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Staats-und Parteichef Xi Jinping bei seinem Besuch in Berlin Ende März | © Maurizio Gambarini/dpa中國黨主席和國家領導習近平三月下旬蒞臨柏林訪問 |
2014年4月3日《時代周報DIE ZEIT》
作者:Lily Gardner-Feldman是一位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員。
原文英譯德: Matthias Schulz
Asien: Ihr seid Vorbild 亞洲的楷模:德國 (Deutsche Version)
亞洲可以效法德國,以爲借鏡。特約 Lily Gardner-Feldman撰稿。
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參拜對象也包括戰爭罪犯。德國總理府發言人斯特芬·賽貝特(Steffen Seibert)尖銳地回應:「面對二十世紀可怕的戰爭行爲,每個國家都必須捫心自問自身扮演的角色,惟此良心問責才能與過去的敵人建立未來。德國於此念玆在玆堅信不疑,而我相信這個信念適用於所有國家。」
此後不久,聯邦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與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更加大膽地定義德國的外交政策。雙雙宣布,德國將會在世界舞台上承擔更多的責任,且作出「實質貢獻」。高克指出「與鄰國和解」乃是戰後德國首要處理國際事務的成功案例。這個思維確是相當可取的指導路標。
這也的確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德國可以將自身的經驗和睦鄰抱負,轉換為外交政策提供給亞洲。1937年至1945年恐怖的中日戰爭在亞洲從未徹底做過歷史評價。這項失誤顯示出即將面臨更加危險的後果。
日本、韓國和中國之間領土歸屬的島嶼爭端逐日升級。張牙舞爪的民族主義和相互挑釁四面八方漫佈而來。德國迄今置身度外。而德國聯邦政府不僅證明是戰後與鄰國和解的最佳歷史楷模,且命中注定是一名最佳斡旋者。
事實上,外長施泰因邁爾已經明言東亞乃是衝突的第一來源,且德國能夠為和平做出貢獻。於此我提出幾項德國能夠立時參與協助的事務:
力勸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動與日本對話;
日本、韓國和中國各派遣代表前往中立之地,談論領土爭端和深層的歷史猜忌;
召開東亞利益攸關團體會議,討論德國戰後七十年來和解努力的經驗教訓。
德國至少可以與之分享的十項經驗如下:
1、
首先須知和解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永無止境。東亞之域顯然期冀臻至的完美和諧之境,永遠不可能有。
2、
和解往往是由民間社會推動。於此政府鼓勵尤其重要。
3、
和解無論在政治或是民間都極可能遇阻。故而急需有遠見的領導者。
4、
和解也可以解決領土爭議,但並非立馬可行。此類衝突作爲大型事務中之一環才比較容易處理,其歷史和情感問題可以分開獨立解決。
5、
支付給受害人的索賠無法單凴法律裁定,且不應被視為依據裁定履行完畢,即責任告終。德國也對以色列的索賠做出償款,雖然德國二戰罪行期間猶太之國尚未成立。若沒有這些償款項,就根本不可能和解。
6、
所謂「和解」只適用於合作夥伴。中國和韓國不與日本進行對話,就無法期望和解。
7、
區域框架協議非常重要。中國,南韓和日本之間的自由貿易談判可作爲和解之依據。
8、
過往罪責的承認並不非要透過正式道歉或議會認可才能生效。一個非正式的遺憾表態,足以導引進入和解進程。道歉的有效性並不與寬恕與否或是受害者原諒與否發生關係,如此和解才能夠登堂入室。
9、
和解需要一個共同的道德層次、歷史理解和平衡務實。在政府準備好之前可以由私人民間完成道德層次鋪展。
10、
和解過程當中須要第三方進入調解 – 這個角色,在德國的情況下正是由美國發揮完成。
針對如何與歷史打交道的課題,過去十年東亞之國都是從德國汲取靈感。日本和南韓各政黨和非政府組織陸續派遣代表訪問德國,以了解如何對受害者作出賠償支付、如何編制歷史教科書、如何與過去的戰敵共同合作研發多語種教材、以及如何啓動青年交流與姐妹城市項目。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和韓國總統樸槿惠已明確表示,法德關係乃是他們的楷模。但僅僅如此絕對不夠的。
德國必須更主動地作爲自身歷史教誨的代言人:要成為一個萬人景仰的地區大國,既不須要軍事介入,更無須響亮的民族主義。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