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30

中國!妳好硬啊!

發展是硬道理!
和諧是硬規則!

先是盲流
繼而「瘋流」!


中國沒有知識人的良知!如同共產黨提攜紅高棉政權的諄諄教誨:「先處理知識分子!」

知識人的命運不是像劉曉波一樣入大獄、就是像李洱、余秋雨一樣成了小犬儒!剩下的零散地流亡海外

載負國家興亡匹夫之責的知識人被殲滅了!所以一個密不透風黨的網淩駕一切 ,掐住人民的脖子– 符合胡錦濤指令:『黨的利益至上!』

社會有冤情、社會有怨恨?只有兩條路:死吧!或瘋了!


祖國的小花,若「死吧」、「瘋了」終究是你長大以後的結局 – 那,也可無不可地就地夭折吧!2010年5月17日《明鏡周刊》文章



名為:「祖國的小花 Blümchen des Vaterlands」


作者: Andreas Lorenz


經過一系列的學校攻擊和兒童綁架波浪,共產黨面臨沉重壓力。


醫生鄭民生(Zheng Minsheng),42歲,辭去工作,因為他跟同事處不來。他的女朋友不願意嫁給他。於是,他找上最軟弱的無助者復仇。在中國東南部的南平市,3月23日他在一所小學前殺死 8名兒童,炸傷 5人。


商人吳煥明(Wu Huanming),48歲,要討囘他的房子,那裏現在是一所私人幼稚園。幼教老師和她的幼童數周前才剛遷進這裡。吳手提菜刀,揮刀攻擊七個孩子,同時殺死園長和她的母親。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系列險惡校園屠殺的開端和暫時中止。短短數週之內,六名男子襲擊幼稚園和小學,他們濫殺無辜造成約 20人死亡,傷至90人,其中部分傷勢嚴重。


瘋狂的屠殺行爲震驚中國。社會不禁問到 – 中國民族的精神狀態、人民生命的價值和領導者認知並且化解社會衝突的能力。


共產黨爲了合理化它的政權,允諾人民以社會穩定,保證人民以「和諧社會」。然而,孩子們顯然不是他們能夠保護的對象。他們的合法性面臨質疑。共產黨對此事件的重視從上週可以看出端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承諾,政府將化解「社會張力」導致的暴力浪潮。


許知遠在2010年4月18日的亞洲周刊心慟書寫「夭折的未來」


中國處於這樣一個劇烈轉型的時刻,誰都清楚這樣規模的變化是多麼難以駕馭,它必然問題重重。但是,今日中國最令人憂慮的不是這些問題本身,而是問題意識的廣泛消失,整個國家正在陷入道德上的麻痺症。或許因為生活在醜陋與不公之中太長久,或許這四處泛濫的信息讓人無法消化,人們對此失去了敏感。而政府則鼓勵這種麻痺,明明整個社會已經潰敗,它卻四處大談「和諧社會」,它不面對問題,只迴避問題。它也防止一切追問。在福建南平的小學生被殺的事件中,當地政府拒絕記者採訪,制止自發的悼念活動,他們擔心這會影響一個「和諧的社會」。一些官員則發明了種種說法,來為這種道德麻痺而辯護,它們聽起來像是奧威爾的「新語言」。


在一場造成一百零八人死亡的礦難中,龍煤集團鶴崗分公司黨委宣傳部長張金光說:「這裏我們應當看到一個主流的東西,五百二十八人有四百二十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離了那個可怕的現場,這應該是主流。」在南方,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對著聚集上訪、患了肺塵病的工人說:「這是歷史的欠賬,是發展的必然代價。」


這是今日中國的「新共識」——一切問題都不是主流現象,所有的災難都是不可避免的代價,追問則顯得荒唐又不合時宜,不僅政府要竭力制止,公眾也很快忘卻。當山西的疫苗問題被傑出的記者王克勤揭露時,很多人意識到他們很久沒有關於「三聚氰胺的奶粉」的新聞了,人們很快也會忘記了山西疫苗的事。倘若沒有機構的力量,一時的憤怒很難轉化成真正行動。人們也會很快忘記南平的慘案——畢竟遇刺的學生不是「主流」,於是街市依舊太平。


而中國這個「未來的超級大國」,正是建立在這普遍的麻痺與遺忘之上的。而這些孩子們的生命,則像是另一個隱喻——我們是一個「自我摧毀」式的國家。這個國家喜歡談論未來,它要在二零二零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要在二零四零年實現民主。而孩子們經常被說成是未來的主人翁與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但這些「未來」尚未成長,就劫難重重……■


BBC中文網2010年5月29日的報導中國精神病患者過億重症者逾千萬


中國《瞭望》新聞周刊周六(5月29日)報道說,依照國際有關健康狀況以及各類疾病的衡量標準,精神疾患在中國疾病中排名首位,已超過心腦血管、呼吸系統和惡性腫瘤等疾患。


報導說,中國精神疾病數量約佔全部疾病數量的五分之一,而且預計這一比率到2020年將升至四分之一。


《瞭望》周刊指出,面對如此龐大的精神疾患數量,中國社會在救助、監管方面普遍不利,不但使精神疾病患者深受其苦,也導致精神疾患頻繁出現發病肇事、危害社會的行為。


據《瞭望》介紹,在上周三(5月19日)至本周三(26日)短短一周內,中國就連續發生多起精神病患者行兇殺人事件,其中包括殺死自己的親人。


據有關專家分析,中國精神疾患狀況達到如此嚴重程度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精神衛生法規不健全,使精神疾患人員合法權益的保護受到嚴重影響,精神疾患人員在治療、求醫、就業、救濟等方面遭受歧視。其次是防治體系薄弱,專業機構及人員嚴重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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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3億人口,而精神病患者超過一億 - 那麽說,每13個人當中就有一名精神病患?

1 則留言:

  1. 假如我孤獨的靈魂世界還有一個魅影幢幢,那一定是許知遠的靈魂!

    如何呼喚中國的知識人?

    焦躁的心 .許知遠

    從五四到六四,知識分子總面臨這種困境:捲入社會的變革,或守住自己的園地?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一八九八年,王照對康有為說,只有多建現代學堂,教育基礎與風氣逐漸改變,才能建立一個新的政體。正急於全面變法的康有為沒這個耐心——國家都要被瓜分了,等不及這慢辦法。二十二年後,當王照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中國沒有獲得拯救,也沒消亡,但教育還是一團糟,孩子們還是沒有足的學堂。

    這樣的對話,後來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從五四到六四,知識分子似乎總是面臨著這種困境:是捲入社會的變革,還是守住自己的園地?「救亡與蒙」,李澤厚這樣歸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兩種力量。起初總是康有為壓倒王照,事後又總是發出王照式的感慨。

    在很多方面,它可以理解。近代中國的轉型太過艱巨與複雜,中國從未形成多元社會,政治支配一切領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於政治體制,而外辱又不斷湧來。但另一方面,它也與變革者(他們絕大部分是知識精英)的功利主義態度相關,人們總希望能「畢其功於一役」,一次徹底的改革、一種主義、一場革命,能解所有問題;同時,這些變革者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覺醒與自我探詢,他們心中被宏大的國家、民族、價值、危亡這樣的詞佔據著,很少追問救亡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這又與他們的內心有什麼聯繫?當這種追問缺席時,他們就很難客觀的評估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們可能高估形勢的嚴重性、高估自己的個人能力,被一種悲壯的理想所驅使;也很可能深感無力,認定所有的改變都是虛妄的,滑入逃避主義的泥淖。

    因為缺乏內在價值觀,人們也容易在理想與幻滅中反覆搖擺。這種情緒也傳染了一代代青年,他們被口號與綱領鼓舞,卻很少建立內在的自我。由於沒有內在的自我,人就經常被動的響應外部變化,變成徹底的功利主義者、實用主義者。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民國年間感慨,中國的留學生都要學習政治、商業與科學,覺得它們能「救國」,但結果學問沒做好,國也未見得救成。而另一位歷史學家余英時在回顧二十世紀文化界意識越來越激進時,發現學術的荒蕪,促生了思想的荒蕪,思想的荒蕪又進一步激發了行動的激進。

    距離王照與康有為的對話已經一百一十年了,中國不再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但烈的絕望感以另一種方式到來。人們一方面接受了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的成就不加節制的讚嘆;另一方面則陷入了深深的沮喪,政治、道德、文化、環境、甚至經濟上的全面失敗感,正裹挾著整個社會。黑白已然顛倒、是非早已不分、貧富懸殊的差距、社會心理的弱肉食、官僚機構的傲慢與無能﹑個人機會的迅速縮減,教育的徹底失敗……

    人人感覺到自己陷入日深的壓抑。人人覺得急需變革,人人又深感無力——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這麼糾纏的問題、這麼令人恐懼的權力,該如何開始?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康有為式的雄心,一百多年來,知識分子的地位日趨邊緣化,除了為權力唱讚歌時,他們再沒機會靠近權力中心,推動自上而下變革。權力失去了,但內在的信念卻也沒產生。大多數知識分子淪為功利主義的俘虜,他們或者投入國家主義、或者透入大眾的懷抱,用自己的知識分一杯羹,乾脆放棄對自我價值的尋找。另一部分堅持批評態度的人則發現,他們要不斷面對公眾的追問——你有什麼方案嗎?它的潛台詞是,倘若你沒有解問題的明確方法,最好閉嘴。

    但中國社會真正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許諾救治種種社會疾病。對這種新方案的期待,也暗示著我們每一個人對個人責任的排斥,拒絕使用自己的頭腦與雙手,總希望某種抽象的社會力量來解決問題。

    一個個越來越明確的現實是,沒人能短期改變中國政治現狀,甚至在很長時間裏,政府仍緊緊把握權力,不斷製造腐敗與不公,壓制質疑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去做一個看透一切的犬儒主義者﹑一個不擇手段的成功者,還是隨波逐流,一面私下抱怨,一面放棄個人努力?中國的糟糕狀況,既是來自於政治制度,也同樣來自於每個人對自我責任的推卸。商人、教師、演員、記者、教授、工程師、修路工,每個人都不滿意自己的角色,拒絕承擔對應的責任,每個環節都開始鬆懈。一個教師不認真對待學生,一個報紙編輯著迷於低級的報道,一個醫生見死不救,一名警察毆打上訪者,一名教授公然的說謊,一名地產商偷工減料……他們導致了更多的社會災難,也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難說,這僅僅是制度造成的,這也是他們個人的失敗。宣稱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時也是加害者。

    我們的社會正亟待重建,它需要多種多樣的力量。從興建一所學校到拒絕說謊,從善待員工到聲援被拆遷戶,從公正的新聞報道到簽署一份聲明到……我們要不斷提醒自己,做這些事情,是因為它值得去做,它符合我們內心的主張,而不是它會立刻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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