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兼社會科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
在訪談中表示：『左派的視綫始終離不開階級議題。』© [M] Malte Jaeger/​laif

 「Rechtspopulisten haben dann aber doch etwas, das Linken fehlt 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美國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表示，當今的政治左派缺乏勇氣。若要對抗右翼文化轉型，左派需要一個新的身份認同。

小檔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1947年出生於巴爾的摩（Baltimore），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政治與社會科學的 Henry A. 和 Louise Loeb 教授，同時也是哲學教授。她的德文著作包括《Widerspenstige Praktiken – Macht, Diskurs, Geschlecht 不馴的實踐 —— 權力、話語、性別》（2003）、《Kapitalismus – Ein Gespräch über kritische Theorie資本主義 —— 關於批判理論的對話》（與Rahel Jaeggi合著，2020），以及最新出版的《Der Allesfresser – Wie der Kapitalismus seine eigenen Grundlagen verschlingt 萬能吞噬者 —— 資本主義如何吞噬自身的基礎》（2023）

訪談作者:Tobias Bachmann 和 Nils Markwardt 2. September 2025

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在這位哲學家屢獲殊榮的著作中，持續探討社會正義、民主與女性主義等議題。我們透過視訊通話在美國佛蒙特州與弗雷澤取得聯繫。

《時代周報》: 弗雷澤女士，最近人們熱烈討論所謂的『文化轉型』（vibe shift）。據說政治氣候發生了劇烈變化：從覺醒與進步轉向反動反覺醒。您同意嗎？

弗雷澤：是的，社會氛圍確實發生了變化。我們正經歷一場日益加劇的社會秩序危機。雖然前不久似乎還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相互拉扯回應這場危機，但如今的局勢顯得非常單一。具體來說：右翼陣營的回應非常明顯且響亮，而左翼陣營的回應則顯得薄弱、缺乏勇氣與力量。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初選中的意外成功。但總體而言，對當代政治問題的詮釋權已出現轉移。

《時代周報》: 導致這種社會氛圍轉變的原因有哪些？

弗雷澤：許多人感覺到日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他們渴望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提出更激進的回應。反過來說，過去的政治方針已失去了公信力，首當其衝的是我所稱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種將鬆綁的資本主義與進步的政治身份認同相結合的政治經濟路線。

在德國，這種信任危機表現在社民黨（SPD）的衰退以及自由民主黨（FDP）的崩潰。在美國，則體現在民主黨的危機，尤其是長期擁有主導權的歐巴馬－柯林頓派系的影響力減弱。因此，對許多人而言，尋求替代方案成為當務之急。

《時代周報》: 那川普的解決方案是什麽？

弗雷澤：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清楚地意識到，替代方案必須具有叛逆性。當民主黨的建制派全力打壓桑德斯（Bernie Sanders）爲首的運動時，共和黨則擁抱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激進的運動。

《時代周報》: MAGA 運動的激進性主要體現在對所有所謂「覺醒文化woke」的全面否定。

弗雷澤：乍看之下，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妖魔化「覺醒主義wokeism」竟然如此奏效。畢竟，跨性別者、墨西哥移民或穆斯林並不是導致生活條件惡化、道路與橋樑年久失修的原因。

在美國，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一方面延續了本土主義（nativism）的悠久傳統，也就是妖魔化移民與異見者；另方面，它也涉及長期主導政治話語的「新自由主義進步正統」。這種正統話語中的多元價值觀往往非常膚淺，更甚者，它們成為掩飾社會倒退、走向寡頭政治與財閥統治的遮羞布。

《時代周報》: 那麼，在反覺醒主義（anti-wokeism）擡頭之際左派扮演了什麼角色？社會辯論中的一個觀點是：左派太過局限於侵略性的語言與政治身份認同，從而引起政治中間選民的反感與抵觸情緒。

弗雷澤：我們首先需要釐清「左派」到底是什麼意思。為此，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新左派New Left」在六〇與七〇年代的誕生。當時的新左派將階級觀點與女性主義及黑人解放運動結合起來。階級、性別與種族並不被視為彼此對立，而是共同奮戰的不同面向。

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也就是去工業化與工會影響力衰退的時期，階級觀點開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後續的左派思潮越來越偏向進步自由主義，並與支持企業全球化的人士結盟 —— 一種有益於企業的全球化。當時許多跨國企業自我標榜為進步且具有世界觀，宣傳多元文化與女性賦權。我不確定是否還能把這樣的立場稱為「左派」，因為真正的左派視綫應該始終不離階級觀點。

《時代周報》: 您本人在研究中曾嘗試重新整合這些不同的觀點。2022 您年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的「班雅明講座Walter-Benjamin-Lectures」以及您 2023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萬能吞噬者》中，您提出將女性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置於勞動觀點下重新思考與分析。

弗雷澤：是的，我是想延展「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使之涵蓋當今所有形式的勞動。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傳統的工業勞動，還包括女性無酬的再生產性勞動，以及移民的半自由勞動，例如在血汗工廠中的工作。畢竟，資本主義正是透過這些多樣化的勞動形式得以再生與延續。因此，我試圖重新定義「工人」這一概念，並藉此為左派提供一個理論基石以對抗右翼崛起。但回顧那時的思路或許過於認知化了。

《時代周報》: 怎麽說?

"局勢正在朝法西斯主義的方向滑落"

弗雷澤：我進行的是一種分析，從而衍生出白人產業工人、女性與移民在寡頭式資本主義下其實面臨共同的敵人。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種分析遠遠優於 MAGA 運動所能提供的任何論述。因為 MAGA 的基本論點無非是：跨性別者、墨西哥人與穆斯林是罪魁禍首。不過，右翼民粹確實有一些左派沒有的東西。

《時代周報》: 是什麽?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開始只是對主流的反抗聲音與少數意見，如今卻成了權力的姿態：美國正清晰地展現「文化變型vibe shift」，
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Federico Yankelevich，提供ZEIT ONLINE使用

Jetzt kommt die rechte Gesinnungspolizei 右翼的思想警察來了

許多自由派人士把希望托付給川普，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左派的文化戰。然而如今發生的某些變化正威脅著自由：一次文化變型（vibe shift）。

作者：Ijoma Mangold

17. März 2025

當川普於十一月贏得選舉後，蘇格蘭歷史學家奈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到了「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他的意思是，轉變的不僅僅是白宮的人事安排，而是全球政治思維與情感的深層結構發生了板塊式的移動。喜歡宏大詮釋的弗格森毫不猶豫地將德國交通燈聯盟政府的終結、由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領導的法國政府垮台、阿薩德（Assad）逃往莫斯科、以色列戰勝真主黨、伊朗失勢、股市飆升以及美元走強，都被視為這次文化變型的效應。然而，自從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政策導致股市暴跌以來，人們狐疑著：這場文化變型在經濟面上是否已迅速失去動力。

不過這不在話下。因為弗格森使用「文化變型vibe shift」一詞，指的不僅僅是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重新配置，還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急轉彎。畢竟，川普的勝選是源自一場文化戰而來的，而在這場戰爭中，主導權確實以驚人的速度從進步派與覺醒派轉移到了保守派的反改革陣營手中。

由於這場文化之戰在德國僅以相對溫和的形式出現，遠未達到思想內戰的程度，「覺醒文化」的社會壓力在美國精英大學中對自由派思想家所形成的影響往往被低估了 —— 他們先是感到疲憊，然後陷入絕望，最後甚至準備好投票支持川普。如今，當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他的 DOGE團隊（政府效率部）拿起電鋸，試圖切斷 DEI 計畫（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代表多元性、公平性與包容性）的政府資助時，他們其實是在兌現一項競選承諾。

因此，「文化變型」也是一場公共論述、主導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政治合理性觀念的潮流更替。舉個簡單例子來說：如今，公開宣稱生物學上存在超過兩種性別，所需論證的要求比一年前要高得多。作家 J.K. 羅琳曾表示，跨性別女性不應使用女性庇護所，這個立場如今可能不再像 2020 年那樣引發《哈利波特》讀者悔恨交加的焚書行動。至少，那些憤怒的人如今將面臨更多的反對聲音。另個例子是：主張跨性別女性在奧運比賽中應被允許與生理女性同場競技的人，如今可能會遭遇比一年前更多的質疑。

禁忌標杆也正在改變。

文化變型正在改變人們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以及道德直覺。社會禮儀因而再次開始變動：川普在競選中是如何標語的？「賀錦麗支持他們，川普總統支持你。」

為了更準確地描述這一現象（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唯有準確理解，我們才能更清楚地認識我們所處的當下），另一個詞匯也很有幫助：奧弗頓窗口（Overton-Fenster）的移動。這個術語源自美國政治顧問約瑟夫·P·奧弗頓（Joseph P. Overton），他用這個術語來界定公共輿論中被普遍視為可接受、具有共識、且不具冒犯性的領域。每一個新的政治理念一開始都會被視為有爭議，必須經歷一場艱難且充滿阻力的「爬坡之戰」，才能逐漸被接受並被認為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只有在政治空間之前的奧弗頓窗口發生了移動，才可能出現政權更替，而新的行政權力才可以將這一思想史上的範式轉變具體落實為政策。

文化變型也反映出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這一現象目前正如圖像書般清晰可見。因此，許多左派人士對於某些言論如今竟然變得又可以公開地滔滔不絕，感到震憤 —— 在這種歷史性的轉折時期，禁忌標杆也會隨之改變。過去那些被視為不可接受，可能傷害少數群體的言論，如今卻可能被貼上「不愛國」的標籤。

右翼文化戰士正在採用其人之道。

有人可能會說：政權更替本來就會帶來不同的政治信念，這是正常現象。只要自己還能自由表達，就不必過於悲觀或庸人自擾。

2022年，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曾批評民主黨內部人士稱西語裔為「Latinos」而不是「Latinx」（以尊重非二元性別）。如今，如果你不按照白宮新主人的意願，把「墨西哥灣」稱為「美國灣」，就會受到批評。

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我們並未看到左派的思想警察被廢除，反而是被右翼的思想警察取代了：白宮以偽善精神宣布，新聞社美聯社（AP）將被排除在未來的新聞發布會之外，原因是該社拒絕採用新的地理用語規範 —— 不像 Google 導航，至少在美國境內使用Google 導航已是「美國灣」了。誰不聽話，就沒戲唱。

但這不是重點，是否應該有語言規範也不是討論要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語言規範的手段 —— 曾經是「覺醒運動」（woke movement）的聖杯，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年間改稱了所有他們認為帶有父權殖民主義色彩的詞語 —— 這個手段如今卻被右翼文化戰士採用。在「覺醒時代」最嚴重的禁忌之一，就是稱呼跨性別者因性別轉換而不再使用出生後的舊名，英語稱之為 deadnaming（稱呼棄用名）。喬治亞州的保守派國會議員 Mike Collins 最近在 X（前Twitter推特）上呼籲：「Stop deadnaming the Gulf of America!停止稱呼美國灣的棄用名！」。只要打擊對象的是敵方，敵方手段似乎也完全可以拿來用。

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在歐洲眼中的許多自由派人士，對美國民主黨的「覺醒」語言規範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同時，面對右翼語言警察同樣陷入困境。而那些一直認為這些自由派過於天真的人，則幸災樂禍地嘲笑道：嘿，你們被迫面對新現實的時刻來得還真快啊！

但奧弗頓窗口的移動還帶來了另一種值得描述的現象，如果我們想理解文化語境的轉變：那就是語調的改變。人們說的話可能還跟不久前一樣，但語境的「調號」已經改變，就像樂譜中的調性轉換一樣。原本聽起來像是小調的語句，現在卻變成了凱旋的 C 大調。同樣的言論，若是在奧弗頓窗口之外發表，聽起來頗具顛覆性；但一旦進入奧弗頓窗口，它就迴盪在權力與新建制的回音空谷。

以德國為例：才兩年前，對移民持批判態度，會讓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被指責為替德國另類選項黨（AfD）鋪路；而如今，發表類似言論卻只是重申了新的、奧弗頓窗口當下的核心立場。什麼是真勇氣，什麼是假勇氣，隨著每一次文化變型而走樣。

右派的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

原本還是反主流聲音與少數人意見的言論，如今卻展現成真權力。這種轉捩點值得關注的是它論述語境的衛生。直到 2024 年 11 月之前，人們還可以從非主流的立場批評政治認同的極端現象；如今，這種批評卻與川普的權力機器完全一致。而「認同權力」始終不單純，因為它引發了以下疑問：一個人是否真能不出賣自我？是否真誠地捍衛自由精神與獨立性？

當共和黨人過去批評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時，說取消文化是一種敵對思想的現象，限制了言論自由；而左派陣營多年來則毫不在意地反駁，說對取消文化的指控只是右翼敘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如今，局勢重新洗牌，問題也自然指向右派：你們真反對取消文化，還是只反對來自左派的取消文化？

一個微小但頗具啟發性的事件：《華爾街日報》最近揭露，Elon Musk 的 DOGE 專案小組中一位 25 歲的員工曾發表過種族歧視的推文，結果被迫離職。但反對聲浪沒持續太久，因為喜劇演員 Bill Maher —— 一位長期以來在反覺醒文化戰爭中扮演自由派十字軍角色的人 —— 介入並表示：這不正是我們想要克服的取消文化嗎？不久之後，副總統 J. D. Vance 也公開支持這一立場，認為不應該因為一個年輕人曾說過愚蠢的話，就摧毀他的人生。於是視「覺醒心智病毒」為終極敵人的Elon Musk —— 重新聘用了這位員工。

自由派是否陷入了一場幻覺？

如果我們還停留在 2022 年，而那位選擇寬容而非嚴懲的雇主不是川普的壓力團體，而是 —— 比如說《紐約時報》，那麼這個事件會被看成是一個展現寬厚與反對嚴苛的美好行動。但如今，到了 2025 年 2 月，這種做法聽起來更像是黑暗勢力在宣告：反種族主義對我們來說是左派的事，因此我們選擇裝聾作啞。

那麼，那些曾厭倦左派的「師從式思考」而給了川普一個機會的自由派人士，是否真的陷入了幻覺？是不是在他們還來不及說「阿門」之前，就在右派的「師從式思考」中驚醒？讓我們來看看幾個案例。

川普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首要行政命令，是恢復塑膠吸管的合法地位，塑膠吸管在拜登任內曾以行政命令被禁止。此類舉措屬於「合理範疇」 —— 屬於川普當選所代表的那場文化反改革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根據不同意識形態觀點，可能象徵性地被視為荒謬或光輝的政府干預，如今被逆轉了。

選擇一個更嚴肅且引發廣泛關注的議題來說：同樣地，川普政府決定解除聯邦機構與政府部門在選擇合約合作夥伴時，原本應優先考慮那些已在美國廣泛推行實施的 DEI（多元、公平與包容）計畫的企業義務。這項政策的改變引發爭議：例如，若某企業的亞裔員工已多於黑人員工，即使一位韓裔申請者的資格更高，也可能因配額考量而失去機會。

不僅許多共和黨人，還有不少主張「色盲」（即不以膚色作為判斷標準）的自由派人士，也反對這些 DEI 計畫，認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種族歧視 —— 因為最終，以膚色決定職業機會，而非能力或品格。這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當年的夢想背道而馳。他曾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是以品格來評斷他們的世界。

若你不是入席嘉賓，就淪爲菜單上的一道菜式。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Elektroautos: Batterie defekt? Kein Problem 電動車：電池故障？沒問題！

Voltfix 的兩位技師 David Lanz（左）與 Julien Blunk 正在維修一個電動車電池 
© Alexandra Polina 攝影供《DIE ZEIT》使用

Elektroautos: Batterie defekt? Kein Problem 電動車：電池故障？沒問題！

電池一壞可能就意味電動車壽終正寢。現在有業者專門維修電池，這樣比更換新電池便宜得多。

作者：Christoph M. Schwarzer, Norderstedt 01. September 2025

Voltfix※ 專門維修汽車，與其他修車廠不同的是，這裡沒有機油味。工作環境非常乾淨 —— 日光透過天窗潑灑在白色牆面上 —— 正如同技工手藝一樣乾淨。在修車廠的一角，一條黑黃相間的警示帶封鎖了工作區的入口。那裡的金屬工作台上放著一輛老款 司麥特Fortwo (Smart Fortwo) 的核心部件：電池。電池已被打開，可以看到電線和一些金屬小盒子，那就是電池單元。

※譯者：Voltfix維修電池的公司位於德國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塞格貝格郡（Schleswig-Holstein）的城市諾德施泰特（Norderstedt），在漢堡機場附近。

這裏是 Julien Blunk 和 David Lanz 的工作地點。高壓電技師絕不會單獨處理電池，因為即使是微小的錯誤也可能導致危險。汽車電池所儲存的能量足供一戶家庭使用一週。Blunk 和 Lanz 穿戴延伸至手肘的橡膠手套，頭上戴有護目鏡的安全帽，以防火花飛濺。「我們迄今沒被電擊過，」Lanz 說道，「而且我們希望保持紀錄。」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定期參加急救課程。

汽車電池維修師的工作與一般汽車修理廠不同之處在於：「我們的精準度更高」Blunk 說道。這位高壓電技師的意思是：比起那些處理燃油引擎的技師他能更精準地測量和分析出每一個零件。這家位於漢堡機場附近 Norderstedt 專業維修廠的誕生，是汽車產業面臨變革時所產生的初期徵兆之一：Voltfix 是德國少數幾家專門修理電動車的公司。

維修一套打開了的電池系統時，必須採取安全措施，例如佩戴橡膠手套和使用專用工具。
© Alexandra Polina攝影供《DIE ZEIT》使用

越來越多電動車的車齡已超出原廠保固期

一般電動車提供八年的保固期，期内製造商通常會負責處理故障。但如今已有一些年限較久的電動車、所餘價值不高。這樣的二手車，更換一個新的電池不太划算 —— 但若把電池入廠修理則是值得的選擇。

「車主會注意到電池故障，比如説續航力明顯下降，」客服主管 Christian Le Roux 表示。在其他情況下，警示燈會顯示問題，導致車輛過不了技術檢驗（TÜV）。或者電動車就乾脆拋錨了。

Lanz、Blunk 和公司同事每年維修超過 400 套電池系統。過去，這家維修廠是德國少數幾個專門維修 Renault 電動車的中心之一，自 2021 年起，Voltfix 開始接受所有品牌的電動車維修，包括 Tesla、Porsche 和 Peugeot。

Voltfix 客戶服務主管 Christian Le Roux
 © Alexandra Polina 攝影供《DIE ZEIT》使用

可節省75%的成本

Le Roux 表示，替換零件的獲取相當困難，有時甚至只能透過拆解撞壞的事故車來找到合適的零件。此外，一些電池系統是以黏合或填充泡棉的方式加以固定，而非使用螺絲，這讓維修過程更加繁瑣。

Selbst schuld? 左派該自認活該嗎？

 

政治光譜兩端的極端勢力互相激化 © Tyler Spangler 為時代周報製作

Selbst schuld? 左派該自認活該嗎？

很可惜政治左派如今不再爭取中間選民，而是與之對立，讓右派暗自竊喜。

作者：Jens Jessen 28. August 2025

也許說世界政治面臨重大轉變還為時過早，但僅僅釋出警告或嚴正抗議已應付不了當前局勢：右翼與極右運動的聲勢正在令人憂心忡忡的壯大中。

在西方世界，許多掌權或有望執政的政黨與政府，實在無法再被稱為「保守派」。他們並非致力於維持現狀，而是用拆毀重力球與巨型電鋸進行破壞。他們成功的秘方：製造仇恨。

這些右翼政黨正是以抗議起家的 ——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抗議免疫。他們煽動反抗現行「體制」與「菁英」，誠如上個世紀左派的作爲，但關鍵差異在於：如今的菁英被視為左派，而現行體制則被描繪成一個由左派主導的管控系統，充滿思想禁令。

從德國東邊的盧薩蒂亞（Lausitz）到美國的德州，新右翼的強烈憤怒明顯指向「覺醒文化」（Wokeness）、多元性、性別平等、女性主義或反種族歧視的語言規範。可以說：「覺醒文化」及其對公共言論的限制，是左派送給右翼大禮包。

民意調查中反覆出現的一句話：「現在大家都噤若寒蟬了」，不管它是出於模糊的感受還是刻意矯情，都是右翼政黨 —— 從德國的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到美國的共和黨 —— 編織政黨宣傳長篇的基本素材。而事實上也的確存在一群左派的言論監督者，他們認為討論幫派犯罪就是排外，對穆斯林頭巾提出質疑就是反穆斯林，若堅持生物只有兩性存在就是性別歧視，至少是「恐跨 —— 對跨性別的恐懼」。

如果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的影響力，應該避免這種荒謬言論，認真反思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充當右翼宣傳最堅實的彈藥供應者。

但左派真的想要削弱右翼嗎？還是希望從右翼的崛起中獲利？像是德國左翼黨的會員人數奇蹟般地增加，正是對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壯大的回應，這個現象曾經在公共領域多次被提及。尤其在年輕人之間，普遍有一種印象：其他左派政黨，如綠黨和社民黨（SPD），在面對右翼威脅時立場不夠鮮明。

這也涉及難民問題。如果認定難民議題是德國另類選項黨（AfD）崛起的真正原因，那麼社民黨（SPD）與綠黨中務實派主張更嚴格地規範庇護程序與移民流動，甚至支持基民盟（CDU）的相關政策，似乎是合理的。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背棄了左派最基本的國際團結原則，尤其是新左派的核心信念：西方本來就該為難民的處境負責，甚至要為世界的苦難承擔代價且作出補償。在這種觀點下德國人民生活基本充裕 —— 如果某個市鎮必須放棄游泳池，以便資助難民生活，這被左派視為最基本的道德責任。

然而，這種犧牲本地居民與對難民的「厚愛」，正是AfD津津樂道嚴正批判的議題 —— 而且他們的宣傳說，此類問題如今已無法在公共場合自由討論了。

政治的極端勢力相互攻擊，本是早已為人熟知的機制，幾乎令人驚訝的是，大家總是批評社會的極化，卻很少注意到這些對立力量互相暗中施力。但這種驚訝也只是「幾乎」，因為主流政治理解天真地認爲：英勇站出反對種族主義與歧視，可能反而有利於右翼勢力。尤其是當代後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早已失去了思考辯證的能力，毫不反省地推薦左派為對抗右翼的解藥，卻未察覺右翼也如同鏡子中的自己，把自我定位為對抗左派的解藥。

毫無戒心的左派因其教條式的身段無意間壯大了對手，使之從中獲益。北美大學的學者們如今雖受到川普的打壓，卻從未公開反問自己是否過度吹擂認同政治，加上傳授性別研究的課程是否也促成了施壓者川普的崛起。更別提義大利的左派政黨，到今天毫無反省，是否正是他們的教條主義導致了左翼的分裂，從而為梅洛尼的勝選鋪路。這群左派全都深陷自認道德優越的意識不可自拔，甚至察覺不到這種道德姿態可能令人反感——即使最無辜的老百姓也反感。

保守派的文化國務部長魏默（Wolfram Weimer）最近發表了一番既正確又天真的言論，表示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與左翼黨對德國同樣有害。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他說的是當前德國的社會與政治結構。然而，AfD、左翼黨（還有部分綠黨）所追求的，是個完全不同的德國。他們對這種指責完全無感，因為根據他們的自我認知，他們沒做壞事 —— 真正「壞」的是現行體制，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改善（如綠黨）、要擺脫資本主義與北約（如左翼黨），或是要徹底推翻現有秩序（如AfD）。

左翼黨發展出一種特有的「人道主義」觀點。

想真正理解左右兩派的反保守衝動的基點，就必須清楚認識到，他們不僅彼此為敵，他們還有個共同敵人：社會裏那個遲鈍、抗拒改變的中間選民。這個中間地帶 —— 根據批評者不同的立場—— 被看成是阻礙能源轉型、年金改革、軍事擴張或與俄羅斯和解的力量；他們也可能是妨礙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寬容接納難民，或推動所謂迫切的「再移民Remigration」政策的障礙。

中間選民不再被視為中立，而是敵方的「戰利品」。尤其是德國的左派政黨，他們過度的懷疑將大批基民盟（CDU）與自由民主黨（FDP）的選民劃入右翼陣營。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反覆提出的控訴看出：右翼思想「已滲透到中間派」或「已經變得可被社會接受」。

AfD的做法也極為相似，基本上把整個國家（除了自己以外）都視為被「左綠思想污染了」。左右之間的鬥爭不再是為爭取中間選民的競爭，而是用語言攻擊中間派 —— 雙方都認為中間派早已暗中倒向敵方陣營。

儘管左右兩派在行動上都相當極端，但表現出來的並不完全對稱。儘管德國另類選項黨（AfD）一向以威嚇手段著稱，但在面對猶豫不決的中間選民時，卻另採一種策略：即使你今天票不投我們，你的心早已站在我們這邊。反之，左派則認為，他們自己除外「正派」人士早已不存在。凡是不公開表態支持左派或移民政策者，就被視為右翼；不吃素、不騎單車，都是氣候罪人；支持以色列的人，是剝削全球南方的殖民主義者；不使用性別中立語言者，是厭女者，甚至是恐跨者等等。

德國與美國的左派，連法國左派都逐漸出現類似傾向，他們發展出一種高度排他性的「人道主義」觀點，以至於基本上他們不再認為有任何盟友是可被接受的 —— 也不再吸引新的選民。這種情況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損害。如此一來，在右翼人士尚未掌權之際，這個社會就被預設存在一個右翼多數。更嚴重的是：一旦政府被右翼掌權，那麼根據這種邏輯，它就會被視為「邪惡大多數」的合法代表。

曾經左派政黨自認是平民代言人、對抗資產階級不道德行為的時代，早已久遠，甚至可能被完全遺忘。如今的左派政黨 —— 包括德國的綠黨 —— 主要由中產階級組成，並以厭惡的眼光看待那些不願接受移民政策的民眾的不道德行為。

對右翼政治人物而言，像奧班（Orbán）、梅洛尼（Meloni）、川普（Trump）、勒龐（Marine Le Pen），更不用說魏德爾（Alice Weidel）等人，這個現象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優勢：他們可以自然地把「普通人」視為自己的盟友。你是那個被指責為邪惡的人民？來加入我們吧，我們正是與你相匹配的「邪惡」政治人物。

循著這個脈絡觀察左右兩派中具暴力傾向的支持者與行動者也頗具意義。儘管這些人未必直接隸屬於政黨，但其所屬的社會圈層的傾向卻日益模糊。即使德國綠黨中部分忠於憲法的成員，面對左翼自主派的暴力行動時，第一反應是將責任歸咎於警方。反之，激進化的AfD則截然不同：如今看來，似乎是暴力的地下勢力在驅動整個AfD政黨向前。

不論人們如何強調各方差異，真正關鍵差異其實在於：極右派的暴力行動主要針對移民、同性戀者、猶太人 —— 也就是社會的少數族群；而極左派的暴力行動則針對多數群體 —— 例如破壞電力設施、鐵路、停放的汽車，或「最後世代」透過用沙子和膠 水將自己的手緊緊地黏在柏油路上以癱瘓交通。他們的目標是抗拒流動性、基礎建設與國家運作，也就是針對那群安於犯下氣候罪與蜷伏消費舒適生活的社會中間層。

當然，我們不能將激進分子的過激行為歸咎於左派政黨的政治人物與領導層 —— 他們已多次明確表達反對立場，甚至深具厭惡之情 —— 但這些事件仍然反映出其所屬社群的情感傾向。左派既不打算挽回投向AfD的選民，也不打算強化政治中間派對抗右翼誘惑的能力。相反地，他們主張，甚至幻想，若綠黨、左翼黨、社民黨（SPD）和已然分裂的Wagenknecht政黨能夠聯合起來，就可以不依賴中間選民組成左派執政多數。

然而左派的政治願景往往會被社會中很大一部分人視為威脅。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暫時擱置對左派訴求（如覺醒文化、高度氣候意識、低度消費行為等）是否合理的判斷。這些訴求當然並非毫無道理。同時也必須暫時不去探討這些訴求是否真的能夠在那些感到被侵犯的公民當中推行開來。因為問題不在於實施的可能性，而在於這些政治願景本身就是威脅 —— 尤其是它們干預到公民的語言習慣與日常行為。

要合乎左派的政治願景，得先有足夠的經濟條件。

Rückkehr eines Monsters 怪物的回歸

 

Rückkehr eines Monsters 怪物的回歸

普丁、習近平與川普體現的是被視為早已成為歷史遺跡的強國政治。難不成帝國主義正跨入新紀元？從羅馬帝國延續至今以至俄羅斯的侵略戰爭，其間是否存在一種跨越時代的權力邏輯？

作者：Jürgen Osterhammel

25. August 2025

「帝國主義」是政治與歷史詞彙中最惡毒的字眼之一。自19世紀中葉首次使用以來，它一直是貶義詞與鬥爭語言的最愛。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在1920年代某些群體還曾引以為傲的用來標籤自己。如今，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新法西斯與後法西斯分子仍不避諱使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然而，帝國主義者從未主動將「帝國主義」這個標籤往自己臉上貼。「帝國主義者」—— 這個詞總是用來指責那些「邪惡的他人」。儘管一些國家並不掩飾自己建立帝國的意圖，但從不承認是在實行帝國主義。

如今，令人格外不安地見證到：從對烏克蘭發動侵略以來，俄羅斯總統普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先鋒。2022年9月30日，他宣布吞併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及另外兩個烏克蘭州，並發表了一場針對「所謂西方」的長篇抨擊。他自詡為「民族自決」的捍衛者，指責西方企圖以「新殖民體系」壓迫世界，該體系象徵著奴役、掠奪、專制、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性變態。

幾週後，普丁在一次訪談中進一步表示：西方否定「國家與民族的主權、其身份與獨特性」，建立「壟斷體系」，並以強制手段推廣其價值觀。2023年10月，他將西方的歷史形容為「無止境擴張的編年史」，卻未見他反思俄羅斯如何成為世上領土最大的國家。2024年6月，他再次譴責西方的「新帝國主義」企圖。

偏偏是普丁。西方領導人如拜登、馬克宏與蕭茲則反過來指控俄羅斯總統從事「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馬克宏甚至在2025年3月稱他為「修正主義的帝國主義者」。

這裡的重點並不在於誰對 —— 答案其實非常清楚。儘管全球南方的一些人仍記得蘇聯曾在反殖民鬥爭中提供支持，因此對俄羅斯的刻意做出的「反抗宣傳」有所共鳴，但普丁所描繪的歷史觀與現實敘述，充斥著不實與空洞的宣傳。要問誰的品德最沒有資格指責他人從事帝國主義，那非普丁莫屬。

不過，正是普丁炒熱了這個陳舊的詞匯「帝國主義」，讓它重新受到關注，還將它從列寧主義宗派的角落中拉了出來。如今，在聯合國大會上，領導人們突然開始使用這個詞。西方的政治評論家無需要先徵詢學術界的意見即可篤定地稱普丁為帝國主義者。而學術界也無需依賴政治界，可自行得出相同結論。普丁無疑代表了一種如今罕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類型：他是一位帝國主義者。確認這一點，將衍生出一系列後果。

首先：由於「帝國主義」這個詞再次證明它是一個用途廣泛的鬥爭性術語，因此使用這個詞匯的人應該負責任地清楚說明他們各自所指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這個闡述也可能對當代產生影響：比如説是否應該以相同的政策來對付各種類型的帝國主義？

其二：我們常見帝國主義的時代劃分正在模糊淡化中。如果不想把當前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視為漫長歷史中的遲來者，彷彿是垂死怪物的最後一搏，那麼就必須思考是否有「帝國主義之後的帝國主義」這個可能性。是否在一個持續的發展中開啟了新的篇章？是否應該為帝國主義的歷史賦予新的時間軸？

第三：如果認為帝國主義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之間基本上始終是同一回事，呈現的只是不同形式，這種歸納有欠歷史性的思慮。比如説，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年裡的干預，一度流行著把布希領導下的美國霸權與羅馬帝國在公元2世紀初達到的權力巔峰進行比較，強調的往往只是相似之處而非差異之別。予人一種印象：帝國有某種超越時代的「邏輯」。但這種看法暗示了過度的同質性。如果可能的話比較明智的做法，該將單數的「帝國主義」改成複數的「帝國主義們」。

國際專家 —— 例如在2021年出版的《牛津帝國世界史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中 —— 把帝國歷史起始點定在公元前三千年，與該國誕生日算起。自那時起，強大的國家一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較弱的國家，並長期將之依附於自己 —— 這正是「帝國主義」的核心意涵。然而，這種現象呈現出多種形式，根據不同的地理空間與歷史時期、成因與行動者而有所差異。

帝國、殖民主義與暴力

歷史撰寫有時比較關注帝國，有時則著墨於帝國主義。若未能清楚區分兩者，往往會引起相當大的混淆。歷史上的帝國往往具有極長的壽命。西羅馬帝國、拜占庭、中國的皇朝、鄂圖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英國－大不列顛以及荷蘭的海外帝國：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帝國都曾存在數百年之久。

所有帝國中最為長壽的，是中國。它於公元前221年建立，歷經長期的分裂，並在13世紀末由蒙古皇帝忽必烈重新統一，至今仍以一個連貫的大國形式存在。相比之下，一些短命的帝國——如中亞征服者帖木兒在中世晚期建立的帝國，或歐洲大陸上的拿破崙與希特勒帝國——始終未能脫離戰爭狀態。長期存在的帝國則經歷了許多時期，雖然邊境偶有戰爭，安全機構也持續運作以威懾和鎮壓叛亂，但基本上維持了內部和平。羅馬和平（Pax Romana）或英國和平（Pax Britannica）都不是只爲了宣傳的虛構故事。

Dealen in den Abgrund 走向深淵的交易買賣

 

Dealen in den Abgrund 走向深淵的交易買賣

唐納·川普創造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交易。這改變了超級強權的運作方式——並掀起德國駐兵烏克蘭如此怪異的辯論

作者：Harald Welzer

21. August 2025

自蘇聯解體以來，沒有任何一個超級強權像當今美國那樣變得那麽快。它不僅是一種新的統治形式，既不依賴價值理念，又直接摧毀政治的本質，它圍繞一個核心概念自行鞏固：交易。

這場轉變 ——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 —— 既非源於革命，也不來自戰爭或體制崩潰，而是始於一個相當正常的起點。像喬治·W·布希、比爾·柯林頓、巴拉克·歐巴馬或喬·拜登等美國總統，都擁有與唐納·川普相同的權力。那麼，為何他們在外交政策上沒像川普那樣運用這種權力？答案是：因為在過去的總統任期內，美國始終是西方社會建構概念的承載者，這個概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形成，以自由秩序為核心理念。這個計畫在數十年間極為成功，使民主國家的數量持續增加。

Harald Welzer 這位67歲的學者是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及出版人。多年來擔任大學教授，目前他擔任「Futurzwei – Stiftung Zukunftsfähigkeit 未來永續基金會」的主任。今年九月，他的新書《暫譯：情感之屋 Das Haus der Gefühle》即將出版，內容探討逐漸崩解的安全感與對未來的信任。

直到自由意志的意識形態興起，一個純粹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擡頭 —— 既不關心民主，也不在乎公共利益 —— 民主文化開始受到侵蝕。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與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指出，當政治人不再遵循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治理理念時，民主制度便會從內部瓦解。當共和黨開始背離過去所遵循的政治默契時，一個新時代便揭開序幕，而這個時代的代表正是川普。正是這種政治默契，使得美國從未像川普及其近臣那樣，在內政與外交上如此激烈地施展權力 —— 畢竟，美國一直自認是自由秩序的化身，這種秩序作為西方戰後模式，曾一度主導全球。

政治，不過是一場交易罷了

如今我們看到，美國正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統治形式，這種形式雖然包含了傳統法西斯統治的一些組織元素，但在統治社會學上卻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徹底廢除「政治因素」。這種新現象的象徵性時刻出現在2025年7月27日，當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與唐納·川普在蘇格蘭共同舉行記者會時。她坐在他身旁，如同一位乖巧的學生，重複著他的話語 —— 圍繞著一個主題的話語：「令人欣慰的是，雙方成功談成了一筆交易，一筆大交易，一筆好交易。」

Wie eine Kanonenkugel 像一顆炮彈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
1842年版畫 © [M] akg-images

Wie eine Kanonenkugel 像一顆炮彈

巴爾札克揮霍無度、瘋狂迷戀、狂飲咖啡，將整個世界化為偉大的文學作品：向他逝世175週年致敬

作者：Volker Weidermann 18. August 2025

他若知道自己死後150年，竟有一家小型咖啡連鎖帝國以他命名，肯定會感到欣慰。‘Balzac Coffee Company’於本世紀初的鼎盛時期在德國擁有57家分店；而在加拿大，幾年前有一輛小型濃縮咖啡販賣車也發展成了以他命名的咖啡館連鎖。

將咖啡店以這位175年前逝世的文學巨人命名，絕對合情合理。因為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那部涵括88卷的巨著《人間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德譯：Die menschliche Komödie》——人類社會最全面、最細緻的文學描寫之一 —— 若沒有咖啡，根本誕生不了。咖啡是他想像力機器的引擎，是巴爾扎克文學發電廠的黑色燃料。他工作的不懈、驚人的速度與精準度，簡直無人能及；而缺了咖啡，少了他熱戀的‘毒品’，他便無力、無神、了無創意。他每天的標準是五十杯咖啡。

巴爾扎克一旦開始戀愛 —— 而他總也頻繁熱戀 —— 就能寫出最動人的文字。他甚至曾經向咖啡寫下一封感激涕零的情書。好像是咖啡創造了他的文學，而他，巴爾扎克，只是那位執行咖啡命令的僕人，由魔法般的藥劑引導著筆尖。他寫道：『咖啡滑入胃中，隨即一切開始運轉：思想如同大軍團在戰場上集結；戰鬥開始。記憶如同軍旗手奔馳而來。輕騎兵在壯麗的奔騰中展開行動。（……）人物開始穿上戲服，紙張滿是墨印，戰鬥展開，最終在黑色洪流中結束，好似一場真正的戰役淹沒在黑色火藥煙霧裏。』

然而，巴爾扎克曾經充滿咖啡熱情的生活，也印證讓他成爲咖啡館連鎖品牌命名人選實爲不當之舉。第一：咖啡害了他。至少根據當時醫生的看法，他過度飲用咖啡導致身體羸弱且咖啡因中毒，最終於51歲過世。第二：巴爾扎克是個臭名昭著的破產者。無論他投資哪個事業，幾乎都是他隨到隨倒。他雖然在小說中精準分析還描寫了經濟運作與金融市場的機制，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屢屢敗在自己幻想的自動機制之下。他總是過於樂觀地預測自己作為企業家的角色與利潤的成長速度，導致現實根本跟不上。他一生中除了咖啡，債務也是推動他創作的另個動力。

巴爾扎克確實寫了很多書，但他簽下的出版合約更多。彷彿他在做實驗：看看同一本小說可以賣出多少次而不會因此坐牢。最終他還是進了監獄，但並不是因為巨額債務或欺騙出版商，而是因為他拒絕回應一份兵役徵召令。因此，他曾短暫地被關押在巴黎國民衛隊的拘留所中。當然，他在獄中依然不懈地創作，還立刻將這段經歷融入小說《幽谷百合》。因為巴爾扎克的創作素材取自現實生活：他的時代、他的同胞、他的世界。他曾說：『我不想描寫任何虛構的事件：我要寫的是真正發生在各地的事。』

他的分析是：人們愛讀與愛情、戰爭、性與暴力有關的内容。

巴爾扎克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找到屬於自己藝術創作的方向。他於1799年出生在法國西部城市都爾 (Tours)，幾乎尚未親嚐親生父母羽翼。就被送到奶媽家，之後輾轉於各種教育機構與寄宿學校。他年輕的媽媽不太關心他，父親則專注於自己公務員生涯。巴爾扎克在巴黎學法律，開始了一段毫無熱情或目標的生活，兩年後中輟。他想要重新創造自己的人生。想成為一名作家。父母並不支持這個想法，也不相信靠寫作能維持生計。儘管如此，他們同意了這個看似瘋狂的計畫還支持了他兩年。要他用兩年的時間，證明自己真的是一位詩人，並讓世界相信他、肯花錢買他的作品。

可惜事與願違，儘管巴爾扎克不斷寫作。他仔細觀察書坊，想了解讀者想讀些什麼東西，因為比起文學榮譽，他更渴望致富。他分析的結果是：人們愛讀與愛情、戰爭、性與暴力有關的內容。對巴爾扎克來說，這太容易了。他開始天馬行空，與通俗小說家組成寫作團隊，還以筆名或夥伴的名字發表各種輕鬆速成作品。

當然，他也不是四處碰壁，他的小說確實有人買，也有人讀。但賺的遠遠抵不過他花的。只有在自己的幻想中，他早已富可敵國。1822年，他興奮地在信中寫道：『親愛的姐姐，我現在像亨利四世即將被鑄成銅像那匹永恆的馬一樣努力工作，希望今年就能賺到兩萬法郎，作為我財富的基石。』人生 —— 就是凱旋：『到時候妳的小巴爾扎克會坐著馬車出現，昂首闊步、炯炯發光，口袋裡裝滿了鈔票。』

"Mit der KI zu verschmelzen, ist der einzige Weg, nicht von ihr beherrscht zu werden 要想不被人工智能駕馭，就要與之契合"

 

雷·庫茲韋爾（77歲）是一位美國科學家、發明家、企業家和作家
©Tony LuongThe NewYorkTimes/Redux/Laif

雷·庫茲維爾 Ray Kurzweil

"Mit der KI zu verschmelzen, ist der einzige Weg, nicht von ihr beherrscht zu werden 要想不被人工智能駕馭，就要與之契合"

幾乎還沒人知道「人工智能」這個詞的時候，庫茲韋爾就已經著手研究了。Kerstin Kohlenberg和Stephan Lebert與他進行訪談，談到我們即將面臨的劇烈變化。

時代周報訪談記者：Kerstin Kohlenberg und Stephan Lebert

《時代週報》：庫茲韋爾先生，您是全球最著名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之一。您選擇在波士頓附近的牛頓公共圖書館進行今天的會面。您能否預測一下，紙面印刷書籍還會存在多久？

庫茲韋爾：書與傳統、情感和懷舊有著深厚的聯繫，因此很難預測。其實，書籍今天本應該消失的，因為所有內容都可以以數位形式取得。但書籍仍有一席之位。人們依然眷戀著書，我也是，我熱愛書。我真心希望書能夠延續下去。我可以講一個小故事嗎？

《時代週報》：好啊。

庫茲韋爾：前不久，我讓一個人工智能工具幫我撰寫自傳摘要。有趣的是：自傳根本還不存在，因爲我才剛開始動筆寫。但人工智能在網路上找到了大量關於我的資料。結果我馬上收到了一本尚未出版的書的摘要。你知道嗎？它寫得非常好。人工智能寫出了我未來才要寫的內容。我感到非常驚訝。其實，我完全可以請人工智能幫我寫這本書。

《時代週報》：然後呢?

庫茲韋爾：我想，我自己能寫出更好的自傳摘要。但三、四年後的狀況就不得而知了。

庫茲韋爾打開他的手機，播放一段他去年出版新書的播客《奇點迫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2005年》頭一分鐘的對話。聽到的是一男一女的聲音：「準備好潛入深水了嗎？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庫茲韋爾和他的新書《奇點迫近》。這本書 —— 哇 —— 讓人開始思考未來的樣子。」

庫茲韋爾：這個對話不是人的聲音，但聽起來卻毫無破綻。很厲害吧？我請人工智能製作一段長達十一分鐘的播客，介紹我的新書。四十秒後，結果就出來了。才兩個月前還根本做不到。

《時代週報》：在今天還有哪些事情是幾個月前做不到的？

庫茲韋爾：一直到最近，人工智能最掌握不了的就是各式幽默。但這也已經改變了。現在人工智能可以創作非常有趣且極富創意的廣告標語。這將徹底改變廣告業。長期以來，人工智能也無法洞悉事物的因果關係。有一段影片呈現的是：一個房間，中間有張空桌子，地上是一個破碎的花瓶。房裡沒人，但有隻狗來回走著。人工智能以前無法判斷花瓶為何會掉在地上。如今，它立馬給出正確答案：是狗幹的！

1941年：康拉德·楚澤（Konrad Zuse）在柏林十字山區
（Kreuzberg）展示了第一台電腦。© 德國博物館

《時代週報》：為什麼現在成果進步得這麼快，而幾個月前還做不到？

庫茲韋爾：電腦的運算能力大幅提升。當德國人楚澤於1941年展示世界上第一台電腦時，那台機器每花一美元只能進行0.000007次運算。既慢又貴。如今，電腦每秒可以用一美元完成五千億次的運算！這種運算能力驚人的提升，正是人工智能革命的關鍵推手。

身爲科學家、發明家、企業家與作家的雷·庫茲韋爾今年77歲，身材瘦削。他標誌性的裝扮是——手工彩繪的寬吊帶——即使在圖書館進行訪談的這一天也是這身打扮。兩位女性陪同他前來接受訪談，兩位都是他多年的工作夥伴。其中一位負責協調他與醫生的約診。他對醫學的獨特態度也是這次對話的主題之一。庫茲韋爾擁有約20個榮譽博士學位。比爾·蓋茲曾說過：「我不曉得還有誰比雷·庫茲韋爾更適合預測人工智能的未來。」

《時代週報》：依您的看法，人類正面臨歷史上最根本的變革：在短短幾年內，人工智慧將超越人類智慧？

庫茲韋爾：我把它稱之為「奇點」。

《時代週報》：….這個詞源自數學，用來描述一個不再適用常規規律的點。

庫茲韋爾：根據我的計算，人工智慧將在2029年首次超越人類的智慧。

人工智能的崛起

1996年：雷·庫茲韋爾開發了一款文字識別程式，輔助閱讀。© 私人收藏

《時代週報》：那麼，電腦和機器在各方面都將比我們更優秀、更快速、更便宜。無論是心智能力還是手工技能：造車、法律辯論、撰寫文章——都能勝任。

庫茲韋爾：... 還包括戰勝癌症.

《時代週報》：但這不也意味著，超智能的電腦將能自行編程，而且在沒有人類干預的情況下不斷自我提升嗎？這難道不是風險：它們可能會掌控我們，甚至掌控整個世界？

庫茲韋爾：如果我們不加以留意，可能真的會發生。

"Es vergeht kaum eine OP ohne affige Anspielungen auf Sex" 幾乎每個手術房都免不了涉及淫穢的性暗示

 

"Es vergeht kaum eine OP ohne affige Anspielungen auf Sex"  幾乎每個手術房都免不了涉及淫穢的性暗示

手術房？只有男人才進得去。一旦女性做了媽媽，就會被視為低人一等。五位受害者講述德國醫院上司如何欺壓下屬。

作者：Anant Agarwala, Hanna Grabbe 和Hannah Scherkamp

22. Juli 2025

《時代周報》近來刊登了篇神經外科醫師 Kara Krajewski的報導。一位放棄開刀手術的頂尖醫師。不是自願的。她說：「我是被迫放棄的。」因為她當了媽媽，而又無法忍受差異對待。接下來有無數的讀者站了出來，她們都有類似的經歷：濫用職權、性別歧視、無所不能的主任醫師。我們訪問了其中五位。

「在德國的醫院裡，單單把工作做好是沒多大幫助的」 – Simone Ballauf*, 外科主治醫師

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主治醫師，但我從來不知道隔天是否輪到我做手術。手術室名單只在前一天晚上寄出。所以根本無法事先提出抗議，僅僅每週一次我被安排到做手術，或是根本沒有機會。這樣一來，我每天都在想：也許明天會輪到我，但大多數時候根本輪不到我。

在德國的醫院裡，單單把工作做好是沒多大幫助的。我曾在國外的醫院工作多年，那裏的條件完全不同。在國外，只要有能力，就會獲得晉升，而不是因為唯命是從。在德國的醫院，我曾經歷過一位同事因為在巡房時詢問手術指證就立馬遭到手術室名單的除名。只爲了一個簡單的詢問。接下來，她就被迫離開手術室好幾個星期。這就是權力的運作方式。

權力運作針對的是那些不順應這個體系的人。這些人不光是女性，但女性卻佔大多數。尤其是當上司因為有約出外晚餐，或是有讓他在醫院管理層面前討賞的特殊任務，突然打電話來的時候，而那些不準備丟下朋友和家人，不配合上司的人。也剛好就是那些會提出關鍵問題的人。就像我，我是上司最愛的反向性格。意思是我平常很少會被指派到手術任務，頂多充任為幫手。當我提出手術操刀的願望時，他們會說「當然，我們會讓妳做，沒問題。」然後 - 什麼都沒有發生。

「手術室是個神聖的地方 – 一旦進去了，就成了上司核心的圈內人。」- Simone Ballauf

身為主治醫師，我一直希望情況會好轉。但其實不然。手術室是個神聖的地方 – 一旦進去了，就成了上司核心的圈內人，可以和上司一起喝意式特濃咖啡，而且只說老闆愛聽的話。這類同事無時無刻都在手術房，即使手術過程中有很多併發症。而我則是「刁難型」的人，因為我有時會質疑手術是否合理。最糟糕的是，如果有人做得不好，幾乎無法證明。因為向外界宣佈外科醫師沒錯，而是病人病入膏肓簡直是太容易了。受害者及其親屬毫無他選，只能聽信 – 而任何在醫院內部提出相關問題的人都會惹麻煩。

有一次我和女同事一起抗議，因為一位年輕的男同事當專科醫師不到一年就被任命為主治醫師。在那之前，大家都說，資格認證或至少拿到博士學位是擔任主治醫師的先決條件。當我對此表達不滿時，就被説成是在欺負這位男同事。自此以後，我的許多其他同事都陸續離開了，或是擔任遠低於他們實際能力水準的工作。

我留下來了 – 主要是為了病人。我與醫院其他部門緊密合作。其他部門則對我極爲讚賞。因為他們知道 我關心他們。我走長路、自己打電話，必要時我會親自推病床。我們醫生應該為人工作，而不是只為了升遷。

在手術室裏，男人只喜歡待在自己的男人堆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為獲准開刀而奮鬥" – Mareike Fender*, 外科主治醫生

至今手術室仍然是男人堆的聖地。至少這是我的印象。光是談話内容就令人不堪：幾乎沒有一個手術室能避開愚蠢話題的討論：性或陰莖。為了不讓人看成是老處女，我常常一笑置之。我也不想做個「掃興鬼」，所以我勸自己看開些。回想起來，我對自己反應尷尬至極。許多年輕的女醫師認為這些談話内容再正常不過，簡直太瘋狂了。

Von 内捲 sollten Sie schon mal gehört haben 聽過内捲吧？

 

不僅是訪客，各家公司也擠入上海車展的密集人潮。攝影: REUTERS

Von 内捲 sollten Sie schon mal gehört haben 聽過内捲吧？

中國正以瘋狂的速度努力發展。然而，在許多領域中，卻感覺不到有任何進步。原因如下:

作者：Herbert Diess（譯者：赫伯特·迪斯生於1958年10月24日，是一位德裔奧地利企業高管，赫伯特·迪斯曾於博世、寶馬汽車、福斯集團等公司任職。

06.07.2025

中國人用「内捲」來形容中國目前許多產業的現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中，這個詞描述了一種內部緊縮、倒退以及不斷提高效率卻無法改善結果的情況。儘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進步或經濟進步仍未達到以往的水準。

這個現象在中國的汽車產業中可見一斑，同時在國際上也被確認。競爭日趨激烈，為了說服客戶購買，價錢的降幅越來越大。為了在這場 「老鼠競賽 」中生存下去，管理者、員工和供應商日益賣力。

最近，中國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因為即使是領先的製造商（而非最弱小的製造商）準備將供應商的付款期限延長至六個月，有的甚至更長。他們生產了汽車，希望車賣出的六個月後再支付汽車生產時用上的零件。現在政府的建議是：兩個月後付款。

領先企業的資本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比亞迪才剛募集到約 60 億美元的新資本，如今很可能計劃再次發行金額相近的股票。在這場競爭中，市場領先者所強加的削價傾銷的措施正加速整體下滑的趨勢。

這種做法只能被理解為讓同業競爭屈服。畢竟，公司本身的估值自然也受到利潤率長期下滑的影響。近幾個月來，比亞迪的市值下跌了約 25%。

曾經是「把汽車驅動力轉向電動車的大贏家」，如今被越來越多人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還把比亞迪視爲「最終未能成功的成長故事」佳例。

每個人都該享有工作人權 Es braucht ein Recht auf Arbeit – für alle

 

每個人都該享有工作人權 Es braucht ein Recht auf Arbeit – für alle

公民金的議題（Bürgergeld）可能會導致聯盟內部的爭議。但有一件事可以讓德國執政黨團結起來：人人恆有一份工作。

作者：Anna Mayr

2. Juli 2025

與去年相比，德國的失業率本月份上升了 0.4%。有「經濟疲弱的跡象」，聯邦勞工局局長 Andrea Nahles 表示。這也是社民黨與基民盟舉行聯合委員會會議時的普遍心態。可以肯定的是，公民金的問題會成爲議題。同樣可以確定的是，會議完後不會有任何革命性的消息。

到目前為止，政府只成立了一個福利國家委員會，為如何舒緩公民基本收入的問題提出新建議。可能會出籠制裁不積極找工作的人的措施。或為就業中心增加人手。或增加呈交新報告的義務，以加強官僚管理。然而真正的改變才是我們迫切需要看到的。

意識形態的共通點

政府並非毫無法子。事實上，基民盟和社民黨在某個領域裏可以在意識形態上通力合作。在相關失業問題的激辯中，有個新焦點才真可謂創舉：享有工作的權利。而且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例如，基民盟秘書長 Carsten Linnemann 競選期間表示贊成增加「社會職工」，讓人們有機會「感受到自己被需要，並持續融入社會」。

工作權載於《人權憲章》，但未載於《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德國基本法》保證擁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同時防止強迫勞動。所以在德國不能強迫任何人工作 – 這就是為什麼施威林市（Schwerin）近來不得不取消針對領取公民金和尋求庇護者的「強制工作」計畫。

一般人都想要工作

對公民金領取者的進行研究的人員一再強調，大多數公民金領取者其實都想擁有一份工作。不難理解，對大多數人來說，日復一日地獨自窩在家中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

工作自然地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賦予自信心。許多就業人把失業看成永恆的年假。但是如果年假持續下去，那就一點也不輕鬆了。假期之所以美好，在於假期是一年之中的例外，一個特別的期段。或者說：只有當人真的有份工作時，才會因為不必工作而感到高興。

聯盟協議涵括了許多讓失業者重返崗位的構想。甚至包括更多的制裁。增加就業中心人員僱用。延長通勤時間（三小時單向通勤應該不成問題）。但所有這一切都可能成效不彰。原因很簡單，因為只有工作才有助於避免失業。

工作人權會改變什麼

Alfred Brendel: Ein letzter Ton 布倫德爾的最後一個音符

 

七十年代在倫敦皇家音樂節音樂廳演出的布倫德爾© Neil Libbert/​Getty Images

Alfred Brendel: Ein letzter Ton 布倫德爾的最後一個音符

布倫德爾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和作家。如今他走了。一篇告別文

作者：Alexander Cammann

18. Juni 2025

最後的音符是一個細膩的雙重音符 A（la），輕輕地融入本來就輕柔無比的最後一個和弦。這個漸漸消失的音符在寬闊的愛樂廳中迴盪，無窮無盡的幾秒鐘，有點俏皮，有點洞悉人間，帶著微笑的憂鬱，但在更高的意義上幾乎是開濶的，甚至是開放的。這是一位神話似的鋼琴家職業生涯中最後在柏林留下的音符：2008 年，布倫德爾在他的全球告別巡迴中也來到柏林愛樂廳（這次巡迴終站是維也納），2,500 位聽眾可能都在思索他最後的安可曲是什麼，無論如何，他的選擇肯定聰明無比，這位藝術家一向若是。安可曲是李斯特 (Franz Liszt) 的作品《Au lac de Wallenstadt》，選自他的週期曲《Années de pèlerinage》，在瑞士湖畔的夕陽下滑行。這首曲子簡短、並不特別著名，卻立即令人陶醉，真是令人非常驚訝、自然又非常巧妙的選擇 – 可能大多數觀眾聽到最後的告別音符時，眼中都噙滿了淚水。

布倫德爾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他改變了鋼琴演奏、曲目和聽眾。2025年6 月 17 日，他在自己的故鄉倫敦離世，享年 94 歲。從他結束職業生涯到逝世的這段時間裡，布倫德爾一直在做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寫作、教學、談論音樂，以及深入參與所有的藝術活動。

生於 1931 年，在克羅埃西亞的首都札格瑞布長大，六歲他上了第一堂鋼琴課，之後全家搬到奧地利格拉茨。後來在瑞士，他被傳奇鋼琴家 埃德溫·費雪(Edwin Fischer) 收爲學生，雖然這並不見得全是福氣：布倫德爾從未錄製過巴赫的《平均律鍵盤曲》（Well-Tempered Clavier），也就是那部備受推崇的鋼琴文學「舊約」（相對於貝多芬的 32 首奏鳴曲，布倫德爾曾多次循環性地投入「新約」）。他表示，費雪的傳奇性巴哈錄音 阻卻了他的脚步。

布倫德爾的國際職業生涯一步步展開，這段職業生涯想當然耳演出邀約不斷，直到1970 年代，他的名字終於不再僅僅流傳於維也納的內幕小道，且已然成為著名權威。他的名氣主要歸功於他對舒伯特鋼琴作品的深刻詮釋，他將這些作品從貝多芬的陰影中解放出來，並在音樂廳中詮釋為一篇篇傑作。本是枯燥乏味的海頓奏鳴曲透過布倫德爾的演奏時而閃爍，時而如夢如幻。他也重新發現了李斯特晚期的作品：憂鬱、孤獨的鋼琴曲目，這些作品在走向 20 世紀不遵循傳統調性體系的無調音樂的路上 - 布倫德爾以徹底現代化的方式對這些作品作出了詮釋。

與俄羅斯大師 Emil Gilels 或 Sviatoslav Richter 等人不同的是，他的演奏毫無英雄氣概或巨人風範。他從來不是鍵盤上的雷擊手。相反地，布倫德爾能潛行入樂加以思考，他的音色有點太過了似地微妙地展現。這個特點讓他在人心中贏得了「不憑直覺而總是控制和用腦來演奏」的名聲。在談話中，他一言以蔽之：「當人們稱我為音樂家的知識人時，我感到很困擾。對我來說，音樂始於感覺，終於感覺，而心靈載負了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過濾器」。

沒有一場非贏不可的戰爭 Ich habe keinen Krieg zu gewinnen

 

在 Altengrabow 軍事訓練區進行射擊訓練
©[M] ZEIT ONLINE, 攝影: Ronny Hartmann/AFP/Getty Images

沒有一場非贏不可的戰爭Ich habe keinen Krieg zu gewinnen

你會願意上戰場打仗嗎？這一代人經常面對這個問題。然而我們接受的是和平教育 – 那為什麼我們不堅持和平呢，特別是現在？

作者：Özge İnan

23. März 2025

一個年輕男孩站在一所學校的自助餐廳裡，他對面是一位身穿美國陸軍制服的年輕女子，在他們之間的桌上放著印有軍隊標誌的促銷禮品。似乎是一次招兵活動。「好吧，希望你們會贏，」少年說。「你不是美國人嗎？」女兵親切地問。「所以你是站在我們這邊的？」男孩皺起眉頭，露出有點困惑的少年笑容。他邊轉身邊説，顯然心思早已經飛揚：「這場戲與我無關。」

這位少年在 TikTok 上自稱 Rein Beach，除此之外他的頻道大多談論同性戀和流行文化。不過，他與女兵只有幾秒鐘的影片，卻是他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將近六百萬的 TikTok 用戶都看了這個短片。其中之一就是我。

我剛聽說德國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即使烏克蘭人拒絕從軍且害怕被軍隊徵召，還是可以被引渡回國。法院説是以德國法律為據，假設德國受到違反國際法的攻擊。那麼，德國人將被迫拿起武器就「並非不可想像」了。即使德國基本法第 4 條另有規定。

這不是一篇關於戰爭的文章。探討的是不得不上戰場的景況。當一個年輕人知道「讓我置身事外」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個選項時，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它會對我產生什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