要曉得政權如何對囚犯,自可閲讀廖的監獄見證,他在《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裏的描述可見一斑。足足媲美亞歷山大•索忍尼新《古拉格群島》的震撼效應,這部作品乃是集過程發展小説、激情故事和英雄史詩於一身的巨作。廖亦武從早年嬉皮詩人開始,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之餘,他步上惠特曼和艾倫•金斯堡後塵的文學隱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一夜之間,一首《大屠殺》的詩嚴重威脅他的生存。結果是他與兇手、瘋子、強盜和強姦犯被緊塞在一個小空間裏,跋涉過有如《奧德賽》艱辛之旅的各個監獄,經歷了地獄般地骯髒、飢餓和難以描述的暴行。最令人驚奇的是:雖然內容令人戰慄不已,《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既不絕望也不悲觀。偉大的赫塔•穆勒,爲了榮耀她的好友廖亦武而今天與我們濟濟一堂,作出如下的描述:『苦難和恩典在此書中永遠並存,這兩者相互與共。因爲兩者相互驅動衍生出自我觀察。廖的監獄之書委實是在腦海中上演了的一齣戯,戯裏對已然發生的一切進行獨白,所有回憶重新在腦海裏呼喚一遍。』

在活死人群裏,矢志要把虐待和折磨記上一筆,廖的語言找到與他文學共同的高度,且越加自信、更加形象且感性。廖亦武無所畏懼盡情描述肉體感官所有細節,因為皮膚上的疤痕和皸裂,自然形成一份非常具體的起訴書,控告遙遠而抽象持久的政權。於是數百頁的苦難和痛苦當中,也創造出深刻幽默和微妙諷刺的空間。羈押者中廣泛流傳的是一份令人無法消受的法定「菜單」,連薩德侯爵也想像不出的奸刁刑罰。廖近乎是意猶未盡地品嘗。到菜單的第十一道菜「麻辣羊肉串」,描述的相對是比較和緩的刑罰:『浸油棉線纏繞受刑者兩腳十趾,點著線頭,吹熄,任其徐徐燃盡』

監獄裡一個人的出身毫不起作用,這裡一個詩人比一個肢解他老婆屍體的殺人犯好不到哪兒去。但就在那個地方,「這位浪漫詩人的皮被活剝下來」的地方,廖亦武發展出一種自己從來沒有浸透過的激進詩學文體『爲了精確且充分地理解一樣東西,那就必須死心塌地一頭栽進。像似一隻蒼蠅,發出令人作嘔的嗡聲,同時必須非常小心飛過來的巴掌。但是,』他寫道:『你做骯髒的工作做了一輩子,如同古時候的大夫,單凴嗅出糞便味道就得以診斷疾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廖亦武的《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其實是一路沿著痛苦指數氣喘吁吁走出平衡點,其間既不自以為是也沒有矯情僞善。兩次企圖自殺過後,面臨被迫羞辱和殘害,最後記載出因認知對生存的懷疑,而演繹出自我保護的最後堡壘:『我,是被一個無形舌頭舔過的殘渣,我不要被吞噬被消化掉,我伸出雙手意欲狂呼:不!』

廖亦武在監獄的歲月,被他後來稱爲四個老師之一。他,雖然不能上大學,卻在專攻生存研究課題上證明數度名列前茅,所有幾乎要了他性命的慘痛經驗,都成了凝聚他文學作品的點滴。監獄的幾年是他第四位,希望也是最後一位老師。其他三位老師是:飢餓,非法居留,無家可歸。

他的靈魂至今未能越獄,廖是這麽說的。從表面上看好像爲了免於寄生蟲和疥瘡,他才決定刮光所有頭髮或鬍鬚。其實是在地牢裏,最屈辱的時刻,他就與生命作出賭注:管它意味什麽代價,他將活出「唯我生活」的書面見證 — 與政府抗爭。『當一個個人開始與國家玩起危險賭注,這個力量雖然完全不對等,但是我並不一定會輸。』但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終究是高昂的:2011年7月2日那天他決定逃亡之際,那一刻他的腦海重溫先前種種逮捕經驗,其中之一是確實鑿鑿的威脅,如果《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在西方出版的話。從此這位作家流亡來到德國。

廖亦武體現的抗爭來自記憶。此抗爭基於恐怖經驗『這比長期監禁和肉體折磨的層次更深刻』。恐懼被遺忘,徒勞地活了一遭、徒勞地受難了一囘,他與所有六四受害者共同的心情。『我們希望外邊兒的人記住它,重視它,知道我們爲了良心、正義和真理,最終被現實的魔掌吞噬。』

遠遠超過中國今天現實,也是他面對不斷飄向遠處、不斷被扭曲歷史的控訴:『這個國家隨時任意改變、交換、刪除歷史,但是每個個人内心的屈辱滲入血液,這份屈辱當然會影響本能、影響他的言語、他的行為 — 這種生命侮辱一輩子無以拭去』除了廖亦武尚有無數個著名的中國政治犯,包括他的好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還有藝術家艾未未個人的痛苦經歷。

當廖亦武注意到中國壓抑的生活方式,不僅是對基於人民傳統純粹動機而被政治術語「對政權批判者」或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打入大牢的人表示同情。由詩人和時代證人出發,他開始收集每個個人命運,由此廖亦武恢復了他們的尊嚴,那些被中國領導人意欲在垃圾場上暗自清理掉的人性尊嚴。所以他深信,人們對真相迫切的需要,比呼喚歷史更有甚之。而這種寫作兀自成了一種自尊自重行為,鑒于此廖亦武完成《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他的作品將被廣泛閱讀,則是他的尊嚴永不再流失的唯一保證。

親愛的廖亦武,向你的勇氣、意志、不懈致敬。但願和平獎讓你的工作和姿態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