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德國漢學的破產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試圖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角度來了解中國，
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 北京的毛澤東畫像

一代德國漢學的破產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德語版）

Die fatalen Fehleinschätzungen der chinesischen Diktatur zeugen nicht bloss vom Versagen einzelner Sinologen, sondern sind eine Bankrotterklärung jener Sinologie, für die sie stehen.

對中國獨裁政權非常致命的錯誤判斷，不僅證明了個別漢學家的失敗，也宣告了他們所代表的漢學的破產。

兩位著名漢學家在 NZZ 發表關於新疆局勢正逐漸向好的方向轉變的論文遭到了批評。除了問題的矛盾之外，還有人指責過於相信文獻學的力量在政治上是盲目的。

作者：Kai Vogelsang

Elias Canetti 在他的小說《Die Blendung 眩光》中描述了一個不食人間烟火學者的原型：一位漢學教授彼得-基恩（Peter Kien），他是一位一絲不苟的語言學家和蛀書蟲，然而面對不屑一顧的現實時，他卻怪異地失敗了。

類似他的這種人似乎一直活到了今天。否則，如何解釋一些德國漢學家最近發表令人不安的言論？在聯邦議院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聽證會上，一位名譽教授冷酷地重複著共產黨的宣傳；還有一些人抨擊《Minima Sinica》雜誌上的"反華仇恨"和猖獗的"污衊中國"，並嚴肅地為鎮壓香港民衆的《香港保安法》辯護。

最近，又有兩位傑出專家在對新疆進行正式訪問後宣布，維吾爾族人的一切都已恢復"正常"，歐盟應"重新考慮"對中國的制裁（《新蘇黎世報》12.9.2023）-- 而同時，維吾爾族同行卻因研究工作而身陷囹圄。曾經，「Schweigen der China-Kenner 中國問題專家的沉默」（《南德意志報》10.12.2010）因面對中國政權罪行的沉默遭受斥責，至今，人們真希望他們三緘其口。

敗在現實的面前

我並非在譴責這些言論，更無意從科學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批判（它們甚至經不起簡單的資料來源批判）。相反地，我暗忖：為什麼恰恰是中國傳統的專業專家，人們期望從他們的背景知識中獲得澄清過濾的分析，他們卻對現實不屑一顧，如此荒唐地敗在現實的面前？本該對中國獨裁政權的極權特徵瞭如指掌的人，卻始終無法認識到這一點，並對政權趨之若鶩？

如果傳統根本無法解釋當下呢？

當然，機會主義、老式左派情懷、良好的 "官場關係 "或經濟利益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卻都不足以解釋這一切。即便指責他們憤世嫉俗可能也無法公正地解決問題。真正的問題似乎不在於個人層面，而是學科本身的某些面向。

就如同《眩光》書中那位漢學老教授基恩一樣，今天的許多漢學家仍然把自己視為文獻學家，根據自己的考證來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他們關注的是 "已知的知識"，正如語言學鼻祖奧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所說的：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用中國自己的語言來理解中國。自傳體的註釋尤有助於理解起源，而往往忽視西方術語和社會科學理論，有時甚至斷然拒絕使用，因為那不是中國的東西。

偏重文獻學

一方面相對於其他中國研究，這種專業化有助於提高漢學的地位。漢學家不限於日常政治的短期視角，而是能夠從傳統深處解釋中國的現狀；他們不依賴西方的解釋，而是能夠直接從文獻資料中汲取養分。

另一方面，漢學被理解為文獻學，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其認知的潛能。如果從傳統中根本無法解釋當下呢？如果傳統是編造出來的，概念站到對立面了呢？假如資料來源無法滔滔不絕呈現，而是被宣傳蒙蔽了呢？最遲在這個時候，文獻學的漢學家走到了盡頭。

鑑於現代趨勢，中國也是從打破傳統才開始走入現代化，而且往往遵循西方模式，此類漢學應該不得不三緘其口；他們不得不把分析極權主義的任務拱手讓出，正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指出的，"有組織性的謊言"對極權主義來說極其必然，絕非偶然。

如果漢學家出於文獻學專科本能，堅持一己的"中國視角"，無視西方概念，執著地尋覓傳統，會出現什麽結果？從上述文章中可見一斑：他會先忠實地引用一位黨委書記的話，保證一切都會變得"正常"，然後引用黨委關於"和諧"和"安全"的語術，最後又按照官方解釋，聲稱新疆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

并非犬儒

從根本上說，大多數漢學家所做的不過是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即根據中國人的自述，並藉助本土評論來理解中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言論絕非犬儒云云—而是他們根本無法超越這個框架。他們對中國獨裁統治致命的誤判不僅是個人的失敗，更是對他們所代表漢學的破產宣言。

必須明確地指出，上述的同僚並不能夠代表漢學，就像他們的同事，那些共產黨代言人不能代表中國本身一樣。新一代漢學家早已成長起來，除了掌握文獻學的工具之外，他們還具有理論的敏銳性、概念的精確性和深度的批判眼光，他們跨學科工作，不僅能從內部而且能從比較性的角度分析中國文化。

他們證明，漢學家絕不需要成為 "中國專家 "或政權的辯護者。相反地，他們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批評者，評論中國現代化的起起伏伏。他們所要做的只是放聲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