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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積極於政治參與，也直接介入德國境内政治辯論。 |
Der Westen, eine große Idee 西方，一個宏偉的理念
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出版了他此生思想與政治介入的總結。他的回憶錄為當下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特約文章作者德國前總理奧拉夫·蕭茲 Olaf Scholz： 2025年11月29日
蕭茲1958年出生於奧斯納貝克（Osnabrück），曾於2021年12月至2025年5月擔任德國聯邦總理，目前以社民黨（SPD）成員身份任職於聯邦議院。
溫克勒撰述了他的回憶。稱之為《Warum
es so gekommen ist為何演變若是》，由書名漸進點明自己成為歷史學家的原因：他希望以「實用研究目的」來探討歷史，從而促進政治啟蒙。
必須先説，溫克勒的文筆確實出色，此書如同他已出版的眾多書籍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從中了解到這位1938年出生於柯尼斯堡（Königsberg）學者的青年期、他的父母與親屬、在符騰堡的一個小鎮Urspring經歷了戰爭結束、宗教與家庭的影響、他在基民盟（CDU）開始參與政治、爲了基民盟辱罵勃蘭特（Willy Brandt，1969年的西德總理）而退黨，以及他在1962年加入社民黨（SPD）。隨後是一段漫長的學術生涯——伴隨著許多和讀者與之共會的時光。
作為歷史學家，溫克勒發表了許多重要著作。魏瑪共和國及期間工人運動的歷史是他的重要研究主題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數十年來對「西方」歷史與理念的深入探討，使得他的聲譽長久不墜。特別是他生動地描繪了德國「通往西方的漫長道路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https://fansiren.blogspot.com/search?q=winkler」。在許多後續出版的書籍，溫克勒始終環繞這一主題。其中一本相關著作《價值與權力：西方世界的歷史 Werte und Mächte. Die Geschichte der westlichen Welt》，六年前我在柏林「克萊爾仙舞廳 Clärchens
Ballhaus」與他討論的夜晚——令我印象深刻、收穫頗豐。
溫克勒最值得稱道的成就是，他讓「西方」成爲一個清晰易懂的理念和規範性計劃（西方秩序）。他一直致力於闡明西歐與美國之間的共同點。今天這點尤爲重要，因為我們已無法確定這些傳統是否能在美國持續下去。
事實上，在鐵幕倒下與資本主義昂首全球之後，西方作為一個規範性、民主法治的政治境域，恰恰成為其最具決定性的特徵。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ć將當今世界描述為「資本主義獨行capitalism
alone」，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韓沒有任何形式的市場經濟秩序。其餘所有的國家呈現的是資本主義的各式類型——也就是各國資本的運作是基於威權統治還是民主治理。溫克勒指出，資本主義並沒能成為西方最獨特的成就，西方的成就乃在基於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之上所建立的一套自由制度。
他對西方的規範性詮釋之所以令人信服，因爲他關注的始終是其間的矛盾。當民主與法治的理念在歐洲和北美開始普及時，那裡同時存在奴隸制度與帝國主義。而今天還有誰記得，即使在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時，六個創始成員國中有三個還是殖民強權？
對今日俄羅斯的立場不抱任何幻想
溫克勒使用規範性方法的正確性，還體現在一點上：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政策明確將「全球西方」視為敵手。對普丁而言，一個開放社會不僅可疑——甚至被他視為威脅。
溫克勒一直積極參與，也積極介入德國的政治辯論。在這本書中，他回顧了自己的政治干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還描述了自己在何處以及為何後來改變了看法。這讓我們看到他不僅是一位勇於爭辯的辯士，更是一位模範民主人士。如果我們總認為他人立場絕不可能是正確的，民主就無法運作。反過來說，若吾人都願意敞開心胸，重新檢視自身的立場，民主就會受益。單就這一點提示，此書就令人受益匪淺。
西德社民黨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和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東向政策獲得溫克勒的擁護。但他對社民黨東向政策的「第二階段」，則持以批評態度，認為其中帶有※梅特涅式的動機（metternichsche Motive）。這個批評或許有些尖銳，但毫無疑問溫克勒的批評並非完全沒道理。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溫克勒在共產統治時期與許多波蘭反對派人士（Bronisław
Geremek）之間的友誼。這些友誼無疑也促進了民主變革後德國與波蘭的關係。
※譯者：指的是這一階段不再以理想化的和解為主要意圖，而更側重於權力政治考量以及維穩——與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的保守外交類似。
在著名的「歷史學家之爭」中，溫克勒與德國著名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共同表態：絕不可淡化猶太人大屠殺（Schoah）– 這場德國針對歐洲猶太人所進行反人類罪行 – 的獨特性。1998年科索沃戰爭爆發時，溫克勒支持德國聯邦國防軍介入干預，以避免當地發生人道災難。他批評支持者與反對者都將「二戰後絕不再犯Nie wieder」以及法西斯種族滅絕作為論據，而不是根據科索沃當時的現實情況來辯論。他也明確支持德國拒絕參與美國總統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詳細闡述了為何「美軍能像1945年後幫助日本和德國那樣，成為民主建設的推動者」的想法於伊拉克注定失敗。
溫克勒對當今俄羅斯及總統普丁的立場不抱任何幻想。普丁明確表示要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納入他的帝國版圖，因此發動了對烏克蘭的戰爭。而且，並不像許多人錯誤聲稱的那樣，普丁擔心的是烏克蘭即將加入北約。一如此書所指出的，北約決議根本沒有烏克蘭即將加入北約的內容。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是對所有「不得以武力改變邊界」共識的公然破壞。這一原則不僅被寫入《聯合國憲章》，還反覆體現在歐安會（KSZE）、歐安組織（OSZE）以及《北約－俄羅斯基本文件Nato-Russland-Grundakte》中。別忘了，東向政策也促成了對奧得－奈塞邊界（Oder-Neiße-Grenze）的承認，該邊界在德國重新統一後成為德國的最終東部邊界。因此，德國成為歐洲對烏克蘭最大支持者是正確的。德國提供最多的武器，並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提供最大規模的財政援助。
歐洲始終是溫克勒反覆探討的主題。
毫無疑問，溫克勒本希望看到更多的參與投入。然而，德國對「時代轉捩點Zeitenwende」——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的反應，卻是前所未有且影響深遠的。不僅體現在我們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方面，也體現在我們不斷增加的防禦努力上。德國將再次投入與八十年代勃蘭特和施密特擔任總理時相當比例的經濟實力於國防。同時，當前以及未來的關鍵在於，避免俄烏戰爭升級為俄羅斯與北約之戰——這是一項持續的重大挑戰，既需要決心又必須保持冷靜。
歐洲始終是溫克勒反覆探討的主題。在未來數十年的多極世界中，歐洲聯盟將更加重要。只要歐盟堅守其構成本質的西方規範性價值，就擁有未來。歐盟因此必須拒絕那些推行非自由民主者的挑戰，並透過在理事會採取合格多數決來提升決策能力，例如在外交政策和稅務問題上。這些甚至可以在不修改條約的前提下實現——只要具備統一意志。溫克勒強調歐洲理事會的重要性，認為它不能被議會取代，因為在議會選舉中公民的選票權重並不均等。更多的歐洲，不可以意味著更少的民主。
在未來數十年的多極世界中，歐洲一致性的發言將愈加重要，這不僅因為美國政策走向難以預測，也因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歐洲與北美在世界上的相對份量正在縮減。如何引導這一變化，使世界整體變得更美好，並避免民主陷入攻守的防禦姿態——這是吾人本世紀的使命。
《Warum
es so gekommen ist為何會演變若是》
歷史學家溫克勒在他的新書《Warum es so gekommen
ist. Erinnerungen eines Historikers為何會演變若是：一位歷史學家的回憶》中，總結了自己作為歷史研究者以及政治活躍的同代人的一生。
18.9.2025
「希特勒是否避免不了？」作為一個核心問題
他為書名——借鑒歷史學家Leopold Ranke ——作出的解釋，是基於他早期對第三帝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崛起及其給德國帶來的災難的關注：「對我而言，對許多所謂『1945世代』的成員而言，最根本的問題是：※希特勒是否避免不了？」
※譯者：溫克勒認為，納粹主義的崛起及其造成的災難，是二十世紀德國歷史的決定性轉折點。對他和「45世代」而言，探究希特勒的出現是否原可避免，不僅是歷史學上的追問，更關乎政治啟蒙與責任意識：如果這一悲劇並非必然，那麼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就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防止類似的極權再次發生。
東德缺乏辯論文化
在他的新作中，溫克勒也反思了自己的願望：德國已經擺脫「※特殊道路」，並融入西方價值共同體。關於他在這方面進行「自我修正」的背景，溫克勒在對話中說：「我們所低估的，是德國分裂成東西兩邊所造成的心理長期影響。」
※譯者：「德國特殊道路Der „deutsche Sonderweg“」是一個在歷史學界廣泛討論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種論點，即德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走上了一條與西方民主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不同的「特殊發展道路」，並最終導致第三帝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崛起。
東德沒有西德多年來所培養的辯論文化。「或許我們低估了這些爭論對社會作出的廣泛影響。民族主義政黨的壯大，最近的例子是德國選項黨（AfD），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社民黨及其東向政策的問題癥結
社民黨黨齡超過六十年的溫克勒，在接受 SWR Kultur 採訪時也談到了當前社會民主黨的狀況。溫克勒認為，現任社民黨主席Lars
Klingbeil功不可沒，因為他使該黨在外交政策上，從「與俄羅斯共建安全」的口號轉向「防範俄羅斯的安全考量」的口號。
86歲的溫克勒分析指出，這背後反映了社民黨東向政策的修正：「不應將勃蘭特視為和平主義者，那將是對歷史的歪曲。」他認為有必要檢視過去錯誤的安全夥伴政策，即與華沙公約國家建立安全合作的方針，「以便社民黨能與自己的歷史和解」。
自青年期開始致力於啟蒙教育
談到自己對參與公共政治辯論的興趣，溫克勒表示，他自青年期在烏姆市（Ulm）的時候就對政治教育工作充滿熱情。作為歷史學家，他延續了這一使命：「我始終覺得，政治啟蒙工作非常有必要。」
"Notfalls muss es ohne die USA gehen，必要時沒有美國也得行動"
溫克勒撰寫了他的回憶錄——與這位歷史學家的一場對話，探討西方的未來。
訪談記者：Alexander
Cammann 23. November 2025
《時代週報》：溫克勒先生，在您的回憶錄中，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學者，還看到了一位積極政治參與的知識人：過去數十年來，德國沒有任何一場重大政治辯論能少了您的論述。您為什麼那麽樂於參與跟表達呢？
溫克勒：我很早就意識到，公開發聲可以產生影響。這一切始於1971年8月：當時我在《南德意志報》發表了一篇批判性文章，促使柏林社民黨開始修正1968年後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的錯誤路線。自那以後，我經常在政治上表態，有時成功，有時不太成功。畢竟，民主有賴於自由的公共討論。
《時代週報》：您原本就喜歡也經常為報紙撰稿，數十年來也為《時代週報Die ZEIT》撰寫文章。
溫克勒：身為一名學者，我覺得有責任以非專業人士也能理解的方式呈現我的研究成果。我在《時代週報》發表的第一篇書評是在1963年，標題是《為什麼農民把票投給希特勒Warum die Bauern
Hitler wählten》。
《時代週報》：一篇我們在62年後仍可立即再版應時的文章。當時您只有24歲。
溫克勒：還在學校時，我就曾為《烏姆新聞Ulmer
Nachrichten》撰稿，其間學到了許多新聞寫作的技巧。
《時代週報》：13歲時您就熱衷於收聽聯邦議院辯論的廣播。
溫克勒：那是1952年，當時的議題是德國重新武裝。我對議會民主深感著迷，從此開始閱讀報紙。1954年至1956年間，我在烏姆市主持了一個學生工作小組，我們曾前往波恩，與聯邦議院議長Hermann
Ehlers以及經濟部長、烏姆選區議員Ludwig
Erhard討論。我們還去了史特拉斯堡和巴黎，受到西歐統合運動先驅Robert
Schuman的接見，並前往柏林拜訪時任市長Otto
Suhr。我們當時政治熱情高漲。
《時代週報》：在1933年之前，中學生與大學生大多非常反動…
溫克勒：……而且基本上反對魏瑪共和國。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處於持續的討論中，培養了自己的觀點，並形成了民主意識。
一顆政治腦袋
這位86歲的歷史學家自1991年起在柏林洪堡大學任教。他的著作已成為經典，其中包括《通往西方的漫長道路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兩卷）以及《西方的歷史Geschichte
des Westens》（四卷）。
《時代週報》：艾德諾年代(Konrad Adenauer)被人認爲既沉悶又威權。從您這裡讀來則正面多了。
溫克勒：在艾德諾時代的保守民主經驗，使民主這一概念首次被德國市民階層所接受。於此之前的1933年，它普遍還被視為與德國無關，並被譴責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國體。魏瑪共和國因此未能扎根深耕於民。
《時代週報》：您於1938年出生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父母學習歷史，父親於1939年早逝，您的家庭屬於那個反共和的基督教新教圈子。
溫克勒：我的祖母、母親以及她的大姐對納粹政權的犯罪本質毫無幻想。然而，她們出身於保守的普魯士、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知識階層，這個階層曾大力促成共和國的垮台並幫助希特勒掌權。不過，這種政治失誤在家庭和學校中並未成為話題，直到進入大學後才強烈地凸顯出來。
《時代週報》：您在青少時期尚未加入社民黨，而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成員。
溫克勒： 16歲時我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聯盟。1961年柏林圍牆建成後退出，那是因為我對艾德諾競選時攻擊流亡人勃蘭特的方式感到憤怒。勃蘭特是社民黨的首席候選人，卻因他私生子的出身遭到艾德諾總理的誹謗。1962年5月，我加入了社會民主黨。
《時代週報》：當了63年的社民黨黨員——期間從未想過要退出嗎？
溫克勒：就只有一次，1995年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曼海姆黨代表大會（Mannheimer Parteitag）上靠一場超厲害的演講，幾乎「硬擠」上了主席的位置。但後來我心想，社民黨應該撐得過去，就算主席是拉方丹也沒問題。
「社民黨還有機會再變回全民政黨。」
《時代週報》：社民黨今天還存活的下來嗎？看著德國最老的政黨一路走下坡，真的讓人覺得很悲哀。
溫克勒：如果社民黨能夠大刀闊斧改革，讓社會福利制度更有未來性，就有機會重新成爲左派中間的全民政黨，就像1959年哥德斯堡改革（Godesberger Reformparteitag）後那樣。最好多聽聽前主席明特費林（Franz Müntefering）的建議。社民黨真的得把「社會正義」的概念更新一下，讓它跟得上當今時代。
《時代週報》：您的歷史啟蒙工作，帶有那一代人的特徵，始終籠罩在1933年的陰影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對您而言，被納粹迫害的流亡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溫克勒：這是我在圖賓根的博士導師漢斯·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的師傳，我父親當年在柯尼斯堡也是師從於他拿到博士學位。他是一位民族保守派的歷史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重傷，後來因為改宗的猶太人的身份，不得不先逃到英國，再到美國，在美國寫了第一本關於德國反抗希特勒的書。後來，還有在柏林自由大學任教的政治學家恩斯特·弗倫克爾（Ernst Fraenkel）和理查德·勒文塔爾（Richard Löwenthal），從他們身上我學到非常多。他們都曾在美國或英國近距離體驗過西方民主。
《時代週報》：最讓人感動的一幕，是1975年你在紐約做演講時，遇到了一位曾在魏瑪時期很有名的社民黨政治人物。
溫克勒：那時我的演講題目是《魏瑪為什麼失敗？》。討論中有一位年長的先生提到1924年的兩次國會選舉。我覺得他的論點很耳熟，因為我曾在《社會Die
Gesellschaft》雜誌上讀過一篇1925年的文章，作者是恩斯特·漢堡格（Ernst Hamburger），後來成為普魯士州議會社民黨黨團的副主席。於是我隨口問了一句：「您是不是恩斯特·漢堡格？」他回說是，還邀請我和我太太去他在河濱大道的公寓。那裡，我聆聽了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堂歷史課，他親口講述了1933年3月國會選舉，以及隨後逃離德國的經歷。
《時代週報》：美國的經驗、西方的理想，這常常是德國知識人的基因。不過，更特別的是，您對來自東中歐的異議人士熱情滿懷。這個態度在當時的西德幾乎孤單極了。
溫克勒：1977年我在華盛頓認識了一位波蘭的中世紀史學家：Bronisław Geremek。他後來成了萊赫·華勒沙（Lech Wałęsa）的首席顧問，再後來當了波蘭外交部長，甚至是歐洲議會議員。當時，他是一個已經和共產黨決裂的前共產黨員，想要推動多元民主。1981年戒嚴之後，我和太太多次去看他，他還被關了兩次。出獄後我們聊了很多，從那時起，我和波蘭反對派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聯繫。
《時代週報》：您說過，Geremek是您一生中遇過最勇敢的人之一。
溫克勒：自由於生存對他而言乃是一種近乎絕對的必要性。Geremek 是一位主持猶太教宗教儀式拉比的孫子，他與母親被人從華沙猶太區救出，並在戰爭結束前一直被藏匿起來。後來他成為共產主義的反對者。要在這種環境中奮戰，需要極大的勇氣；入獄期間，他甚至進行了絕食抗議。順便說一句，我們從未在他的公寓裡進行政治談話，因為後來才發現，那裡被安裝了四重竊聽裝置：有波蘭民用的和軍事的情報機構、東德Stasi式以及蘇俄KGB密警式的。1979 年我第一次訪問波蘭時，令我震驚的是：儘管有種種壓迫，這裡仍然存在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這在所謂的東歐集團中是絕無僅有的。
《時代週報》：在西方人們常嘲笑那些天主教工人，說他們居然還崇敬波蘭籍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溫克勒：的確如此。我曾在 1980 年代建議《時代週報》出版人登霍夫女伯爵（Marion Gräfin
Dönhoff）與 Geremek
見面，她對波蘭非常感興趣，。她後來覺得他非常討人喜歡，但在政治上過於天真：他竟然真的相信自己還能再度見到一個自由的波蘭。
「要扭轉趨勢，必須進行徹底的自我批判。」
《時代週報》：幸好，這位女伯爵當時判斷錯了。西方應如何對待東歐，一度爭論激烈——而如今在普丁的侵略下，這個問題再度浮現。您當時尖銳批評那種只盯著莫斯科而忽視東中歐的政策。您認為這其中存在延續性嗎？
溫克勒：德國對莫斯科的執著情懷，往往仍殘留著的大國思維。我早在 1980 年代就批評過這一點，針對社民黨東向政策中尚未徹底檢討的所謂「第二階段」：當時社民黨在Egon
Bahr的影響下，推行一種忽視自由、以國家主義為導向的「和平政策」，而這是以犧牲公民權運動為代價的。在對普丁的政策中，過去幾十年裡可以再次看到其中的許多影子。現任社民黨主席克林貝爾（Lars
Klingbeil）已承認社會民主黨在普丁時代東向政策的錯誤，並在回顧性的批評中走得比基民聯盟更遠。而基民聯盟同樣應該進行自我批判。
《時代週報》：您親身經歷過所有德國總理，甚至在學生時代還遇見過艾德諾。若所有人都像施羅德和梅克爾那樣對待普丁，會是何種狀況？
溫克勒：恐怕沒有可比性。梅克爾對普丁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比施羅德更有可疑的距離感。然而，她在
2015 年同意興建「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卻令人難以理解，因為那是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這不僅是因為聯合政府夥伴社會民主黨的壓力，也受到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的影響。無論是梅克爾還是她的繼任者蕭茲，都不可能真心相信這是一個純私人的經濟項目，但兩人卻一再在公開場合這麼宣稱。現在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支持烏克蘭的防衛戰，使其能夠在實力地位上展開持久的和平談判。
《時代週報》：您以著述《西方史》聞名，是研究西方最知名的學者。如今，這個西方卻在它的始創國——美國——被威權勢力侵蝕。您有何建議？
溫克勒：如果華盛頓背叛了西方的遺產，那麼大西洋兩岸的西方憲政國家將必須更加緊密合作，並加強與太平洋及東亞地區民主國家的協作。必要時，「殘留的西方」也必須能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行動。不要任由川普主義之樹延伸天際，我希望在他經濟政策可預見的失敗後，在
2026 年的期中選舉中可看出端倪。
《時代週報》：但是，如果威權理念看起來比民主更能解決西方社會的問題，該怎麼辦？
溫克勒：凡是由右翼民粹政黨主導政治的地域，西方規範性框架（西方秩序）就會陷入危險——包括人權、權力分立以及法治。我們在匈牙利、卡欽斯基時代（Kaczyński）的波蘭，以及當下的華盛頓都能看到這一點。但我相信，西方民主擁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一旦有錯誤決策出現時的「可修正性」。它能比威權統治更容易、更人道地為所有人修正錯誤與歧途。那些被表面上強勢領袖的「果斷」所迷惑的人，往往忘記了這一點。
《時代週報》：2026 年，美國《獨立宣言》將迎來
250 週年。那麼在
2076 年，也就是 300 年後，西方民主還存在嗎？
溫克勒：歷史學家是一位回顧過往的先知，正如Friedrich
Schlegel所言，我甚至無法預測明年會發生什麼。法國政治學者Jacques
Rupnik早在 2016 年就談到自由主義週期性的終結——如今，到處都面臨失望，而非 1989 年柏林圍墻倒塌後的狂喜。因此，面對來自內外的雙重威脅，我們迫切需要反思那些熱心捍衛西方的人所犯的錯誤。要扭轉趨勢，自由派力量必須進行徹底的自我批判：我們錯在哪裡？為什麼右翼能走到這一步？我們在哪些地方輕率地對大多數人作出過度要求？
《時代週報》：您所指爲何?
溫克勒：自由派、進步人士有一種致命的傾向：不事先為自身的項目尋求足夠的民主支持，再加上思維上的菁英傲慢，給人一種脫離群眾階層的傲慢印象。這種心態在右翼民粹的崛起中起了關鍵作用。然而，自
18 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始終是一場關於新思想的吸納與否定的鬥爭。眼下是一段對啟蒙政治後果粗暴違背的歷史，但同時也是一段自我批判與自我修正的歷史，其乃是一段學習的過程。
《時代週報》：可是這一次，西方民主的前景看起來確實相當黯淡。
溫克勒：我則認為，保持一種基於汲取現實資訊最低程度的樂觀態度，幾乎是一種道德義務，完全符合康德的理念。
《時代週報》：... 那位偉大的※柯尼斯堡人...
（※譯者：這裡指的是康德，因為康德是柯尼斯堡的哲學家。）
溫克勒：... 宿命論將是致命的，因為那意味著陷入一種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得世事循著我們最不樂意看見的情景發生。未來尚不可知——至少遠比文化悲觀主義者信誓旦旦的言論要來得更爲開放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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