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黎世報》(NZZ Neue Zürcher Zeitung)27.8.2005
石黑一雄於1954年出生於長崎,自六歲起就一直住在倫敦。他的名字通常與他被成功拍攝成電影的小說《長日將盡 The Remains of the Day(德文書名:Was vom Tage übrig blieb)》相提並論,也被認為是英國的精彩縮影。一如這位作家所深信不疑,外表蒙蔽一切。
一開始,錄音機和待提問題尚未出包。石黑一雄提及這趟前往瑞士的旅行,希望能夠對神秘的瑞士第四種官方語言來自印歐語系的羅曼什語進行更多了解。也牢記友人提示千萬別錯過一訪韋爾札斯卡山谷(Verzasca)。還饒富興趣地詢問在新總統統治下的伊朗會如何發展,並寫下該國數位當代重要作家的名字。在實際採訪開始之前,就閒聊了整整一個小時:他也想 – 作家坦承 – 從採訪人身上獲益。
求知的態度不僅僅因爲作家和藹可親的氣質和都會開放的性格。當採訪談到關於他出書的節奏時 – 石黑平均每五年出版一本書 – 為出書經營公共關係,他必須投入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一名作家出完書後可以重回書桌的日子不再。你必須完成一次次的朗誦旅程,在家的時候不是接受電話採訪,就是煩惱那書加拿大版的封面問題。目前,作家被認為是出書的最佳營銷工具 – 這真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原本我可以寫的每第三本書的時間都因此被消耗掉。」
寫作不帶地方色彩
即便如此,他不會讓你感覺虛應採訪循例作答。石黑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有自己的想法:他似乎比較著墨於如何顧及國際讀者的族群。他說,他或許是他這一代作家中的第一個,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他的書必須具備可翻譯性
– 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文化上。 「比如説,從語言層次上意味著我會放棄文字遊戲。此類英語寫法在音調或語調機智可能極具吸引力,可是一旦試圖畫龍點睛地道出意境時卻了無生趣。我也避免用品牌描述一個人物
– 她穿的衣服,她開的車,她上的餐館;因為這種信息會讓今天住在倫敦的讀者有感,而不是挪威或堪薩斯城的讀者。我甚至顧及到最基本的層面,也就是書的主題,有些内容可能在英語背景下很重要,但卻不一定在別的地方。」
石黑一雄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 畢竟《長日將盡》一書所創造的英國精彩縮影出自他手。「《長日將盡》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家反駁道。「它儼然是一部非常英式的小說,然而實際上這本書所設計出來的正是一種有關英國的國際神話
– 它是非洲人或中國人想像中的英格蘭。一個英國鄉間豪邸的管家 – 立時讓人進入一個人人篤信皆知的神話世界;因此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並無關緊要。我寫的並不是寫作當時所看到的英國;而是意識到這個有關英格蘭的強大神話確實存在,甚至還被這個國家滋養著。我感興趣的是
– 這個神話底層的黑暗面以及它代表什麼。人們當然可以將之視爲懷舊之情,並從而建立一個完整的旅遊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可以成為政治和道德束縛的象徵,並且在個人層次,也可以意味著人們生活的某種情緒壓抑。」
反過來,這也正是石黑寫作的核心:大多他的主人翁才是生活無聲謊言和自我設障的藝術家。他1982年出版驚人成熟之處女作《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有所隱藏,因為幻想和壓抑在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她自己的過去之間相互交織,直到最後不知不覺令人震驚地撕裂開來。接下來
– 《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和《長日將盡》– 兩本書中主人翁的用語明顯主導讀者視聽敏銳地:在憐憫與搖擺的憤怒之間,沉浸於他們責任感枷鎖所明示的人物性格。畫家Masuji Ono從一名“浮世畫家“轉變為御用宣傳藝術家,背叛了他最有天賦的學生以
“不知所為爲何”可怕天真罪名密告州警察;而《長日將盡》中的管家史蒂文斯不但犧牲了他的勞動力,還為受限和被蠱惑的貴族犧牲了他稀疏殘餘的情感生活。
自製牢籠
這些如此孤立的人物佇立於他們幾近自我毀滅的使命裏 – 石黑將他們的行為視為對社會條件的反射動作。「這些小說的主角在他們所處社會並沒有其他選擇;也早已接受了這種社會秩序和普遍的道德認知。一般人欣然自願地走進精神牢獄,假如這樣才能獲得歸屬感的話,或者他們唯有完成義務才能意識到自身價值。如果身為局外人來看他們,我們可能會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無法突破狹隘的世界觀;然而事實上,大多數的我們都只能以相當侷限的視野和選擇來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