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16

下單訂購心臟 Herz auf Bestellung


Alle Illustrationen: Uli Knörzer für DIE ZEIT/www.uliknörzer.com

下單訂購心臟 Herz auf Bestellung (deutsche Version)

中國死刑犯的五臟被掏空 — 只要付錢,這些器官也植進西方的病人體内。

《時代周報 Die Zeit》2013年3月7日作者:Martina Keller

當北京律師韓冰12月6日準備在微博上披露消息之時即知自己身陷險境。這一則消息轉發上萬。「今天上午剛發生的一起駭人聽聞死刑犯被處決的事。」一位死刑犯被迅速處刑了,雖然數天前高院通知,其既已裁定的死刑將面臨覆核深究,顯然執刑人等不了那麽久。因爲器官有人等著用,而且要在最好的狀況把它掏出來。唯有如此才能解釋爲何死刑在醫院執行完畢,如律師所報導。「良心泯滅的法官和醫生把醫院轉型為執刑場,轉型為器官買賣場。」韓如此寫道。

據律師說死刑犯被迫簽下『自願』捐獻器官一紙之約。犯人家屬連最後一面都見不了,儘管在執刑前家屬有權見上最後一面。。「我們會向最高院討說法。」律師宣佈家屬的意願。

韓發佈的消息一天之内就轉發一萬八千次。五千六百人作出評論。然後就被消失了。

這位被處死無名人的命運絕非單一事件。全球器官移植手術當中,中國僅次美國居全球第二位。這個事實乃是中國政府沾沾自喜的政績。中國每年移植一萬多個以上的腎、肝、心和肺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 — 他自己也是一名器官移植醫生 —去年在科學雜誌《The Lancet》裏如此報導。報導中披露百分之六十的移植器官來自處決死刑犯。坦白地令人瞠目。還在數年前中國政府面對海外批評中國移植手術的操作方式一概置之不理。

一個人必須死的及時,才能延長另個人的生命。這只有在中國移植手術的操作下才能實現。以進步、金錢的名義 — 包括賺取西方人的錢,這個報導將這個事實披露出來。

死刑犯被處決的數字在中國乃屬國家機密。據估計每年高達4000名。死刑犯不是以槍斃腦袋就是以注射處決。消息靈通人士報導器官移植醫院與監獄密切合作,並派遣工作小組前往攫取器官。極有可能連醫生都直接參與處決行動。

中國積極研究如何以藥物注射致人於死地,而不至於影響到死人的器官品質。王立軍,前錦州公安局局長,去年因一系列政治醜聞而被判多年入獄,曾多年主持一所心理和法醫研究所。他因研究出多種處決方法的成果而榮獲著名的「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獎金高達近二十萬歐元。他的獲獎致辭透露他發明了一個嶄新的器官保鮮液,該液體足以讓一位被注射死亡犯人的器官無損保鮮。致辭中同時表示他的「處決成果」乃是經過數千人實驗而來,這個實驗成果令人「為之震撼」。

全球各地對這個消息發佈感到恐怖異常。但不爲人知的卻是西方與中國體制的千絲萬縷。連西方國家的病人也對從死刑犯體内掏出的腎、肝、心臟感謝不已。西藥廠商提供中國市場以器官排異反應藥劑,且針對可能從死刑犯攫取器官的移植手術作出研究。西方的醫院和醫生連問都不問一聲,對中國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術支持。西方顧問予中國政府以諮詢推動移植手術之變革,同時在中國追求其市場利益。從西方進口的交通工具改裝成移動執刑場。一名中國汽車經銷商在互聯網上打出歐洲品牌配有醫藥監控視頻以及注射儀器等的車輛廣告 — 一個劊子手與行醫人聯袂出手令人不寒而慄的現象。

醫生,反其行業道德而行,在合作與共謀之間那條單薄之線,其間千絲萬縷之糾結竟是許多當事人寧可以緘默對之。問題是:道德到底有多沉重?科研如何野心勃勃?金錢如何誘人?且西方若不願手染血腥,那麽界限究竟在哪裏?

韓律師和當事人不知道十二月份被處決死刑犯的器官給了誰。但是卻有病人願意公佈他們在中國做過的移植手術。史提克利玆(Mordechai Shtiglits)跟他太太住在離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維夫(Tel Aviv)不遠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這位63歲男士雖然身重120公斤卻依然精神奕奕,愛吃牛排,最喜歡與家人共渡休閒時光。當他太太在客廳給客人倒咖啡時,他從抽屜拿出一本相冊。裏頭是那次去中國的照片,那次本來大可以是他生命的終旅。

歐洲病人等待數月才能等到的器官 — 在中國僅須數天

2005年他坐在輪椅被推向飛機登機,史提克利玆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他太太和長女陪他前往上海。抵達後史提克利玆被送進中國最大器官移植醫院之一的中山醫院。他住進醫院側翼一間病房,此區病房專門為外國人和富有中國人預留。史提克利玆當時結識來自加拿大、澳洲和香港來的病人。他們與他一樣都來到這裡接受一樁救命的手術。

史提克利玆的心臟已衰竭敗壞。心臟功率僅剩百分之十。如此的心臟功率僅能讓他維持生命不死,幸好如此。他多次慘遭心臟停止的命運,每次都從死亡邊緣被救囘。有些夜晚他必須連夜保持坐姿以便呼吸。

他在社巴醫療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長達一年半之久,長期等待心臟的來臨。可惜以色列捐獻器官的人數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來得更爲罕有。於是史提克利玆的兒子上網為父尋找心臟。所有的地址都這麽說:「是的,您可以任何時間駕臨,但是等待心臟的時間可能須要數個月。」時間,正是史提克利玆家庭認爲是他們最缺乏的東西。於是最後決定去中國。那裡的醫院自從中國政府銳減補貼預算之後,都是透過器官買賣來增加盈利。一般在中國等待心臟的期段不超過二、三個禮拜,幸運若史提克利玆,甚至來得更快。

他住進醫院以後的一個禮拜,中國手術大夫就通知他隔日就有一顆新心臟啦。史提克利玆得悉捐獻者年僅22歲。他不加追問那人的遭遇「我那時病得很重,瀕臨死亡邊緣。」今天他這麽解釋「他們僅僅暗示說那人死於車禍。」

這個説法太沒有説服力了。雖然中國每年死於交通事故人數高達六萬人,但是中國醫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個傢伙即將死於車禍。而且這個國家至今沒有迅速分配輸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統。

全球人都鄙視從死刑犯身上掏取器官的行爲。所謂移植手術乃奠基在自願捐獻的基礎上。唯獨囚犯沒有自由的意願。至少世界醫學協會和國際移植協會如此定義。但是這遠遠不是中國喪盡道德的表現。假如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病人須要在一個既定時間得到他要的器官,無法光凴等待是否碰巧有一名捐獻者能夠及時被處決。「監獄當局必須有目的地挑選,檢驗囚犯健康狀態、血型、細胞組織形態,再加以處決,這些都必須在下單的遊客他人還在中國之際發生。」著名的紐約倫理學家卡普蘭(Arthur Caplan)2012年在《國家器官:移植在中國被濫用》(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書中寫道:「這根本就是依循訂單致人於死地!」

早在八十年代這種殘酷的做法就已經開始。那時中國器官移植制度尚在萌芽階段。接著這個行業顯著地蓬勃發展。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有次在馬德里的展示會上如此描述這一階段:「從1997到2005年之間移植的腎臟每年計有3000到8500個,而肝臟則有2個到3000個不等」。

這個行業能夠蓬勃發展的必要元素:嶄新改進的藥劑。這些醫藥全部來自西方。

對器官移植病人生死攸關的藥劑之一是瑞士行業巨頭山德士(Sandoz)公司生産的環孢菌素A(Cyclosporin A),從八十年代起就向中國出口。隨後是瑞士羅氏大藥廠(Roche)、諾華(Novartis),他們收購了山德士,還有日本Astellas製藥株式會社行銷這個預防排斥現象的免疫系統抑制劑給中國。最遲自從1994年起這些企業對全球反對中國的聲浪就心知肚明:非政府運作的人權觀察組織當年發佈了相關的詳盡報導。

2005年底,羅氏大藥廠甚至開始直接在中國生産山喜多膠囊(Cellcept)。根據《德國商報 Handelsblatt》報導,在上海廠房落成慶典上羅氏大藥廠的老闆Franz Humer致辭爲何選上中國成為生産山喜多膠囊的廠址:「與日本恰恰相反,中國對移植手術後的藥劑使用完全沒有道德或文化上的心理障礙。」

或許政府的確沒有此類心理障礙,中國人民内心卻忐忑不安。中國人自願捐獻器官的意願幾近零。2003到2009年間全中國僅僅登記了130名器官捐獻者。大多數中國人不信任國家醫療制度。他們也擔心過早被宣佈死亡無救,或是自己身體器官被人拿去做了買賣。

西方醫藥工業也必須為在中國進行的科研調查負責。九項科研成果記錄裏載明總共進行了1200個移植病人實驗,實驗公司包括美國的惠氏(Wyeth)、輝瑞大藥廠(Pfizer),瑞士的羅氏大藥廠、諾華以及日本Astellas製藥株式會社。他們都各別在中國進行藥劑實驗,並且與中國20多個醫院共同合作。

當《時代周報》向這些企業詢及進行研調如何能夠確定不採用死刑犯的器官之時,其中一些企業根本不予作答。另有些企業顧左右而言他。羅氏大藥廠和輝瑞大藥廠則是僅僅保證他們遵守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移植手術的組織和實踐必須恪守「透明原則,並且允許國際人員調查」。人權組織則多次批評中國一再地違反規則。


史提克利玆的第二個心臟已有七年之老,可謂天賜七年之壽。可是他每天必須吃上多種藥丸。不僅僅要服用預防排斥現象的抑制劑「我全身一天到晚咕咕噥噥地,腎呀、腿呀、腦袋呀,可是那顆心臟好的不得了,功率百分百。」他笑開了,「我那顆年輕的心配上的是一付老軀殼!」他下午時光都在網球場邊那間店裡渡過,他和他老婆販賣飲料和運動器材。當史提克利玆回憶他的病歷時,兩歲半的孫兒在一旁騎木馬。

史提克利玆說:「自從做過移植手術以來,我的幾個孩子都結了婚,我得到好幾個孫兒,而且還有幾個孫兒即將誕生於世。我不禁暗忖:天啊!我這一生真是毫無怨尤!」中國移植手術的器官來自死刑犯的事實,他並不以爲意。「中國人處決犯人,不管是否遺留下來一顆心臟,意味的不過是死掉了一個人。」

史提克利玆那顆老心臟於2005年11月22日被移植取出。中山醫院出具的出院證明乾癟癟幾行字:入院診斷、化驗數值、給與服用的以及推薦服用的藥劑。一般習慣上會載明關於捐獻者或是捐獻出來的器官信息則隻字未提。直至2011年中山醫院總共移植了300顆心臟。《時代周報》詢問醫院主任醫師與哪些機構合作來進行這些手術,並未得到答覆。「透明原則,並且允許國際人員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顯然與此地的操作大不相同。

移植手術當天病人家庭留下一張照片以玆紀念:史提克利玆與在上海居住的老友吉帕共同合手祈禱。約下午兩點史提克利玆被推進手術房。史提克利玆的太太依達和女兒歐斯娜在等候廳。「手術進行到一半,醫生出來拿給我一隻塑膠手套,裏頭包著一個血淋淋的東西。」歐斯娜回憶道「他說這是妳爸爸的心臟起搏器。」

第二天媽媽和女兒可以隔著玻璃窗向史提克利玆招手。每天的狀況逐漸有起色「他臉上的血色逐漸恢復。」歐斯娜說。她父親有一個24小時的特別看護。「那裏的人手很多。」歐斯娜繼續「我們得到最好的治療。」

數家中國移植手術中心今天的確達到可與西方媲美的水準。但是「成果並非一蹴可及且得來不易。」面對專業領域總是津津樂道,面對《時代周報》卻閉口不談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醫學雜誌上《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作出這樣的表示。他本人專攻精密複雜的肝移植手術。「整個移植手術小組人員都在國外受過訓練」他在文中這樣表示,他自己的技術則是在澳洲得以專精。

今天黃潔夫要是在澳洲可沒機會共同參與任何一次移植手術了。澳洲的移植醫療中心早已針對中國外科手術大夫設下培訓嚴規。布理斯本(Brisbane)亞歷山大公主醫院(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的主任醫師Stephen Lynch要求培訓應徵者附上他醫院單位主席或是省政府負責人出具一紙聲明作證「凡經過亞歷山大公主醫院培訓出來的醫療技術,不得用於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移植醫療中心」。

德國醫生就不那麽拘泥小節了。從1986年成立至今業已移植了將近2300顆心臟的柏林德國心臟中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十多家醫院合作。其中也有不少移植醫療中心。2005年醫院主席Roland Hetzer的私人助手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Sender Radio China International)自豪地表示「我們與9家機構簽下合作證書或在醫院大門載明合作標誌」。合作的策動人是Hetzer的長年代表翁渝國,一位擁有德國護照來自四川省的心臟外科醫師。「五百名之多中國醫生來到柏林共同參與工作。」Hertzer 2012年5月在上海一個心臟手術開幕式上宣佈。「其中有不少的外科醫師得到五年完整的培訓。這些人回到他們的祖國以後展開良好的技術實施。」

這些話也可以這麽來説:「中國醫師得到德國醫療技術,允許他們在中國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實施踐踏人權的醫療技術。」

外科大夫劉中民也是衆多長年在柏林工作的醫師之一。今天他是上海中德心臟研究所(das Chinesisch-Deutsche Herzinsitut)的執行主席。這個機構是2000年由德國心臟中心與上海東方醫院共同成立。東方醫院是德國在中國最緊密地合作夥伴。劉中民的個人資歷登載在機構網站上:「他負責“心臟移植手術,人工心臟,心,肺聯合移植”的臨床研究。」上海中德心臟研究所至今到底共計移植了多少顆心臟?器官又是哪裏來的?《時代周報》書面詢問函沒有得到劉中民的任何答覆。

Hetzer的長年代表翁渝國今天是德國心臟中心的資深主治醫師。如同劉中民,他也是上海中德心臟研究所的執行主席。他每年往返中國多次。2001年中國首次進行的人工心臟手術就是在他手下完成。和Hetzer一樣,翁渝國對《時代周報》作出的詢問也避不作答。

2012年夏天在一次研習會上,我們私下問 Hetzer關於中國掏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他說:「當然我不支持這種做法。但是也不能說這樣做是錯誤的。一個人即將被處決,然後帶上他的器官走入墳墓。若你知道自己明天就要被砍頭,你會怎麽決定?」

亞寇卜•拉維(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玆的醫師,他覺得一名醫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根本就是不道德。這種問題,他認爲身為一個行醫人,不可以提出。然後2005年秋天有日他打開社巴醫療中心一間病房的門,病房裏是他重病的病人。


史提克利玆是拉維多年的病人。拉維,該醫院心臟移植中心部門的主席,多年來無法給予史提克利玆任何轉機。卻在那天看到病人精神奕奕,他宣佈將要飛往中國,而且兩周後將要進行換心手術。「我面帶微笑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拉維回憶道「可是他卻認真地不可動搖。」

拉維已經聽説有些病人爲了換腎而飛往中國。但是「換心」手術抵達另一個地平線。一個腎或是肝移植,的確可以從活人身上取下一部分。「但是若一個人要換心,意味另個人必須死亡。」

拉維的病人中,史提克利玆是第一個得以換心的,但不是最後一位爲此而飛往中國的病人。這位移植手術醫生聽説過的類似案例起碼有十二起。其中一、二位不癒而亡。另外其他人如同史提克利玆治癒而歸。身為醫生,拉維當然希望他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療,但也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即便好像是自我處罰」他令人信服地說「我也不會去中國,之後意味的當然是我必須死亡。」拉維接著說:「我並沒有控告這樣做的病人。我了解當一個人面臨生命威脅,會企圖抓住任何一絲希望。」

史提克利玆從中國回來以後,拉維繼續為他服務。這位心臟權威非常開心史提克利玆的健康進展。同時展開政治性地反擊。他反對他的下一個病人得到一顆中國人的心臟。

一個以色列的制度特色讓史提克利玆輕易地飛往中國:他做手術的時段,所有接受國外移植手術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以色列一般提供的醫藥保險補償。史提克利玆說,他的手術病歷總共花了十七萬美金 — 一等艙航班包括同行的夫人和女兒、上海賓館住宿、六星期之長雇用的一位翻譯和特別看護,之餘還包括所有醫藥費用和藥劑費用。

十七萬美金在器官買賣行業裏不算多 — 中國於此亦屬便宜供應商。但是單凴史提克利玆自己也搞不定這筆費用。即便只須六萬五美金的換腎手術,對250位前往中國進行手術的以色列病人而言,私人根本負擔不起。於是拉維決定必須賦予醫藥保險補償以新的定義。

他在專業雜誌刊登文章,馬上得到以色列媒體青睞。他也上電視與史提克利玆進行辯論,一場場友善而堅定的討論。他還組織了一個由以色列器官移植協會舉辦的會議。居然他勝利了:2008年以色列通過移植手術法,説明若是在允許器官買賣國度進行的移植手術,該醫藥保險費用申報將得不到任何補償。這條法律同時保障在以色列等待器官的人民,凡擁有自願捐獻器官證的人,一旦自己須要器官,將優先得到醫療處理。

自從這項法令生效,再沒有任何以色列人爲了移植手術而飛往中國。一個那麽小的國家,拉維自然能夠洞悉其專業領域的消長。在互聯網裏,拉維被責駡成阻止病人前往中國的絆腳石。

「面對這項指責我相當自豪。」拉維這麽說。

但是拉維的任務還沒了。因爲國際器官觀光旅遊依然持續。即便中國官方宣稱將致力於啓動改革。

直到2007年中國官方開始禁止器官買賣。但是這並不意味死刑犯的器官掏取得以舒緩 — 這在中國還是被允許的。新立法令的内容是:不論器官來源,不得以金錢買賣之,譬如不得賣給富裕華人或歐洲人。偶爾中國政府也會從事媒體鼓噪的殲滅行動:譬如中方警察於2012年8月一次偵查行動中,逮捕了137位器官買賣嫌疑人物,其中18位是醫生。同時間各大網站如chinahealthtoday.com, placidway.com和novasans.com等卻毫不隱諱地刊登廣告:醫院指南和名列中國各地醫療旅遊中心。而國家呢?基本上對這些廣告背後的機構不加干涉。

國家機器不杜絕器官買賣。死刑,乃是移植手術的物流供應來源。簡直令人髮指!但這還不是所有的真相。要不是加拿大律師David Matas 和前加拿大檢察官David Kilgour的努力,我們會把這一切臆想成是《人肉》這部恐怖小説作者,意欲翻拍一齣令人震驚的電影。Matas和Kilgour二位被提名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從2006年起他們精心收集所有相關信息。美國國會於去年秋天審讀了他們披露的報導。

Matas和Kilgour二位的報導披露出中國也處決勞改營或思想改造營的囚犯。他們的報導直指操練佛法打坐的法輪功信徒 — 這些人並沒有被判死刑,但因爲他們的器官適用某一病人而必須被處決。

這是真的嗎?重點是法輪功信徒在中國面臨迫害。事實也證明,特別是在國外,法輪功總是有技巧地對中國政府的任何宣傳作出反宣傳。所以這兩位加拿大人面對法輪功信徒的供述,不遺餘力地要求立場客觀。他們不僅收集相關法輪功囚犯在囚禁中面臨一系列醫療檢查,之後人消失匿跡,或是這些人的遺體被發現缺少了某些器官。他們也訪問到中國做過腎臟或是肝臟移植手術的外國病人。他們甚至訪問到當年從法輪功信徒身上掏取器官的同謀。他們還記錄了冒充患者或親屬的調查員,向中國移植中心做出電話詢問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法輪功信徒被視爲最合適的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其中還對2006年3月與中山醫院的一通電話作下錄音 — 就在史提克利玆得以換心的四個月後。打電話詢問的人要知道是否移植手術可以用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醫生馬上回答:「我們這兒都是用他們的器官。」

這兩位加拿大人做出的指控「不僅調查完善且意義重大。」維也納大學國際法教授Manfred Nowak這麽表示,直到2010年他是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一個很重要的標誌顯示中國移植手術次數上升的時段,也正是法輪功信徒面臨大肆迫害之際。以聯合國的名義,Nowak向中國政府發出強烈請願,用聯合國的行話來説:「urgent appeals」要求告知所有移植手術的器官到底來源何處。Nowak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這項指控斷然以「宣傳」斥回,卻從未駁倒這項事實。

美國國會審讀了Matas和Kilgour二位還有其他相關的報導之後,四分之一的衆議院成員簽署了一封致給當時職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信中他們要求國務院公佈所有不可思議的器官移植手術濫行。

Michael Millis,美國著名芝加哥醫學大學移植主任根本不想對中國濫行知道得太多。他說他「很有意識地與囚犯器官施主制度的細節劃清界限。」立場清晰地令人驚訝,因爲Millis給與中國政府移植諮詢長達十年之久。他與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甚至是好朋友。Millis自己說他從一開始就知曉中國掏取死刑犯器官一事,雖然中國官方在他開始從事相關諮詢的頭幾年一再否認。他個人,這麽說著,則從來沒有在中國進行過移植手術。他的活動僅限於演講和授課,他特別強調。Millis希望在中國推展出「一項國際認可且符合道德的移植制度」。他嚮往一套「自由捐獻系統」以「徹底消弭任何指控」。

Millis的接待室裏的相冊證實他對中國的熱情:他兒子Andrew到中國渡假潛水、父子二人前往一所醫療中心、與衛生部副部長合拍的全家福團體照。Millis、他兒子和黃潔夫也共同合名在醫學雜誌《The Lancet》發表過文章。被問及法輪功信徒囚犯可能面臨被掏取器官的命運,Millis囘說:「那就不是我力量範圍的事了,這世界上發生的許多事情都不是我的聚焦點或興趣點。」

Millis認爲重要措施業已付諸實行,自從中國禁止器官買賣以後,所有的移植醫療中心都必須具備衛生部核發的執照。不過軍醫院則一意孤行,而且連黨或政府都拿軍隊沒辦法。同時間,連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也發言指出對死刑犯器官的予取予求是一個「道德問題」。

我們不知道他這話是出自真心,還是鑒于國際社會輿論壓力過大使然。徹底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在黃潔夫而言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只願意減少對死刑犯器官的依賴 — 終究過去數年死刑的宣判逐漸減少。所以中國紅十字會推動了一個自願捐獻器官的試點項目。

而移植主任Millis呢?他在中國的目的是純盈利。在Vital Therapies Inc.公司的名下他準備將人工肝臟引進市場。名為ELAD的系統應該可以幫助肝敗壞的病人穩住狀況,一直到病人自己的肝臟逐漸恢復或是等到一顆可以移植的新肝臟。

2012年7月Michael Millis來到柏林參加第24屆國際移植會議。來自全世界5000多位專業人士交流移植醫學領域的最新科技發展。柏林德國心臟中心主席Roland Hetzer也出席。在柏林ICC國際會議大廳門口法輪功信徒擺起了一個攤位。一位身材纖細的亞洲女人向到會者發予傳單。她名叫Liu Wei。這些傳單,她說,2001年9月把她害慘了,因爲她忘記把她法輪功小組的傳單藏起來。今天40歲的Liu Wei當年在北京的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工作。逮捕後她被囚禁了16個月。她說囚禁期間她遭到惡打,且以剝奪睡眠加以折磨。

她繼續説道,有一天一組人員約十個警察、十名醫生一同來到監獄,對她和其他囚犯進行醫療檢查。只有法輪功學員被點名去檢查。他們對她做了抽血檢查、用超音波掃描一遍體内器官。醫生還詢問她是否有任何家傳疾病。這樣的檢查總共進行了五、六次。化驗結果她從來未能得知。

無法承受勞改營内巨大壓力,她開始佯裝譴責法輪功。「我感覺自己好像已經壞死了」她說。「可是我那時還年輕,希望活下去。」

當Liu 2003年1月被釋放後,GTZ又重新雇用她,一年以後她移居德國。今天她說:「我當時太幸運了。顯然我被拘禁的時間,沒有任何病人須要我的器官。」

值Liu在外頭發傳單之際,來自夏麗特(Charité)醫學院的國際移植會議主席Peter Neuhaus 開始開幕致辭。他感到特別榮幸看到160位遠道來自中國的同儕蒞臨。一位記者問他對中國死刑犯器官被掏空的感想,Neuhaus說:「這個現象的存在,無人爭議。」但是中國衛生部副部長二、三年前就向他保證過,這個現象已經不再發生。

中國政府的確注意到很多事。也沒忘記讓北京律師韓冰發佈的消息完全從互聯網上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