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正在瓦解家庭 – 而且非常微妙地進行著"。

Dieter Thomä在他位於的西柏林公寓。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成為資本家。
這就形成了巨大的衝突”。

FAZ 15.12.2012

2023年六月德國第二電視臺晚間新聞Heute Journal引述德國統計局對獨居家庭統計出來的數字報導說：

“在德國四千萬家庭中，有41%都是單身獨居，早在1950年時，這個比例還只是19%。”

這個新聞讓我想起去年到舊金山居住了長達半年之久的二姐，電話中她驚訝地說：“周邊都是獨居人….。“

當時我簡單地回説：“資本主義使然啊！”這個現象的原因在談話中沒有得以深究。聽到德國國家統計數字的新聞，引起我莫大的興趣。於是找到了法蘭克福匯報刊登對哲學家Dieter Thomä進行的一篇訪談。這篇訪談的探討的是資本主義與家庭的相互關係。

接下來另篇文章由擔任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Max-Planck-Gesellschaft）名譽所長Wolfgang Streek 所著作的“資本主義是如何改變家庭的 Wie der Kapitalismus die Familie verändert”文章原本標題是“資本主義和低迷的出生率”。這篇探討的則是由家庭出發，看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

"資本主義正在瓦解家庭 – 而且非常微妙地進行著"。Der Kapitalismus zersetzt die Familie - ganz subtil

Dieter Thomä說：“經濟要求個人具有最大的靈活性。然而建立家庭的基礎卻是穩定的力量 – 最終短板還是家庭”。

記者：托馬先生，在您看來，資本主義與家庭利益相互

衝突。為什麼？

T：資本主義和家庭之間存有一種典型的衝突：資本主義要每個人從自己的行為中獲得到的利益。這與家庭是不一致的，家庭的經營在於投入巨大努力以成就他人。

記者：一百年前就有偉大的經濟學家在指出類似的問題，但從未找到解決辦法。

T: 恰好正是資本主義的偉大捍衛者Joseph Schumpeter最後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形成個人主義的功利性最終會瓦解社會，從而瓦解家庭。這種功利主義不符合每個家庭必須走過的路徑，比如説維繫家庭也意味著被自己青春期的孩子不斷侮辱爲時兩年的光景。我們早已認知這種衝突。再説，有家累的人從來就不是自由之人......

記者：...不自由當然無法成爲一名資本家。

T: 當然不行。這是第二條衝突線。一個資本家希望自己是流動的。資本是流動的，生活也是流動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須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可變性。資本家害怕被定住了，就像河流害怕結霜冰凍了一樣。然而一個人如果選擇了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他就把自己允諾給了家庭 -- 不光只是資本。

記者：也許家庭侷限了自由才是最大的問題。

T: 三、四十年前人們的想法是：資本家處於社會上層某處，其他大多數人則擁有固定的工作維持生計，循著某些傳統習俗以家庭作為個人背景而生活。基本的衝突並不那麼明顯。

記者：今天呢？

T: 今天盛行的觀點則是每個人都應該以某種方式成為資本家。這就激化了衝突。因為資本家的生活方式今日也被普通凡人所採用。

記者：是什麽樣的生活？

T: 一種不受約束、靈活、為自己工作的生活。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作用，隨時準備行動，以利潤為導向。

記者：這不一定都是壞事。

T: 的確。但它 決定了對事物不同的價值取向，那些能為美好生活做出貢獻的事物。家庭被推到了後面，因為家庭不符合這個價值取向。一個資本家無法忍受他的資本被束縛太久。他必須作出改變，以保持盈利。他必須感覺到改變的按鈕在他手中。這是資本家的最高自由感。但是他同時也面臨到一些狹隘的東西 -- 我想說的是某種不自由的東西。因為他關上一道可以讓他體驗極度快樂的大門，一種人與人之間可以毫無保留交往的體驗......

記者：... ......但却委身于此。

T: 誠然，家庭也是一個充滿變化的場子。但是，即使家庭失敗或解體，某些東西仍是固定的。家庭成員不能被取消。一個資本家則不斷地承擔新的風險。

記者：選擇一個家庭也不是沒有風險。

T: 但是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

記者：哪裏不同？

T: 在正常的風險中，你著手做一件事，衡量成功或失敗的機率。你站在一個高難度的黑色雪道頂端，考慮跌落的概率及其後果，考慮你所熟知的技能 。或是投資於一個事先收集了所有可能信息的證券，且承受價格風險。擁有一個家庭的決定卻是完全不同的：你事先不知道你正在進入一個什麼場域，你實際上在做什麼。這使得傳統的風險評估完全不適用。

記者：不像黑色雪道，儘管有各種風險，我甚至可以從中獲得快樂？

T: 家裡的事情就不是這樣的。既看不到事件的進程，也無法評估機會和風險。儘管如此，我還是作出承諾，而且付出很長一段時間。為人父母冒險的特殊之處在於對自己、對孩子、對伴侶關係的發展基本完全不可預測。資本家玩的是風險。對於家庭，你必須有心理準備放棄資本家這套風險遊戲。否則就無法築起一個家。

記者：願意放棄的人越來越少了。

T: 儘管所有調查顯示，年輕人對家庭的憧憬依然很高。但是，當做出必要行動的時刻來臨時，許多年輕人感到無所適從，面對這個未來束手無策 -- 至少當他們停留在風險評估的思維態勢時是如此。問題是：他們只看重利害關係，關心最終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家庭紐帶與我們的功利主義相互抵觸，好像一切屬於家庭的快樂與我們的消費社會互相抵觸。

記者：家庭比任何一個社會制度都要來得古老。共產主義下的統治階層公開試圖摧毀它 -- 但沒能成功。資本主義會成功嗎？

T: 早期蘇聯確實有大規模的破壞家庭的計劃。 1917年，有人說，孩子並不屬於父母，而是屬於祖國。但僅僅十年之後，國家就放棄了這一計劃 -- 而且不是沒有原因的。正如我所說，資本主義的運作更微妙一些。

記者：而且可能更有效，因為資本主義對家庭的敵意是制度本身固有的。

T: 家庭的瓦解正在全面暗中進行：看看那些年輕人。他們對早早訂下終身一事望而卻步，成家的決定不斷往後推遲，因為永遠沒有合適的時機 -- 這與我們的競爭體系有很大關係。我們的社會已經變得只向一邊傾倒，就像一張長桌，不知不覺地傾斜到了一邊。你若坐在它面前幾乎還注意不到。但如果你在上面放一個球，它就會自動滾向傾斜的那邊。而那一邊並不是家庭。光看制定家庭政策是如何困難，就曉得桌面已經傾斜得多麽厲害。

記者：在其他國家，家庭的重要性要高的多，特別是以市場經濟是為主導經濟體系的國家。跟您說的情形並不太相符。

T: 的確。在美國、斯堪地那維亞和法國，家庭狀況似乎比德國、南歐或韓國要好。資本主義對家庭的敵意這一論點不能解釋一切。法國多年來一直有一項家庭政策，目的在協調家庭和工作，將之視爲兩者兼容且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美國，由於很少推出家庭政策，而把它解釋為宗教使然。那裡對生活抱持的理想更堅實，家庭就屬於這種堅實的力量。但即使在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對家庭的負面影響也在潛移默化中。

記者：特別是對孩子的投資金額並不低廉。

T: 成本高昂的很。一般來説一個孩子一生的花費要到六位數歐元的金額，而投資前絲毫無法估計投資的結果。相形之下你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好好地、相對安全地下注50萬歐元。為這筆錢購買證券總比去養育一個孩子要安全的多。

記者：意思是說，如果你有一份好工作，沒有小孩，到了生命盡頭你會更富有？

T: 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確是如此。還因為養兒防老的老遊戲已經過時了。但是，一個沒有家庭的人會變得更貧乏：生活經驗方面!

記者：如果這種形式的貧困可以用貨幣單位來估價，那麼資本家可能就會意識到，如果沒有家庭的損失是多少。

T：然而這種損失沒有標價，因為在一個家庭中沒有適當的標準來衡量價值創造。家庭並不符合資本主義的運作，資本主義純粹以經濟利益為導向，儘管家庭也有賴於經濟利益。所以無法衡量出貧乏的經濟價值。

記者：那麼，資本主義與家庭永無和解的機會嗎？

T: 從系統設計的角度來看，很難和解。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倒是有緩和的餘地。人性並不完全迷戀經濟的邏輯。家庭帶來的幸福感仍然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訪談記者：Inge Kloepfer。

社會需要新生代以進行更新和延續 – 到底多少新生代才夠則是值得商榷的。© dpa

資本主義是如何改變家庭的

Wie der Kapitalismus die Familie verändert

Wolfgang Streek 6. MÄRZ 2015

Wolfgang Streeck在他的文章 "Kinder, Arbeit und Konsum"（兒童、工作和消費）中，闡述出生和出生率與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計劃有什麼關係。老齡化的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國家移民政策的後果是什麼？能否對 “好 ”和 “壞 ”的孩子進行區分？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及回答，如果不參考政治和經濟，就無法理解。

兒童、工作和消費：為什麼人口學和政治經濟學分不開？

Q: 出生和出生率通常是家庭社會學或人口學的命題。這個命題與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研究計劃中有何關聯？

A: 兩者攸關重大 – 這兩者之間關係的密切到如果不加以相互參考，就很難理解現代資本主義下的政治和經濟。以下是幾個例子： 富裕資本主義社會的低迷和持續下降的出生率，不僅是簡易有效避孕手段的結果，也是1960年代末以來女性就業迅速增加的結果。如果女性未能迅速就業，儘管採取了避孕措施，出生率下降的幅度也會小得多，甚至根本不可能下降。另外，與婦女就業平行並與之相關的是，家庭結構發生了變化；婚姻聯袂變得不再頻繁，離婚和婚外同居反而更加普遍。儘管在幾乎所有的OECD經合組織國家，非經由聯袂婚姻生下子女的比例都在增加 –  某些國家，非婚生子女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了婚生子女的數量 – 然而已婚婦女的生育率仍然高於未婚婦女。  

進一步的研究相當有必要

女性勞動力參與、家庭結構和生育之間的聯繫有非常多的面相，而且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擁有自己的收入使婦女更加獨立，並導致更鬆散的伴侶關係。如果其他方面保持不變，鬆散的伴侶關係會壓低出生率，特別是當不穩定的伴侶關係與不穩定的或要求特別高的職業兩者同時存在的時候。在中產階級尤其如此，中產階級的婦女因為經濟不安全或為了職業發展而放棄生育或推遲生育，抑或因為理想伴侶尚未出現或不夠可靠等等。低端的社會，也就是較貧困的地方，兒童數量卻反而增加，因為婦女在不成功的職場和伴侶關係之下尋求補償。

一個社會需要新生代以進行更新和延續 – 到底多少新生代才夠則是值得商榷的。毋庸置疑的是，今天大多數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再有能力或意願爲了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新生代加入生育的行列；連瑞典或法國等人口政策成功的國家也是如此。那些無法填補因年老逝去而不斷出現人力缺口的社會，可以通過移民來替代或增加人口。移民，至少是第一代移民，通常比本地人口的出生率高，因此也有助於穩定人口的發展。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高成本的融合政策 -- 在傳統的自我人口補給的 "正常情況 "下，這些成本以及社會衝突可以由當地家庭承擔，例如目前在一些歐洲國家正在增加毫無盡頭的社會衝突。

那些認為自己老齡化的，或用社會學家Franz-Xaver Kaufmann的話來說，"年輕化不足 "的社會，儘管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也可能試圖為本地新生代提供幼教服務。然而，這也是有代價的，即用公共或私人服務取代以前的無償家庭的生育，特別是在幼教方面。由於這關係到下一代，家庭之外的幼教水準永遠不夠高，於是就不斷推高了成本。因此，勞動市場的擴大在國家預算中反映出來的是通過改變的家庭結構中，分流出很大一部分照料兒童的外包工作由國家活動來經營。

不希望這樣的國家必須開放其勞動力市場，引進低工資的私人保姆來照顧中產階級的新生代。通常情況下，這意味著更多的移民，更多的衝突和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移民通過兩種方式促進兒童數量的增加：通過他們自己的孩子和為高收入的夫婦或個人提供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那些希望或需要將女性和男性都納入 "職業"的社會，雖説爲的是增加每一個人口的勞動力，也同時分攤增加的人力成本，需要進行反思。由於聯袂婚姻越來越少，遑論穩定的婚姻結構，這樣的社會必須減輕未婚婦女生育任務的負擔，即便她們找不到可靠或永久的伴侶。“私生子”必須以政策促成社會認可 -- 否則就會出現像日本或意大利那樣的情況，在那裡這兩種辦法都不適用，因此出生率低於OECD經合組織世界的其他國家。

在反思人看來，以上課題仍然是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民主社會念兹在兹的努力方向。然而這個世界沒有任何其他制度，能夠像資本主義這樣，為人類延長了壽命、創造了財富、維繫了自由 - 實可謂最符合人性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