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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光譜兩端的極端勢力互相激化 © Tyler Spangler 為時代周報製作 |
很可惜政治左派如今不再爭取中間選民，而是與之對立，讓右派暗自竊喜。
作者：Jens Jessen 28.
August 2025
也許說世界政治面臨重大轉變還為時過早，但僅僅釋出警告或嚴正抗議已應付不了當前局勢：右翼與極右運動的聲勢正在令人憂心忡忡的壯大中。
在西方世界，許多掌權或有望執政的政黨與政府，實在無法再被稱為「保守派」。他們並非致力於維持現狀，而是用拆毀重力球與巨型電鋸進行破壞。他們成功的秘方：製造仇恨。
這些右翼政黨正是以抗議起家的 ——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抗議免疫。他們煽動反抗現行「體制」與「菁英」，誠如上個世紀左派的作爲，但關鍵差異在於：如今的菁英被視為左派，而現行體制則被描繪成一個由左派主導的管控系統，充滿思想禁令。
從德國東邊的盧薩蒂亞（Lausitz）到美國的德州，新右翼的強烈憤怒明顯指向「覺醒文化」（Wokeness）、多元性、性別平等、女性主義或反種族歧視的語言規範。可以說：「覺醒文化」及其對公共言論的限制，是左派送給右翼大禮包。
民意調查中反覆出現的一句話：「現在大家都噤若寒蟬了」，不管它是出於模糊的感受還是刻意矯情，都是右翼政黨 —— 從德國的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到美國的共和黨 —— 編織政黨宣傳長篇的基本素材。而事實上也的確存在一群左派的言論監督者，他們認為討論幫派犯罪就是排外，對穆斯林頭巾提出質疑就是反穆斯林，若堅持生物只有兩性存在就是性別歧視，至少是「恐跨 —— 對跨性別的恐懼」。
如果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的影響力，應該避免這種荒謬言論，認真反思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充當右翼宣傳最堅實的彈藥供應者。
但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嗎？還是希望從右翼的崛起中獲利？像是德國左翼黨的會員人數奇蹟般地增加，正是對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壯大的回應，這個現象曾經在公共領域多次被提及。尤其在年輕人之間，普遍有一種印象：其他左派政黨，如綠黨和社民黨（SPD），在面對右翼威脅時立場不夠鮮明。
這也涉及難民問題。如果認定難民議題是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崛起的真正原因，那麼社民黨（SPD）與綠黨中務實派主張更嚴格地規範庇護程序與移民流動，甚至支持基民盟（CDU）的相關政策，似乎是合理的。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背棄了左派最基本的國際團結原則，尤其是新左派的核心信念：西方本來就該為難民的處境負責，甚至要為世界的苦難承擔代價且作出補償。在這種觀點下德國人民生活基本充裕 —— 如果某個市鎮必須放棄游泳池，以便資助難民生活，這被左派視為最基本的道德責任。
然而，這種犧牲本地居民與對難民的「厚愛」，正是AfD津津樂道嚴正批判的議題 ——
而且他們的宣傳說，此類問題如今已無法在公共場合自由討論了。
政治的極端勢力相互攻擊，本是早已為人熟知的機制，幾乎令人驚訝的是，大家總是批評社會的極化，卻很少注意到這些對立力量互相暗中施力。但這種驚訝也只是「幾乎」，因為主流政治理解天真地認爲：英勇站出反對種族主義與歧視，可能反而有利於右翼勢力。尤其是當代後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早已失去了思考辯證的能力，毫不反省地推薦左派為對抗右翼的解藥，卻未察覺右翼也如同鏡子中的自己，把自我定位為對抗左派的解藥。
毫無戒心的左派因其教條式的身段無意間壯大了對手，使之從中獲益。北美大學的學者們如今雖受到川普的打壓，卻從未公開反問自己是否過度吹擂認同政治，加上傳授性別研究的課程是否也促成了施壓者川普的崛起。更別提義大利的左派政黨，到今天毫無反省，是否正是他們的教條主義導致了左翼的分裂，從而為梅洛尼的勝選鋪路。這群左派全都深陷自認道德優越的意識不可自拔，甚至察覺不到這種道德姿態可能令人反感——即使最無辜的老百姓也反感。
保守派的文化國務部長魏默（Wolfram
Weimer）最近發表了一番既正確又天真的言論，表示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與左翼黨對德國同樣有害。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他說的是當前德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然而，AfD、左翼黨（還有部分綠黨）所追求的，是個完全不同的德國。他們對這種指責完全無感，因為根據他們的自我認知，他們沒做壞事 —— 真正「壞」的是現行體制，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改善（如綠黨）、要擺脫資本主義與北約（如左翼黨），或是要徹底推翻現有秩序（如AfD）。
左翼黨發展出一種特有的「人道主義」觀點。
想真正理解左右兩派的反保守衝動的基點，就必須清楚認識到，他們不僅彼此為敵，他們還有個共同敵人：社會裏那個遲鈍、抗拒改變的中間選民。這個中間地帶 —— 根據批評者不同的立場——
被看成是阻礙能源轉型、年金改革、軍事擴張或與俄羅斯和解的力量；他們也可能是妨礙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寬容接納難民，或推動所謂迫切的「再移民Remigration」政策的障礙。
中間選民不再被視為中立，而是敵方的「戰利品」。尤其是德國的左派政黨，他們過度的懷疑將大批基民盟（CDU）與自由民主黨（FDP）的選民劃入右翼陣營。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反覆提出的控訴看出：右翼思想「已滲透到中間派」或「已經變得可被社會接受」。
AfD的做法也極為相似，基本上把整個國家（除了自己以外）都視為被「左綠思想污染了」。左右之間的鬥爭不再是為爭取中間選民的競爭，而是用語言攻擊中間派 —— 雙方都認為中間派早已暗中倒向敵方陣營。
儘管左右兩派在行動上都相當極端，但表現出來的並不完全對稱。儘管德國另類選項黨（AfD）一向以威嚇手段著稱，但在面對猶豫不決的中間選民時，卻另採一種策略：即使你今天票不投我們，你的心早已站在我們這邊。反之，左派則認為，他們自己除外「正派」人士早已不存在。凡是不公開表態支持左派或移民政策者，就被視為右翼；不吃素、不騎單車，都是氣候罪人；支持以色列的人，是剝削全球南方的殖民主義者；不使用性別中立語言者，是厭女者，甚至是恐跨者等等。
德國與美國的左派，連法國左派都逐漸出現類似傾向，他們發展出一種高度排他性的「人道主義」觀點，以至於基本上他們不再認為有任何盟友是可被接受的 —— 也不再吸引新的選民。這種情況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損害。如此一來，在右翼人士尚未掌權之際，這個社會就被預設存在一個右翼多數。更嚴重的是：一旦政府被右翼掌權，那麼根據這種邏輯，它就會被視為「邪惡大多數」的合法代表。
曾經左派政黨自認是平民代言人、對抗資產階級不道德行為的時代，早已久遠，甚至可能被完全遺忘。如今的左派政黨 —— 包括德國的綠黨 —— 主要由中產階級組成，並以厭惡的眼光看待那些不願接受移民政策的民眾的不道德行為。
對右翼政治人物而言，像奧班（Orbán）、梅洛尼（Meloni）、川普（Trump）、勒龐（Marine Le Pen），更不用說魏德爾（Alice Weidel）等人，這個現象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優勢：他們可以自然地把「普通人」視為自己的盟友。你是那個被指責為邪惡的人民？來加入我們吧，我們正是與你相匹配的「邪惡」政治人物。
循著這個脈絡觀察左右兩派中具暴力傾向的支持者與行動者也頗具意義。儘管這些人未必直接隸屬於政黨，但其所屬的社會圈層的傾向卻日益模糊。即使德國綠黨中部分忠於憲法的成員，面對左翼自主派的暴力行動時，第一反應是將責任歸咎於警方。反之，激進化的AfD則截然不同：如今看來，似乎是暴力的地下勢力在驅動整個AfD政黨向前。
不論人們如何強調各方差異，真正關鍵差異其實在於：極右派的暴力行動主要針對移民、同性戀者、猶太人 —— 也就是社會的少數族群；而極左派的暴力行動則針對多數群體 —— 例如破壞電力設施、鐵路、停放的汽車，或「最後世代」透過用沙子和膠 水將自己的手緊緊地黏在柏油路上以癱瘓交通。他們的目標是抗拒流動性、基礎建設與國家運作，也就是針對那群安於犯下氣候罪與蜷伏消費舒適生活的社會中間層。
當然，我們不能將激進分子的過激行為歸咎於左派政黨的政治人物與領導層 —— 他們已多次明確表達反對立場，甚至深具厭惡之情 —— 但這些事件仍然反映出其所屬社群的情感傾向。左派既不打算挽回投向AfD的選民，也不打算強化政治中間派對抗右翼誘惑的能力。相反地，他們主張，甚至幻想，若綠黨、左翼黨、社民黨（SPD）和已然分裂的Wagenknecht政黨能夠聯合起來，就可以不依賴中間選民組成左派執政多數。
然而左派的政治願景往往會被社會中很大一部分人視為威脅。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暫時擱置對左派訴求（如覺醒文化、高度氣候意識、低度消費行為等）是否合理的判斷。這些訴求當然並非毫無道理。同時也必須暫時不去探討這些訴求是否真的能夠在那些感到被侵犯的公民當中推行開來。因為問題不在於實施的可能性，而在於這些政治願景本身就是威脅 —— 尤其是它們干預到公民的語言習慣與日常行為。
要合乎左派的政治願景，得先有足夠的經濟條件。
試圖從意識形態上改造與再教育人們，必會引發恐懼。而事實上，企業與其他機構中甚至提供某些課程，要求參與者學習認識自己作為白人、男性或歐洲人所擁有的「特權」，換句話說：要他們認清自身的「原罪」，並進行懺悔與悔改。
這可類比邪教的手法，好像是過路人不小心落入圈套。但由於這個狀況並非偶然，更令人聯想到殖民時期的異教徒傳教行動，或是反宗教改革時期的極端行為。只要回顧宗教史，就能明白強迫轉化信仰皈依的威脅會引發多大的恐懼。也可以參照近代歷史，例如蘇聯和中國的再教育營，以理解東德及其他前東歐集團國家人民的再創傷恐懼。
類似於國家社會主義對「黨性」和「階級意識」的要求，這裡的規定也不是那種可以勉強接受、陰奉陽違的指示，而是被要求來自內心的認同。在德國綠黨的一部分人中，還有另一層要求：即使有人在某些政策上認同他們，例如支持氣候政策，也不能像加入基民盟那樣簡單地加入綠黨，只因為認同部分目標。相反地，加入綠黨意味著進入一個世界觀共同體，必須在語言風格、生活方式、穿著和日常習慣上符合其標準。不能烤肉！不能穿皮革製品，不能養「過度培育」的純種犬，而該養混種狗；不能批評穆斯林家庭習俗中的厭女行為，只能批評「白人」男性。孩子應該用布包裹在身上攜帶，最好由父親來背。推薦送入以人智學教育理念為基礎的學前教育機構華德福幼兒園 (Waldorfkindergarten)。
這一切都必須有經濟能力才能負擔得起，這也揭示了這個社群中未被察覺的階級利益。這是一群高收入者 —— 一個學術界的小資階級，他們試圖透過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權來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與擴張。他們不僅反對下層階級不環保的生活方式，還對這些人抱持著疏離甚至輕蔑的態度。
這一現象很有代表性——就像美國的民主黨一樣，主要受到約束的是普通公民與消費者，而對雇主與資本方的批評則多半停留在口頭層面。凡是工業界可以做的事情，最終都要由公民來為之辯解。Elon
Musk 的汽車工廠可以大量使用水資源（儘管綠黨有所批評，但最終仍默許），而普通市民卻因為澆草坪而被公開譴責。市民被要求購買電動車以拯救氣候，但這些車輛的環保效益存疑，其電池的生產既對氣候有害，也對環境構成威脅，這些問題卻從未真正與公民討論過。大型工業界對綠黨心懷感激。德國企業發起的「多元化憲章Charta
der Vielfalt」並非偶然，它呼應的正是該黨的多元政策。
法國社會學家Didier
Eribon寫了一本令人震撼的書，描述他出身的工人階級社群如何被精英化的學術左派所遺棄，最終投向極右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懷抱。這或許正是西方左派最大的歷史性敗筆：他們將貧困的大眾推向那些右派的誘惑者，而這些人其實根本不關心這些群體的利益，恰恰相反。川普把「底層老白男」的怨懟轉化為政治手段來討好他們，但他的真正目標卻是讓富人變得更富有。
Sahra Wagenknecht透過她成立的新政黨針對這點切入，試圖讓左派回歸馬克思，重新站在勞動人民一邊。這個嘗試沒有成功，也許還好沒成功，她在其他議題上的立場也非常值得商榷。然而，德國的主流左派（包括綠黨）早已作別了馬克思主義 —— 他們用認同政治的語義學取代了辯證唯物主義 —— 導致與右翼的鬥爭中遭到反噬。更糟的是：這場鬥爭從一開始就缺乏說服力。這些政黨本質上是小資階層的社群，只是塗抹了左派的外表 —— 而新右翼已經識破了這場騙局，新右翼的支持者至少也心有所感。
這並不表示左派直接參與了一些極端現象 —— 從歷史角度來看也說不通。當Rostock和Solingen兩個城市發生縱火與暴力事件時，「覺醒文化」的話語尚未出現，左派與工人階級的疏離也還不那麼顯著。然而，儘管左派高唱反法西斯的語調，卻絲毫無法有效遏制極右勢力的威脅。甚至可以說，它根本沒有這樣的意願。左派從社會的極化中獲益。
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對抗極右的鬥爭必須也同時是對抗極左的鬥爭 —— 用一種悖論的方式來表達。如果左派能夠認清自己方向的迷失更好，從一個意識形態的世界觀重新轉變為真能代表勞動人民的政黨（或多個政黨）。如果能有更多馬克思主義、少一點※後結構主義（Poststrukturalismus）；更多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少一點朱迪斯・巴特勒（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Judith
Butler），那將是極大的進步
—— 讓右翼失去操弄「被管控恐懼」的空間，也不能再佯裝是「小人物」的代言人。
※譯者：MS CoPilot
分析六十年代起源於法國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kturalismus）
後結構主義對社會的影響是深遠且多層面的，尤其在思想、文化、政治與教育領域。以下是幾個主要方面的影響：
🧠 1. 思想與知識觀的改變
- 挑戰絕對真理與普遍理性：後結構主義強調知識是建構出來的，不是客觀存在的。這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誰在定義真理」。
- 語言的權力：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而是建構現實的力量。這影響了法律、媒體、教育等領域對語言的使用與理解。
🏛️ 2. 政治與社會運動
- 身份政治的興起：後結構主義促進了對性別、種族、性取向等社會身份的關注，強調差異與多元。
- 批判主流意識形態：它鼓勵人們質疑既有的權力結構與社會規範，例如父權制、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
📚 3. 教育與學術研究
- 跨學科研究的興盛：後結構主義打破學科界限，促進文學、哲學、社會學、性別研究等領域的融合。
- 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學生被鼓勵質疑教材、權威與知識來源，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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