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tur - Oder?
2009年9月18日《法蘭克福匯報FAZ》
我們不是來談文學的嗎 – 還是？
作者：貝嶺
次標題：我以一位作者的身份被邀請。然後邀請被撤回。最後書展幫我預訂了一個觀衆席。我在法蘭克福學到了什麽。
這是一個我所參加過最荒謬不堪且難以忘懷的研討會。
歡迎回到冷戰時代 – 這裡氣氛的詭異和不可測，確實可與冷戰時代相比。一直到登上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那一霎那，我無法想象將會面臨何番景象。我準備好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情來面對各種奇辱，即便是被拒絕入境。我也沒想到會有人接機，更不可能會有來自法蘭克福書展機構的代表接機。
當我從媒體得知，戴晴參加書展的邀請也被撤回，但是她卻排除萬難，堅決要求以“旁聽”身份前來參加的同時，我前往法蘭克福的決心成了一條不歸路。我要跟她一同出席，利用這次機會，從觀衆席上發言，讓衆人聽到我獨立人的聲音。
整整兩天的時間裏，在我和來自中國的作家和科學家代表團之間，彌漫著一種微妙的緊張氣息，一份可以觸摸得到的冰冷；好似一個反對力量兀自降臨迎戰。這不是我的本意。我原來想在一個開放、平等的對話環境裏，跟來自中國的所有參與者互動。不管我的想法是否太天真或是不切實，但在像這樣的一個研討會裏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研討會允許我和戴晴每人三分鐘的時間開幕致詞，我們從開始到結束，根本就不僅僅只是被安排坐首席，允許我們偶爾舉手向主持人示意有話要說的旁聽者。聽到前任中國駐德大使針對我們的致辭中說的：“這位女士和這位先生沒有資格替中國13億人民説話！”他高昂而憤怒的語調，已經清楚告訴我這次旅途的走向。
但是我應邀參加這次書展研討會的本意，是介紹一位偉大的詩人保爾•策蘭（Paul Celan，生於1920年，現今的羅馬尼亞，自幼學習德文和希伯來文。1942年全家被遞解至集中營，後來父親在集中營死於傷寒，母親被射殺。）。我想要表達對這位詩人的敬意，同時介紹我出版他的作品的中譯本。對，我原來想要談論放逐作家，因爲我們要來談文學的，不是嗎？
一直到研討會的最後一個時段，文學才成爲論壇主軸，我才有機會嘗試以保爾•策蘭中譯本出版人的立場發言。在我“Tendency出版社”名下，我出版了一系列選自保爾•策蘭作品的中文自傳。它是我過去數年身為放逐作家生涯裏最重要的作品。我真正想在研討會上觸及的話題，也是我想要讓來自祖國嘉賓知道的東西是，保爾•策蘭，這位詩人終生念玆在玆的是，即便在一個艱困的年代，一個戰後續延法西斯思維的祖國 – 德國，他永恒地對立之、抨擊之。他在德國每一次舉行的誦讀會，滿懷個人創痛，吟誦這個國家對他個人記憶營造所有的灰暗細節。
而我每每被深刻感動的是，這個德國，這個他的母語的國家（同時也是弑殺了他擁有相同母語的母親的國家）歡迎他！並不只歡迎他，還視他為本國文學文豪詩人地擁戴他。德國人不僅只是頒與他德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Büchner畢希納文學獎”，而是由衷尊敬他。更讓我驚訝的是，他的祖國作家同志，把他視爲同類而且同樣地歡迎他。
這樣的文學在中國，根據官方對文學的定義，會被強逼到一個地域性、意識形態性的角落。任何一個界域之外的中國文學將被漠視。如同生活在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竟然被視爲“法國作家”。染指巢窩之鳥自是被唾棄的一群。此乃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通性，沒有一個不得志的中國古典文人不是褻瀆了主子的，像屈原或是杜甫。但是漠視放逐作家意味著：否定一個國家當代文學重要的一部分。
能夠說不，是中國作家最重要的傳統。但這個議題，也是這個研討會無法探討的衆多文化議題之一。
我試著挑起話題。我對出席的同仁說，那一天將要來臨，中國將會表揚今日的放逐作家，而且還會放行出版他們的著作。我還跟出席的知識人和前輩們說，他們真真應該擁有比政府更廣闊的胸襟。在我詢問之下才發現，來自中國的科研員和作家們，都不認識保爾•策蘭。德國被放逐的作家在中國的文化尺度下，享有如同被中國放逐的作家們相同命運。
在此之前，前任駐德的中國大使才說，中國必須面授民主課的時代已然過去。我反倒認爲，這個國家不僅需要補習民主課，而且文化課也須跟進。身処他國不諳曉他國偉大文豪，卻要兀自教導他國如何行事。
在我眼裏，這個研討會是失敗的。失敗是因爲它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討論。所有的演説和致詞缺乏決意和深度。研討會上提供的一切探討，幾乎都低於文學專業標準；而被專業人士擇定的演説卻完全無法進行。説是時間不夠，那只是因素之一。
研討會唯一的成果是，因爲我們的堅持，書展籌辦方讓中國異議人士和官方人士的聲音在同一個空間交集。即便這個交集不是一個對等的平臺。身為放逐詩人的我原本被賦予一個機會，在書展上給予了我一個平臺，來談論中國文學，然後竟然被撤銷了。同樣地，身為作家、新聞人的戴晴，她的一生為關注中國内政和環保議題作出巨大貢獻，卻也無法在原本允諾給她的平臺完成她的演講專題“傳媒中的中國影像”。我們突然都成了非專業人士，所以只能坐在觀衆席上提問和發言。
相形下，我們必須眼睜睜地看著，前任中國駐德大使橫跨兩個時段地發表演説。最後我們還必須眼看著，因爲“時間因素”，研討會必須終止結束。令衆人跌破眼鏡的是，來自官方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代表，不情願就此結束，爲了讓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而自動發言對西方作出警告。至此，這個研討會予人印象，好像這是一場中國的宣傳活動。這一場研討會發出的信息是，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知識，還包括文學一切的提升，都是國家的功勞。
一位作家的聲音只能代表他個人，而非其它任何人；而只有祛除掉我們所熟悉經過矯飾後的文學聲音，才可能聼到最真實的聲音。而又是爲了什麽要禁止我們跟遠道來自北京的作家進行坦白對話？無論如何官方安排的節目營造出的冰冷最後終于逐漸解凍。我們終于可以重新做一個人。很友善地我向莫言走去跟他握手認識，他也同樣友善地握住我伸出的手。
莫言也是整個代表團裏唯一一個，在這個研討會一直到最後才貢獻給文學探討的時段中，觸及這樣議題的人。演説結尾，他說了一個中國孩子人人知曉的軼事：當貝多芬和歌德沿街一同散步時，迎面來了一隊國王的馬車。貝多芬毫不閃避地筆直走向國王。而歌德卻彎腰鞠躬，脫帽示敬。
莫言補充說道，當他還年輕的時候他比較喜歡貝多芬的反應，但已年過五十的他，反而更爲讚嘆這個故事中的哥德。我舉手發言表示我也熟知這個故事。而且說出莫言遺漏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貝多芬不僅不迴避國王的馬車，他還對國王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王，但是只有一個貝多芬。”藝術永垂不朽，而且恆對自己負責。雖然年事已長的我也比較能夠理解歌德，但是還是給予貝多芬最高的敬意。
十月份若中國真成為法蘭克福書展榮譽貴賓國，我斷言，中國文學的聲音將會以各種方式廻盪。因爲中國政府不可能絕對壟斷文學的聲音。重要的是在各種多樣性的音調中，聆聽出個人的、獨立的聲音。這些音調即便在一些人的耳裏聼來不悅，卻一定能夠從各種被禁書籍和各種被禁政治、歷史人文文獻找尋到傾聽的對象。我也很肯定像我這樣被放逐的中國作家們的聲音也會被聽到。
註：貝嶺是一個詩人、評論家和出版人。1993年他成立了一個爭議性的文學雜誌，爲此他2000年入獄。2001年他在美國成立一個獨立中國作家協會P.E.N.自此之後他以政治庇護身份生活在波士頓和台北，他成立的“Tendency 雜誌”除了中國放逐作家的作品之外，也刊登國際現代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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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不知道文章中中國孩子人人知曉的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是否讀者也耳熟能詳？我問了德國人說沒聼過！
當然，本國軼事都可以杜撰了，何況西洋的林林總總？
重點在端倪故事情節或許可以洞悉杜撰的動機、、、
公共言論引經據典不可不小心啊！
爲了譯出這篇登載在法蘭克福匯報貝嶺的文章，徹夜未眠直到東方既白、、、早上一家人亂糟糟地在廚房，依然睡眼惺忪的我，看到父子倆竊竊私語，我進來後他倆就嘎然止住，兒子神秘地淺笑、、、
神經喲？！你們鬼頭鬼腦地幹啥？
兒子看著我笑意更濃，接著大聲說：
“妳傻不傻呀？！人家好不容易譯成德文的文章，妳又把它譯囘中文？！”登時愣住，乍聼之下的確有點傻！
我不甘心地囘說：
“你知道發生啥事了嗎？”“什麽？”“德國差點向獨裁者屈膝，砸了法蘭克福書展的招牌，你知嗎？！”
沉默、、、就這樣，我以凱旋的姿態離開了廚房！
但是，想想自己真的夠傻了！
但是，又想想，那些異議人士不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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