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諾貝爾文學獎：為不同政見壯膽 Mehr Dissidenz w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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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政見壯膽 Mehr Dissidenz wagen (deutsche Version)

2012年10月14日 法蘭克福匯報周日刊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一位機會主義者嗎？還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比那些希求為不同政見壯膽之士的認知，要來得複雜的多？

北京駐派記者：Mark Siemons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週四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

同志們時而失去正確立場是經常發生的事。『當身為作家的莫言今年與其他99位中國作家一起表態，響應抄寫1942年毛澤東《文學和藝術語錄》週年紀念版當中的各條詞組之際，簡直是一樁恐怖而又怪異無比的事件。』。所謂《延安語錄》指得是「文化工作者」所應具備的黨性和責任；指得也是政治優於文化的根本地位。莫言公開讚揚這個語錄的態度，顯然與自己若干小説中毫不留情地描述毛時代的各種恐怖，發生嚴重矛盾；特別與他自己的美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文學中汎濫怪誕的幻想不僅僅完全脫離任何政治目的韁繩，且絲毫不受其左右。

莫言舉措這些天面臨許多批評，特別是針對他迎合共產黨（他乃是共產黨黨員）的不滿情緒，並指責他身為一個獨裁體制下的知識分子，卻錯過人們對他發出公義聲明的期望。但是，這也解決不了一個神秘莫測的矛盾點：這個矛盾走入莫言本身，也正是諾貝爾文學獎永恒面臨的困境，它似乎已經進入一個自我理解的情境。

搞好關係的基本模式

在中國有些人認為這個舉措沒什麽了不起。『其實他迎合共產黨這件事，不就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女作家趙梨華（譯音Zhao Lihua）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說：『站在道德立場加以譴責是不合時宜的』。「形式」顯然指的是一種自鳴得意的單純表態，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了解和相互依賴的模式。這在中國乃是一種基本模式，並得到理解。它預示一個基本模式，公開場合所作的思想宣傳和集會聲明一般人都不會信以為真，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都是高度壓迫和集體忠誠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次莫言很有悟性地為自己辯護。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開幕之前，他與政府官員抗議書展邀請持不同政見者，同進同出而共同離開大廳。『中國的「現實」是如此』他對一家中國雜誌說『我的健康保險來自於國家作協單位』。因此，他可以理解，外國人對他作出批評。但如果分明知道現實狀態的中國同胞也對他作出批評，那的確是太「離譜」了。

莫言文學往往也建立在一個共識之上：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内涵，它時而發揮這方面的認知，時而侵蝕削弱它們。在1992年出版的小說《酒國》裏，他描述一個專員被派到一個偏遠的小鎮，調查黨員幹部暴發戶烹調飲食小孩子的命案。這個荒誕題材卻因爲一位熱情年輕的作家和一個名叫莫言的「大師」之間頻繁書信的往來，而反覆地中斷。他拒絕評估對方不斷寄給他的文本，『文本出版的可能性，通常基於兩個條件：意識形態上和審美角度上。而我永遠無法理解這兩者。我說的是真的。』。所以他把文本轉發給「人民文學」，讓他們作出判斷。我們眼前這個文學形象，莫言，似乎確實鑿鑿地深陷作者本身的諷刺性和模糊性裏頭，他倚賴權力作出最後定義，但並不認同它。

令人鼓舞的信號

他毫不諱言日常生活中膽怯怕事的性格。『正常生活裏，』他坦誠不諱：『我乖順懦弱地像個孫子，但一旦寫開來暢遊文學之中，就頓時擁有像個賊、色鬼和野狗般的勇氣。』

事實上，許多中國作家對這種把文學和生活分開來談的態度不再臣服。這個發展說明了多少也是通過互聯網而儼然在全國新興成形的社會公衆地位。雖然在改革政策初期，能夠維護文學和其他藝術適當的法律地位，已經被視爲一大進步。但是今天人們要求自願在公共場合作出自我定位，如同西方的知識分子，為社會方向落款。

莫言筆跡傳真副本：抄錄1942年毛澤東
主持《延安文藝語錄》的一頁

同時間莫言似乎意識到這樣的社會要求，而在獲獎後不久宣佈，他希望他諾貝爾獎同仁劉曉波的釋放即將到來。艾未未繼而對他原來苛刻的批判（『他永遠站在權力那一邊』）改口成一個半諷刺意味的歡迎詞『終於回到人民的懷抱。如果諾貝爾文學獎能夠激發這種勇氣，那我希望更多的中國作家能夠得獎』。

對中國社會而言，公衆發言規格的改變令人耳目一新。一味認定所有現行思想和宣言是腐敗的，並不見得容易被集體接受。但它也造成不期然的效應，從一個遙遠安全的世界呼喚不同政見，它不僅毫無風險，且屬於可預期的正當行為。還是說「標籤」就是在書皮貼上「此書在中國被禁！」的口號，這樣出版商就更容易暢銷其書。一如西方態度，藝術和文學終為政治評論功能而用，真若如是落入陷阱，那就反向地確認重申毛澤東延安教義就是為政治所用，將讓中國好不容易民情與政治脫軌的現象重新落空。

重點是軟權力

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的看法可能比較具有前瞻性，她對北京政權好爭好鬥的許多文章，造就了她非機會主義者的口碑：這個獎項可以教育中國的統治者，對持反對意見的政治立場人士更加包容 — 顯然他們不覺得這個被授與獎項的優秀文學，對他們造成威脅，但這個文學卻涵括那麽多政權的實際情況，所以這些相關政治現實的表述不應該成爲威脅。

然而，這個訴求意味中共政府官員必須好好地閲讀莫言，而實際看來是大有問題的。負責宣傳部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長春作出第一結論，他說莫言的諾貝爾獎乃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證明』。這是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對莫言文字的充沛理解：『管它寫啥，重點是軟權力的彰顯。』

對西方讀者而言意味的同樣是親自面對莫言文學。莫言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說，一個作家應該表達個人對社會陰暗面的憤慨和批評，『但我們不應該僅僅使用一種單一形式。有些人可能會在大街上大吼，但我們也應該容忍那些把自己退縮到房間裏頭，讓聲音透過文學得以傳承的人。』

這是他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態度。在《酒國》一書裏名叫莫言的溫和導師，終於按捺不住地寫道：『如果有任何試圖壟斷文壇的混蛋，我絕對自動與你爲伍，共同羞辱和詛咒他們！』莫言的文字值得被重視被閲讀，才能理解在憤怒的背後隱藏的是什麼。這個聲音對黑暗的現實到底有什麽説法。最後的説法終歸在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