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題：這個國家驅趕數十萬人走上顛沛流離之路而至流亡。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作者：Herta Müller 赫塔•穆勒
明鏡周刊2013年1月21日
穆勒，59歲，1987年離開她的故鄉羅馬尼亞的巴納特區。今天她在柏林居住。2009年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赫塔•穆勒多年來致力於流亡議題。《他們看我是陌生人》（攝影展期至2013年5月26日止。呂貝克市前托瑪斯曼家族住宅的布登布洛克之屋）明鏡周刊登載出赫塔•穆勒在開幕式上的致辭。
首先我必須敍述我當年如何離境羅馬尼亞，又如何抵達德國。邊境小小火車站等候廳裏坐有大約十來人。火車早已進站，停在外邊的軌道上。所有人都已經上車，所有人 – 除了我先生、母親和我。我們面面相覷暗忖：原來他們不準備讓我們離境，糊弄我們到這兒，然後晚上讓我們隨便上一列火車走回頭路。可是我們能上哪兒去呢？被“掃地出門”以後的房子早已收歸國有，屋子裏的傢俱物件送的送、丟的丟。身邊除了一個箱子我們一無所有。再加上多年來安全局百般刁難讓我身心疲憊，以至於經常哭與笑的情緒交換錯亂。我的面龐在等候廳裏逐漸僵硬起來，母親的下巴輕輕微顫。三個警察牢牢盯著我們，交談不被允許。我用手肘輕碰母親耳語道：『不准哭，妳聼懂了嗎？』然後，還是不讓我們上車，反而重新來過一次全身檢查，好像我們從開始到現在等候室的空氣裏頭，能夠變出禁品私藏起來了似的。終於一位警察最後陪同我們上車。走上火車階梯之時，他突然握緊我的手臂，好像要協助我爬梯。這時他開口說：『別忘記，不管到哪裏你們都逃不出我們的手掌。』一直到火車駛動出發，我們還沒找到我們的車廂。
駛至匈牙利境内第一個火車站眼見低霧濛濛街燈佇立，才真正相信火車千真萬確地往前行駛，火車並沒有欺騙我們。
可是事情沒了：那是1987年2月28日。而我們護照的簽發日期卻是2月29日 – 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日期 – 1987年並非閏年。如羅馬尼亞方所期望，最後這次刁難成功地困擾每一位德國官員長達一年半之久。不管申辦什麽證件，我必須向每一位官員澄清，護照的簽發日期不是我的過錯，而是安全局的最後一滴毒液。每次單純解釋這個日期，就花上起碼半個鐘頭的功夫。
行程經過奧地利，入境奧地利火車作了短暫停留以錄製相關壽西斯古獨裁的電視節目。隔日續駛前往德國。到了紐倫堡我們登記入住長水區的過渡營房。立時角色轉換登臺上演：在奧地利我還被視爲異議人士，到了紐倫堡我就成了情報人員。聯邦情報局和憲法安全局審問我長達數天。單單第一次審問就非常超現實。
那位官員問：『妳與那邊的秘密情報局有來往嗎？』
我囘說：『他，跟我之間大不相同。』
官員說：『相同與否是我的事，給我薪水就是讓我來作出辨別的。』
接著我正欲訴説我在羅馬尼亞的各種遭遇時，他立刻打斷我。我暗想天真離奇，他難道以爲錯誤就此澄清？接著官員就説道：『不過妳若真是身懷任務，現在還可以告訴我們。』我反問道：『你爲什麽不先搞清楚羅馬尼亞到底怎麽囘事，就懷疑我是情報人員？』於此他的囘答與安全局審訊員的一貫答覆一模一樣：『提問是我們的事。』
接下來的審訊一個接一個，瘋狂度也跟著升級。我拿到一個面部辨識文件夾，然後必須開始描述那些與我有關安全局人員的面部特徵。我又禁不住糾正他：『他們與我無關。』可是審訊官員不搭理我。辨識文件夾内容包羅萬象：服飾、面部、耳朵、指甲。針對所有細節都有事先印好的形容詞以便填表人打勾。我對他們說：『我不記得那些人的耳朵或是指甲是什麽樣子，我那時非常絕望又很恐懼，深怕他們會殺了我。』官員就像一台機器似地説道：『妳好好回想一下。』『我該如何回想一些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東西？你可曾經歷過這種恐懼？』我反問道。他又不搭理我了。我也很懷疑假如羅馬尼亞的安全局人員潛入德國，德國情報局官員是否能夠單憑耳朵或指甲特徵就查出來？面對我的疑竇應聲而來的又是那一貫的態度：『提問是我們的事。』接著允許我休息一、二小時以便「好好回想」。休息時間一過又重頭開始。翻來覆去數天之後，終於我決定把羅馬尼亞安全局人員的身體面部特徵，一一按照德國印製好表格給予的特徵屬性隨意填寫，否則審訊永無止境。相關服飾部分的形容詞有：優雅、不修邊幅、休閒、符合目的四個選項。我跟審訊員的回答總是：『就跟你差不多。』這時德國審訊員就會用非常自豪的聲音立時說：『好！那就在“符合目的”欄打勾。』
我對每個形容詞都具有具體想像力，可是偏偏想像不出來何謂“符合目的”？難不成“符合目的”之下隱晦了某些東西，它是特意選出來的一個形容詞；因爲這個字對隱晦不欲人知的目有利？情報人員的“符合目的”難道不是“詭計多端”？其實並不是他的服飾“符合目的”，而是他自己。所以他才強迫我來符合他的目的，以便這個讓我聯想到祖父的《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裏印有人種圖像的面部辨識文件夾，終於能夠大功告成填寫完畢。
荒誕離奇不脛而走至每一間辦公室，一間間拜訪流程都具體寫在我的記錄卡上。然後是語言測驗：名詞變格、動詞變位 – 測試過關。儘管如此，下一間辦公室裏的人又問我：『妳是德國人還是說妳面臨政治迫害？』我說兩者皆是。專員回答：『都是？不行呀！我們沒有這種表格。妳必須作出決定到底是什麽。』專員續問：『妳做過的事情，若是羅馬尼亞人做出同樣的事，也會面臨政治迫害嗎？』我說：『會！對一個羅馬尼亞人來説也會面臨同樣危險。』於是他作結：『我說嘛！這不就清楚了，所以妳不是德國人。』
我母親的紀錄卡上簽章已滿。她已經是德國人了。她以家庭團聚為由，過了幾個星期就在柏林毫不困難地拿到德國國籍。而我卻足足等了一年半的時間。我三不五時打電話去戶政事務所詢問，得到答覆千篇一律：『妳不用再打電話了，妳怎麽催也快不了。一些很重要的調查還沒結束。』同時卻有來自羅馬尼亞的死亡威脅，憲法安全局的人也來了，他警告我生命堪虞。建議我不要上哪幾家酒吧、永遠不探訪陌生人的公寓、旅行萬不可入住底樓房間、切勿接受陌生人的禮物、在餐廳裏不可讓香煙盒兀自放在桌上、永遠不要單獨步行穿過公園、在城裏包包裏務必放有一支空槍。也不要進入或是去東德旅行，因爲東德密警得到羅馬尼亞安全局指示，將會綁架我運囘羅馬尼亞。然後我們就無能爲力了，憲法安全局的人告訴我，因爲妳不持有德國國籍。對憲法安全局的人而言，我面臨政治迫害而且生命堪憂；對聯邦情報局和外事移民局而言，我依然是一名情報人員。然後我對憲法安全局那位出示證件，名字居然叫作“快活先生（Herr Fröhlich）”的人士說出我在紐倫堡聽到的名句：『你自己得做一個決定，到底我是受迫害者還是情報人員，兩個都是那不行的。』
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像那時那麽迫切須要德國國籍，而它就是遲遲發不下來。發不下來的原因在於羅馬尼亞安全局的譭謗措施。透過巴納特區國家工作隊的運作對我進行譭謗。這個工作隊在紐倫堡設有固定辦公室。根據國家工作隊文檔顯示，他們多年被納入「非正式員工」，且對我進行各種打擊活動。我被視爲「家鄉壞分子」和「特務」。很可能是羅馬尼亞安全局下令給國家工作隊提供德國情報局相關資料。這兩個機構來往密切。在過渡營區他們兩方的辦公室近的門對門。家鄉人對我的憎恨、安全局對我的譭謗計劃和德國情報局一拍即合。國家工作隊對我的憤怒透過德國情報局得以權宜釋放加以報復。德國情報局也不懷疑爲什麽這支國家工作隊對獨裁政體從不加以批評。連他們與羅馬尼亞大使館通力合作加速通過「家庭團聚」讓移民過境，德國情報局似乎也不聞不問。
這步棋 – 入境之後面臨各種本末倒置的真相 - 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德國當局把我認錯了，但不是認錯成另外一人，而是認成透過譭謗而新生成的人。同時每年以家庭團聚為由，從羅馬尼亞入境德國的數萬移民，其中間諜不下數百名。這些人卻成了被夾道歡迎的德國人。而我卻被帶入困境，因爲我不願意洗刷我被政治迫害的事實。因爲它是讓我付出重大代價的真相。我沒有去找我叔叔，而選擇流亡一途。對我而言「政治迫害」毫無談判餘地，因爲事實如此。這四個字卻對德國當局帶來極大的騷擾，因爲他們不要聼任何有關獨裁的詞彙。一旦我說這個獨裁政體如何侵害我的私人生活，他們立時打斷我的話。他們根本不要聼我在羅馬尼亞的生活，他們只要確保我的嫌疑正確無誤。
在紐倫堡，「流亡」跟「德國意識」這兩個字合不來。偏偏我們的過渡營區就在希特勒黨部會議大樓的斜對面。剛到時我們一走進房間就嚇了一大跳：從屋裏小窗向外望，竟然就是希特勒的黨部會議大樓。
當我被反復提訊，時而想上街讓頭腦清醒，立時被一片灰暗籠罩：暟暟雪花和龐然石岩怪物陪襯著早早暗沉下來的冬日，在這個舞臺上我兀自壯膽踽踽而行。高聳的樓梯、薄薄的雪花、淒厲的風聲，在石塊裂縫中冒出枯瘦的野草，好似顫顛顛的鬍鬚還是假髮。我的腦袋快炸開了。過渡營區裏的瘋狂，外邊卻是希特勒罪行的震央點。
爲什麽要在這個地方築起過渡營區？爲什麽要強迫那些從獨裁政體發狂奔出來的人們在這兒歇腳？兩棟建築毗鄰的突兀沒有人思考過嗎？難道受了政治迫害通曉各種恐懼，好不容易終於走到了這裡的人，能夠在這麽個環境下深呼吸嗎？我喃喃自問。德國難道不感到羞愧，我們這些新抵達此地之人的第一居留所，該是面對毗鄰而立的龐然怪物嗎？我們的過渡營區當然是權宜之計為「符合目的」而築起：一來面對新移民人冷感無情，二來面對希特勒時代紐倫堡的角色則是歷史盲目。裏頭的官員、外頭的冷厲 – 那簡直是雙重地「符合目的」。
1987年我鑿鑿確實親身體驗，德國，那個曾經驅趕數十萬人走上顛沛流離之路而流亡他地的國家，根本不想跟「流亡」這個字和遭遇發生任何關聯。我簡直等於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儘管如此，我也深深知曉這條死胡同，與希特勒時代被驅逐流亡人相比，只能算是一樁倒黴事而已。我被帶到這裡，可是我會說德語，還擁有一個出版社可以出自己的書，我無須非法越境。即便身置過渡營房，也不像納粹德國時期逃難人面臨生死般的威脅。那個時代的幸運或是倒黴，意味著能夠保住性命抑或終遭慘死。那時的人所認識到由天而降的好事或是壞事非常不同。好運氣、壞世道説來容易，遭遇命運玩弄的卻是人。好運氣的人加上一點同情心得以繼續活著；壞世道的人加上工作狂熱和蠻橫專斷足以殺人。
衆多的突發事件決定了衆多命運。只要張眼看看每一個逃亡故事，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霎那亦即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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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Benjamin 1892 |
「流亡」這個字的各處角落只有黑暗。
今天這個字卻突發奇彩引人遐思：為達到一個『較爲格調篤定的裝潢和獨特氛圍的創新而製作的傢俱』— 這是一家名為「流亡」傢俱店的廣告。或是誰要光顧法蘭克福那家也叫做「流亡」的餐廳，『不見得會有失根的傷痛』『因爲配有柔和的燈光和創意豐富的裝飾』，而且還可以在『綠化優美的院子享受南國風情』。
如此市場化濫用「流亡」二字令我聯想到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如何嘲笑那些出逃流亡的人們。當克勞斯•曼（Klaus Mann）指責他爲何不與納粹保持距離時，他對這位流亡者作出回答：『你們自己閑坐在海濱浴場，還不忘記對從事一個新興國家建設的我們作出質詢。』
1945年5月8日到9日的那晚，德國所有前線部隊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零點」這個軍事用語後來成爲「新開始」和「符合目的地沉默」的代名詞。不記得自己是否曾是納粹黨黨員的赫曼•呂貝（Hermann Lübbe）為「集體沉默（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這個概念打下烙印，並主張此乃是德國新民主國家融合的準繩。連二戰後的第一任總理艾德諾（Adenauer）也遵循沉默潛規則，他認爲重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任用曾經納粹黨員乃是無可避免的，因爲他們才是『通曉過去制度之人』。很可惜他倚重的不是那些流亡各地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政治家、技工人員、法律學家的生活經驗。這些人在戰後仍然不受歡迎。他們若回鄉必會攪亂納粹同謀者和同行者的真相。他們將打亂「沉默」的秩序。
1961年正值德國國會大選，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被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指稱是逃往挪威的流亡者，而約瑟夫•史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則潑婦駡街似地：『你十二年在外都幹了些什麽名堂？我們在國内的人倒很清楚我們都幹了些啥。』
德國文學的新開始曾經也是以「沉默」潛規則出發，這也是所謂「四七團體」的認同。漢斯•魏内爾•瑞西特（Hans Werner Richter）是這個團體的創始人，且如同許多「四七團體」後來成員，他們都在納粹德軍服過兵役。「四七團體」後來成爲具有文學天賦知識人的交流園地。而之所以能夠成型，因爲規定不討論成員的軍人背景、「不進行基本原則性的討論」。此處的「沉默」當然也是為「符合目的」所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對他曾為納粹護衛隊裝甲師團成員的背景保持沉默，這個師團我父親也待過。坤特•艾西（Günter Eich）同樣地默不吭聲，他1940年為響應戈培爾（Goebbel）號召打擊英國的運動而撰寫一齣名為《金城裏的叛亂（Rebellion in der Goldstadt》的廣播劇。艾弗瑞特•昂德旭（Alfred Andersch）隻字不提他與猶太妻子分離，以加入第三帝國作協成爲會員。很多其他人也都不願意回憶他們曾是納粹黨員的過去。曾經的納粹軍人反而自視為受害者，他們是被誘拐被濫用的一代，曾被無辜地捲入戰爭然後改過自新重回故里。
也正因爲如此「零點」作家對流亡作家疑心重重。被驅逐流亡的作家其實早在十二年前就敲響了「零點」那一刻。而流亡作家對「零點」的定義迥然不同：那是生存的零點。
也許這樣反而讓沉潛的反猶太主義欲蓋彌彰。竟然有反過來指責流亡人其實是潛逃到安逸之地一說。無論如何沃夫岡•柯盆（Wolfgang Koeppen）才不得不提醒漢斯•魏内爾•瑞西特：流亡作家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逃脫了血腥兇手的追殺』，而流亡的他們要將『被盜走生命』的悲劇沉浸在一個嶄新『零納粹』的文學裏頭。
然而在「四七團體」的那些人卻沒有這樣的環境。
當保羅•策蘭（Paul Celan）1952年在「四七團體」面前朗誦他寫的《死亡賦格》那首詩時，面臨的卻是輕蔑和鄙視。瓦特•嚴斯（Walter Jens）寫道：『當策蘭首次上臺，就有人說“他的東西根本不堪入耳啊！”他誦讀地如此傷感，讓大夥兒笑壞了。然後有人說“他的表演可以媲美戈培爾（Goebbel）！”』。至於漢斯•魏内爾•瑞西特則譏諷道：『策蘭朗誦的鏗鏘之聲儼然置身於猶太教堂之中。』還有譬如艾伯特•維勾雷斯•特淩（Albert Vigoleis Thelen）描述馬略卡島乃是一個避難所一書《島嶼的另一面（Die Insel des zweiten Gesichts）》— 如同許多其他文學書籍和流亡作家在今日逐漸被淡忘 — 那時都被瑞西特謔稱爲「流亡德國類」。
在瑞西特的日記裏可以讀到他完全無法忍受流亡者『流亡乃是二○年代的「罐頭文學」，罐頭的格調、罐頭的語言、罐頭的方式、、、就像咖啡廳式樣，要我如何與他們一道？』特別是賀蔓•柯思籐（Hermann Kesten）與漢斯•薩爾（Hans Sahl）有次拜訪「四七團體」印證了他對流亡人的反感。因爲這兩人對『負罪情結』的要求不說，還『敏感得要命、虛榮的蠢蛋』。這些作家攪亂了「沉默」的協定。
那時沒有人對托馬斯•曼（Thomas Mann）、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艾弗德•德卜霖（Alfred Döblin）、特歐竇•柯拉湄（Theodor Kramer）或是瑪莎•卡蕾寇（Masha Kaléko）感興趣，卡蕾寇1959年獲得馮塔納獎卻拒絕領獎，因爲她得悉曾隸屬納粹護衛隊的埃宮•胡特乎森（Egon Holthusen）竟然是評審團一員。柏林藝術學院的一位成員向她呼籲：『身為一個感性女人，如何能夠對這位可憐兮兮的胡特乎森拒絕釋放女性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她不為所動，堅持拒領。因爲她無法不正視逃命與流亡的事實。這份堅持惹惱了藝術學院的總書記：『假如我們所作所爲，得不到流亡者的認同，他們大可以離開呀！』
同樣地保羅•克利（Paul Klee）的好友畫家奧斯卡•曲格耳（Oscar Zügel）的作品被納粹斥為「退化的藝術」，而被沒收且準備與其他畫家的作品一同在斯圖加特國家畫廊的後院焚燒盡淨。他逃到西班牙的托薩德馬爾（Tossa de Mar）繼續前往阿根廷。戰後他重新回到斯圖加特，找到國家畫廊的房屋管理員從火燒柴堆中搶救了幾幅他的畫。但是新上任的博物館館長對他的作品絲毫不感興趣，據説是因爲他曾經遺棄了納粹德國。
納粹黨人要把現代藝術趕盡殺絕。除了消滅猶太人以外，這也是他們矢志必行的目標。透過1933年的焚書和殲滅「現代藝術」和「現代音樂」，不僅在於讓「現代」滅跡，也在讓人們對「現代」的記憶滅跡。
對許多回鄉人而言，「零點」那一刻早在1933年敲響 — 有別於「四七團體」— 身處1947年對他們而言絕非一個「新開始」，他們仍然處於「生存零點」，他們依舊得不到任何認同而且毫無物質生活基礎。他們逃命流亡只是被德國驅逐的第一次，而歸鄉則成了「流亡之後的再驅逐」— 如同漢斯•薩爾（Hans Sahl）所言，對流亡者「符合目的」的否決。最終「流亡之後的再驅逐」興風作浪，讓當年的驅逐直到今日依然發酵。也可以說：一日被驅逐 — 永生被遺忘。
作家被驅逐造成文學傳統斷層，譬如特歐竇•柯拉湄（Theodor Kramer）歌頌般的詩篇擁有陰暗的内涵。或是英伽德•蔻茵（Irmgard Keun）冷靜客觀的散文，她先是到了比利時續逃往荷蘭，眼看著德國軍隊長驅直入，只得又退回德國隱身躲藏倖存。蔻茵的内心流亡與法蘭克•提斯（Frank Thiess）的流亡内涵極其相異。提斯在寫給第三帝國文化部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流亡内涵與外觀相比，來得更加沉重和痛苦』。戰後提斯在德國文化圈舉足輕重，他後來成爲德國語言文學學院的副院長。但是沒人要聼英伽德•蔻茵的故事。她自我放逐地幾近淹溺於酒精之中，被宣判沒有自行生活能力，最終被「符合目的」地送進精神病院。
直至今日，凡是流亡他地的人在德國就不是受害者。聯邦德國的紀念館國策也無須顧念他們。雖然有給個別藝術家樹立紀念碑，但是沒有一處場地來悼念「流亡」，悼念1933年逃命的德國人。這些避開希特勒的人被歸為「流放」或是「流亡者」之流。「驅逐」一詞，乃是前東德政府作爲之下流離失所者專用。他們被稱爲「被驅逐流離失所之人」，而逃離希特勒的人被稱爲「流亡者」。兩個詞彙天壤之別：「被驅逐流離失所之人」呼出暖哈哈之氣；「流亡者」擁有的只是他自己。也可以這麽說兩者對比實是感性字和理性字的壁壘分明。這時就不得不問道：『難道流亡者不是被驅逐的流離失所之人嗎？』
對那些曾經立過部會處理「被驅逐流離失所之人」，而且即將在柏林開設一個永久展覽會。但願展覽會上不會閉口不提在「聯邦被驅逐人部會」的管理層, 尚有曾經職任希特勒護衛隊裝甲擲彈兵的成員，任職於納粹集團的成員。支持獨裁的基石，也就是那些『通曉過去制度之人』。
德國必須開始回憶這些首次被德國驅逐的人們。德國不僅僅必須對大屠殺負責，也必須對驅逐流亡負責。換句話說，沒有第一次的流放，就沒有第二次的驅逐。讓我們忠於事件的輪次。在德國準備給予流亡者一個家鄉之前，早已驅散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這個國度沒有任何一個角落呈現根據「流亡」一字而來的個別命運。逃亡的危險、流亡騷亂的生活、貧窮、恐懼和思鄉。這一切的一切在德國完全缺席。
面對納粹帝國的集體記憶裏頭，若是流亡沒有它該有的着落，將永遠是一個缺陷。這個缺陷當然與「沉默」有關。
一個流亡博物館可以讓年輕的德國人懂得事情。這是一個參與歷史的教育。一個「符合目的」的博物館。如此吾人才能給予「符合目的」以另類合乎人性的内涵。
※ 來自作者的願望，轉載專利請詢問版主，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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