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150周年誕辰紀念：不畏抵觸1864: Immer auf Kollisionskurs

Ökonom und Soziologe Max Weber (1864–1920)  |  © Hulton Archive

馬克斯·韋伯150周年誕辰紀念：不畏抵觸1864: Immer auf Kollisionskurs （deutsche Version）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毫不留情地闡述現代生活的種種矛盾。 150年前出生於埃爾富特（Erfurt）。他對現代的分析直至今日依然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2014年4月10日《時代周報 Die Zeit》

作者：Gangolf Hübinger筆者在弗蘭韋德市（奧德河畔）的Viadrina歐洲大學教近代文化史

 
1905年，當俄羅斯軍隊鎮壓沙皇帝國革命的當兒，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正在介紹德國讀者認識烏克蘭歷史學家Michail Dragomanow 。此人於1880年尋求各種方法，試圖以民主作爲基礎，達到「泛俄羅斯文化與個別國家文化自治理想狀態之統一」的和解。自由在沙皇帝國有希望嗎？韋伯那時以兩個長篇論文回答這個問題。

近來相關韋伯的傳記作家，Dirk Kaesler、 Jürgen Kaube 和 Joachim Radkau酷愛所謂「狂野馬克斯 wilder Max」，在他抑鬱狂躁性格、公民憤怒和色情覺醒記事之間搖擺不定。而韋伯的重要性其實必須拜謝於他的另類激情：譬如針對1905年的俄國革命而來一股莫大的衝動，他嘗試將其科學認知與當時情勢作出比對分析。

在既有的經濟條件之下，如何設計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框架？縱觀韋伯的一生總也爲此思維所驅動。他還涉獵古代農業資本主義、東亞世界宗教、以及現代歐洲合理化的生活形式 –這位集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大成於一身的學者，永恒地矢志專研當代診斷學（Gegenwartsdiagnostik）。

所以直至今日，每逢危機年代科研員和知識人就回到韋伯重新出發。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前不久，計劃舉行一個馬克斯·韋伯會議。 2009年，一位德黑蘭社會學家和領導改革政治家，因散播韋伯思想而受到被判死刑的威脅。當然，韋伯書籍並未提供各種世界危機藥方。然而他所關心的問題，都是我們的問題。而他如何斟酌拿捏這些問題，實具典範之效。

馬克斯·韋伯的一生經歷無數危及根本的斷裂動盪。他親眼目睹19世紀末大眾文化的崩裂，同時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誕生了。他也是尼采、畢加索、弗洛伊德、列寧，等於橫跨了倫理、美學、色情、政治激進變革的時代見證人。

Weber will den Kapitalismus auf den Begriff bringen韋伯要讓資本主義簡易明瞭

150年前， 1864年4月21日，他在埃爾福特誕生了 –八個孩子裏的老大。當德意志帝國1871年成立時，他才七歲。他在柏林完成高中畢業考。與父親 – 一位國家自由主義職業政治家 –關係緊張一直到1897年父親驟然去世爲止。他嚴格信仰新教的母親海倫（Helene）對他的影響力較深，娘家姓是Fallstein。

1882年開始，年輕韋伯在海德堡和柏林學習法律、經濟、歷史和哲學。特別是法律科目的學術訓練造成他用字遣詞的嚴謹作風。還是一名大學教師，他轉入國民經濟 – 1894年，他被網羅進入弗萊堡大學任職教授 – 直至後來經濟在他一直佔據首要地位。

然而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求知欲主要是針對「當代文化」的綜合成因及其呈現形式。近乎狂躁的工作狂韋伯，剖析現代世界，並將其社會科學領域的分析術語端入歷史系譜學。如是，他不再是一個博學通才，而成了一個普世問題的思想家。他的學術身段乃是從當今追溯古代劃出一個大弧形，重新歸本，主題而得歸宿：他一生探索，經濟關係如何對社會秩序和生活主宰作出影響；同時嘗試讓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和結構的概念簡易明瞭。

韋伯通悉史學令人嘆爲觀止，很早就在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維基百科：1842年獲哲學博士。對古代史，特別是羅馬史有精湛的研究）的文獻可見。這位著名的古史學家對韋伯1889年8月的博士論文驚嘆道：「人子，汝手握吾之長矛，吾人之臂，無以承載矛之重兮。」此文句更有勝於軼事一樁。因爲韋伯已執起長矛。如同蒙森，他是一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不吝於批判帝國的中產階層，說他們依偎在俾斯麥的「凱撒專制」之前。他與蒙森同樣致力於一個非宗教自由個人主義的人道精神。雖然對民族主義運動他並不陌生。1895年他在特別生動的教授就職演講裏，發表了一段當時相當時髦的理論，唯帝國強權才可能在歐洲主導之域的鯊魚池中生存。

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為什麼不進入政治呢？答案可以在他經常被引用的論文裏找到，1917年出刊的《科學作為一項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和1919年的《政治作為一項志業Politik als Beruf》 ：因為科學本質儼然自成一套法律之域，有必要與鬥爭話語之境的政治嚴格分離。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短暫地轉移陣線。在左翼和右翼顯然兩極化的情境之下，1918至1919年大革命他轉向左派自由主義的德國民主黨，為之助選。然而，1920年4月，他結束了他的政治參與 – 理由是：「政治家應該且必須作出妥協，但我的志業乃是：學者。」

然而，他是一個很少花時間在大學裏的學者。韋伯在弗萊堡大約兩年，1897年，他應聘至海德堡。卻因一嚴重的神經疾病不得不限制其教授生涯，且在1903年必須全然放棄。從現在開始，他靠著家庭資產，從事民間學者。

1904年，克服身心之苦康復過後，他接到是年9月參加聖路易斯世博會的邀請。韋伯一向行跡遍佈，去過愛爾蘭和蘇格蘭，巴斯克地區、荷蘭、羅馬。現在，他抓住機會，一心探究現代花朵綻放之地：美國。

Es verändert sich der "Typus Mensch"「人類典型」改變了

1904年8月底馬克斯·韋伯和他記者兼婦女權利活動家的妻子，瑪麗安·韋伯（Marianne Weber）來到紐約。摩天大樓在他們眼裏儼然是資本主義的新立堡壘。馬克斯·韋伯不僅僅只作城市訪問。當德國代表團從聖路易斯前往華盛頓接受總統接待時，他卻反向而行：前去印地安人領地的奧克拉荷馬州。那裡他觀察到克里克（Creek）和切羅基（Cherokee）部族，如何把自己的政府批地出售給農民、房產炒客和鐵路營運商。這位經濟學家立馬意識到拍賣場上一翻兩瞪眼的利益衝突。正是這樣的場所讓韋伯見證，為什麼資本主義是「我們現代生活最致命的力量。」

探索之旅從西部邊境朝向前奴役制的南方：韋伯夫婦前往阿拉巴馬州的布克華盛頓Tuskee學院訪問。此乃第一個為黑人而設的教育機構。只要情況允許，馬克斯·韋伯必也參加各種不同信仰團體的禮拜活動。

知識的文化史洞悉經歷和探索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一個人看到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但是如果他從字面意義上所經歷得到的，他就會知道得更加精確。韋伯夫婦接著出版的美國信札見證了這個道理。因為他必定給美國帶來了很多東西：全方位的經濟知識和一套社會科學客觀性的嶄新理論。他的著作 –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 卷首相關加爾文主義（Calvinismus）對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重要性就在此完成。儘管如此，美國之旅標誌著一個「轉捩點」，正如美國研究韋伯的學者勞倫斯·斯卡夫（Lawrence Scaff）在他最近著作《馬克斯·韋伯在美國Max Weber in America》所示。因為探索之旅結束，他不但很快地完成著作中最具影響力的新教倫理（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韋伯的觀察視野也較富於變化了。首先，他提出美國自由政治社會化裏頭的經濟活力，可作爲被專制封閉了的德國公民階層的未來展望。

1900年左右對許多人來説，這個未來展望顯然是一種威脅。人類意識到站在一個文化門檻之前。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吴爾芙（Virginia Woolf）甚至記載了時代轉變的日期：「在1910年12月前後，人類的性格改變了」。 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説：「人類典型」改變了。

1910年左右，進入電氣化、快速化、多元化高度現代的過程正是他研究的固着點。韋伯想系統性地重新整理人類群居的社會科學知識。這個領域的知識如同指南手冊般地將之法典編篡爲「社會學」成了他手中一項偉大工程。直至臨終他苦行僧似地不懈不怠。在《科學作為一項志業》一文 – 一篇強烈反映個人認知的文本 – 韋伯提出一個知性行為理論： 現代文明人恆常生活在異構系統和「異族兄弟」的永久衝突。工作和經濟、宗教、法律、科學和藝術均已分離發展，各自成為恆向合理化、自成一套規律體系的領域。因此，現代世界公民眼下，再沒有任何事務要比各個生活領域間的「價值衝突」，更須要不存幻想地釐清。 「最終論述對每一個單獨個體，可能意味著是惡魔或是上帝，個體有權決定何者為神，何者為魔。如此這般釐清一世之序。」

Der Mensch des 20. Jahrhunderts lebt in unlösbaren Dauerkonflikten 二十世紀的人類生活在永恒無解的衝突

很形象地，韋伯勾畫出現代性的基本特徵，他著名的用語「覺醒之世Entzauberung der Welt」作出最佳描述。他極其嚴格地避免使用「進步」和「墮落」等字眼為當代作出敘事。他的當代診斷學牢牢凝視現代性的巨大矛盾。現代人無處不在新創「自由」的民主化之域。但也處處構建「固若金湯」的隸屬機構。

韋伯相逢同代人中的衛道主義派大多苛刻且傷人。所有一切必須將之智識化不可。 「鬥爭」對他們而言，不僅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還是生活行爲的一部分。因此這些人總也視韋伯為一個智識的挑釁表徵。

這個理念抵觸充分反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1916年起，他加入許多持懷疑態度的反對人對開戰理由和開戰目的僵持不下的爭論。此前，他並未表態，因為1914年8月2日起的14個月，他掌管區域儲備醫院管理處：他自告奮勇擔任海德堡警備司令。

同時間，他沒有放棄他的研究。當歐洲熊熊戰火燃燒之際，韋伯撰寫儒家、佛家和古老猶太教的經濟道德觀。大戰最後一年，他重新回到大學。但並非心甘情願：對韋伯來説，它實是「公民責任」，以便政府印製戰爭債券，且國家損失慘重也迫使他，一個民間學者15年後重新公開講授。一個在維也納發生的插曲讓韋伯在1918年受聘到慕尼黑，但堅稱：「我乃是為筆桿和講壇而生，而非教師辦公桌。」

相關現代國家運作的問題，已然形成他的思想核心，耗盡他作為知識人、學者和公民的所有能量。

知識人韋伯抨擊「1914年概念」反西方「德國式自由」的特異獨行。相反地，他呼籲 – 在俄國二月革命和美國1917年4月參戰之後 – 一個道德責任的「1917年概念」。通過兼併或是貢品達到的「凱旋和平」，無以作爲一國奮鬥之目標，一個「談判和平」才是必要的，以解決大規模重建的問題。然而這個以專制元首是瞻，政治懦弱公民階層的國家還沒有準備好。

這位學者韋伯無法不對他意識到的當代問題嚴格地作出系統分析。他的類型學以全然的魅力、理性和傳統統治造就了全球文化遺產。1920年夏天最後一次聆聽他國家社會學演講的聽眾，備受其人格魅力和「兩大歷史革命力量」理性主義感召，並橫跨「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與德國「聯盟合議（Koalitionskollegialität）」之經緯，為諸種原則之間的相互作用作出闡述。。這個怪異詞彙是他針對威瑪民主而新創。

身為公民，韋伯試圖為1918年後毫無安全感的公民，提出他傾向的緊密監督運行的，而非「群龍無首」民主制。可是早期的威瑪共和國的權力平衡卻不逢其時。韋伯乃是對民主作出貢獻的極少數人之一。而他的時間並不充裕：年僅56歲，他被毀滅性的西班牙流感感染，染上肺炎，於1920年6月14日辭世。

Welche Rolle spielt Max Weber heute? 馬克斯·韋伯今天扮演什麽角色？

他出生150年後的今天，他的工作，他的人格遺留給我們什麽呢？

韋伯的思想風格、特別是他在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之間，激活緊張和對立的能力無遠弗屆：一個「理性」的民主國家需要一個政治精英層，以其個人魅力和效率管理，融合並控制個人和團體利益。 「理性」的資本主義，反過來應把利益集團將之制度化，不斷地迫使重新妥協和限制玩弄政治伎倆。迄今為止，現代民主仍然面臨此兩者間無解之對抗。

這種對立之於韋伯絕非醜聞。對立之呈現在他乃是現代表徵求之不得。於此他尋求的是政府的或文化的同質化，如同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知識人的訴求。現代人的生活秩序不斷與他們自身利益和價值取向抵觸：從這個角度來看，很明顯地，韋伯承襲康德的傳統訴諸人類生活的「性格孤僻社交性ungeselligen Geselligkeit」，強調的是「性格孤僻」。自由衝突的研究學家，譬如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同意這個論點，與韋伯同肩並行。

馬克斯·韋伯可能是近代最敬業，同時也是與科學保持最遠距離的觀察學者。誠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六十年代問及她的筆友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關於韋伯之事，筆友陳述了一段個人經歷。當被問及推動科學的意義何在之時，韋伯回說：「在於測試人類忍耐的極限Um zu sehen, was man aushalten kann」。無怪乎，他所有研究最終都歸結為當代存在診斷學。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比認知欲更能驅動他，了解並設法忍受「今日文化」何以「如是這般–而非他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