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晨間郵報Berliner Morgenpost》
2013年4月7日星期日
柏林名人散步
詩人廖亦武身在柏林依然不自由 (deutsche Version)
廖亦武在中國爲了一首詩而入獄四年。這位詩人在德國卻多方獲得獎項。從柏林出發他繼續為家鄉自由奮鬥。
作者： Sören Kittel
Ling jiu jiu 中文的意思是「○九九」。廖亦武乍聼來自我的詢問，立時做出回應。「那是我獄中囚犯代碼。」他說。「一輩子都曉得，指得就是我。」走過靜悄悄的柏林街道，他站在柏林威斯恩特區（Westend）的斯多伊本廣場（Steubenplatz）。四周車輛呼嘯而過。他略想片刻説道：「○九九，也是我的記憶代碼。」
顯然中文也有「記憶代碼」這個詞彙。由此可見我們的談話進行得特別複雜。因爲要透過一名翻譯，她先接通再轉達給廖亦武。所以她先說、再來他說、然後她。的確費力也莫可奈何。我十年前學過一年的中文就此停留在寒暄語境「Wo bu xi yan」(我不吸煙)，而廖在德國居住近兩年來的德文，基本也停留在「烏蘭德大街，終點站請大家下車。」。郭女士，一名臺灣女翻譯，與廖交情甚篤，如她所言，她是他通向外界的大門。比如他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碰面時，她就會出現。假如廖想知道爲何全世界都在咒駡柏林布蘭登堡國際機場，她就向他做出解釋。她翻譯速度極快。他笑、她也笑開了。只是她笑得比較大聲，好像要把笑力傳染給別人。不過也正因爲她翻譯精確，讓我陡地想起第一學期學會的好多中文單字。
Spaziergang: Sanbu.散步
Berlin: Bolin.柏林
Freiheit: Ziyou.自由
我們碰面時，廖已經散步兜圈兒好一會兒啦。我們站在郭女士的屋裏，屋内裝潢令人眼睛一亮。全套中國古典傢俱配上一個現代非凡的廚房。比她高過一個頭的兒子從門縫探望，末了到他自己房裏大聲播放嘻哈音樂（Hip-Hop）。廖亦武說還要散步的話，他得先坐下歇會兒。郭女士端上好看的咖啡杯，瓷杯超薄幾乎望眼欲穿。
廖描述他從坐落在威斯恩特區的家，一路散步過來的路綫。之前他去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看朋友，回來路上迷路了。「可心中就喜滋滋的。」他說「雖然我走丟了，可一點兒也不慌張。」他一直在尋找橡木街，可不斷地繞過其他條街：金合歡樹街，榆樹街，胡桃木街和花楸街。「陽光暖烘烘地」他說，殘留在街道上的積雪亮晶晶的，他心中篤定總會找到這棟房子的。他媽媽以前總是特別操心，他說完又補充一句挺稀奇的話：「我這人老愛走丟」。
廖亦武今年54歲。可他的人生歷練足足能夠讓他寫上三大本傳記。1989年他寫下天安門廣場鎮壓示威群衆《大屠殺》這首長詩。為此，從1990年至1994年他被關進監獄，成了一個號碼「○九九」，被酷刑折磨。他數次向獄卒作出抵抗，得到的答覆是更多的酷刑。《一首歌和一百首歌》這部書豐富詳細地記錄這段時間裏各種殘酷的細節。它記載了強姦、飢餓和自殺未遂。
李、劉、廖三位好友
圍繞桌邊廖亦武娓娓道來出獄後他數月陽萎，但自慰地說其他囚犯面臨的性無能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再説他繼承了母親一派樂天的天性 — 還具備川人一貫的幽默。當1989年初夏四川省地方政府也開始用催淚彈圍剿示威學生時，開始射發的砲彈威力不強。學生大喊道：「那是中國製造的！」他笑了，郭女士笑得更大聲。
出獄後他太太帶著女兒離開他，朋友避不見面。他開始打工謀生。卡車司機、炊事員、酒吧賣藝。同時一邊採訪中國底層群衆，從酒吧舞女到洗厠人。《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中文名：《中國底層訪談錄》）這本書讓他在海外榮獲獎項。去年他又榮獲德國書業協會的和平獎。他該就是通常所謂的「中國異議人士」，這種人只能到國外生活，因為他們在國内命在旦夕。
在郭女士的桌邊他談到兩年前初抵柏林。到了泰格爾機場他從風中用鼻子嗅嗅：「空氣嚐起來甜滋滋的」只要囘想那一刻，到今天他還是這麽覺得。廖應邀德國學術交流中心蒞臨柏林居住，他該會永遠在這裡待下來，他說。「我撇下了一個噩夢。」但是在這裡他也無法釋放自己徹底享受自由。「自由，必須來自内心」他說「它不可能透過外觀環境求得。」單就因爲他的朋友李必豐和劉曉波至今依然身陷囹圄，他如何自由得起來？「單凴這個原因我就必須繼續奮鬥。」
他的朋友李必豐在他出境後的兩個月後被判12年徒刑，據説是因爲廖亦武今天能夠圍桌與我們會晤的原因，因爲他逃亡了，而中央委員會認定李必豐乃是同謀。當廖還是「○九九」時，李必豐是他的獄中盟友。劉曉波比李必豐名氣要來得更大。三年前這個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卻不被允許出境親自領獎。李、劉、廖三人乃是舊識。牽繫這三人的是他們都為回憶1989年6月4日事件做出努力，當坦克車開槍射殺學生，當數百人倒下之際。不同於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天安門」這個字若在谷歌中文版搜索，得到的建議是請上其他網站。
郭女士供應小圓圓的軟糖和餅乾。廖亦武碰都不碰。他就坐在那兒，挺嚴肅的。他的光頭更加強調外形的堅硬。連這個光頭的外形也是牢獄記憶，曾經的廖亦武滿頭頭髮。接著我們聊到德國漢學家沃夫剛•顧彬（Wolfgang Kubin）兩周前對他做出的指責，他宣稱廖的牢獄記錄不實過度渲染。「這根本是謬誤。」廖回答，這正是中國共産黨樂見其成的。但是他用婉轉的外交辭令說：「我充分理解顧彬各種舉措展現出來的人性弱點，因爲他必須經常中國德國兩頭跑。」對他個人而言中國的生活經歷乃是一連串「恐懼的長期體驗」。再一次地直譯了中文而來的德文「Langzeit-Erlebnis der Angst」
批評獎發給了莫言
現在廖亦武的話猶如行雲流水。他說到出生在1958那年的中國西南方四川。據陰曆那可是個大好日子，也就是觀音菩薩的得道日。可也就在出生後的第一年他差點沒餓死。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運動，這個計劃讓整個社會徹底走向共產主義。「大躍進」的後果是大飢荒，造成1500 ～ 4500萬人的死亡，差點廖亦武也成了一堆荒骨。彼時毛愛寫詩 —也提倡全民寫詩。廖的詩卻讓他自己成了階下囚。面對命運的嘲諷他不得不又笑開了。
許多關於中國歷史和現代的報導都有矛盾的漏洞，但是也都具有一個共同性：它動輒關係到數百萬人的命運，無論是建設一個大水壩、還是逮捕政權批評者。中國也是德國一個相當重要的貿易夥伴。貧窮之外也有巨富。不管是在北京、還是上海、或是「柏林中國俱樂部」，這是一個設置在阿德龍酒店（Adlon Hotel）南端的私人俱樂部。同時還有艾未未。一個被圍毆、被監禁而依舊抗議的藝術家。接踵而至的是去年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把國家審查制度與機場安檢的必須性劃上等號。廖亦武在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的答謝辭成了對抗逮捕、酷刑折磨異見人士的祖國的滔滔雄辯。
即便在郭女士的桌上，他對莫言得獎還是義憤填膺。中國政府高興的很，一位被表揚的作家不須要總是異議人士。「但是莫言宣稱中國監獄裏頭沒有關押作家」他說「這根本在説謊！」廖這時提高了嗓子「Wo kangyi」—「我抗議！」他説道。這句話乃是引述他那首《大屠殺》長詩。他又重復：「我抗議！」。我該好生默誦這個句子，他說。抗議不平之冤要比我第一個學期學會的禮遇辭令要來得重要得多。
給默克爾的包裹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對這個政權做出抗議，德國也要。「一個人第一次跟一個獨裁國家做生意，心裏還有點過意不去」他說。第二次罪惡感減少了許多。「作了十次以後就理所當然了。」也不在乎是否環境污染、或是把惡劣的工作環境一併作爲減低成本的考量。他有次讓人帶一個《竊聽風暴》中文版的DVD給默克爾，這部片子在中國地下市場熱可炙手。廖希望默克爾能夠由此回憶她自己的東德背景 — 「也同時向她説明我的生存現狀」。
這個生存現狀在他身上留下一個疤痕，譬如他鼻子上的疤。他摘下眼鏡給我看。他那時人在四川，準備採訪一個冤獄人的故事。他聼人說，此人只因爲上錯卡車，結果被關在一所名叫「幸福城」的監獄長達16年之久。當廖拜訪他時，那人卻病的奄奄一息不能説話了。廖的書裏充滿這樣離奇的際遇。在回程路上廖突然遭到打劫，到今天不知道是何方神聖。那人一刀砍在他的鼻梁上。他身上所有貴重物品遭劫，而留下一命。
然後我們終于可以出門散步，到離此不遠的新威斯恩特（Neu-Westend）地鐵站。廖穿上大衣戴上毛帽。我猛一看以爲他瘸瘸地，定睛再瞧他又正常的闊步前行。他過得很好。只是「自由」的感覺對他而言即便在這裡也談不上。他常思念他的朋友，懷念他母親。這時他的句子變得簡短，郭女士的翻譯越加流暢。他說柏林讓他想起老成都。「成都以前都是矮房子」。他也談到柏林年輕人聚集在地鐵站裏暢飲，也送給他一瓶啤酒喝「我從來沒碰到過這種事」。他說他懷念川菜，他的最愛餐館卻是住家附近的德國菜「菩提老闆娘Lindenwirtin」。
當我們步行至櫻桃樹街和橡木街口時，他說到每逢憶起一個家、還是「○九九」囚犯代碼的時光，心中常相縈繞的一句成語。類似這種四字成語在中文裏有上百個。而這個成語適用於各種情境，他說，可以形容流水、或永不歇息的柏林交通，也可以形容永續向前的時光。他説道：「川流不息」。郭女士譯成「Ein endlos fließender Strom」 每當人感覺「失落」時，這個成語就挺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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