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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東西德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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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後的第二天：一份東德對「未來」的記憶 ， 以及「未來」的轉變
作者： Christoph Dieckmann
每一個記憶就在今日。每一次紀念，為的也是今日。如今，我們又次慶祝圍牆倒塌？卻今昔人事全非。
1989年11月9日密密麻麻的影像凍結了，歷史有序地釐清了，政治標簽化地紀念那一天：德國人歡慶的夜晚，統一的前奏曲、冷戰的結束。現在，回頭紀念那一天，這些意義重新鮮活起來。而這些意義是如何呈現世人呢？ 89年代的東德人，在庫當大街狂飲香檳酒、收取歡迎回歸金，駛著衛星轎車（Trabant）開向自由世界，行跡甚至走至法蘭克尼亞（Franken）。 如同一首歌的歌詞唱道：「走過霍夫市（Hof），就是我們的幸福。」
這一幕幕也確實發生了。只是這些影像隱晦了圍牆倒塌的最終真意：一場和平革命。
撰寫這篇文實有愧讀者。因爲決定了德國命運的那晚，我根本不在現場，人下榻在瑞士。那次境外教堂之旅的特權，成了世界歷史對我個人的懲罰。1989年11月5日的黎明我走過冷清的亞歷山大廣場。那一刻竟成了曾經熟悉的東德與我永恒的訣別。前一天，11月4日，這個廣場還充斥成千上萬示威人民，公然反對東德唯一執政黨 - 統一社會黨（SED）的政權，歡慶東德人民革命，好似凱旋最終屬於理智。
11月4日廣場上擴音器發出的聲音，永恒地飄響耳際。女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鼓吹對抗政權裏的牆頭草。弗里德里希﹒肖萊馬（Friedrich Schorlemmer）宣揚從政治客體轉爲政治主體的豪情。瑪麗安﹒貝特勒（Marianne Birthler）談到共和國假日那天警察用警棍施暴，還有年輕律師格雷戈爾•顧斯（Gregor Gysi）闡述，最好的國家安全就是保障法治。
然後睿智異常《奧德賽》中的涅斯托爾上臺。「好像，有人打開了一扇窗子」 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用他朗誦聖經般的聲音說。「這些年來的停滯、暗沉、烏煙瘴氣、胡言亂語 – 如今這個轉變居然發生在德國，一個幾乎斷送所有革命的國度，人們始終屈從於權力，權力導致墮落，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社會主義 - 不是史達林主義，而是清楚無誤的社會主義，我們一心一意要創建的 -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實現，人民當權。朋友、同胞，讓我們共同行使這個權力。」
歡呼！
僅僅歡呼而已？1989年11月4日的記憶，總也局限在真的、美的、善的部分。不過，許多人上臺發言，也傳達許多非常不同的聲音。 27位人士登臺演講，包括首席特務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和典型的政權牆頭草，柏林統一社會黨的領導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狂喜心潮一下把示威人數飆成全國民衆力量：據説有五十萬、甚至可能高達一百萬之多的公民走上街頭。其實大概有20萬人。這個數字不代表所有東德人民，僅僅代表一個甦醒的少數群體。
10月18日，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上臺替換了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成為國家元首。在他第一次電視講話中，克倫茨呼喚東德人「親愛的同志」。他宣布政權轉型和對話開始。儘管 11月4日的柏林巨型示威被批准，旁街小道裏仍然佈滿武裝警察，以防群眾闊步邁向布蘭登堡門。但是，無論是演講人還是群衆，手擧著豪情萬丈的橫幅，在在顯示他們嚮往的根本不是西方。東德電視現場直播了足足四個小時。亞歷山大廣場當天不僅締造了圖像，更重要的是解放了語言。一篇篇演講稿結構出一個充滿希望而文本豐富多彩的政治風景，因為是由官方直播，所以可被視爲一次於國合法的内容。於此之後，就再沒有回頭路了。
載著一顆快樂顫抖的心，我去琉森（Luzern）德語新聞從業人員協會的年會上。在琉森湖畔無以感受我們人民革命的美麗，但西方同仁被我的熱情深深打動。會議結束後，一位來自司徒加特的同事請我搭他便車，還說了句前所未有的自由之語：「現在，我們開去米蘭，喝卡布奇諾」就上路了。11月8日，沒有護照也無須擔憂。行駛當中電台宣布，東柏林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已經辭職下臺。過了聖哥達隧道電臺開始喋喋不休意大利語。阿爾卑斯山消失在車後，童話般城名的米蘭盡現眼簾。米蘭白色大教堂閃爍地像一艘夢舟。我幸福地哭了。
終於回到柏林，一封寫於11月10日的信函等著我：「景況原來如此，這一天，半個東德矗立在邊境，每個人都瘋狂地意欲過境。狂喜，來回不斷，最奇怪的是.....我内心竟然沒有一絲喜悅。相反地，一切靜止。克里斯托弗啊！我們小小古老的東德還會剩下些什麽呢？我很擔心。接下來的幾週內，這個國家將會以非常高的價格償付它二十年來坐吃山空的結局，既有的生活已然結束。然後，你還必須必須爲此加油點燈？乾杯，你悲傷的L.．」
那一天,如此沉思之人並不多。夜之忘我情懷橫掃11月10日這個日子，國家機器勉強湊合地釐清渠道。翌日上午東德邊防軍再次加蓋證件。內政部長迪克爾（Dickel）表示，新訂出境規則將永遠不變。世界醒來了。莫斯科蘇聯外交部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 Gerassimow）宣佈一個象徵里程碑的歷史性時刻降臨，但警告不要隨意猜測邊境的變化。到了下午晚間時刻，西柏林舍恩貝格（Schöneberg）市政廳外面聚集了兩萬柏林人。東西兩邊的德國英雄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呼嘯道：「我一直深信，用鐵絲網和死亡地帶作出的分隔，有逆歷史潮流，如今彼此相屬的，終究匯集一起。」總理科爾（Helmut Kohl）業已宣佈：「我們本來就是，且將來仍然是一個國家，我們將一同向前邁進。」西柏林市長瓦爾特·莫波爾（Walter Momper）自制地説：「東德人民知道民主可以為他們帶來什麽。」那麼，接下來吟唱德國國歌，錯得離譜，接下來伴隨著口哨合聲。
是晚，東柏林也唱起歌兒。 八萬名統一社會黨同志在東柏林勒斯特加滕（Lustgarten）高歌：「前進！前進！上戰場！」。統一社會黨領導人埃貢·克倫茨允諾「一個社會主義，一個由吾國人民主權設計的社會主義。」其所云主權，當然是走出了國門才有的。斯特凡·海姆反感地說「英雄國民的革命向赫提百貨公司進軍了。」
真正的革命家在哪裏？譬如，在貝帛﹒波莉（Bärbel Bohley）的廚房裡，在「革命之母」那兒。民權活動家拉爾夫·赫希（Ralf Hirsch） - 1985年被褫奪國籍而流亡海外。後來是西柏林市長瓦爾特·莫波爾的辦事員，現在首次又回到東邊 - 經歷了百感交集既快樂又沮喪的心情。擔憂在所難免。現在東德會怎麽樣？解放之後的起義又會怎樣？它會成爲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嗎？眾所念玆在玆的第三道路呢？共議最後訴諸於一紙之文，並呼籲成立一個圓桌會議。格爾德﹒波佩（Gerd Poppe）後來回憶說：「這並不意味接管政府權力，因爲我們並不是被選出來的民衆代表。」
11月9日，自由民主的東德報刊《清晨Der Morgen》，發表了一篇與貝帛﹒波莉的採訪。問：「許多東德人都離開了，而且繼續移外，而您卻留下、、、」波莉答：「、、、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抗拒。其實這個國家是我們的，而不是統治它的人的，我從來就搞不懂，為什麼該是我走路。」
現在貝帛﹒波莉視打開圍牆乃是統一社會黨的一場政變。新論壇（Das Neue Forum）警告自由出境的後果。1989年11月10日還能夠逆民言談嗎？連天主教的大主教也警告說，「儘管有行動自由的權利，我們在上帝面前還是請求大家考慮一下，他的離境對周遭鄰居有何義務，但願打算出境的人，面對上帝捫心自問，他的決定是否合理。」
今天，在我們全球化的世界，顯然忠守家鄉顯得非常鄉願。然而至今我依然欣賞他們的社區意識。無止境的活動性，我曾經的哲學教授理查德·施羅德（Richard Schröder）說，是世界末日的微妙形態。無止境的個人化亦然。
柏林圍牆倒塌當然帶來自由 - 同時私有化了自由。它把一場人民起義塌散成百萬個人慾望。在未來幾個月內東德政策，從內閣默多（Modrow）到德﹒邁齊埃（de Maizière）自由選舉而生的政府，氣喘吁吁地把歷史抛向身後。總理科爾允諾將會給予迷失方向的東德一個國家新秩序，並稱其為德國統一，然後他以一位經濟指揮官的姿態登臺。而大多數人都把選票給了他的黨。
東德是一個如同華沙條約的內部系統組織。它只能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運作。柏林圍牆的倒塌意味東德的結束。沒有人能比得上那些西柏林樂飄飄的酒鬼，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地證明這個道理，酒鬼用一個西德馬克兌換10個東德馬克。然後到東柏林弗里德里希的咖啡廳用五分錢就喝到了他的啤酒。到西柏林喝瓶啤酒的成本要用我14 個東德馬克才喝的到。開放邊境不僅毀滅東德經濟，還遏止東德人民誠實地面對自己。負責任地留在東德，用豁朗開放的態度生活，然而既是自己過去的載體，就很難不成為西方的附庸。東德人民濃縮成全德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成了一個繁榮社會大多數的破產養子，而他們既不須要，也不懂得東德。
西德沒有錯過任何東西。東德的文化和歷史在西邊至今依然陌生。西邊媒體的優勢擊碎了東德人民革命的主要訴求：公眾。所有關於國家的定義都由西德說了算，所有相關東德的事務，成了地方性事務。來自東德背景女總理和德國聯邦總統對此漠不關心，也不准備改變。
然而：德國今日乃是一個多弦敘事。兩個德國的過去永遠合併不了。我們自己東德的，要靠我們自己來釐清，他人的則由他個人。少一點歡慶情懷，釐清的工作就可以做得好些，既不固執，也不唯諾稱是，不戀棧東德，也不像非法治東德國家機器的宣傳。東德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她怎麽死的？— 死于匱乏。— 匱乏於何？— 自由和真理，道德人士會這麽說。這個翹了辮子的國家的死因在於一串串官方謊言、秘密警察、圍牆、無理取鬧的統一社會黨政權，她還死於侵犯人權。她總是要求順民姿態。
經濟學家算計的方式不同：這個國家死於效率低能、科技落後、死於昂奈克的補貼和債務政策，寅支卯糧、經濟和智力的驅動力雙雙被封殺。道德學和經濟學就此邂逅對立。
從紀念的政治意義上來說，道德贏了。 1989年的秋天示威者一枝獨秀的勇氣，遮蔽了那些就在國家動盪之際出走的人的意義。這不完全公平。因為先有他們的出走，才刺激了仍然滯留國内的人。東德崩潰的一切現象都是危機的導因。革命雖趕走了政權。未來卻不是革命的藝術品。
該來的，真的就避不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也許。但沒有人洞悉未來的歷史，而未來也不是最終狀態。這個道理適用於偉大歷史，也適用一個人的生平。活在東德，並不是爲了她的結束。四十年東德曾經有過相當豐富、甚至相當有希望的年代，取決於莫斯科營造的氣候。唯一不變的是蘇聯老大是統一社會黨手下東德的監護人，無論物質或是政治上，要比視美國為監護人的西德來得專制。兩德之間的政體競爭，道德制高點在誰那邊就在這個時候呈現：沒有圍牆，就沒有東德。
1989年11月4日，我們迎接的一個未來，她其實已成過去，未來一旦露面，她勢必隱退。她成了真理烏托邦的永生象徵。就我個人而言，圍牆倒塌實是一個福祉。就政治而言，我擔心民族主義的激烈化，接著而來就是外交政策的軍事化。
1989年11月9日結束了德國分裂。 1989年11月10日開始了一個新時代。看似若此。隨著和平革命的奇蹟發生，我們冀望永久的和平。但是因爲老亞當沒死，我們到今天還巴望著。我們放眼看看世界，認識到我們的德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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