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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時期聖伊莉莎白實踐的濟貧行為，實屬生活日常。 ©akg-images/Gustav Heinrich Naecke  |
Soziale Ungleichheit: Der Geist, der nicht verschwinden will 社會不均：陰魂不散
數千年來，許多人始終生活在貧困之中。這個現象從未真正受到質疑——有時被視為天意，有時則歸咎於個人失敗。難道貧困就此永存嗎？
作者：Niels Boeing 資訊圖表：Carsten Raffel
14. September 2025
「初次陷入貧困真是極其詭異的體驗，」二十六歲的英國青年Eric在1929年夏日的巴黎如此寫道：「你思慮貧困良久——發現這正是你畢生畏懼之事。」懷抱遠大夢想移居塞納河畔的他，靠教授英語勉強維持生計，微薄的酬金僅夠支付床蝨肆虐的旅舍房租。好不容易存下幾法郎，卻遭竊賊洗劫一空。緊接著，連最後一名學生也中途退學。
Eric口袋只剩下整整三十分錢，於是朝當舖走去。除了穿在身上的那套，他典當了所有衣物。「你以為很糟糕，但其實只是破舊不堪又乏味到家。貧困隨之而來的奇特屈辱感，往往是首先映入眼簾的。」他寫道。
與一位從俄羅斯逃離的朋友Eric流落街頭，四處尋找洗碗工的工作，他們注意到人們對他們破爛衣衫投來的鄙夷目光。有些日子他們只能靠麵包和人造奶油果腹。最終他們在某間酒店的地下室廚房找到工作，微薄的薪水永遠存不下分文。他們一週七天，每天工作十七小時。根本無暇謀求其他出路。這般悲慘生活，兩人只能靠黑色幽默勉強撐下去。十週後，Eric向倫敦發出求救訊號，友人寄來旅費讓他踏上歸途。
這段時期的筆記於三年後以回憶錄《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問世。這是Eric
Blair ——此時他改名為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的首部著作。奧威爾的記述之所以令人震撼，端在精準的觀察：貧困者蒙受的恥辱，在偶然相遇時竭力維持體面生活的姿態，以及他與同伴們試圖守護的尊嚴。貧困就如同陰魂般地潛伏在大都會的巷弄，一旦落入魔掌便幾乎無從脫身。它可以襲擊任何人——奧威爾畢業於精英學府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曾在緬甸擔任殖民官員，又在英國從事新聞工作，然而這些身份並未為他提供任何抗貧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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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仍不可或缺的慈善廚房： 柏林的慈善廚房與現任聯邦勞動部長Andrea Nahles©IMAGO/Berlinfoto |
你或許會說這傢伙咎由自取。誰會為作家夢想而放棄英國殖民政府的高薪職位？這種邏輯至今仍普遍存在，卻未能真正觸及現象本質。貧困有千百種面貌，數千年來始終如是。即便現代工業社會享有空前繁榮，卻未能根除貧困。真正的原因或許在於從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真正認真探究過貧困的根源。
在古代地中海周邊的先進文明中，貧困現象早已普遍存在。歷經五百年的發展，羅馬共和國已演變為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在凱撒時代，帝國境內的土地所有權早已集中於少數大型地主手中，這些地主多出自古老的貴族世家。一般自由公民不得不以日工身份出賣勞力，經濟處境往往比奴隸更為困頓——儘管奴隸既無公民權亦無自由，但他們的主人出於自身利益會照料他們。
許多自由公民被磁吸至羅馬，當時該城人口已逾五十萬。以當今標準衡量，約半數市民生活貧困之中。英國歷史學家Neville
Morley指出：「在羅馬，如同所有古代共和國，窮人欠富人和權貴的債永遠還不清。」絕大多數窮人根本沒有償還債務的能力·。
然而，富人與權貴卻需要窮人，因為作為公民，窮人同樣擁有在公民大會投票的權利。這些公民集會負責選舉羅馬國家的官員。出身富裕家庭的候選人會赦免窮人的債務，條件是他們在選舉中投下支持票。如此循環便重新來過：窮人再度陷入債務泥淖，而富貴權貴則繼續追求他們的野心。不均的本質始終未變。Morley寫道：「羅馬體現的是一個為富人利益而運作的國家形態，其結果是窮人被維持在一個貧困狀態之中。」那個時候並不存在我們今日所認知的社福利會政策。
為防止窮人揪團起義，共和國晚期政府發放穀物供其烘焙麵包。這些濟貧措施實屬政治手段，絕非基於道德考量。相反地，來自特里爾（Trierer）的歷史學家Herbert Uerlings指出：「窮人遭受嘲弄、譏諷與鄙夷的程度，遠超當今人們的想像。」這種輕蔑態度亦見於龐貝古城（西元79年遭維蘇威火山熔岩掩埋）的考古壁畫刻字：「我厭惡窮人；想要東西就得付錢。」
半個世紀前，一位在東地中海地區黎凡特（Levante）遊走的傳教士，卻唱著不同的調子。「若你願成為一個完滿的人，就把財產變賣分給窮人吧。」他如此勸誡一位尋求靈魂救贖指引的富商。他率領追隨者走遍各地，自身一無所有，更以犀利言辭批判富人：「但你們這些富人遭殃了，因為你們毫無慰藉可盼。」這番話前所未聞，迅速傳開。
最富有的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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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低於60%平均收入的人口比例被定義為貧困率（2020年起採用新計算方法）。 該指標呈現停滯狀態，而人均經濟生產卻持續攀升。©Carsten Raffel |
這麽一來，這位來自拿撒勒（Nazareth）的徒步傳道者耶穌掀起了一場數世紀後席捲羅馬帝國的雪崩。以他的教義奠基而成的基督教成了國教，徹底改變了貧困問題的處理方式。晚期古代的主教們自以為是「貧者之父pater
pauperum」，他們建造專屬院舍照料貧病者，此類設施稱為「收容所」（xenodochium），實為醫院的前身。
中世紀時期，扶助貧民成為基督教世界的核心特徵。教堂與修道院承襲了早期收容所的職能，窮人不再被污名化。然而，人們從未追問貧窮的根源。奧斯納布呂克大學（Universität
Osnabrück）歷史學家Siegrid
Westphal指出：「當時社會將不平等視為上帝意志的必然結果。」
與羅馬時期相似，基督教中世紀時期富人與窮人之間形成了一種交易：富人施捨給窮人，窮人則為富人的靈魂救贖祈禱。古老的思維模式「我施予，你亦當施予」（do
ut des）依然存在。
自1400年起，中世紀秩序開始動搖。歐洲人口增長——僅因瘟疫短暫中斷——驅使越來越多在鄉間看不到前途的窮人湧入城市。城市被迫應對新移民潮，而教會與修道院完全無計可施。「城市必須規劃如何有效運用資源，因此首批貧民救濟法應運而生，」Westphal指出。由於城市壓力持續攀升，當局遂實施經濟狀況審查。此時重要判準在於遷徙的貧民是否具備勞動力——救濟不再是為祈禱而施捨，而是源於勞動。「宗教改革不是變革的導火線，只是強化了既有趨勢，」Siegrid
Westphal強調。
彼時的變革至今依然塑造西方社會對待窮人的方式。所謂懶散窮人暗自偷笑獲取的慈善救濟，這個刻板印象正是由此而生。現今當局將貧民區分兩類：一類是自食其果的「不值得救助的窮人」，另類則是因天災人禍（如農作物歉收）而陷入困境的「值得救助的窮人」。然而，越來越多人因鄉村勞動力過剩而陷入貧困，或甚至像在英格蘭遭剝奪土地的事實，卻被各方刻意忽視。十八世紀的當局反而推行嚴苛的紀律政策，設立貧民院。這些機構與古代晚期的收容所截然不同：它們更像是強制勞動所，與監獄無異。未被送入貧民院的人，很快便在早期工業化的工廠中受到規訓。這催生了英語中所謂的「在職貧民working
poor」：一群儘管有工作卻仍深陷貧困的工業無產階級。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廣大民眾陷入貧困。對後工業社會的許多人而言，這些歲月彷彿遙遠的往事。難道歐洲、難道西方沒有從中汲取教訓並建立社會福利國家嗎？貧困似乎已被克服，至少在早期就工業化了的國家。如今貧困已成為全球南方的瘟疫，數億人仍生活在所謂的貧困線以下。這條線由聯合國界定：目前是每日可支配收入2.15美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便是力求在2030年前讓數以百萬計的貧困人口脫貧。為此，數十億美元的發展援助正源源不斷地流向全球南方。然而現狀顯示，這項目標恐怕難以在2030年前實現。相反地，在經歷一段物質無患期後——法國人稱之為「光榮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1946至1975年）——，早期工業化國家的貧富差距已達驚人程度。所謂在職貧民早已重返柏林、倫敦、巴黎與紐約。
我們是否忽略了什麼？
的確，忽略了很多，如果你問像科隆大學政治學教授Christoph
Butterwegge這位貧困研究者。首先，貧困不僅是收入匱乏——德國約15%人口深受其害，其中包含日益增多的老人與兒童。貧困總是伴隨著社會價值的貶抑。伴隨著貧困的人會被排除在優質教育之外、社會地位低下、無法參與文化與政治生活，這些都是貧困的另一面。這些層面，任何統計數據都無法捕捉。
另一方面，Butterwegge指出最終我們必須考量「社會科學的貧困相對性理論」：「沒有財富便沒有貧困，沒有貧困便沒有財富——此二者無法脫離時空背景獨立看待。」他批評聯邦政府數十年來每屆立法期發布的貧困報告，恰恰正是如此操作。這些報告大多忽視了現存的財富。更甚者，政府仍依賴所謂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即財富增長的同時會流向低收入群體。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研究表明，此效應從未實現。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已證實，工業化社會中絕大多數財富集中於頂層5%至10%的人群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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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是誰？2021年，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口平均收入較1994年增長58%， 而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人口僅微增1.4%。上述數據包含通脹因素的調整。©Carsten Raffel |
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極端貧困是人類某種常態，且直到工業時代才得以消除。這種觀點已被文化人類學家修正。儘管遊牧文化、狩獵採集者和遊牧民族承受著自然的嚴酷考驗，但並無證據表明他們長期處於貧困匱乏狀態。以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科伊桑人（Khoisan）為例，他們獲取豐盛飲食所需耗費的時間，遠低於今日西方的勞動者。真正的持久貧困似乎始於五千年前，伴隨首批先進文明及其貴族祭司階層的出現。這些統治者掌控著糧食分配權——即便在古埃及浮雕中，亦可見皮包骨的消瘦身影。
如今，財富持續積纍，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當前社會中，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頂層人口建構了一個高度封閉且受到嚴密保護的群體，而低階收入者面對貧困風險時卻缺乏有效保障。
點子很多，行動力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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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國家的每日收入分配。黑色區域：低於該國貧困線的人口比例。 該比例因生活成本而異。©Carsten Raffel |
失業、通貨膨脹、經濟衰退與金融市場崩盤，長期以來早已威脅到中產階級。然而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卻從不厭倦地強調，貧困乃是個人生活選擇失當，甚或蜷伏於「社會福利吊床」的懶惰所致。自2005年以來，無數領取哈茨四級救濟金（Hartz-IV）的民眾，反覆面對這般指責。
說貧困乃是自食其果的神話不僅侮辱了無家可歸者、失業人士和福利受助者，更被反覆用來解釋為何全球南方地區貧困程度依然如此黯淡。印度的例子便駁斥了此種迷思。1707年，印度蒙兀兒帝國（Mogul-Reich）崩潰，英國逐步殖民化這塊次大陸。印度於1948年重獲獨立。究竟哪個時期的整體繁榮程度更高——1707年還是1948年？答案是1707年。英國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追溯了個中緣由：「英國統治印度的方式，與兩千年前羅馬執政官統治北非一模一樣。」 他們沿用蒙兀兒王朝的稅制。儘管隨時間推移降低稅賦，卻允許地方稅吏持續囤積土地。與此同時，眾多農民陷入赤貧。
Maddison寫道：「除了鐵路和運河建設外，他們幾乎未採取任何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他們基本上放任印度經濟自生自滅，這正符合英國放任自由主義的本質。英國殖民機構宛如新生的種姓階級，與印度民眾隔絕往來，幾乎不採購印度產品，亦未保護印度生產者免受外國進口商品的競爭衝擊。結果在近兩百年間，大量資本持續從印度外流。
這個過程至今仍在全球持續上演：「全球北方提供給全球南方的五十億美元『援助』，僅佔從南方流向北方的五百億美元的十分之一。」印度物理學家暨全球化批判者Vandana
Shiva二十年前如此疾呼。
美國社會學家Herbert
Gans指出，自1980年代起，1960年代喊出的「對抗貧困之戰」已演變為「對抗窮人之戰」。戰後福利國家的成就正逐步被撤銷。
然而，貧困研究人員並未放棄對抗貧困的抗爭。而各種提案也層出不窮。
像在德國，最低工資法自2015年實施以來雖引發長期爭議，卻也帶來些許緩解。該國低薪勞工人數已呈現下降趨勢：2006至2016年間，此類勞工占比約為23%，至2022年則降至18%。然而，最低工資制度尚未取得重大成功。
目前，為所有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在左翼貧困研究者中獲得最大迴響。然而其錢從哪兒來仍不明朗。舉例而言，要讓德國約八千五百萬公民每月領取一千歐元，每年將需耗費逾兆歐元——此舉堪稱烏托邦式幻想。
貧困研究者Christoph
Butterwegge則主張建立基於社會團結的公民保險制。該制度將涵蓋所有收入類型與職業，取消私人醫療保險，廢除公務員及高收入者專屬的退休金計劃。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有收入者無一例外地向社會保障體系繳納費用。如此一來，該體系將擁有充足資金，為低收入者提供免於貧困風險的保障。
另一方面，Thomas
Piketty多年來一直呼籲重新對財富與高收入實施適當課稅，如同1960年代前所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做法。他的提案是：「滿25歲的人得以繼承12萬歐元的基本金。」此舉將使所有人——而非僅限巨額財富繼承者——在成年值事業出發之際獲得良好起點。以德國目前約140萬名25歲公民計算，此政策每年將耗費德國政府1,750億歐元——遠低於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成本。
無人知曉此類根本性變革能否在聯邦議會中獲得多數支持。「在現行社會秩序下，單靠財富增長無法消除貧困；過去數十年的經驗已證明這一點，」Butterwegge如是說。極有可能會湧現一場重大社會運動，其目標是對抗貧困而非貧民。Butterwegge指出：「1968年學生運動的興起同樣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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